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報告（三）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接前文）

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流程

活摘器官成為「肉體上消滅」政策的直接執行手段

在1999年迫害法輪功開始時，為配合江澤民和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政策：「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法輪功被中共媒體鋪天蓋地的謊言抹黑、妖魔化，學員遭到肆意綁架、關押和殘害。江氏下達的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更將迫害推向了歇斯底里化。在中共的監獄、勞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和洗腦班裏，不願放棄「真善忍」信仰的法輪功學員，遭到了令人髮指的精神摧殘和酷刑折磨、受到殘忍下流的性侵犯、被用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殘害。雖然中共至今還沒有公開對法輪功學員判處死刑，可據明慧網通過民間渠道的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三千二百六十三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得以證實。活體摘取器官就是對江澤民之「肉體上消滅」政策的直接執行手段。

從這個政策延伸出來的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這成為了一些警察對付堅定的法輪功學員的口頭禪。所以不管多少法輪功學員在非法關押期間被折磨致死（到2009年，明慧網收集到的有名有姓的就有3300多例，實際數字會高得多），中共從來不懲罰肇事的警察，反而樹立成反法輪功標兵，升官加爵。

活摘器官從江澤民和中共中央下達的密令、文件送達各大軍區開始，軍隊成為中國活體割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移植管理系統的核心和總負責機構。軍隊、衛生部、六一零、警察、看守所、監獄系統配合，將法輪功學員在全國範圍內抽血、註冊、電腦管理，作為統一的活人器官庫，統一關押、分配、調度、運輸、活摘、焚屍滅 跡。

2006年，瀋陽軍區後勤部下屬的一名老軍醫披露：中共中央同意將法輪功作為階級敵人進行任何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處理手段，無須上報！也就是說法輪功如同中國許多的重刑犯一樣不再是人，而是產品原料，成為商品。

階級敵人，是中共毛澤東時代的一個常用政治術語，指階級鬥爭中處於敵對關係、敵對狀態的人和政治－社會集團。被稱為階級敵人的人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主要對像，這些人被規定為專政對像，成為所有政治運動的靶子。他們是所有基層單位、街道治保工作的重點控制對像，沒有自由活動、通信、交往的權利，必須經常向管理者彙報其行動和去向。對他們可以不經批准就採取隔離、搜查等措施。他們是制度化的被統治階級、人民公敵。只要不屬於人民範疇就沒有公民地位，沒有政治權利就沒有法律權利──甚至連屬於法律底線的人身、尊嚴、住宅、通信權利都不受保護，更談不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了。所有這些，隨時可以以革命（階級鬥爭）的名義實施剝奪。

階級敵人被中共輿論工具指為仇恨人民、心狠手辣、危險異常的惡魔。對他們不適用人道主義的原則，不管怎樣嚴厲殘酷都沒有錯。無論人們對階級敵人有無直接經驗，都被調動起仇恨。在對危險的恐懼中，人們只能尋求無產階級專政的庇護，並轉移人們對現實生活的物質匱乏的注意力。人類怯懦、僥倖的心理缺陷因此得到了安慰、滿足（「至少現在我還是安全的」）：他們一邊用攻擊戴上階級敵人帽子者來證明自己劃清了界限，保障自己的安全，一邊更加無條件認同現存體制，到了不惜踐踏理性（比如人道底線）的地步。

這種用法導致的嚴重後果是，讓具體的個人（生命個體）承擔抽象的階級的罪惡，使所有攻擊者因此獲得了最正當的理由，棄絕了罪惡感（沒有個人責任）而無所不用其極。

中共早已經把法輪功作為階級敵人，也就是最嚴厲打擊的對像，也就是重刑犯。所謂的瀋陽蘇家屯地區的醫院僅僅是全國36個類似集中營的一部份，目前的法輪功基本上還是在監獄、勞改營、看守所較多，只有需要的時候才大規模調動。2006年時，全國最大的關押法輪功的地區主要是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僅在吉林九台地區的中國第五大法輪功集中關押地就有超過1.4萬人被集中關押。

瀋陽軍區後勤部下屬的老軍醫接觸的資料中，中國最大的法輪功關押地在吉林，只有代號是672-S，關押人數超過12萬，集中了很多的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重刑犯，各種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詳。他曾經目擊從天津向吉林地區的轉移列車，一次專列轉移超過7000多人，全副武裝，夜間進行。所有的人都被銬在專門的扶手上像被吊起來的白條雞一樣。

在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體系中的成員眼中，這些被進行器官移植的人員已經不被作為人類看待，而是如牲畜一樣的動物，做一例，兩例或者還心有餘悸，但是一旦經過幾千幾萬例的過程後，一切都被改變，活體移植、活人焚燒都變得麻木。

活摘器官作為政績受江系集團鼓勵

江澤民曾一度獨攬大權，曾同時擔任中共總書記、中共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在持續13年的針對法輪功的迫害中，軍隊是迫害的重要一環。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出現在中南海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前，向當局和平請願。史稱「4﹒25」。當天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張萬年接到黨魁兼軍委主席江澤民的指示，要求全軍特別是北京地區軍隊和武警部隊反對法輪功的工作進行緊急動員部署。按照張萬年的指示，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立即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全軍迅速行動起來，查清軍人及其家屬子女、離退休老幹部參加法輪功及其他類似組織的情況，並在全軍範圍內進行無神論洗腦式宣傳。其間，張萬年多次給總政治部主任於永波打電話或當面指示，要求有關部門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徹底清除軍隊內部的「法輪功」。

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開宣布鎮壓法輪功的幾天後，總政治部即下發文件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在反法輪功的鬥爭中「深入進行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無神論教育」，引導官兵認清「同法輪功的鬥爭，是捍衛共產黨人的根本信仰，捍衛共產黨的領導」。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作為軍隊系統的理論研究機構，其撰寫的反法輪功文章獲得中宣部獎，該文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此外，總政治部還通過編寫材料、錄製大批音像，召開各種反法輪功會議，人人過關等形式進行迫害。開除法輪功學員軍籍或強迫復員轉業；本人及親屬修煉法輪功的不准入伍、不准讀軍校。這項規定從2001年正式實施到2011年還在強調執行。對堅持信仰的高級軍官則由軍事法庭判處徒刑。

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六年五月份，中共中央軍委開過六次「處理涉外宗教問題」專門性會議，主要就是針對法輪功。以中共軍隊後勤部為首的軍隊系統層層開動，開始按照軍委主席江澤民的意願活摘器官，達到其「肉體上消滅」的迫害目的，而販賣器官這種一本萬利的買賣又成了一條被江澤民默許而鼓勵的軍隊生財之路。

1999年4月25日之後，妒嫉心極重而又心胸狹窄的江澤民決心置法輪功於死地而後快，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七人中除江一人外，其他六人都反對鎮壓。於是江找到了時任成都軍區司令員、黨委副書記的廖錫龍，要廖助它一臂之力迫害法輪功。廖口頭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北京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廖當然知道，江澤民找到了自己辦事，這絕對是一個往上爬的好機會，一定要抓住這難得的機遇。於是廖錫龍就夥同成都軍區情報處秘密編造假情報，給中共中央報告說，成都軍區情報處從法輪功的郵箱裏獲取了法輪功搞政治、要推翻共產黨的郵件。江澤民拿著這個報告如獲至寶，便要挾政治局常委其他人員，逼著全體政治局常委表態同意鎮壓法輪功。

