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修們一起走來的故事
引言
法輪功事件其實並不是起源於99年，早在96年6月中宣部即指示各級開始「關注」法輪功。《光明日報》率先以《警鐘長鳴》的文章對法輪功發難，之後新聞出版署禁止出版、發行、銷售法輪功書籍。公安部連續兩年，以封建迷信、「偽科學」為由，調查法輪功，並派人監視和「打入內部」。為此各地的公安警察早在99年4月25日之前已經開始收繳煉功書籍，干擾煉功。97年北京法輪功國際交流會交流材料被警方抄走，此後限制不斷升級。法輪功學員不斷向中央和地方的各級領導寫信、面談和給報章、雜誌寫文章，反映法輪功利國利民，有利於人民身心健康的真實情況，但這未能使宣傳和公安部門對法輪功迫害降溫。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引發了全國許多地區基層公安部門在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關閉法輪功煉功點、強行驅散煉功群眾、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行動。由於國家媒體採取了「不報導」態度，社會上絕大部份不煉功的人士對此變故毫無察覺。在這樣的背景下，天津公安局99年4月23日的公開抓捕、毆打學員事件，導致了4月25日法輪功學員萬人去北京上訪……
4.25上訪
我家住吉林省長春市。1999年初，來我們煉功點學煉法輪功的人越來越多，幾乎每天都有新學員進來。丈夫和我都是煉功人，家裏條件相對好一些，就在家裏設了一個學法交流小組，早晨去公園煉功，晚上大家就在一起讀書，切磋交流修煉體會。一般總是有十五、六個功友來我家學法。每天晚上6：00點到8：00點這段時間，是我一天裏最快樂的時光。
4月25日那天，我和往常一樣，下了班，趕緊做飯，生怕晚了做不完，影響大家學法。可那天6：00點鐘都過了，卻還不見一個人影，我感到事情有些蹊蹺。這時，點上的輔導員，王姐打來電話，說天津出事了，抓了45人……，警察放出消息說，要想使問題得到解決，得找上面。王姐告訴當晚不學法了，白天已有很多功友到北京去了。
我的同事小梅也來了電話，顯然她也知道了情況，問我有何打算？小梅學煉功的時間不長，年齡比我小一些，不到30歲。煉功前身體有病，神經衰弱十分嚴重，整宿睡不著覺。煉功後，睡不著覺的情況就沒有了，精神狀態也完全改變了，像換了個人似的。因為我們是在一個點上煉功，又是同事，所以遇事她喜歡跟我商量，聽聽我的想法。實際上，我從小到大，很內向、也不是個很能拿主意的人，所以面對突然事件，需要決策的時候，一時還真沒了主意，內心有些慌亂，那一刻，心跳也加快了許多。不過幾分鐘後，就安定了下來。我和小梅商量了一下，認為針對法輪功，最近已經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報紙上和地方政府對法輪功的認識與我們自己的親身體會是完全相反的，我們曾給相關部門寫過信，反映情況，但沒得到任何回信，積累的問題也得不到解決，再這樣下去，可能會誤導中央、誤導社會，對誰都不好。這次抓人，已經說明問題到了更加嚴重的地步了，針對這一事件需要直接去中央信訪辦反映情況，才能促使天津警方放人。既然已經有很多人到中央去了，中央領導如果能夠和我們對話，多去一些人會更利於促使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我們決定一起到北京去，以個人身份向政府說明實情，當晚就走。丈夫下班回來時，我已經準備好了簡單的行囊。他聽了我扼要的情況介紹後，決定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來到火車站的時候，那裏已經聚集了很多人，從行裝上看，多數都是功友，他們一般也是從自己的輔導員那裏聽到消息的，也是準備上京反映情況，但也有一些人，看著不像一般的路人，大概是便衣警察。你注意他的時候，他很快將目光從你身上移開，你不瞅他的時候，他又在悄悄打量著你，甚至湊到你跟前來，聽你說些甚麼。去北京的火車票買不到，有人建議去租大客車。正在徘徊時，有消息傳來，說白天坐客車進京的功友，進不到北京去，在半路上就被截下來了。後來有人與北京那邊的功友通了電話，告訴說：「暫時先不要急著過去，北京那邊已經有學員代表進入中南海，把情況反映到總理那兒去了，等等信兒再說。」大約是9點半左右，北京那邊來電話了：「不要去了，問題已經解決。」聽到這個好消息，大家都特別高興。沒想到問題解決得這麼快，有些叫人不敢相信。
7.20和平靜坐
姐姐的女兒，慧佳一個人從國外回來探親，住在我父母家。她跟她父母一起學煉法輪功，雖然快一年了，但因為是在國外，家附近沒有煉功點，所以這次探親，有個很大的願望，就是到功點上來，感受一下集體煉功和學法的情形。七月十七、十八日兩天是個大週末，我把她接到家裏，和女兒擠在一張床上睡覺，白天兩個孩子跟我到功點上去煉功，晚上大家在一起學法。我給她拍了幾張煉功的照片，為了留作紀念，沒想到這幾張照片卻成了最後一次週末集體煉功的見證。
二十一日清晨，煉功點上冷冷清清、空空蕩蕩的，看不到功友們的身影，我意識到：有事情發生了，而且情況嚴重。「4.25」事件後，表面上看，一切似乎平靜下來，但這種平靜是一種叫人壓抑和憋悶的平靜，是一種山雨欲來前的平靜，我能感受到環境中聚集著那種令人騷動的、不安的氣息。親人們甚至也開始有了擔心，每次聚到父母家，他們都警告說：「瞧著吧，這回沒你們好了！你們太傻了，那麼多人去中南海，中南海是隨便可去的嗎？」其實當時法輪功學員並不是想去中南海，而是去信訪辦。外地學員在不熟悉地形，由警察帶路和引導，走到那條府右街上，而後被誣陷報導稱所謂「圍攻」。那是一個非常陰險、惡毒的圈套。
在那之後，為澄清事實、反映情況，我曾經去過市政府信訪辦公室，從那裏的工作人員的態度和眼神就可以看出，問題表面上的解決是一種假相，經過多次運動後的民眾，太了解共產黨整人的那一套手段了。他們表面上接待我們，實際上記錄下來上訪者的姓名、單位、家庭住址都是為了將來秋後算帳派上用場。
吃過早飯，到了班上，便看到了小梅和小麗，小麗也是我的同事，在其他煉功點上煉功。她們告訴我，頭天晚上大批學員被抓捕，這次是全國統一行動，各地輔導站成員均已被抓。我們感到，形勢極其嚴峻，也許在這種情況下，當局根本就聽不進去我們的意見，但不管怎樣，也不能幹挺著，所以決定請兩天假，馬上去市政府信訪辦上訪。
信訪辦緊靠著省政府辦公大院，到了那兒的時候，那裏的前前後後已經聚滿了人，信訪辦根本進不去，大家都在外面站著。為了不影響交通，儘量分散著站在人行道和土路上。聽先去的功友說，早晨已經拉走了幾大客車人，不知送到哪裏去了。下午，外地的功友也陸續趕來了。由於人太多，行人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也有不少人在駐足觀看。傍晚的時候，一些早晨被拉走的學員，又返回到了信訪辦門前，他們說，客車把他們送到出城的零公里一所學校院內，圈了一天。大約晚上7點左右，來了不少防暴警察，手裏拿著電棍，把大家強行驅散了。這一天的上訪沒有任何結果，大家決定第二天繼續結伴上訪。
