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自己就像師父說的,不是吸取「正面教訓」,總是吸取「反面教訓」,把自己變的「狡猾」、「圓容」、「尖滑」、「複雜」,感到以後要「從正的方面增長智慧」,把腦子用在正的地方,把腦子、把智慧用在講真相上。
我曾是一個思想簡單的大法弟子,記得多年前,那個時候,我思想很純,沒有社會上那些狡猾的思想;那時的我和同修配合默契。那時同修對我說本地同修之間有矛盾,我還覺的不可思議,還對同修說:「同修之間有甚麼不能擺到桌面上交流的呢?為甚麼不溝通交流一下呢?」
那時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看同修的閃光點」,只要看同修的閃光點我就不生氣,我與同修沒有矛盾,每天都很開心。
後來環境突然發生了變化,好像甚麼都變了。也許是邪惡在以「大法弟子裏太純潔了,怎麼證明大法是從最複雜的環境中走過來的?得製造點亂七八糟的事考驗考驗」為藉口破壞,本來好好的同修,突然爆發出複雜的矛盾。耍心眼、利用人、搞男女關係……等等,各種烏七八糟的事,都出來了。有的人不但不為自己在男女情上給大法抹黑愧疚,反而誰要不順著她說,不替她遮掩,就打擊報復,抓同修的毛病,只要抓住同修的毛病就到處說,說甚麼不管她的孩子啦、不歡迎她啦、不和她集體學法啦……本來沒有矛盾,也製造出矛盾來。
既要反迫害,還要提防個別同修在內部胡攪蠻纏、在背後拆台。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異常複雜、艱險的局面。
我就像師父說的接受「反面教訓」,漸漸我也學「精」了,學「聰明」了。當遇到有的同修耍心眼時,我學會了提防;當有的同修用人的手段勉強我時,我學會了敷衍。看到同修被迫害,挨凍,想把自己的冬衣、手套送給同修,擔心同修嫌棄,傷害著同修,好心惹麻煩,覺的不如只說些冠冕堂皇的話,誰也挑不出毛病來。
我洋洋自得,自以為,要不是因為有的同修和我耍了一些心眼,讓我吃了一些虧,我還得不到這些(反面)「教訓」呢。我把這些怎樣提防人、應付人的經驗當成了寶貴的人生經驗。
我固執的認為,狡猾的人、會為自己辯解的人、會為自己說話的人,能多得到好處;傻的人、不會說的人,就吃啞巴虧。於是,我努力學「精」,學「聰明」,在為人處事上積累著經驗的同時,思想也變的越來越複雜。
師尊說:「其實無論你這個人怎麼聰明、怎麼狡猾,結局是一樣的。說這個人很笨,你覺的他很笨、他很單純,那個人很狡猾,無論你在人生路上怎麼走,結局是一樣的,決不會因為人的狡猾發生甚麼變化,也決不會因為他單純有甚麼變化。狡猾只能是把自己變壞,造業中又會使人向下滑,周圍環境與自己變的緊張後會使人心更複雜,複雜的思想只能把自己變的更不好。」(《美國首都講法》)師尊就像完全知道我的想法,指出了我的錯誤想法。我無話可說了。
我看到真相光盤上採訪神韻西人主持林理善先生,華人主播問林理善先生:「為甚麼加入神韻?」林理善先生說:「除了可以吃到中國菜以外,還能學漢語……。」華人主播忍不住笑出聲來,我也在心裏笑(當然不是笑話的意思,是感慨的笑),中國人都能理解為甚麼笑──覺的西方人真的是很單純,只有西方人會回答加入神韻是因為可以吃到中國菜,中國人是決對不會這樣回答的,中國人會講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華麗的理由來。黨文化毒害下的中國人,與西方正常社會的人的思維習慣已經很不一樣了,已變異的非常厲害,人人都變的思想極其複雜,過份精明,講話繞圈子,人人都不吃虧,認為心眼多、不吃虧是好事,把這些不好的觀念當成了自己。
學了《二零一零年紐約法會講法》,我認識到應該改變在處事、在人際交往中形成的人的觀念,多用善來看問題,不用怨恨來看問題;不做一個「只會說、不去做的」人,「腳踏實地的」去救人。
學法所悟,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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