廖錫龍不僅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暴力機器的驅動器，而且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急先鋒。99年7月20日之後，廖錫龍命令成都軍區各大部及有關單位，「嚴密掌握敵情」，每天24小時嚴密監控法輪功學員，並大肆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有的被長期關押，有的被逼迫退役，有的被開除，強迫學員轉化。廖錫龍由於執行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邪惡政策不遺餘力，很受江的賞識，便在2002年被江提升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2003年再次成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提升廖錫龍為總後勤部部長，目的是利用廖錫龍的才幹和揣摩上級意圖並服從，加上對法輪功的仇視，讓其主管活摘器官的運作，把活摘器官產業化、軍事化，當作一場戰爭來指揮。總後勤部在中共軍隊中管錢管物，是軍隊中最直接接觸利益的部門。軍隊醫院直接歸總後勤部管轄，軍隊的醫療改革自然也是他們謀利的重要陣地。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軍隊醫院開始對社會實行有償服務，在對外有償服務方面，軍隊醫院客觀上追求的不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利潤最大化」。早在一九八九年，軍隊醫院就開始不願意接收軍人住院，醫院為了利益必須算出需收多少地方病人（非軍人病員），才能賺夠醫院要求的數額，之後才考慮接收軍隊病員的人數。軍隊醫院早已將「為兵服務」這一宗旨改為「為官服務」、「為人民幣服務」。

解放軍452醫院位於四川，2000年，醫院設備陳舊、醫生缺編、外債近千萬，被稱為鄉鎮醫院，2002年，院長張聰與一名地方企業家簽訂協議，由私人投資800萬元，與醫院共同經營腎移植科。共同經營期間，企業家每年給醫院交120萬元，並無償為部隊服務。結果452醫院完成331例腎移植手術，腎移植例數居四川全省之最。2007年，醫院在創收近700萬元後，以400萬元價格收回企業家投資的全部設施設備和經營權，452醫院的這一做法，在全軍衛勤系統引發關注，軍內一些醫院紛紛效仿。

軍隊醫院看到移植潛在的巨大利益，於是大肆推廣移植，靠著地方醫院不具備的大量供體來源，取得了地方不具備的移植優勢。如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記者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聯繫北京清華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玉泉醫院腎移植中心主任李宏輝，他表示，由於四川成都的供體來源多所以被調派到當地部隊醫院支援。在空軍成都醫院具有二十二年資歷的許主任（亞宏）說，他本人主刀的就有五百多例腎移植，這兩三年平均每年一百多例。他直接在電話上告訴記者，該醫院使用法輪功學員的腎臟。

解放軍總醫院肝膽外科主任董家鴻接受新華網採訪時就算了一筆帳，肝癌患者如果做肝切除的話，三甲的省立醫院，一個肝癌平均下來在2-3萬人民幣。而肝移植就是10倍的價錢。肝移植差不多在20萬。排異藥物對每一個移植病人來說，需要終身服用，一年五萬到十萬之間。移植手術不只是意味著巨大的手術利潤，患者終身需要服用的排異藥物（免疫抑制劑）給醫院帶來綿綿不斷的巨大收入，如同一筆活的定期存款，每年都送利息。

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認為2005年就進行了近萬例腎移植、近 4000例肝移植，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峰，這一年就有2萬例。而1999年全國僅有4000多例腎移植，肝移植數字近乎於0.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的費用表中開價是腎移植6萬多美元（約合40多萬人民幣），肝移植10萬美元（約合70萬人民幣），肺和心臟器官更貴，要15萬美元以上。而按照業內器官價格佔總費用的50%和石炳毅提出的縮水數字估算，僅2005年來自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給軍隊帶來的純利為近5.6億美元，近45億人民幣。而實際的活摘器官數字，即在中國軍事設施和軍隊醫院所進行的地下非公開的器官移植數量要比公開的要多幾倍。這其中還沒有計算從藥品、手術費、護理費、住院費和其它來源的營利。中國與世界上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網，中國是國際活體器官交易的中心，幾乎在2000年以後一直佔世界活體器官移植總數的85%以上，該數據是軍委上報資料的一部份，幾個人因此升為將軍，原因就是該領域的所謂「成績」，其中一人就是總後勤部政委孫大發。

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任總後勤部政委的孫大發，1999年1月後任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2001年被江澤民提升為中將，2003年8月後任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2005年1月任南京軍區副政委、紀委書記，2005年7月任總後勤部政委，官運又連升兩級。孫大發剛上任，便面對蘇家屯集中營曝光事件，他因在瀋陽軍區主管活摘器官，被推到了中共掩蓋真相的前台，他向全國各地方相關軍事機構轉發了在北京秘密結束的一個會議精神，要求「針對特別軍事監管管理區（即集中營）問題的資訊大量外泄」問題，「進一步封閉法輪功的資訊管道，強化保密體系，並重申對洩密行為的嚴厲處罰。」

中共軍隊系統醫院開展了超常量的器官移植（很多醫院器官移植中心短短幾年即可達數千例），中央軍委直屬部隊醫院、七大軍區總醫院和所有的軍醫大學附屬醫院無一例外的參與了器官移植。許多不符合移植手術條件的軍隊序號醫院和武警醫院都大力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器官移植的數量巨大。異常短暫的等候時間（第二軍醫大學附屬上海長征醫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意味著軍隊醫院系統隨時有大批的備用供體。而多所武警醫院供體來源充足，其本系統負責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看守所、勞教所和監獄的武警及其醫院涉嫌用法輪功學員作活體器官供體庫，為軍隊醫院的器官移植提供「來源充足」的供體。鑑於軍隊系統自成系統的特殊性，一條龍的黑箱操作掩蓋著軍隊醫院系統全面參與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本報告涉及的僅僅是冰山的一角。

在非軍事系統裏，迫害法輪功關係到官員的政治生命。為了推行其迫害政策，同時解決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具體問題，1999年8月10日至15日，江澤民借開會之機來到了遼寧。此前江澤民是很少「巡視」到東北的。中共媒體報導稱是要在瀋陽召開「東北和華北地區八省市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但據薄熙來最信任的司機王某某披露，江澤民非常明確地對薄熙來表示：「你對待法輪功應表現強硬，才能有上升的資本。」當谷開來聽說這事時，馬上給薄熙來出主意，大連只有在迫害法輪功方面「脫穎而出」，薄熙來才能「鶴立雞群」，獲得晉升的機會。

於是，薄熙來馬上加大力度迫害大連的法輪功學員，與此同時，在江澤民的批示撥款下，薄熙來擴建了很多監獄，全國各地無處遣送的法輪功學員都被運到了大連，包括後來薄熙來就任省長的中國遼寧省。

大連很快成為全國迫害法輪功的急先鋒。據明慧網報導，1999年秋，為了阻止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薄熙來下令在火車、汽車站入口處的地上，貼上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大幅照片，上車、下車的人都必須踩在照片的頭上才能通過，凡是不願踩的，就被當成是法輪功學員，就地直接抓捕到派出所。薄熙來利用這個辦法抓捕了很多人。薄熙來下令遼寧所有勞教所、監獄，「集中全部力量轉化法輪功」。

就在法輪功學員的血淚基礎上，一直官運不順的薄熙來開始青雲直上。1999年江巡視後不久，薄被提拔進了遼寧省省委，2000至2001年期間薄當上了遼寧省委副書記、代省長，2002年成為省長。薄熙來一當上遼寧省代省長，就下令新建擴建了瀋陽馬三家勞教所、龍山教養院、沈新勞教所等，讓遼寧省成了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谷開來、薄熙來就是中共活摘器官最初的主謀之一。薄熙來選擇突破人類道德底線，在地方率先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並被法輪功海外起訴而且被判有罪之後，江澤民把薄熙來看成了江派在18大後政變後的權力接班人。