因為擔心警察第二天早晨會把通往信訪辦的道路給封鎖住，天亮前就要趕到那裏去，我住的地方比較靠近城邊兒，所以半夜12點，就打車進市裏了。那天晚上，天特別黑，我的心情也像沒有星光的黑夜一樣，不透一絲光亮。天快亮的時候，飄起了毛毛細雨，雖然是酷暑盛夏，這綿綿的細雨卻讓人感到陣陣寒意。在市府門前，過地下通道的時候，看到對面一群士兵也匆匆而過，顯然他們是在為應對我們這些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而忙碌和準備著。我沒有時間去想將會面對怎樣的一天。外地的學員，壓根就沒有離開省城，有的是在功友家過的夜，有的就在市區中心露天地裏呆了一宿。22日來的學員比頭一天又多了許多，天朦朦亮時才看清，人民大街從勝利公園到人民廣場這段兩側的人行道上坐滿了人，與人民大街交叉的市政府旁邊的北安路和重慶路也到處都是學員，從東西向到南北向一眼都望不到頭。雖然人山人海，但環境卻是靜悄悄的，像看無聲電影一樣，這種現實中的聲像結合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空氣中瀰漫著多種罕見的氣氛，威嚴、凝重、肅殺、爆發……。我就在市政府附近找了一個地方坐在地上，加入到請願的人群中。
早晨4點來鐘的時候，開來了十幾輛大客車，武警要往車上抓人，學員們之間，認識的與不認識的，大家就開始手挽著手，一起抵抗警察的撕拽，但後來還是扛不住那種野蠻的踢踹和棍棒毆打。很多人被抓上警車，我也在其中。警車一旦裝滿了人，就立即拉走。警察的目的是：在早上8：00點鐘人們上班前，把市政府門前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帶走，神不知鬼不覺，除了法輪功學員外，誰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我們這輛車上的人被卸到南湖小學院內，那裏陸陸續續被圈進來的學員能有幾千人。警察隔幾步設一個崗，在四周把持，外層是學校的鐵柵欄院牆。毛毛細雨不知甚麼時候已經停了，凌晨時的烏雲漸漸散去，天空晴朗得竟然連一絲雲彩也沒有了。我們坐在還十分潮濕的沙地上，暑天的太陽曬在大地上潮烘烘、熱騰騰的，有洗桑那浴的感覺。我看到煉功點上的小霞和她那4歲的女兒也坐在人群裏。人群裏還有很多我認識的功友。那一刻，時間像是凝滯了一樣，過得很慢很慢，覺得好像過去好長時間了，可是一看錶，才只是早晨8點多鐘。坐著的姿勢，時間長了，人非常難受，年輕人倒還能忍受得了，可對於孩子和年歲大的人，這一天真是非常難挨。
我們一直試圖與警察進行溝通，讓他們理解學員們的真實想法，大家不過是想向政府反映一下情況而已，並沒有任何惡意。後來警察讓派出幾個代表進到樓裏說明情況，過了不長時間，5個代表出來了，從他們的表情，就知道了，情況不會有甚麼好轉。他們說，警察讓大家等待下午3：00的重大新聞，到時候一切就有定論了。
到中午的時候，看守的警察有了一些鬆動，也許是看大家一直都很安靜，根本沒有反抗和逃跑的意思。後來就允許大家把錢遞到鐵柵欄外面，買些吃的。也允許有秩序的去衛生間。衛生間是在學校的教學樓裏，由警察把持樓口。上廁所的時候，我發現廁所的窗子可以打開，直通小學校的院外。這個發現，令我很興奮，毫不猶豫的就跳了出去，而後又飛快的從外面返回到鐵柵欄處，將這個訊息轉告給柵欄裏被關的功友，希望他們也能儘快跑出來。一會兒，小梅和另外一個功友也出來了。我們必須得儘快離開那裏，免得被警察發現，再次失去自由。
坐車回到了市區中心，看到市政府門前的人群，比早晨更多了許多，簡直像人挨人那樣擁擠。除了法輪功學員，還夾雜著許多遊人，逛街的人，單位派來找自己職工的人，來找自己親人的法輪功家屬……這時，學員們坐得較早晨分散了許多，警察也不再往車上抓人。能看到百貿大樓後院的空地處，有很多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在列隊，似乎在等待著一場更大的行動。身後有人拽了我一把，原來是煉功點上的小高，她把我們領到街口附近的一家小店。這是一個功友開的裁縫店，店鋪雖小，但那裏讓人感到安全，店裏有一台小電視，正在播放著各大城市法輪功學員上訪的畫面。其它城市的情況也跟我們這邊的差不多，街上到處都是人，有點像六四時的情形，那一天時間過得真的是好慢好慢。
三點鐘的新聞廣播，我們是在街上聽到的，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說，如晴天霹靂，當頭挨了一悶棍。中央對法輪功進行了所謂的「定性」。為甚麼會是這樣呢？大家一直徘徊在市政府門前，不知該做些甚麼，也不想離開那裏。大約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街上出來了大批防暴警察手裏拿著電棍，在高音喇叭的配合下，開始驅散人群，人群似潮水般的，由一個街流向另一個街，又從另一個街，湧回到主街上。持續了有一個多小時。「潮水」漸漸的平息，人群逐漸的退去，逐漸的消失……。這一天在我一生中是最難忘的也是最沉重的一天，整整24個小時，沒睡覺，基本上也沒吃甚麼東西。我深信顛倒的事實最終一定會扭轉過來，真相一定會大白於天下，但沒想到，這個過程這麼漫長，「7•20」才僅僅是迫害的開始。
同修聚會，警察破窗而入
「7•20」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電視、廣播、報紙所有的媒體整天除了謾罵、歪曲、攻擊法輪功的報導，沒別的玩藝兒，很多老百姓漸漸開始相信媒體的話，信以為真了。很久沒見到功友，心裏憋悶的慌，那天趕上週末，不上班，我打算到煉功點上轉轉，說不定能碰上功友。我們煉功點是在一個公園門前的操場上。這裏以前每天早晨都有上百人煉功，現在冷清得見不著幾個人影了，公園裏面倒有幾個鍛煉身體的人，有的在跑步，有的在走圈。看到遠處有個人在向我招手，是我們點的輔導員。她見到我特別高興，告訴我正好有幾個功友想聚一聚，但人不能太多，免得引起別人的注意。
丈夫送我出門，囑咐我要多加小心，及時往家裏掛電話告知情況。功友家住在市區的一棟樓房裏。陸陸續續來了二三十個功友，把一間小屋擠的滿滿登登。雖然大多數人都是頭一次見面，但大家在一起十分親熱，像是見了久別的親人一般。有個功友，剛從監獄關押了近一個月被放回來，她給我們講了她在裏面的情況。實際上她只講了幾分鐘，就聽到外面有人急促的敲門，大家意識到情況有些不妙，都坐在那裏，沒去開門，不一會兒，電話鈴也響了起來，誰都沒有去接，電話鈴一直響了很長時間。我還來不及想清發生了甚麼事情，就聽到前陽台玻璃被砸碎的聲音，有人從窗子跳進來了，竟然是四、五個警察破窗而入，進了屋，他們把大門打開，又進來一大堆警察。我趕緊趁他們還沒有注意到我，就飛快的用功友家的電話，將出事兒的情況告知了丈夫。大家被帶到市警察局，錄了筆錄，又分別被送到各管轄區的派出所。他們認為我不能算他們所謂的「重點人物」，就放我回家「監視居住」，而另外一些功友被送到拘留所刑事拘留。那天我回到家時，已是深夜11點鐘。
北京之行