販賣法輪功學員器官、屍體獲利巨大，再加上殘害法輪功學員被薄、谷夫婦在大連及遼寧省定為「廢物利用」，同時有江澤民親自承諾「打死法輪功學員算白死」不追究的免責保護，活摘器官及販賣屍體成為大連最賺錢行業。

當年從大連和瀋陽市及遼寧省委省政府高層，特別是遼寧省（主要是大連和瀋陽市）衛生廳、軍警、公安和醫療系統及黑道中介等共同參與其中。薄熙來、谷開來、王立軍都參與了這項罪惡，他們當年跟大連醫學院緊密合作，大連、瀋陽和遼寧衛生局系統、武警部隊的不少官員、醫療專家、高幹子弟都涉入其中。

在2003年前後，大連醫學院一位院方高層的女兒從海外留學回來後，一直參與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移植，因此患上憂鬱症跳樓自殺，薄谷開來也在這個時期患上嚴重憂鬱症，這些事情當時在遼寧高層引起震動。

在中國大連非軍事系統中發生活摘及盜賣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器官及販賣被殘害法輪功學員屍體的罪惡後，由於利益巨大及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政策對此罪惡的保護，以及中國及海外器官移植市場上器官的極度缺乏，中國社會每年有150萬個器官需求，但每年只能有1萬個器官提供給移植手術（包括部份非法獲取的器官），這樣一來，非法盜賣被關押法輪功學員器官及屍體的罪惡迅速在中國其它省市和地縣蔓延開來。

之後，在中國各省市勞教所、看守所和臨時關押設施及監獄中，普遍發生了由中國政府政法系統、政府醫院（包括軍方及武警部隊醫院）和黑社會器官中介聯手合作，活摘及盜賣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器官和屍體的駭人聽聞的罪惡，中國從2000年到2005年間，大量器官移植手術如蘑菇雲一樣出現，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器官大國，僅次美國，排名第二。

2012年5月，追查國際調查人員以前任政法委書記羅幹辦公室張主任的身份，與中共政治局常委、主導輿論宣傳、屬於江派的李長春通話。李長春在電話中確認，有關活摘器官的事，「找周永康，他在管」。這再次證實活摘器官是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官方行為，而不只是薄熙來等少數人的罪行。

為延續江派在18大的權力，江澤民秘定薄熙來接周永康的政法委書記職位，因薄熙來在迫害法輪功方面血債累累，被法輪功在多個國家以「酷刑罪、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起訴，正因此，薄熙來才有「資本」被選為18大江派的「第二權力中央（政法委系統）」的權力繼承人。

江澤民、曾慶紅和周永康秘密擬定的政變計劃，是讓薄熙來在十八大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再通過二年時間實現完成政變──廢黜習近平，讓薄熙來作為政變之後的中共最高權力繼承人。就在江派政變密謀實施一半的情況下，王立軍的出逃，牽扯出薄熙來、谷開來的罪行，令活摘器官這個反人類罪行再次曝光在國際社會。

開動國家宣傳機器： 自焚謊言為活摘器官鋪平道路

從迫害一開始，中共就製造了無數的謊言來抹黑法輪功。2001年的「天安門自焚偽案」是最邪惡的一個騙局，煽動起了整個社會對法輪功的仇恨。而活摘器官正是在這種仇恨驅使下，在金錢的誘惑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的肉體滅絕的具體行為之一。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除夕日，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自焚事件，一女子當場死亡。但是，人們很快發現這是一場世紀大騙局。中共電視台錄像的慢鏡頭清楚顯示，在滅火現場有一便衣用力掄起來一個硬物，朝劉春玲的後腦猛擊過去，現場死亡的劉春玲事實上不是燒死，而是被便衣擊打致死的。所謂的組織者王進東，渾身衣服被燒得七零八落，可是他兩腿中間盛過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無損。就是這樣破綻百出的拙劣鬧劇，中共利用其掌控的數千家報紙、數百家電視台、電台和無數的互聯網站，以及其覆蓋全球的媒體系統，把自焚謊言鋪天蓋地散布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本來迫害法輪功搞了一年多，在全國各地進行得並不順利，消極對待和反感情緒蔓延。自焚騙局發生之後，就如同給迫害運動注了一劑強心針。因為信息封鎖，國內老百姓看不到真相，中共利用自焚騙局在中國人中煽動起了巨大的仇恨，於是法輪功學員的處境急轉直下，遭到的迫害步步升級。

從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天安門自焚事件」一系列錄像進行分析，就會暴露出很多疑點：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積燒傷的小女孩劉思影氣管被切開後四天就能接受採訪並能唱歌。二、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錄影證實，劉春玲沒被火燒死，卻被警察用重物擊打頭部倒下。三、天安門巡邏的警察在汽油焚燒如此迅速的「突發」狀況下，幾分鐘內拿出二十多個滅火器和滅火毯「應付」。四、北京積水潭醫院治療「自焚」大面積燒傷者，不作任何防護，允許記者近距離採訪，完全違反醫學常識。五、王進東在自焚時衣服已被「燒」焦，但是最易燃燒的頭髮還在頭上，他腿間的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卻完好無損。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號之前，警察手中的滅火毯卻在他頭上悠閒的搖晃很久，沒有絲毫滅火的急迫。六、在央視和新華社的「自焚」報導中，先後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王進東」。台灣大學語音識別實驗室受「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委託，對王進東的聲音作了語音鑑定，得出明確結論：《焦點訪談》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後來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

《華盛頓郵報》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頭版頭條發表了調查報告《自焚的火燄照亮了中國的黑幕--當眾自焚的動機乃是加強對法輪功的鬥爭》。郵報記者親自到自焚身亡的劉春玲的家鄉開封實地調查，鄰居們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劉春玲煉過法輪功。

此後，「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聯合國「促進與維護人權小組委員會」第53屆會議中，就「天安門自焚事件」，強烈譴責中共當局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是對法輪功的構陷，涉及驚人的陰謀與謀殺。聲明指出：從錄影分析表明，整個事件是「政府一手導演的」。中共代表團面對確鑿的證據，沒有辯詞。該聲明已被聯合國備案。

新唐人電視台製作的英文錄像片《False Fire： China's Tragic New Standard in State Deception》（偽火）獲得了二零零三年第五十一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該片主要根據中共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的錄像節目的慢鏡頭分析製作，揭露這場自焚是中共導演的騙局。

2001年2月16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第三火力發電廠技術員任鵬武（男，33歲）因散發關於天安門自焚的真相材料被捕，關押於呼蘭縣第二看守所，5天後即2月21日凌晨死亡。警察在未經家屬的同意下，將任鵬武的器官摘除，然後強行火化。

2002年3月5日吉林省長春電視插播的錄像片就是放光明電視台製作的長達25分鐘的電視片《是自焚還是騙局？》，中共從來沒有告訴百姓這次插播的片名和真實內容。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傳播，中共與江澤民集團曾經下令對電視插播「天安門自焚真相」的法輪功學員「殺無赦」，導致長春法輪功學員劉成軍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

2001年底政府官員內部秘密傳達通知，針對法輪功學員頻頻講清真相活動，計劃2002年初「將更進一步加大力度打壓法輪功」。2002年2月9日零時，江集團開始再一次行動，對大陸法輪功學員進行大規模迫害，為期2到3個月。此項迫害指令由中國公安部下發至各市公安局並轉到縣一級，題目是《關於切實加強打擊和防範非法活動工作的緊急通知》。插播發生後，江澤民下達對法輪功學員殺無赦的命令，在東北三省各地立即掀起抓人潮，有數千法輪功學員被捕，多人被秘密殺害。經法輪大法信息中心證實及報導的各地迫害指令還有：「610」頭目羅幹4月親自下令黑龍江省要在4、5、6三個月抓捕6000名法輪功學員；長春四月份成立「法輪功專項鬥爭委員會」，對法輪功的迫害手段升級為「堅決、徹底」的「進攻性專項鬥爭」；遼寧省公安系統四月開會部署進一步迫害法輪功的具體措施，指示警察可不用任何理由及手續，肆意抓捕學員。

2002年中國新年前夕，中央「610辦公室」的頭目劉京在長春南湖賓館召開部署迫害法輪功的會議。會議中劉京暴跳如雷地批評了吉林省工作不力，並下達了「徹底鏟除」的死命令，「可以開槍打死」法輪功學員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部署的。2002年5月初，還證實了一項由海外媒體透露的中共秘密文件，該文件指示，「一旦發現法輪功學員，先行抓捕，再補辦手續」，並明確此項授權直至2007年底。

2002年，直接目睹活摘器官的證人為遼寧省公安系統工作，參與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輪功學員的行動。 4月9日，證人當時持槍擔任警衛，在遼寧省瀋陽軍區總醫院手術室現場目擊兩名軍醫活體摘取女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全過程。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遼寧省公安廳某辦公室派了兩名軍醫，一名是瀋陽軍區總醫院的軍醫，另一名是第二軍醫大學畢業的軍醫，將該名學員轉移到瀋陽軍區總醫院，在這名女學員完全清醒的情況下，沒有使用任何麻藥，摘取了她的心臟、腎臟等器官。

證人還揭露，他在為錦州公安工作期間，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命令對法輪功學員「必須趕盡殺絕」。

然而，這些真相被掩蓋了，而在中國大陸有許多人因為輕信了中共與江澤民集團炮製的「天安門自焚事件」而仇恨法輪功學員。昔日的德國納粹法西斯為了有計劃地醜化猶太人，曾經故意扭曲與呈現對猶太人不利的資訊，在「謊言講一千遍就變成真話」的助燃下，讓許多原本善良卻因被洗腦而產生錯誤認知的德國人，也加入了迫害猶太人的行列。中共為了煽動中國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使用了同樣的手段和方法。

在這場迫害中，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輪功學員被妖魔化了。中共搞了幾十年的無神論教育已經使得很多人難以接受有神的信仰，認為是封建迷信，信的都是傻子；而中共的那些鋪天蓋地的「自殺」、「殺人」、「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謠誹謗，更是在社會上煽動起了對法輪功的巨大仇恨；加上後來把法輪功反迫害的正當權利貼上「擾亂秩序」、「反華勢力」、「反動組織」等各種政治帽子，使得法輪功學員在社會上的名譽受到極大的破壞。

在遭受迫害中，法輪功學員不可以請律師；侵犯法輪功學員的基本人權、包括打殘打死法輪功學員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法輪功學員不能上訪，他們被隨意開除工職，開除學校。不但工作單位和政府機構要把法輪功批倒批臭，就連從小學到高中的教科書裏，都明目張膽的有妖魔化和誹謗法輪功學員的專門章節。在勞教所和監獄裏，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優越，甚至讓死囚犯來看管和毆打法輪功學員。

中共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誣蔑和誹謗，在老百姓中煽動起莫名的仇恨，這為後來幾年全中國各地的醫生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使參與的醫生喪失了殺人的「道德負罪感」。在自焚出現後，認為法輪功學員會「自殺」、「殺人」、「自焚」和「精神病」，器官摘下來能夠幫助別人又可以賺錢的觀點有廣泛的市場，醫生們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上沒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譴責或負罪感。

大陸器官移植醫生的普遍心態都是不願意去了解供體的真正身份和案情。只要手術做得越多，掙錢就越多，名聲就越大，發表論文也越多，升主任當官就越快，不願去多想器官來源，反正認定是死刑犯就心安理得了。在這個一條龍作業的鏈條環節上，各個角色都希望能用「死刑犯」來解脫自己的責任。

1）關押法輪功學員的軍警，在中共的封閉式洗腦下，把法輪功學員當作精神病患者，或者死刑犯對待。

2）去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生，面對手術台上的「死」人，他也就認為那是死刑犯。即使發現供體還沒死，也豁出去了。因為中共槍斃死刑犯時，為了取器官，也常常故意不把死囚打死，已經習慣於這種做法了。

3）給病人移植器官的醫生拿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如果他並不是直接取器官的人，他就更認為那是死刑犯的器官。

加拿大的喬高和麥塔斯在《關於中共活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調查報告》中提及的海外調查員與中國大陸醫院大夫的電話錄音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大夫們並不太忌諱提到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活摘器官。因為他們真的覺得殺死一個法輪功學員並不是犯罪，而是從本來「一錢不值」的「階級敵人」身上「變廢為寶」。

正是中共的謊言使得醫生們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上沒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譴責或負罪感和伴隨著器官移植的巨大的經濟利益的誘惑，使得活摘器官從零星個案發展到全中國進行大規模專業化、產業化、軍事化活摘器官的國家行為。

中共如何具體活摘器官

瀋陽軍區後勤部下屬的老軍醫提供的中共通過軍事手段對法輪功學員強制進行器官摘取的部份內部資料是這樣描述的：

一、器官移植的強制辦法

在整體上所有被進行器官移植的人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自願，一類是非自願，但是在官方的口徑上都是自願的，怎麼理解呢？就是法輪功及其他關押人員在關押期間使用的是真實的名稱，但是在進行器官移植時使用的是偽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個虛構的人出現，但是這個人的資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願書上簽字的（當然是代簽的）。我接觸的資料中僅這種偽造的代簽資料有6萬多份，都是甚麼本人自願進行某種器官移植，並承擔一切後果，甚至還有移植心臟，許多的簽字都是一個人的筆跡。這類資料的保存期限是18個月，然後必須銷毀。該資料的保存機關為省級軍區，查閱資料須經中央駐地方專員批准。這裏有一個注意的地方就是，在進行器官移植的過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敗，被移植器官人員的資料和屍體必須在72小時內全部銷毀。整體的資料和屍體，甚至是活人焚毀必須經軍事監管人員認可。軍事監管人員有權逮捕，關押，強制處決任何洩露消息的醫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員等。軍事監管人員由中央軍委授權相關軍事人員或軍事機構執行。

二、活體取得

任何被確定將進行器官移植人員，很多將被從監獄、勞教所、看守所、集中營等帶離。此時他們將失去名字，只有一個代號，而與此代號相對應的是一個偽造的自願進行器官移植的自願者。而該人員將會被告之將進行身體檢查，然後是局部麻醉，接下來就是活體移植。由於必要原因，進行相關交接的軍事監管人員的部份省略。

軍隊系統集中營為大規模活摘準備條件

一位法輪功學員回憶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許多不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被轉移到東北的經歷。她說，2000年12月20號以後，被送到看守所裏的學員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不報名的就被編上號。沒幾天監室裏就放不下這麼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審追問她們到底叫甚麼名字，並使用電棍等刑罰，警察教唆監室裏其他犯人打她們，可她們基本上都不說。後來警察也不怎麼問了，就說你們不說就把你們送到能讓你們說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兩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車裝的。我們監室有個十八、九歲的山東女孩，編號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錯號了上了大客車又回來了，說都是往東北拉。後來警察也不瞞了，也是說都往東北送。那一段時間北京往東北送了很多人。

大陸檢察院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共的勞教所和監獄這些地方，是不會長期接受沒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為沒有辦法按照程序辦理登記手續，這些人當然會被轉移到其他地方去。這些法輪功學員被中共送到了遍布全國的軍事設施和集中營，被篩選後成為統一的活體器官供體庫。