這次聚會之後，我的生活上受到了較從前更多的限制：警察經常來訪，也經常把我叫到派出所去接受宣傳教育（洗腦），並聯合街道、單位，還有家屬三方，搞所謂「聯保職責制」。我必須同時向三方做出保證：「不煉功、不上訪、不聚會」。一旦有了違反保證之事，拿這三方是問。家屬這一方，丈夫倒不會給我施加任何壓力，街道和單位卻是積極配合警察工作，不斷找我「談心」，幫助做「轉化」工作。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只要別人說的有道理我就會接受他的意見。但是不管是街道、單位還是警察，他們都拿不出甚麼道理來真正說服我，也講不出到底為啥不允許煉功，這功到底有啥不好。單位的黨支部書記找我談話，勸我說：「咱小胳膊擰不過大腿，人家不叫練了，咱就別練了，也算是給我一個面子，看在支持我工作的份上，就把保證書籤了吧！」街道主任來家裏也是這一套：「看在我老婆子，一趟一趟來你家不容易的份上，就把這保證書籤了吧！你不簽，我無法向上級交待。」甚至公公也時常對我說：「我年紀大了，經受不起任何衝擊，你千萬不能跟共產黨對著幹，人家叫幹啥就幹啥，啊～！聽話！」好像所有的人都被綁在一起，哄你、騙你、脅迫你，讓你屈從、讓你為他負責、對得起他。可是卻沒人考慮，這樣做能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能否對得起經受苦難的同修。在這個事件中無辜受害、被冤枉的恰恰是我的師父和同修，難道不應該為他們說句公道話嗎？我是95年開始煉法輪功的，從中受益極大，也知道法輪功給社會帶來的種種好處，我最應該，站出來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但在「7•20」以後，我始終沉默著，因缺乏勇氣而沉默，因屈服於恐懼，屈服於外界的壓力，屈服於自己的懦弱，不但沒有站出來說話，甚至還簽了一個不上訪、不聚會、不煉功的所謂「保證書」。對此我非常難過，覺得自己是在苟活，活得沒有尊嚴。我常問自己：面對謊言保持沉默，這樣做對嗎？這樣做符合師父教導的真、善、忍的原則嗎？而且在惡勢力面前，還隨波逐流，自己也在說假話，這能算是個真修弟子嗎？隨著時間的流逝，問題的答案越來越清晰。我今生不會放棄修煉，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作為修煉人，那麼就必須用修煉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首先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我決定向政府去說明真相，既然省市級的信訪已經對法輪功關閉，我打算直接到北京上訪，去為法輪功申訴冤情。
正好趕上十月一日放長假，煉功點上另一同修也有去北京的打算，我倆就結伴而行，這樣互相間也好有個照應。同修做事有主見，有她同行，心裏踏實了許多。
直接往北京走，擔心路上會有阻礙，聽說去北京的列車上，追查堵截法輪功上訪的很嚴，很多人被中途截住。我們買的是去石家莊的車票，在天津下車，再轉乘公路客車進京。到天津的一路上很順利，沒遇上任何麻煩，沒想到從天津到北京的那段公路是當時最艱險的一段行程，為堵截法輪功上訪人員，一路上竟設了三層關卡。出天津口，入北京口，中途站點，警察三次讓停車，檢查大家的身份證，沒有身份證的一律下車，有身份證的，若不是北京和天津人，就重點盤查，講不清或被懷疑進京意圖和目地的也一律下車。有一位老年婦女，說是進京看兒子，被請下車去了，她很生氣，但又不知怎麼辦，邊往出走邊說：自己是頭一次出門，下車後可咋找到家呀。同修飛快地朝我使了個眼色，還暗地裏用手指在我的掌心兒寫了一個字──「穩」，我也會意的瞅了她一眼，同時心裏已想好了應對警察的話。同修說到進京看病去，我則是返校的學生，就這樣我倆雙雙闖過了檢查這道關口。
到北京時已近中午，同修用插卡電話，和功友取得了聯繫，約半個小時後，來了三個功友，都是老鄉，先於我們一天到的北京，住在一個當地的功友家。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點便餐，然後到天安門附近轉了轉。看見正有六、七個人被一名警察帶著，離開廣場，朝路邊停著的依維柯警車走去。這些人，一看便知是法輪功學員，年齡參差不齊，多數是婦女，只有一名男士。眼瞅著他們被帶走，我心裏很急，恨不得朝他們喊：「快逃走，不要上車！逃到人群裏去。」當然沒有人能聽到我的喊聲，因為壓根兒我就沒有發出聲來。那一刻，自己還沒有足夠的勇氣挺身而出，和那些被抓走的同修們站在一起，我有些沮喪。同修講：上午時，他們已經到廣場來過一次，看到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穿著白色連衣裙，在廣場裏打坐煉功，不到一分鐘後，就被警察從地上揪起帶走了，女孩一直很鎮靜。
為了不引起注意，我們打了兩個車，天黑的時候來到他們的住處。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四合小院。主人是一個離了婚的女同修，帶著一個7歲的女兒，跟母親住在一起。我們的到來，讓主人非常高興，原本光線很暗的小屋，頓時增添了不少生氣。她找來了附近的幾個功友，大家在一起切磋和交流了各自對這場迫害的認識、看法和做法。同修講的一些經歷，真讓人感動，簡直都可以成為小說素材了。我想，將來也許有一天，當歷史翻過這一頁的時候，人們會發現，法輪功學員，曾經所走過了一條極其不平凡的路，那樣的了不起，那樣的驚心動魄！
由於信訪辦已經被警察把持，看來只有去天安門廣場了，那裏是國家的心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到那裏向公眾表達意願也許還能引起關注，除了那裏也沒有甚麼更好的去處了。第二天早晨，便直接去了天安門廣場。廣場裏面停著幾輛依維柯警車，車窗的窗簾都是拉著的，人看不到車內的情況。廣場裏到處都是便衣。這些人跟普通的遊客不一樣，稍稍留意就能辨認出來。大多都穿著黑色便服，皮鞋尖細發亮，留著板寸平頭，個子在一米七六至一米八零之間，身材標準，不胖、不瘦。基本上是倆人一組，一前一後，相距不到三、四米的樣子，眼睛看人有點發賊，確切地說透著某種兇光。一旦發現有人可疑（懷疑是法輪功），便上去盤查，有的直接被帶走，有的被翻包，翻到有法輪功書籍的立即拿下。那天的感覺很奇特，身處寬闊的廣場上，在陽光燦爛的天空下，卻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我想起電影《逃離索比堡》裏列車載著猶太人去集中營的情景，那段主旋律也在耳邊迴響，那是一段極其優美的音樂，但一旦跟死亡聯繫在了一起，當我再聽到它時，就會感到很瘆人。從99年7.20以來，天安門廣場幾乎每天都有法輪功學員被抓，這些人都是普通的民眾，安分守己的百姓，警察在正義的名義下殘害著善良，在朗朗乾坤下，製造著恐怖。這是真正的「陽光下的罪惡」。
遠離廣場中心的紀念堂一側，有一小塊休閒場地，裏面設有一些長椅，我們在那裏休息了一會。小廣場裏有幾夥人，像是法輪功學員，這些人跟遊人有很大區別，衣著樸實，目光溫和，不東張西望，臉上基本沒太多表情。和我同行的一個同修試探著像是自言自語，念了師父寫的兩句詩文，一男子跟著誦出了後面的兩句，兩人相視而笑，看到同修感到非常親切。男子告訴我們，與他一起來的同修走散了，頭天他在廣場上喊「法輪大法好！」被抓進天安門派出所，一頓暴打之後，他還是沒說自己的姓名住址，後來警察就把他放了，他準備再去廣場上喊。同修說話時，目光瞅著遠處，語調平和、沒有哀傷、沒有惆悵、也沒有失落，好像述說的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面對同修的剛毅，我感到自己內心還缺少足夠的勇氣直面邪惡，還有太多的牽掛和執著放不下。我打算先回家去，等心裏準備好了，再回來，而且時間不會太久。
因為十一的假期就要結束了，為了不耽誤趕回去上班，就買了飛機票，這是平生第一次坐飛機。近中午時飛機停落在跑道上，下了飛機便直奔單位。剛到辦公樓門前，就遇上了小梅和小麗，她們倆見到我，很吃驚，然後眼淚就刷刷地流下來。原來她們以為我被抓了，好幾天沒跟我聯繫上，認定我一定是出事了。這會兒，看見我還是好好的，心裏的擔心一下子放下來了。
家人知道我回來了，一直懸著的心終於落了地，但他們知道，要想改變我的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的親屬都到家裏做我的工作，幫助我「轉變思想」。既然事情已經公開了，我也就不再隱瞞自己的觀點了，過去我沒在他們面前顯露自己的真實想法，因為我無法改變他們，也不想使他們的想法強加給我。可想而知，這次與家人的衝突有多麼激烈，全家老少上下十多口人，只有丈夫和女兒理解我。父母和親人們主要是怕我吃虧，他們被共產黨搞運動，整怕了。他們給我講的都是「明哲保身」的理論，我則給他們講「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覆巢之下無完卵」；「唇亡齒寒」的道理。最後他們也否認不了：共產黨迫害善良，必將導致社會道德的敗壞，這場運動將對社會生活造成深遠的影響，涉及到子孫後代福壽安康的長遠利益。激烈的思想交鋒後，我更堅定了自己的正念，放下了思想包袱，壓力也減輕了許多，再一次去北京的機緣逐漸成熟。大家約好，在10月26日那天（即法輪功被中共定成 「×教」的日子），到天安門廣場去打橫幅、喊冤。
為了不招眼目，大家分散行動。小麗和我提前兩天出發。那天，天上飄著清雪，臨行前，丈夫從班上匆匆趕回家，為我們送行。小麗走出門後，丈夫擁抱了我一下，我的眼淚控制不住流了下來，但我沒有說話，急轉身走出門去，沒再回頭。這是一個多麼溫暖叫人依戀的家啊！這一去，真不知道甚麼時候再能回來。
到了北京，我領著小麗還是找到上次那個功友家住下。第二天，小梅和她的先生也到了那裏與我們匯合。去功友家的路上，中途轉車時，總要路過一家地下室小餐飲店，門口掛著一張小黑板，上面寫著「法輪功習練者不得入內」。每次見到這塊黑板，心裏非常難受，中國人在惡黨播種的仇恨中生活，這是多麼深重的悲哀！
為了能順利進入廣場，我在附近的一家小商店裏買了一管口紅，一支眉筆，畫了一點淡妝（在警察的眼裏，煉法輪功的人一般不化妝）。大約1點鐘左右我們進了廣場。幾乎沒做任何遲疑，立即就將寫著「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展開，我們對著圍觀的民眾大聲說：「我們是法輪大法學員，今天在這裏，就是要告訴大家：法輪大法是正法，我們的師父是冤枉的，大法是清白的。」周圍立即響起了雜亂而急促的腳步聲。有警察向我們飛快的跑來，為了能獲得更多一點時間，我拼命的朝著背離警察的方向跑去，並用力的高喊「法輪大法好！」不到半分鐘，警察就把我抓到車上，在撕拽過程中，衣服給撕開一個大口子。
車上已經有好幾名被抓的學員。其中一個人頭上正流著血，我想為她擦拭一下，沒等我從座位上完全站起來，就被警察吼住：「坐下！」另一個學員還是不顧一切的站了過去，準備幫助流血的學員，警察一把抓住她的頭髮，將她的腦袋摁到車座底下，半天沒緩過氣來。汽車載著我們離開廣場時，我撩起窗簾，朝窗外望了一眼，偶然間發現小梅的先生擠在人群中，我為他能逃脫被抓捕而感到高興。
我們暫時被關在天安門廣場派出所的後院內，那裏已經關了好多人，估計在二百人以上。小梅也在裏面。有些人不停的跟警察在講道理，苦勸他們不要這樣對待百姓，還有些人一起背誦師父的詩文。這裏有年歲大的老人、有壯年男子、也有年輕婦女，還有帶著十來歲孩子的母親。有一個同修頭上一直在流血，不知怎的，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
後來，來了四輛大客車，要將這些人運到北京附近的看守所去。小梅和我緊偎在一起。客車載著我們行了很遠的路，來到一處看守所，但因所內已無空餘房間，不得不又開往更遠處的看守所。客車在一處新建成的獄所內停留了一會兒。
大家暫時被關在鐵欄內的牢房裏。我發現有一個功友，腳上沒穿鞋子，她說是在廣場上被抓時跑丟的。倆三個同修圍著她，讓她踩在自己的腳上取暖，十月末的天氣已經是深秋，光著腳踩在水泥地上是很冷的。趁著沒人注意的時候，我將手機的芯片取出，撅折扔掉了，免得過後被警察收去，給其他功友造成麻煩。汽車翻過了一山又一山，躍過一嶺又一嶺，最後終於在一個離北京很遠的看守所院內停下了。這時已是傍晚6點多鐘。學員們被列成一排，站在高牆鐵門的院子裏，警察挨個給學員登記，在背上編號。有個帶著11歲女孩的女同修，說甚麼也不讓警察在自己的背上寫字。警察急眼了，進屋取出電棍，照著她的胸部喀喀放電。女孩緊閉雙眼，依在母親的懷裏，女同修十分鎮定，不怕也不躲閃，就聽她輕輕說了兩個字：「卑鄙」。警察有些尷尬，在眾目睽睽之下，灰溜溜的走開了。我為同修的剛毅而感動，嘆服她無畏的勇氣。我對強者的概念又有了新的一層理解。
院子裏還有一個人，非常引人注目，一個背駝成九十度，滿頭銀髮的老奶奶，默默的坐在一張椅子裏。她是甚麼人？怎麼會坐在這兒？一個年輕的警察回答了我的疑問：「那是個瘋子，八十多歲的年紀，不在家裏享福，跑到天安門廣場，去喊甚麼冤。」老人的形像在我心裏一下子變得高大起來，我對老人家升起無限的敬意。後來聽說，那個老奶奶已經86歲了，和那個帶孩子的母親當晚就被釋放了。在她們身上我看到了無畏和正義的力量。
警察急於想知道每個人的姓名、住址，以便儘快的把大家遣送回當地派出所，以減輕北京地區的壓力，當時北京附近的各個看守所都已人滿為患。大家知道，說了地址和姓名，只能造成更大的傷害，所以誰都不說。警察變得越來越暴躁，最後挨個把每個人叫到屋裏刑訊逼供。很多人，不管怎樣被逼迫，始終就是不說，保持沉默。電棍發出藍色的弧光，警察不懷好意的淫笑著，聽著電棍發出的劈劈叭叭的聲響，我心跳速度加快，不想讓警察看出自己的緊張，但那一刻，臉色一定十分難看，最後，我還是報了姓名和住址，我為自己的懦弱感到難過。晚上10點多鐘，他們把我送進牢房，20多人呆在一鋪離地一尺多高的床板上，沒有鋪蓋，大家擠在一起相互取暖，小梅和另一個同來的同修也在裏面，她倆向我講述了警察刑訊逼供的經過，小梅被煙頭燙臉；另一同修則被電棍電脖子，警察的可恥行為讓我感到憤怒。
天亮的時候警察過來喊我們仨個人的名字，省公安局駐京辦事處的人，把我們拉回北京，於當晚和另外幾個法輪功學員一起被遣送回省城。他們買的是臥鋪的下鋪票，坐臥鋪並不是因為舒適，而是為了押送方便。押送我們的警察，相對來說比較和善，為了不太招人眼目，他穿的是便服，也沒給我們戴手銬，即使是這樣，還是引來不少人的側目。列車到站後，兩人一組被戴上了手銬，一輛市警局的客車已等候在出站口。有一個年輕人，打我們從站口出來，就一直跟在後面，注視著我們，那目光有些異樣，不像是個看熱鬧的人。坐在車上，我忍不住又朝他望了一眼，他飛快的向我做了一個V型的手勢，原來也是個大法弟子，用手勢表達了他的敬意和對我們的鼓勵。我心裏湧起一陣熱流，感受到，一個弟子受難，其他的弟子都不會袖手旁觀，我為置身於這樣的群體中感到欣慰和自豪。
在市公安局停留了半天，每人被審問了一遍，做了筆錄，就各自被送到所屬的派出所了。丈夫和大姐已經在那兒了。看來小梅的先生已將情況告知家人。不長時間，母親和二姐也去了，還有好久不見面的表姐夫也來了。表姐夫是來疏通關係的，他和派出所的所長認識，而且關係不錯。所長答應他，只要我肯說不再煉功了，馬上就可以放人回家。
身陷囹圄
兩名警察押送我去看守所，到那裏時已經是傍晚。看守所的院牆有五米高，上面是能通電的鐵絲網。入牢房前，要進行全身搜查，連背心褲衩都得脫去，這種地方就是想盡辦法來羞辱人。牢房實際上是沒有門的，只是一道鐵柵欄，外面能看到裏面的情況，裏面的人也能透過柵欄看到外面的警員背著槍來回巡視。進了牢房，撲面而來是一股熱氣，在一個不到20平米的小屋裏，擁擠著三十五、六個人，而且還在不斷的往裏進人，每次進人，號長就嘟囔一句：「別進了，沒法睡覺啦！」。