世界上最為人們了解的集中營是納粹德國的集中營。納粹的集中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其中一項建設來有組織地集體屠殺人的地方，也就是所謂的猶太人大屠殺。二次大戰時，集中營建立來作為後階段的殲滅行動。在營內被殺的死者一般會被集體火化。

在今天，對於納粹在集中營殺害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已經被全世界所了解，而在當時的世界，在建立集中營的早期，曾有極少數猶太人逃離集中營向西方媒體投訴，但當時的西方主流媒體大多數是對希特勒抱著「求西方和平，保資本利益」的心態，幾乎沒有媒體去關心希特勒法西斯集中營的殘酷反人類罪，任由希特勒迫害和虐待猶太人及異議人士。

直到1945年，美軍解放了達豪集中營，美軍清點了集中營中的囚徒屍體，納粹集中營的罪惡才首次在西方媒體曝光。美軍部隊被達豪集中營裏面的罪行所震撼，但當地小鎮上的德國居民拒絕相信有這樣滅絕人性的地方存在，直到他們在盟軍命令下前往集中營觀看被草草掩埋的屍體才醒悟。

2006年，來自瀋陽軍區後勤部下屬的軍醫系統的證人站出來指出：蘇家屯地下集中營的確存在，摘取器官也很普遍，焚燒屍體甚至活人直接焚燒也很普遍，但蘇家屯醫院僅是全國36個類似集中營的一部份。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提供的一些佐證也指出了同類情況。

據這名來自軍隊系統的證人說，所謂的蘇家屯地區的醫院僅僅是全國36個類似集中營的一部份，但是目前的法輪功學員基本上還是在監獄、勞改營、看守所較多，只有需要的時候才大規模調動。目前全國最大的關押法輪功的地區主要是黑龍江、吉林和遼寧。

瀋陽軍區一名退伍老兵，看了瀋陽市蘇家屯秘密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法西斯暴行，把自己當年參與軍事設施建設的秘密曝光於眾：毛澤東曾發出「最高指示」：「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軍隊當然成了落實這些指示的急先鋒。從1966年4月開始，野戰軍幾乎傾巢而出，進入深山打洞。68年底完工。當時一位副軍長給我們這些士兵講話談到：「裏面計劃配備最先進的軍事裝備，配套的醫療設施，及可供10年的軍需生活用品，最小的山洞可容納一個團。……」

中國國土七分是山，在群山環抱的山脈裏，有許多軍事用途的山洞，許多重要軍事設施、國防倉庫轉入地下深處。這些山裏的軍事設施大多都是絕密的，都能夠裝進許多的人，小的都可以裝一個團的人（千人以上）。

除了軍事禁區之外，在毛的「深挖洞」時期，在許多城市修建了四通八達的地道網。這些早期人防工事，後來和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相結合，得到進一步發展，現在全國已構築大量各類防空工程。

中共利用軍事設施和地下工程搞集中營，與納粹德國的手法和指導思想如出一轍。

利用遠離城市的軍事設施，選擇落後地區和地下設施以保證無人知情；用軍隊系統搞器官移植和情報封鎖。用火車做大批轉移。

大量法輪功學員上訪，被非法關押，公安不經過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判勞教或者集中到中共軍事設施地下工程，產生很大的一個沒有基本人權保障的群體，形成潛在的巨大供體庫。沒有「法院」，醫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與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地方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沒有傳統的在刑場摘取器官的種種不方便，客觀上導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沒有後顧之憂：在走法院的形式時，就得曝光，會有來自外界和家屬的制約。沒有法院，很多法輪功學員失蹤了，人從此不見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幫助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成為了任人宰割的對像。集中關押的人可以統一驗血配型，送入統一數據庫全國範圍內管理調配，可以保證在幾週內快速找到供體，作為供體來源來說，供體數量和配型幾率就大大增加。

被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成為器官供體庫

自迫害以來，中央到各級的「六一零辦公室」所掌握的全國的法輪功學員的資料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全國的檔案庫，其中也就派生了一個副產品，被關押並抽血，已完成血型和白血球抗原配對的法輪功學員作為活體器官供體庫。軍事監管由中央軍委授權相關軍事人員或軍事機構執行，有關信息被作為軍事機密。軍事監管人員有權逮捕、關押、處決任何洩露消息的醫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員等。衛生部在軍隊的參與下，在中國設有幾個大型的活體器官庫，並將諸如湘雅三院之類在國內器官移植業居重要地位的醫院或機構設為全國器官調配中心，負責調配協調各地器官庫，形成全國性的人體器官調配網絡。

從一九九九年開始，隨著迫害法輪功的開始和逐步升級，法輪功學員成為活體器官的主要來源，在移植界，決定結果的好壞有幾個要素，1.組織配型，越接近完全匹 配效果越好。2.斷血時間短，就是從器官離開供體到移植到受體上的相隔時間越短越好。3.器官來源於死者還是活人，來自死者的器官永遠沒有來自活體的器官效果好。4.供者健康狀況，年輕人的器官比老年人好，身體健康者比病人的器官效果好。

在中國的看守所和勞教所，法輪功學員被普遍的抽血，而且數量很大，因為正常的抽血體檢，血常規、化學指標加上肝功只需要兩管血，6－10毫升。而移植需要的就多了，組織配型、肝炎病毒、巨細胞病毒、艾滋病、血常規、肝功能、凝血、配血、妊娠試驗等等項目一般需要八管血，40－50毫升。黑龍江省哈爾濱勞教局、四川女子監獄、四川樂山五馬坪監獄、吉林省長春鐵北監獄、吉林省遼源市白泉勞教所、山東省第二勞教所、廣東省廣州天河看守所、廣東省三水勞教所等對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集體抽血已經在世界媒體上曝光。

大批被非法無限期秘密拘留的失去了一切權益保障的法輪功學員，成為中共當局大規模盜賣器官的一個源泉。中共各地的監獄、勞教所、看守所、洗腦班等拘禁場所，對普通犯人而言，驗血並不普遍，而對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抽血是很普遍的。普遍對被押法輪功學員進行的可疑驗血和內臟檢查，恰是器官匹配、建立人體器官庫的必需步驟：

2000年7月廣州大抓捕，天河看守所的獄醫給每個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驗血、觸摸肝、聽心肺、查腎和眼睛。2000，2001，2002年，黑嘴子女子勞教所將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帶到勞教所醫院抽血採樣。後來，勞教所還不定期的帶堅定自己信仰的學員去抽血。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甘娜來自北京，曾經是首都機場海關官員。在2001年第三次被關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時，被進行驗血，X光照像，心電圖及眼部檢查等等。甘娜說：「當時我感覺很奇怪，勞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們當人看，給我們做這種全面的體檢，我就感覺很奇怪。」

2001年9月，吉林遼源市白泉勞教所接到上級指令，對非法關押的一百餘名法輪功學員做了包括血液、腦電、心電、肝功、肺部透視等全面體檢。這些法輪功學員是本地及從四平市和吉林市轉來的，均為男性。2001年12月，他們被全部轉移。

2001年，山東省第二勞教所（王村勞教所）關押的男性法輪功學員近千人，後來由於人數增加太快，部份法輪功學員被轉移到濟南、青島、濰坊等地。每個法輪功學員都被強制送到勞教所醫院（八三廠醫院）檢查。醫生用B超仔細檢查肝、腎等器官，還抽很多血化驗。警察常說：不轉化，政府有的是辦法對付你們。

2004年8月，長春鐵北監獄的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全部都被抽血「檢查」。2005年3月，獄中所有不放棄修煉的學員被轉監，其中十二人被轉到公主嶺監獄，一進監獄都被抽了血，而那裏的所有刑事犯都沒被抽過血。