我去的那晚，先後一共進了三個人，兩個是法輪功，一個是一般罪犯。裏邊的人說，一看就知道我是法輪功，和一般罪犯不一樣，煉法輪功的人，情緒穩定、安詳；一般的罪犯都是神情沮喪、一副落魄的樣子，身上往往還帶傷。我問，為甚麼會有傷呢？旁邊的人悄悄告訴說，普通罪犯，入牢前都會被暴揍一頓，而且不能聲張。他們是不打法輪功的，至於為甚麼不打，說不清楚。
這個牢房裏一共有十六名法輪功學員，小青是來的較早的一個，因為發真相傳單被抓進來，已在裏面呆了二十多天了，她估計自己很快就會被送去勞教，囑咐我，如果能不被勞教先出去，幫她把因上北京借同事的錢先還上。她給我們講了兩次徒步上北京的經過：有一次已經走到幾十公里以外，被家人抓回，後來家人把她送進精神病院，她被折磨的實在受不了了，就給家人寫了保證，不再去北京。彤彤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女孩，還沒結婚，也是發資料被抓進來的。在我入牢的頭幾天，警察提審過她一次，整整48個小時，不斷的給她用刑，讓她說出資料的來源，她咬著牙挺著。她說，有兩次真覺得要超出承受極限了，但後來還是挺過來了。她對打她的警察也沒有太多的怨恨，就是覺得很可憐，甚至最後還朝那警察笑了一下，對方不敢正視她的眼睛。可想而知，她那張被打得變了形的臉，朝人家微笑，那是一種甚麼樣的感覺呀？跟功友說了一會兒話，就到了洗漱時間了。牢房裏的作息時間是：一天吃兩頓飯，早餐：早8：00點，晚餐：下午2：00點，晚8：00點上床睡覺。除了吃飯、睡覺、洗漱之外，多數時間是坐板（坐直，不許說話），也有閒坐的時候，閒坐時可與同修和其他犯人聊會兒天，說會兒話。大家輪流洗漱，這段時間，是比較放鬆的。
洗漱的時候，也順便觀察了一下牢房的格局，沿著窗子的兩側，是兩鋪高半尺的硬板床，白天用來坐板、當飯桌，晚上在上面睡覺，兩床鋪之間有一米左右的過道，可以來回走人，東面的是個大通鋪，從南牆到北牆，尺寸約：190cm×350cm；西面的是個多半截小床鋪，和家裏雙人床的尺寸差不多，約：190cm×200cm，另外的靠近鐵柵欄的三分之一空間，設置成了一個小衛生間，用來洗漱和上廁所。我對床鋪的尺寸之所以非常敏感，是因為睡覺對我來說，是件很可怕的事情，那種折磨跟上刑差不多。我被安排在小床鋪上，一張雙人床大的面積上躺了11個人。每個人都得立臥，不能平躺，而且一顛一倒，互相抱著對方的腳，腿不能蜷，必須伸直，頭朝一個方向的人，臥的方向也需一致，個人不能隨意翻身，要和大家統一行動，二個小時翻一次。裏面的人把這種睡法叫「睡刀魚」。上廁所時，身體的不適得到短暫的緩解，但回來時就找不到躺下的位置了，要在守夜人的幫助下，從兩個人之間硬擠進去，叫「紮鋪」。守夜人就是晚上不睡覺，三人一組，2小時為一班，立在地中間監視大家。法輪功的學員不讓守夜，守夜人都是其他的犯人。由於幾天來的勞累、困頓，那一宿我睡的還挺實。
第二天醒來，人像散了架子似的，心、肝、脾、肺都錯位了，渾身疼痛。早餐吃的是窩頭、白菜湯。吃菜喝湯時，飯勺不夠，幾個人合用一個。飯菜做得粗糙、簡單、十分單調，吃起來毫無滋味。普通犯人，可以讓家裏給存些錢，另要一些加菜（小炒、鹹菜之類），法輪功的則不允許。吃了飯，一天的內容就是在床上坐著：或是端坐（坐板），或是散坐（閒坐），端坐的時候多一些，坐到吃下一頓飯，吃完飯，接著坐一會兒，然後洗漱睡覺。人若要一點不運動也是件很痛苦的事：一方面，吃的東西不消化，另一方面，不排泄。在看守所呆的二十多天裏，我只便過一次，上下不通像被堵住了一樣，人難受得很。這裏的法輪功學員多數是因發真相資料被抓的，有兩個是在去北京的路上被截回來的，有一個是去功友家送資料，因功友丈夫告發被抓。年齡大的有五十多歲，年齡小的才18歲。牢房裏的雜務，洗碗、刷筷、儲水（定點給水）等一般都讓法輪功學員來做，號長喜歡讓法輪功的人給大家服務，她們幹得既快又好，還毫無怨言。
看守所是不允許家人探視的，生活用品一時也無法送進來，牙刷都是跟功友十幾個人合用一個。最困難的就是缺少手紙，一個月給幾包紙，大家分著用，根本不考慮婦女來例假時的額外需求。入所後的第二天，就來了例假，而且哩哩啦啦沒完沒了，持續了二十天，一直到離開看守所。為了節省用紙，毀了多餘的內衣當手紙用。
白天坐板的時候，四週很安靜，沒有書，沒有音樂，沒有語言，身體也不能動，只有腦子可以思考。有時想起孩子和丈夫，不知他們怎麼樣了，一切還好嗎？多數時候，憶起以前背過的師父寫的詩文，其中的《洪吟》〈無存〉，特別喜歡反覆詠誦。
有個叫丹丹的普通罪犯，很喜歡師父的詩文，常讓法輪功的人教她背誦。丹丹18歲，是一個很文靜的女孩，她是因為與其他人合夥販運搖頭丸（毒品），被抓捕進來的。剛進來時，很消沉，後來接觸了法輪功的人，慢慢的開朗了許多。丹丹的親友為她存了一些錢，她買了一袋蘋果，常常分給大家吃。丹丹有著很善良的心，如果能早一點接觸大法、早一點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不會淪落成為罪犯這一地步。師父講過：「在道德標準扭曲了的時代，一個人做壞事，你告訴他是在做壞事呢，他都不相信！作為一個修煉人，就得用宇宙特性去衡量，才能辨別出甚麼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壞。」丹丹壓根也沒有想過販毒是犯罪行為，會給社會帶來危害。在這物慾橫流的社會，所接觸的和宣揚的都是那些如何追求物質利益滿足，拜金、拜物的思想，人們也隨著潮流在推波助瀾，一個本性純真的孩子，沒有人教給過她正確判斷事物的觀點，沒有人及時警醒她身臨險境，沒有人及時拉她一把，使她墮落成罪犯，這不是社會本身的問題嗎？
還有個姓徐的犯人，也給我留下了很多印象：四十多歲，脾氣性格極其溫和，她的外貌有點像我母親年輕時的樣子，因此我對她在心裏就有些親近感。她自己講，因為揀了工廠的廢銅爛鐵，被人家給弄進來了。能夠看出，她的生活很窘困，沒有一件好的衣物，背心褲衩都不是棉質的。她要為我縫一個枕頭包（睡覺時，穿的衣褲迭在一起當枕頭），這樣可把衣服裝起來，睡覺時不易弄散。找了半天也沒找出合適的東西來做這個包，最後我讓她毀兩個我用過的短褲來做，她猶豫了一下，徵得我的同意，自己留下了那兩個短褲，用她的背心做成了這個小枕頭包，我心裏說不清是一種甚麼滋味，中國底層的民眾生活的太苦了。
轄區派出所的警察過來問過我兩次話：「還煉不煉了？」沒甚麼其它內容。牢裏也統計過兩回，看看有沒有法輪功說不煉的，不煉了，簽了名，立刻就可以放人回家。普通的犯人理解不了：可以回家偷偷煉，為甚麼不騙一騙警察呢？回家多好，幹嘛在這兒遭罪？在他們眼裏煉法輪功的人真是傻透了。
一天傍晚時，送進來一個新人，見了她，我心裏一陣高興，是我上北京時認識的一個同修。我喊了她一聲，管教聽到了我的喊聲，立即將她調換到了另一間牢房，我後悔自己的魯莽和沉不住氣。她來的第二天，提審的時候碰到小梅，說那個同修跟她一個牢房，進來就開始絕食，抗議非法關押。我將這一消息轉告了同室的功友，大家考慮應該聲援同修，也開始絕食。絕食使獄警非常緊張，想盡辦法讓大家停止絕食，伙食方面得到了一些改善，也允許了家屬給存錢，吃飯時可另加菜，同時讓非法輪功的人勸說大家吃飯；另一方面，還採取了強硬的手段：警察威脅要給我們灌食，白天開始全天坐板，不再有閒坐的時候，這使其他的犯人怨氣很大，說我們連累了她們，讓她們跟著遭罪。為我縫製枕頭包的徐也被獄警借故砸上了腳鐐，她被砸鐐後，哭得很傷心，所有的刑事犯都說她在為我們受過，以前沒有發生過被砸腳鐐的事情。我們清楚惡警的險惡用心，在挑起矛盾和增加怨恨中，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有些功友停止了絕食，我仍堅持了下去。雖然暫時不能減輕徐的痛苦，但我內心真誠的為她祈禱：「願她此刻所承受的苦難，換來未來美好的福報」，絕食到第五天的時候，獄警通知我收拾東西，送去勞教。
在送往勞教所的押送客車上，見到了小麗、小梅還有一些不認識的功友，這一批一起送去二十多人。我被勞教了2年。
由於五天來的絕食絕水，身體有些虛弱，剛進了勞教所的大門，心裏突然發慌，頭冒虛汗，眼前發黑，我趕緊蹲下去，以免倒地。護廊（被關押人裏選出的值班人員）也是個法輪功學員，為我沏了一杯奶粉，勸我喝下。
我去的大隊有四個小隊，小隊的管教姓畢，二十八、九歲，脾氣很爆。進隊前，都要先被她叫到管教室，受一番審訊。她問話時，你若回答慢了，或是答的不令她滿意，便開口大罵，甚至還用電棍威脅你，那陣勢，只能用兇神惡煞來形容。這裏的管教人前人後完全是兩張畫皮。
當我站在走廊等待入隊的時候，有個管教，走過來，讓我衝著牆去讀貼在牆上的公安部發布的「六禁止」通告，我沒有讀，只是朝牆站著，眼睛瞅著別處。她被我的沉默激怒了，狠狠的在背後踢了我一腳，我回過頭去看了她一眼，她更加惱怒，甚至還要動手打我。有人告訴她，我已絕食好多天了，很虛弱，可能隨時都能暈倒，她便罷了手，悻悻離去。
我們住的監室是樓房，結構是北側為橫通走廊，南側是管教室和犯人居住的房間，小隊在二樓，一樓設有盥洗室，二樓走廊盡頭設一衛生間，衛生間較看守所大，有改善，但上廁所受嚴格限制，一天只能定點上三次。犯人居住的房間很大，睡覺和幹活都在房間裏，四十張單人床從東到西，排成五列，每列八張，上下兩層鋪。小隊五十來人，除了兩名普教人員，一個容留，一個吸毒，其餘全是法輪功學員。當時全勞教所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人數有接近千人。
進了小隊，管教向小隊的班長交待：「立即『轉化』，不『轉化』，今晚都別想睡覺！」說完就離開了。馬上圍上來七八個人，開始做「轉化」我的工作。我感到一種看不見的惡勢力正在壓迫著我，內心拼命的掙扎著，想擺脫恐懼，但總還是隱隱有些擔心。晚飯後，大隊的姓尚的宣傳幹事傳我去管教室訓話，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我用親身經歷駁斥了報紙和廣播中的謠言，講述了上北京的動機和目的，她最後也沒說啥，就讓我回小隊了。隊裏的人說，我很走運，遇上尚幹事值班，否則換別的管教，一定會吃電棍了，據說尚幹事曾經看過書，也練過功，不像其他人那麼兇惡。
回到隊裏，另一個和我一起進小隊的同修告訴我，她已經想通了，應該「轉化」。我吃了一驚，到底是怎麼回事，究竟是甚麼東西讓人轉變的這麼快？我開始也想認真聽聽她們做「轉化」的說辭了。其實那套理論十分荒謬：讓人說假話，弄虛作假的同時，還要相信自己是在修煉。這種下三濫的東西，如果是在正常的環境中，一眼就會被看穿，但在那個環境中，由於人的執著放不下，有人甘願受其矇蔽，有人最後走向邪悟。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師父說：「修煉是嚴肅的」，修煉確實摻不得半點虛假。我當時帶著很多人心，恐懼已使自己理智不清、思維混亂，潛意識中又有不想面對殘酷現實的想法，希望能找到解脫辦法：既能維護做人的尊嚴，又不必遭受酷刑折磨，而這套「轉化」的歪理邪說正好迎合了人的這種圓滑心理，所以寧願相信它，也不願意用理智去思考它是否經得住推敲和檢驗。這一跤摔倒了，真是摔的鼻青臉腫的，把自信心也摔沒了，很長時間沒有勇氣再從新面對修煉。
我們小隊有個進來最早的學員，是中學老師。曾一度在酷刑和超極限的壓力下違心的寫了「轉化書」，清醒後，找所長和管教聲明「轉化」作廢，管教為了報復她，給她加刑8個月，每天讓包夾看著她，不許任何人跟她接觸，也不許她和任何人說話。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親人來看她，有一次她的孩子來信，管教逼著她念給大家聽：當她念到孩子想念媽媽時，她流淚了，我知道她內心一定很苦。還有個其他小隊的同修，有時上廁所能看見她，脖子上纏一圈紗布，別人說，那是電棍電的泡，用紗布擋著，不讓人看見。
勞教所的苦不同於看守所的苦，每天睡眠很少，僅五個小時左右，因不能及時上廁所，口渴的時候不敢喝水，常常憋尿。跟管教共用一個衛生間，一旦聽到護廊喊：「管教上廁所」，不管便沒便完，必須立即提起褲子，站到一邊去，背對管教，將廁所讓出來，趕上大便乾燥，又剛好便出一半的時候，那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日三餐，基本上就是凍蘿蔔白菜頓一鍋、鹹菜就著饅頭、苞米大楂粥。每餐給十分鐘，勞教所裏的饅頭很特別，黑不黑白不白，吃到嘴裏苦滲滲，有股霉味兒。上廁所一般是四分鐘左右，一組人排隊去，任何人都不能單獨行動，三個人組成一個包夾，互相牽制、互相制約、互相監督。「轉化」後的人跟包夾內的人小聲說兩句話也允許，不「轉化」的就沒有這個自由。吃飯、睡覺、上廁所時間之外，剩下的十七、八個小時便是奴役勞動時間，特別累的時候，幹著活都睡著了，電烙鐵把手給燙壞了。偶爾活兒不忙時，也安排一會兒學習，聽那些批判法輪功的文章，和讀一些學員寫的悔過書。有一些特長的人，安排為管教幹活，有給管教洗衣服的，有給管教織毛衣的，也有給管教做飯的。
入所不久我又被轉到另一大隊，這個大隊的活兒是粘一種小魚（手工藝品）、給小鳥粘羽毛和折書頁子（打印社裝訂圖書的一道工序），折書頁子包括樓上樓下扛頁子紙（很繁重的體力活兒），有時也幹些臨時性攬到的活兒，為警服釘扣子，拆線頭。不論是粘小魚還是粘小鳥的羽毛，都要使用一種膠，滿屋子都是那種酸酸的怪怪的氣味兒。幹活時，地當間兒放一塊案板，大家圍在四周，整天偎在地上，身上髒兮兮的，正常情況下，一週給半個小時洗衣服的時間，但活多時，一個月才能洗上一次。在一個半月裏，洗過兩次冷水澡，活兒能幹過來的時候，給洗衣服的時間就稍長一些，四十分鐘，抓緊的話，洗完衣服就可洗個澡。北方的三九天裏用洗冷水澡，對我還是頭一次，沒想到冷水洗澡，也能使滿屋子熱氣騰騰，最後整個水房，洗澡洗得對面看不清人，竟是這樣的效果。
洗衣服時，有兩個比我年齡小一些的同修玉玲和雅平經常幫我，她們可能覺得我不太會幹家務，她們那種淳樸、那種善良使我歷久不能忘懷。雅平長著圓圓的杏核眼，說話聲音很有磁性，看人時眼睛裏總含著笑意，性格像水一樣，那樣美好，不太說話。她是因發真相資料被抓來的，勞教一年。可惜我離開勞教所時，沒能留下她的通訊地址，跟她失去了聯繫。
玉玲家是在山區，老公也是個煉功的人，因去北京上訪被抓，關進監獄，家裏本來在農村裏是屬於富裕戶，有一些農機、農具，但生產隊借限制他們煉功為由，把家裏有用的、值錢的東西都給搜走了，春耕之後，擔心她也去北京上訪，就把她抓來，送勞教一年，家裏還留下個9歲的女兒，暫時寄養在親戚家。玉玲小學文化，愛唱歌，有些走調，但只是唱給自己聽，自娛自樂。她還說出去後邀請我到她家裏去做客。