2005年初，哈爾濱勞教局頭目帶醫務人員到長林子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專項抽血檢查。由於學員堅決抵制，當天抽血擱淺下來。幾天後，「管教人員」挨個找學員談話，用加期、電棍逼著抽血，對堅決不配合的學員，獄警一齊上來把人按在地上強行抽血……。

這種抽血和體檢的確是一個令當事的法輪功學員本身都很困惑的現象。一方面，法輪功學員在關押期間受到各種非人的折磨和待遇，強制放棄信仰，逼簽「三書」甚至「五書」（保證書，悔過書等）。因為所謂的「轉化率」直接同政績掛鉤，所以，酷刑就是家常便飯，有的學員就被折磨致死。可是，中共對於法輪功學員又有一個普遍的系統性的驗血和檢查器官的舉措。很多法輪功學員提到，對他們驗血不是對所有犯人都做的例行措施，常常是專門針對法輪功學員做的。給他們抽血和體檢時，並沒有同時對其他犯人做。原因何在呢？

調查員打電話給全中國各地八十多個醫院的移植專科醫生，十家醫院的醫生承認用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五家稱可以拿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十四家醫院承認器官提供者是囚犯；十家醫院稱器官來源是國家機密、不能在電話中透露。

2006年，調查員打到西安交通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肝移植科的電話中，解釋了勞教所抽血的真正目的。

調查員：等供體的話要等多久？
王醫生：……，爭取五月前這樣吧！
調查員：是活體腎嗎？
王醫生：也有活體肝。
調查員：也有活體肝？
王醫生：有呀有呀！
……
調查員：來源說是從人身上摘下來的是吧？
王醫生：對！對！
調查員：有一些勞教所裏關了一些法輪功的，然後就是活體摘取器官的……
王醫生：是，是呀！咱們關心的是質量，不是關心它的來源，你說呢？現在國內都做了幾千例的肝移植，每個人都差不多，那你說不可能現在傳出點風聲，然後大家就不做了。

法輪功學員經配型後，數據存放入數據庫，從有患者要求器官移植入院開始，通過軍隊或地方醫院專人或器官中介向該數據庫提出查詢，查詢結果由器官調配中心統一管理，發現配型合適的法輪功學員，則就近通過軍隊系統或當地監獄、勞教所用專人專車送往醫院，進行活摘器官。如因交通、保密性或其它原因無法送往醫院同時 進行活摘手術，則按計劃時間取肝、腎，最大程度縮短冷缺血時間，之後運送到當地醫院進行移植手術。

在非直系親屬的人群中，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百分之一左右，要找到一個不完全匹配的移植可用器官，一般需要三百至四百的人群作供體。就是說，器官不是標準化的燈泡和插座，一個活人的器官摘下來就可以給另一個人安上，而是要有幾十甚至幾百個器官才能選出一個可以用的去搞移植。因為器官供體必須與接受者相匹配，這樣，接受者的抗體才不會排斥供體的器官，不然腎臟安上去會造成免疫反應，腎臟無法在受者身體內存活，腎臟會死掉，需要再次換腎。然而，尋找合適的供體並非易事。為了減少免疫排斥反應，首先血 型（ABO血型）必須相同；淋巴細胞毒性試驗必須＜10%或陰性（細胞毒性試驗是指受者的血清與供者淋巴細胞之間的配合）；淋巴細胞轉化率（淋巴細胞混合培養）要低於20%─30%（需要5～6日才有結果，實用價值有限）；HLA組織配型（國際標準是直接測定供者與受者HLA-A、 HLA-B，HLA-C，HLA-DP，HLA-DQ，和HLA-DR等6個位點）是影響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HLA位點具有眾多的等位基因，造成HLA 的極端多態性。在非直系血緣關係的人群中，幾乎不可能發現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緣關係的人之間的匹配程度都屬於不完全匹配。

即便是不完全匹配的器官，最起碼在這六個點中要配上三個HLA-A、HLA-B和HLA-DR，而這三個點還每個存在兩個等位基因，有三個來自父親，另三個來自母親，如果要做移植，這六個點中必須有五個以上能夠匹配才可以，在非親屬人群中這個機率非常的低，這就造成了在美國找到一個可移植腎臟的時間需要長達 2到3年，甚至更久。一旦確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體和受體之間還要作進一步更特異的配型試驗（Crossmatch），這又降低了器官移植的匹配可能。

在美國，有一個龐大的志願捐贈器官人群。美國的成年人幾乎人人都有駕駛執照，當一個人在申請駕駛執照填表時，就會讓這個人選擇，如果出現交通事故當場死亡的情況下，他/她是否願意捐獻器官，以及願意捐獻哪幾種器官等等，然後把答案輸入全國性的資料庫裏。百分之三十的美國人，約八千四百萬人，已簽了死後捐獻器官的文件。美國有高度發達和普及的醫學技術，幾乎對每一個人都保存血樣等方面的資料，這些都儲存在資料庫裏，隨時可以被調用。美國有八千四百萬的潛在供者，才保證了美國每年進行的肝移植跟中國數目相差不大。

全國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覆議所有死刑案件時稱，中國大陸每年判處執行的死刑犯約有一萬人。受「人死也要全屍」的傳統習俗的影響，中國人一般不願意器官捐贈，同意出賣器官的死刑犯及家屬只是極少數，死刑犯本人或者家屬同意捐贈器官的比例不到 5%，無人收殮的比例最多5%。這樣死刑犯真正可以提供器官捐贈的人數每年最多1000人左右。就算是這一萬名死刑犯人的器官統統被活摘用來移植，因為配型和排斥的關係，不是這一千人或者一萬人的器官摘下來就能用，2000年至2005年這6年間進行的 41500個器官移植，背後需要四十萬甚至四百萬的潛在供體才能保證這些器官和接受者匹配。這個潛在供體庫就是全國各地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活體移植標準模式：全國調度，就近醫院活摘器官

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在於器官的質量和冷缺血時間，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兩個難題。此外，法輪功學員可以在全國統一調度，進行統一配型，活體運輸，不受地區和時間限制，與死刑犯不同，法輪功學員身體健康程度高，可以把活人運輸到醫院之後進行移植，之後焚屍滅跡，最方便使用，器官質量最好，最容易存活，手術效果最好。

活體移植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的標準流程是在同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裏摘取器官，馬上在隔壁的手術室進行移植。以腎移植為例，在做手術的同時是兩邊同時進行，一邊把受者的盆腔打開，在腹膜後準備腎臟植入的區域，游離出膀胱和動脈準備吻合，另一台是摘除腎臟，腎臟摘下來馬上跑過來進行清洗血液，清理血管和輸尿管，之後進行移植，冷缺血時間接近於10－30分鐘，容易存活。

把一個法輪功學員以換地方關押為藉口送到就近醫院活摘器官，比起把一個等待處決的死刑犯器官經過長途運輸到醫院做手術，其效果好得多，器官質量也好得多，操作方便的多，引起的後效果也少得多。此外，因為要吸引海外病人前來中國換器官中國的器官服務中心對外標榜，等待一個供體只需一星期，這意味著要按照移植的要求來決定行刑的時間，不但涉及環節眾多，而且難以掩人耳目，而把活人轉移到醫院，不會引起人們的懷疑，由軍隊牽頭全國秘密運輸，更大大減少了洩密的風險。