臨近新年的時候，所裏要舉辦一個文藝聯歡會，讓各大隊準備節目。勞教所做任何事情，任何一項活動都有它的宣傳意義，都是為宣傳目的而為。比如說：早晨疊被須按軍隊的樣式，疊成方方正正的，稜是稜，角是角，叫做摳被摞；床單、被罩由管教人員自己花錢，勞教所給統一買成白色的，這樣看起來整潔。有幾次電視裏也對這裏雪白的床單、「優美的環境」進行了大肆渲染，給人留下極深刻的印象。這次搞聯歡，是電視台要來人錄像，讓觀眾們體會一下，這裏的法輪功學員如何在「春風化雨般的關愛」下，被轉化成「正常人」，滿臉洋溢著幸福的神情，對「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感激涕零，同時也讓人們感受一下勞教所裏的生活有多麼豐富多彩，甚至能讓人「樂不思蜀，不願意回家」。
我看到那些節目彩排的時候，有些人竟聲淚俱下，在迫害與壓抑中說著泯滅良知的話。難耐的壓抑讓我無法抑制住奪眶而出的淚水，任其流淌。人不可能永遠生活在虛假的現實中，從那天開始，我的主意識好像清醒了，內心的瘡口從此也被撕裂開，汩汩流血，這血液凝結後變成了烙在心靈上的紅字，永遠都抹不去，擦不掉。誰都希望有個美好的未來，而那些邪惡之人卻用無比殘暴的手段在斷送著這些曾經是修煉者的未來。彩排的結果，我們的節目因演得不好，被拿下。
小梅和小麗的家人都在為她們辦理保外就醫的手續，我們先後在那年的除夕，離開了勞教所。
正視自己的靈魂
被「轉化」這一事實，像一根刺一樣，紮在身體裏，叫人時時感到痛苦，這根刺不拔出來，那個苦就一直延續著。剛回家那段日子，我不願意見朋友，因為已經沒有從前那種做事端正很仗義的感覺，在親人面前說話更是沒有底氣，特別是面對現實問題時，我很難談出自己的觀點，他們只需輕輕一句：「你再對，不也是『轉化』了嗎？」立時自己就很洩氣，沒有話說。不管是主動「轉化」，還是被動「轉化」，只要是「轉化」，就是恥辱。很長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從新修煉，也不願跟功友來往，國外的姐姐來電話，我總是儘量迴避談及過去發生的那些事情，實際上也就是不願意再面對傷害。說到傷害，人們都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很難將自己的屈辱揭示出來，以免帶來更多的痛苦，但是這種不暴露，卻給邪惡也保護起來了，使它逃脫了公義的制裁和道義的譴責。後來，我認識到了，揭開瘡疤，會很痛，但是不揭開，毒素永遠存在裏面、永遠都不能使瘡疤真正癒合，這個痛是永遠不能結束的痛。我決定不管是屈辱還是羞恥都要面對，要正視自己的靈魂。做錯了就是錯了，不能掩蓋，掩蓋只能欺騙自己。我上網寫了嚴正聲明：「……由於自己的軟弱和正念不足而苟且偷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是一個修煉者的恥辱，聲明在勞教所裏所寫所說的一切全部作廢。」寫了嚴正聲明後，自己又從新振作起來，決心走好未來的路。
重新找工作
被捕前，我在一家大公司做技術工作。被捕一個月後，單位就把我開除了。出來後，先後找過幾個工作。開始時，找工作比較困難，一說是法輪功學員，人家就給拒絕了。後來有個老文字編輯告訴我：「應聘的時候，不要提煉過法輪功，表面上不說，但社會上，還是很歧視法輪功的。」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私人企業，做綜合項目管理員，工作內容不多，壓力也不大，幹了幾個月。後來公司迫於形勢要求，讓每個人簽字表態，支持政府對法輪功的鎮壓，我對這一做法非常反感，拒絕簽字，就辭職了。
經過一兩次失敗之後，再應聘的時候，我就不再迴避自己是法輪功學員的身份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世人也逐漸了解了一些真相，歧視法輪功的人在逐漸減少。
電視插播全城大搜捕
2002年3月5日的長春電視台插播事件，在國內的影響，引起的震撼極大。人們對插播的技術感到震驚；對法輪功學員的膽識感到震驚；對插播的內容更是感到震驚。第二天公汽上的上班族、單位裏的同事、還有街坊鄰里之間都在議論這件事。插播的內容是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曾經播出過的「天安門自焚案」。法輪功學員只是將鏡頭播放速度放慢，對其中的一些疑點提出質疑和分析，讓人們自己去思考。以前，由於人們內心有種莫名的恐懼，很多人不敢接觸法輪功真相材料，還有些人甚至不希望了解真相，這樣在被脅迫搞些支持政府鎮壓的簽字時，就免得良心有不安的感覺。正是人們的這種心理，才使邪惡之徒在行惡時，毫無顧忌、肆無忌憚，才使迫害在全國範圍內，如此慘烈。僅長春電視插播這件事上，就死去了8位大法弟子。插播打破了人們內心的恐懼，使了解了真相的人們削減了對法輪功的仇恨，很多人出於好奇心，想聽聽法輪功人對於「自焚」是怎麼說的。人們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割開的氣管能否清晰的發聲？警察需要背著滅火器巡邏嗎？（瞬間拿出20個滅火器、一個滅火毯）；裝汽油的塑料瓶在大火中會完好無損嗎？喝下半瓶汽油的人能不中毒嗎？誰能在突發事件中，從容不迫的拍到這一組難得的鏡頭？王進東的打坐姿勢為何跟法輪功教功帶上的姿勢不一樣？等等，只要有正常思維的人，想明白這一連串問題後，自己就會得出結論：政府是在撒謊，撒彌天大謊！插播事件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這讓邪惡氣的發狂，為了報復，警察瘋狂抓捕法輪功學員，僅長春地區，幾天之內就抓捕了5000人。當時從上面傳下來一句話：「殺無赦！」一時間，法輪功學員陷於紅色恐怖之中。
我意識到警察一定會來家裏，只要在他們掌握名單上的人，誰也落不下。我再也不讓警察把我抓走，決不能再落入魔掌之中。親人們覺察不出我又一次面臨危險，我也不想讓親人們為自己擔心，所以不動聲色的跟警察周旋著。那時正好還在私企工作，白天在班上上班，晚上下班後領著孩子去逛街，在街上吃完晚飯，10點來鐘回家，進屋不點燈，直接上床睡覺，即使這樣還是沒有避開警察的騷擾。警察來的那天已經是半夜近12點鐘。噹！噹！噹！砸門的聲音在深夜傳得很遠，最後砸不開門，警察就用一種硬物撬門，那種刺耳的聲音讓人感到極其恐怖，幸好孩子那天剛睡著不久，睡得很沉，如果她醒來，發出一點動靜，後果不堪設想。第二天，看到門口貼的廣告紙被燒掉了，只剩下一塊殘留的黑角。後來聽說我們點上的一個同修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被警察帶走，我在勞教所裏認識的一些提前回家的同修，也在那次抓捕中，又被抓回了勞教所，我們煉功點的同修被勞教了一年半，打折一根肋骨。為了不使孩子內心感到恐懼，為了給孩子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我決定離開自己家，暫住到父母家去，這一走，那個家就再也沒有回去過，直到後來搬新家我也沒能再回去過。
再臨險境流亡外地
插播後不久，我就失去了工作。沒馬上再去找新工作，暫時呆在家中。有時到功友家去走走。阿芳是我同學父親的研究生，在我同學結婚時認識了她。後來她也學了法輪功，我們就有了來往。
那天，我又去阿芳家。阿芳家是二層樓，我倆在樓上讀了一會兒書，聽了一會兒師父的講法。聽到有人敲門，水蓮（阿芳表妹）就把門打開了。樓下的聲音很嘈雜，阿芳下了樓去，一會兒，屋子裏安靜下來，好像所有的人都走開了，我意識到情況不妙，必須儘快離開房間。出了樓就有了安全感，想迅速離開那裏，忽然又覺得不妥，阿芳的資料、師父的書籍、講法帶都沒有妥善轉移，恐怕會給她帶來麻煩，還是先等等，弄清情況再說。我在小區的花園裏等了一會兒，水蓮回來了，她說警察來向阿芳了解她煉法輪功的事兒，正在派出所問話。水蓮受阿芳的影響，也經常看些大法的書籍，同情和理解大法弟子，我問她是否清楚阿芳的資料書籍存放情況，需儘快將其轉移到安全地方，於是我倆進屋整理那些資料，準備趕緊轉走，沒想到警察很快就返回來了，這一次我被堵在屋裏，沒能走脫。
警察將我們仨人帶到派出所，水蓮後來被放回去，阿芳和我被銬上手銬，分別關在單間裏等候聽訊。有個看著我的小警察，農村孩子，十八、九歲，心地很善良，我跟他聊了幾句。他說：「晚上睡不著覺了」，我問：「為甚麼？」他說：「心裏難受」，還向我講了，一次同事和他開玩笑，用手銬將他銬在暖氣管上，他用環形小鐵棍輕鬆打開手銬的事。他講起來像似無意，我聽著倒是有心，也許他是在暗示甚麼，我心裏一直在想著尋機逃走，他的話讓我有了點信心，也許能找到機會。我們被送到市公安局，分別在不同的房間裏審訊。問了家庭住址、先生的姓名、單位等一些問題，以及煉功情況，我都一一回答，警察主要想了解我與阿芳是怎樣認識的，到她家去幹甚麼，是不是知道那裏是資料點，她的資料都發給誰，她都跟誰聯繫……。我回答警察：「到她家只是串門，其它事都不清楚。」警察威脅我，不好好交待，會動刑。問了半宿，他們並沒做任何筆錄，自然也沒讓我簽字，後半宿留下兩個看守人員，大家便去睡覺了。正值夏天，屋子裏有很多蚊子，警察被咬得難受，找來了蚊香放在桌子上點燃，也讓我站到靠近桌子一旁。那兩個看守的，一個在屋裏，一個堵住門口，打起了呼嚕。我看到桌子上有根油筆管，試著用它去捅手銬的鎖眼（我僅是單手被銬在椅子上），但油筆管不夠粗，質地又軟，使不上勁兒，怎麼也捅不開，這種方法不行，只好放棄。我試圖將手從銬中脫出，但銬得太緊，手都弄腫了，也脫不出來，我認定時機不成熟，那一宿不再做任何逃跑的努力。事過之後回想，即使當時脫開了手銬，也很難從警察身上越過，而不被發現，一旦他們發現我有逃跑的動機，那麼逃跑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
第二天，他們把我帶到關押阿芳的那個房間，那是個套間，阿芳在裏間，我在外間，由三個警員看守我倆，因為是週六，他們只是換崗值班，那一天沒做任何審訊。阿芳的丈夫聯繫人很多，關係網很廣，警察局裏也有不少熟人，他們給送來了吃的，但我卻一點也吃不下。中午過後，換來一個年齡較大的警員，這個人很面善，說話比其他人和氣許多，上廁所回來時，我趁機讓他將手銬銬鬆些，他照做了，而且還把手銬從後面的姿勢改成銬在前面。因是對著樓梯口的房間，門開著時，屋裏的過堂風很冷，我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裙和坎袖背心，被風一吹，冷得直發抖，這位心善的警察又到裏間屋給我拿來一個小薄被，蓋在身上，還勸我能睡就睡一會兒，頭天晚上已一宿沒睡了。我閉著眼睛，腦袋裏亂糟糟，心也有些發焦，根本就睡不著。想著丈夫出差好多天，今天該回家了，到家若見不到我，一定會著急的，想給家裏人打個電話，警察不允許。
我的頭有些痛，想起師父的話「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試著集中注意力發正念：「不允許任何邪惡對我迫害！」心慢慢的靜下來了，頭也不那麼痛了，我突然感到被銬住的手竟能從銬子裏輕鬆的脫出來，心裏一陣狂喜，逃跑的條件已經具備，只要沉住氣，等待時機，成功有望。我看了看牆上的鐘錶，才3點多鐘，需要再等一些時候，到天剛擦黑，還沒換班之前，再晚也不行，換了值班的，會發生甚麼情況就又不好說了，這期間還不能去上廁所。我閉上眼，顯出很睏倦的樣子，三個警察都到裏間屋看電視，玩遊戲機了。快到六點的時候，有些人開始去吃晚飯，天也漸漸黑下來，我覺得差不多是行動的時候了，裏面有個小警察很喜歡到隔壁房間聊天，我心裏想，等他再出來，最好是不要關門，把門敞開，這樣我行動起來，裏屋的警察不易聽見動靜，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果然一會兒，他又要到隔壁房間去了，門被他大敞四開，我毫不猶豫，一個箭步竄了出去，一步跨兩凳、三凳那樣朝樓下飛奔，剛下了一層樓，迎面就上來一個警察，他還沒有反應過勁兒來，我已經從他身邊跑遠，到了樓下院子裏，就聽到上面有人喊：「法輪功的逃跑了！」衝出院子，外面就是車水馬龍的大街，立手招來出租車，瞬間便隱沒在茫茫的人流中，我知道警察不大可能再抓到我，但為了保險起見，讓司機拐了幾個小胡同，並留意後面有沒有跟蹤的車輛，然後去了我父母家。手機、手錶、皮包都被警察掠去，身上沒有一分錢，上樓管母親要錢交了出租費。父親見到我有些詫異：「這麼晚到家來有事嗎？好像還慌慌張張的。」看來父親不知我的情況，我朝他笑笑，沒有多說，讓母親陪我到姐姐家去，我換了一身母親的衣服，在路上簡單的把這兩天裏的經歷向母親講了一下。母親和姐姐們頭天晚上就知道我被抓了，因父親年齡大了，暫時瞞著他。我女兒曾經跟我去過阿芳家，晚上我沒回家，她通過小區的保安了解了阿芳家發生的事情，並將情況告訴了姥姥。當我敲開姐姐家門的時候，女兒正好也在姐姐家，她們看到我，驚訝的半天說不上話，馬上給丈夫掛了電話。丈夫是下午3點鐘才剛剛到家，這會兒見到我，真是有點像救出人質的感覺，失而復得的高興和欣慰溢於言表，甚至開始時有點不太敢過於表現這種快樂，生怕又會得而復失。
大家決定讓我先到遠親家暫住幾天，一週後，考慮還是離開家鄉更好一些，便去了南方。丈夫和女兒送我到瀋陽車站。坐上火車一直南下，來到一個對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外甥女小娟到碼頭接站，到她家是晚上10點左右。小娟小我兩歲，自己帶著女兒在家裏過日子，丈夫在外地做工，我去時，她妹妹正好也帶著孩子在她家串門。雖然長途坐車，但我一點沒有疲勞的感覺，那天晚上，我們在一起談了很長時間，姐倆都說：「原來法輪功不像媒體說的那樣啊！」後來小娟跟我學會了煉功，有時間的時候，就煉一煉，她說煉功的感覺真好。在小娟家度過了這一生中很特殊的兩個月，因為勞教的解教期到了，便告別了小娟，給她留下一本師父的書《轉法輪》，結束了流亡的生活，回到家鄉。
尾聲
回到家不久，找到了新工作，開始了相對穩定的生活，認識了很多朋友，包括網絡上的和新工作崗位上的，有時給朋友們講起同修的故事，他們覺得那些故事很好，但離他們有些遙遠，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朋友希望我也能講一講自己的故事。
談到我自己，我十分慚愧，幾經內心掙扎，最終還是決定把自己的這一段生活寫下來了。動筆寫這段經歷是出於這樣的一個動機：我是法輪功學員中極普通、極普通的一員，我的遭遇，在法輪功學員中，不是特殊的個案，類似有我這樣經歷的法輪功學員千千萬萬。迫害從九九年到現在一直沒有停止過，目前很多法輪功學員，生活仍處在在極其困苦之中，有的一直被監禁在獄中，有的背井離鄉、流離失所，有的已經離世，留下孤兒、老人無人贍養。
我希望我的這段生活能讓人們更多的了解這場迫害，給人們帶來的傷害之廣、程度之深、對社會生活造成的巨大影響；也希望人們在對人性善惡的思考中，能辨別是非，拆穿謊言。願一切正義的人士幫助我們制止這場邪惡的迫害！我真誠的祝願所有的有道義、有良知的人們有美好的未來！正義必將戰勝邪惡！人們已經或正在看到，嚴冬將過，春天不會太遙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