死刑犯從槍決後開始，如果有現場的醫療團隊馬上開始取器官，也要經過消毒，備皮，器官處理，運輸等等，會大大拖長斷血時間。而且被槍決的人已經成為真正意義的死人，從把屍體弄上手術台固定好，消毒完畢，鋪好單子，固定和準備好器械到開始取器官，這需要起碼10－30分鐘的時間，這樣的器官已經早已不是來自於活體，會大大降低器官的質量，而最好的辦法就是把犯人送到等待移植器官的醫院的手術台上進行死刑，這是對移植醫生最有利的情況，但是死刑犯無法執行異地槍決，而且中國的死刑犯往往患有性病、肝炎等傳染病，許多人在殺人前還是吸毒者，這些都會大大降低器官的質量。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配型的關係，在甲地的器官未必可以移植到甲地的患者身上，往往還需要經過運輸，這又大大的拖長了斷血時間，而且死刑犯無法執行異地槍決，難以調度，無法全國統一管理，無法滿足專業化和市場化的需求。

追查國際對大陸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進行了初步的調查，收到來自大陸多個省市的大量舉報和證據。許多來自曾經參與的醫生或相關人員。涉嫌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以供移植的至少有如下23個地區：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東、遼寧、吉林、黑龍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廣州、廣西、福建、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甘肅、新疆等。此處僅列出典型案例。這幾個醫院都表示能提供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追查國際保留有更多相關案例的證 據。

中國大陸媒體曾經報導，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學部日前連續手術47個小時，為一位遼寧省鞍山市的肝癌患者進行了兩次肝移植。第一次植入病人體內的供體肝突發排異反應被切除後，醫院採用多種國際先進手段，患者在無肝狀態下生存26個小時後等到了新供體肝。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在26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找來一個完全匹配的肝臟。

在追查國際打到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又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電話錄音中有這樣的對話：
問：……他那個醫生跟他講這個腎源挺好的，他煉功，（問：煉甚麼功？）煉法輪功，就是煉法輪功身體都比較好嘛… [被對方打斷]
醫：那當然了，我們也有這種情況，我們也有這種所謂的叫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跳的一些供體，我們也會有，…… 這個我們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為止可能這樣的有十幾個這樣的腎臟…

曾效力於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現山東千佛山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任臧運金是中華醫學會山東省器官移植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1年9月作為留學歸國人員進入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學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在沈中陽教授指導下作為從事肝臟移植工作，能夠獨立完成肝臟移植手術。

追查國際的電話記錄中顯示：
醫院女士：你好，……
問：您好，您是山東千佛山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病房嗎？
醫院女士：是啊！
記者：我想諮詢一下……
醫院女士：你稍等啊，我給你找個大夫，啊，
記者：嗯
大夫：你好，
記者：我想諮詢一下……你們是做了多少年啦，是不是也很…
大夫：我們是從零二年開始做的。
記者：2002年到現在
大夫：四年多了。記者：提供這個肝的，一般保存多少時間就能夠
大夫：規定12小時，我們還沒有超過12小時的呢。我們這個都事先查好了的這個。記者：提供這個肝的那個有一種說那種煉法輪功的那種，我就問一問有沒有那種？
大夫：唉，你過來就行。記者：就是說有啊！
大夫：您這樣吧，您過來那個---嗯反正四月份肯定會比較多的這樣的供體，現在這供體逐漸多起來了
記者：怎麼四月份為甚麼會多起來？大夫：這個我沒法跟你說，因為這牽扯到---不是說----這些就是沒必要跟您解釋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沒法解釋。

同濟器官移植研究院是中國大陸最早成立的從事器官移植基礎和臨床研究的大型綜合性研究機構，現為國家教育部和衛生部器官移植重點實驗室。目前研究院能進行心、肝、腎、脾、胰腺移植以及胰腎聯合、肝腸聯合和腹部多器官聯合移植等16種高難度臨床移植……其中腎移植近2500例……2002年啟動心臟移植計劃並成功的施行12例心臟移植。

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副主任委員，武漢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陳忠華說，「在經濟方面，我們已經算是個器官移植大國，國外的病人都到中國來尋找供體。」
追查國際的電話記錄
問：請問是武漢同濟醫院嗎？
答：哎，對。
問：是泌尿外科嗎？要做腎移植？
答：對對，腎移植， 是的。
問：你們大量做腎移植是甚麼時候開始的？
答：我們是最早的，很早就開始了。
問：一年能做幾例？
答：我們醫院是數量做的最多的一個醫院，我們科在湖北地區做的是最多的，供體多就做的非常多。
問：從患者來講，希望腎源活體，找犯人的活體移植，比如用煉法輪功犯人的活體，這個行不行？答：可以呀。
問：你們這邊比如說監獄犯人，那個煉法輪功的這樣的犯人活體能夠有保證足夠嗎？
答：對呀，可以呀，你到時候可以直接過來具體談……。

復旦大學器官移植中心成立於2001年10月30日，已累計完成腎臟移植近千例，年移植100餘例，並以每年50%的速度遞增。2001年起，肝移植走上了快速發展的時期，肝臟移植200多例。2000年5月，進行了首例心臟移植，6例心肺聯合移植和 11例肝腎聯合移植。迄今心臟移植107例。

新華網報導，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臟移植的成功率達98%，術後一年生存率為91%，均高於這兩項指標95%和87%的國際先進水平」，一家醫院一個科室獨立完成百例以上心臟移植術，在發達國家也僅有少數知名專科醫院能與之匹敵，「心臟移植已成為該院的常規手術」。這表明其活體摘除心臟時間短，而且心臟新鮮、健康，且供體來源充足。

眾所周知，活體摘除心臟是會導致器官提供者馬上死亡的，因而，極少會有人主動捐贈心臟。

追查國際對上海復旦大學中山醫院的電話調查：
問：但是提供的這個腎體不會是死人吧？
醫：那當然是好的啦！怎麼可能把壞的給你們呢？
問：……有沒有這種煉法輪功的這種提供的，……
醫：我們這兒的都是這種。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醫院
問：（腎移植）等要等多久？
醫：天天有，我們天天都在做。
問：想知道有沒有那種煉法輪功的這種。
醫：有，可以，來呀！

南京軍區第81醫院
問：肝源自己提供？
男：對！有專門取肝的、移植的、管理的。
問：取肝都是當地取？做活體？
男：周圍啦！一般取肝不要超過12個小時。做活體移植風險大一些，你可以過來，可以考慮！
問：能不能保證供體健康？
男：那要過來具體評估，大概都是20幾歲。

鞍鋼鐵西醫院
「是坐汽車去拿供體，倒是北京、天津、上海經常會坐飛機來拿供體。都是把好的供體先留下來自己醫院使用，正常在2個多小時內就使用供體。9點半取，10點到醫院，12點上台，供體都是本地的，不代表是鞍山。」
「一年做40、50例，做了2年多。活著拿下來。」

大量年輕軍醫被專門訓練活摘器官

在中共軍隊系統中，許多軍醫出身低微，為了前途就必須在部隊裏向上爬，而外科醫生想提職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部隊系統中，年輕醫生很多，高級職位很少，想出頭不是通過關係、讀學位、送禮，就只能走險。器官移植手術不複雜，而且軍隊往往以豐厚的收入和迅速提級為誘餌，吸引青年軍醫從事移植，這樣的人重利益而不擇手段，更容易服從和管理。移植醫生要面對血腥的現場、腎臟的異樣氣味，為保證移植成功而必須爭分奪秒來減少腎臟和肝臟的斷血時間，而且要昧著良心從手術台上呼吸心跳甚至呻吟聲還在的活人身上摘取器官，術後還要時刻留意病人狀況，這些壓力足以把人變得冷酷和精神異常。此外，而進入移植界的醫生大多數是因為移植界的經濟利益和個人名聲，這樣的醫生很難良心發現，去主動舉證。

《中華醫藥雜誌》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第三卷第十一期，刊登了廣州第一軍醫大學南方醫院腎移植科的兩位醫生題為《在腎移植臨床工作中指導研究生實習的體會》的文章。文中寫道：「隨著我科室腎移植的不斷增加，近年吸引了全國、全軍許多年輕醫師來我校就讀腎移植專業的碩士和博士。這些研究生學完理論課後，要到我科室實習六至八個月。這些研究生由最初對腎移植的陌生到實習結束時成為一個較熟練的腎移植專科醫生，大部份畢業分配到各單位後都成為腎移植技術骨幹力量。」

中共的軍醫大學和醫科大學培養出的大量學生已是各地醫院的器官移植骨幹，這些醫大及其附屬醫院還幫助和指導各地醫療機構開展器官移植，因此被稱為器官移植的「黃埔軍校」。

在移植界，高壓力、高風險，手術時間不固定，一旦做過手術，病人只要出現問題都必須隨訪，因此即便在美國，有最完善的醫療制度保護下，許多外科醫生還是不願接受移植科的專科訓練，移植科成為外國醫生最容易進入的外科專科之一，即便有過美國住院醫生訓練也可以做美國的移植外科醫生，而這些外國醫生幾乎不可能在其它外科專科找到工作。

在中國大陸，除軍隊以外，大量的年輕醫生進入地方醫院外科後難以出人頭地，願意加入移植界的往往是為了向上爬而不擇手段之徒，因為參與活摘器官是掙大錢和迅速提職稱的機會，加上上面的紀律，這樣的醫生更不可能因為道德的原因而成為證人。

在此期間，中國內地肝臟移植方面的臨床實踐和研究成果，始終無法出現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論文作者無法說明供體的來源。國際器官學會曾經發過一個3頁的文件，公開拒絕中國內地學者向大會提交有關器官移植的論文和報告，就是因為大陸的臨床報告作者不能說明供體的來源。在中共的系統內部，法輪功及其他被關押人員在關押期間使用的是真實的名稱，但是在進行器官移植時用的是偽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個虛構的人出現，但是這個人的資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願書上簽字的（當然是代簽的）。「這類資料的保存期限是十八個月，然後必須銷毀。該資料的保存機關為省級軍區，查閱資料須經中央駐地方專員批准。」這樣的自願書顯然不能曝光，更不可能拿到國際上去作為學術刊物的背景資料發表並存檔入庫。

器官出口與屍體工廠

人人都知道中國有很多的產品出口，但是在中國的出口產品中還有巨大的活體器官出口，所謂的活體出口就是境內外勢力結合將符合要求的人員以商品的形式賣到國外，在國外進行器官移植，移植後人體同樣焚毀（注意：中國在海外有機構專門處理被活體移植的屍體，很多中國在海外的使領館都參與其中），一切與人類活體有關的出口產品中，中國的產值是世界第一。這些出口的活體幾乎都有偽造的自願資料，具體的方式不詳，了解的是2005年出口活體超過940人，在中國與世界上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網。中國是國際活體器官交易的中心，幾乎在2000年以後一直佔世界活體器官移植總數的85%以上，該數據是軍委上報資料的一部份，有幾個人因此升為將軍，原因就是該領域的成績。

谷開來、薄熙來在法輪功遭受殘酷迫害期間，為追隨江澤民、羅幹、周永康滅絕性的迫害政策，喪心病狂地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非法販賣其屍體，從中牟取暴利。在建立人體器官庫、買賣人體及器官、出口人體運作、與羅幹和周永康等政法委高官聯絡、海內外公關宣傳、資產管理等方面，出身律師、熟悉國際貿易和法律的谷開來都是主要策劃、執行者和聯絡人。她與薄熙來勾結政法委，對「最高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第三百四十八條關於執行死刑後屍體處理的漏洞進行犯罪性解釋，直接造成法輪功學員被虐殺後其家屬拿不到遺體，為活摘器官和盜賣人體在法律上鋪平了道路。

同時，薄、谷通過海伍德在英國開辦公司，進行人體與器官國際交易。英國人海伍德捲入幫助薄家資金海內外運轉，並知曉驚人內幕。在海伍德面臨國際情報部門及薄熙來政敵暗中調查時，谷開來和薄熙來唯恐走漏風聲，殺人滅口，將其殺死。

早在一九九九年，在大連擔任市長和市委書記的薄熙來就批准成立了一家外資企業：哈根斯（大連）生物塑化公司。德國人馮•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發明了生物塑化技術，即將人的遺體扒了皮，注入塑膠做成人體標本。哈根斯大連生物塑化廠佔地近三萬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的人體標本生產基地。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訴中外記者，之所以選在大連建廠，理由非常簡單：政府支持、政策優惠、優秀的勞動力、低廉的工資以及充足的屍體來源。據英國《衛報》（Guardian）二零零四年報導，哈根斯大連塑化工廠附近有三所勞改營關押著大批法輪功學員。

《新京報》的報導稱，哈根斯的網店於2010年11月開張。在這裏，一具完整的人體標本賣到了69615歐元（約合人民幣約70萬元），人體軀幹標價為5.8萬歐元（約合人民幣58萬元）起，腦部約2.3萬歐元（約合人民幣23萬元），這些價格不含郵資和包裝費。對於預算較少的買家，網店還提供了121歐元（約合人民幣1210元）一塊的透明身體切片。

哈根斯除了販賣屍體和人體器官標本之外，還另有生財之道。哈根斯和搭檔隋鴻錦通過將屍體標本擺弄出千奇百怪的姿勢，在全世界進行巡迴展出，也賺到大筆錢財。哈根斯宣稱已建立集屍體收購、加工、運輸和展覽的全球化網絡，所製作的人體標本都用於商業性展出。其「人體世界」（Body Worlds）展在世界各大城市巡迴，到二零零四年，累計觀眾逾一千四百萬人次，牟得巨額利潤。

二零零二年六月，哈根斯的原搭檔、大連醫科大學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鴻錦另立爐灶，與人合股新建「大連醫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而隋鴻錦販賣人體器官標本的價格也不菲。資料顯示，如「肺胸膜體表投影（成屍）」要價21萬多，「全身神經離體概觀（童屍）」要價1萬6千元，「男性泌尿生殖系統概觀」要價10多萬元……；2005年11月，其公司以2500萬美元的價錢賣給美國第一展覽公司22具屍體和260多個真人器官。

二零零四年，隋鴻錦又註冊「大連鴻峰生物有限公司」，主營屍體標本製作和展覽。其「我們的軀體」（Our Body）人體展在美國、日本、法國展出，參觀人次超過三千五百萬。互動百科稱，哈根斯的屍體展在全球有超過2000萬人次看過。據外界估計，他從中賺了超過上億元。憑藉著展覽、販賣中國人的屍體，隋鴻錦從一個窮教師成為了一個擁有3家公司的億萬富商。

在媒體、網絡廣泛關注中國人體標本加工廠和屍體展後，與之相關的公安、監獄、醫學院、醫科大學、紅十字會等參與部門也逐漸浮出水面。為此，網絡中不斷發出質疑聲：如此多的屍體，健全的屍體，竟然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和肚子裏的嬰兒。

隋鴻錦的鴻峰公司和美國第一展覽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 Inc）建立的BODIES……The Exhibition（身體展覽）在國際社會進一步調查的壓力下，在官方網站上的一條免責聲明近日在網上流傳。聲明這些中國公民的遺骸來自於中國警方！

由於屍體工廠的特殊性，屍體的來源被掩蓋，屍體在海外展覽不會引起中國大陸的關注，這種特殊的行業的真相最近才因為王立軍事件被推向前台。這些被塑化的屍體中，就有被薄熙來和谷開來直接間接參與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