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法輪功學員為甚麼去上訪
然而，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萬名法輪功學員自發到北京府右街國務院信訪辦和平上訪。中共在媒體上不敢報導法輪功為甚麼上訪，為甚麼這麼多人到國務院信訪辦上訪？作為政府職能部門如何去了解，並設法解決。而是利用媒體在上訪這件事的表面上做文章，大肆渲染甚麼法輪功「有組織」，並製造法輪功「圍攻中南海」等謊言。許多人被矇騙，認為你們「四﹒二五」不去上訪，共產黨也不會打壓。
其實「四﹒二五」上訪不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理由，沒有法輪功學員的「四﹒二五」上訪，中共也會製造出一個類似的事件。「四﹒二五」上訪是羅幹一夥為全面發動鎮壓法輪功蓄意策劃的。
找茬迫害法輪功並不是起源於九九年「四﹒二五」。
事實上，在1996年，法輪功學員的修煉環境就越來越惡化了。先是《光明日報》刊文攻擊法輪功，接著中宣部就禁止出版法輪功的書籍和音象資料（後來學員買的書都是盜版）；1997年初，羅幹指示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為「×教」；1998年5月，羅幹的連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電視台事件，在《北京特快》節目中誹謗法輪功；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定罪，後調查；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蓄意發難，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上發表攻擊法輪功的文章，4月23日，天津公安抓捕了去教育學院說明真相的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學員為甚麼「四﹒二五」去上訪？
我是一名北京法輪功學員，當年「四﹒二五」上訪我也去了，現在想起來還記憶猶新。在十一年前的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去學法小組學法煉功。一位學員告訴我們說天津公安動用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有的法輪功學員流血受傷，四十五人被抓捕。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天津市政府不放人，說公安部介入了此事。天津公安警察向法輪功學員建議：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我們就想，出了這麼多事，也應該去政府的職能部門講清法輪大法真實情況，這是我們的責任。他們可能不了解法輪功，誤解我們了。不能讓他們做出錯誤的決定，那不但破壞了我們修煉的環境，影響大法的弘揚，也會影響多少人啊。大家都想第二天去北京國務院信訪辦上訪。輔導員講到，怎麼做，都是自己悟，自己拿主意。咱們可沒有統一的行動，也沒有人去組織甚麼。第二天早上五點多，我就到車站等頭班車，一看，我們小組的人都到了。這是大家發自內心、自願去上訪。因為我們修的是真、善、忍，做甚麼事情是按真、善、忍標準去衡量、去要求自己的。我們師父告訴我們，大法修煉直指人心，我們的修煉形式是大道無形的，沒有組織，沒有花名冊，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法輪功修煉弟子一定是按大法師父要求去做的，誰要去組織甚麼，要求別人去統一的幹甚麼，他就違背了大法的要求，別人也不會聽他的，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法，都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如果要真組織人去，那就不是一萬了，就北京地區來講，每個區、縣可能都有幾千人煉法輪功，大的區有上萬人，只北京地區就得去多少萬人。
「四﹒二五」那天我們六點多就到了「府右街」，剛下車往前走不遠，那裏等候的警察就領我們穿過大街，讓我們站在中南海西門的斜對面。這時已來了很多學員，而且越來越多。大家都靜靜的站那等著，沒有喧嘩、沒有口號，沒有影響當地百姓的生活。大家自覺的維護秩序，把人行道的盲道都讓開，胡同口的路都讓開。吃飯用的飯盒、塑料袋都裝入學員自己買的大塑料袋裏。有的學員站那學法，老年人站累了在後邊坐著。朱鎔基出來接見學員，大家都鼓掌，而後我們依然站在那裏等著。面對警察的照相、錄像和發給的公告書也不動心，我們相信通過學員講清法輪功真實情況，他們了解了真相就會得到妥善解決。我靜靜地站在前排，心態純潔，就感到那麼神聖，心底坦蕩。這麼多法輪功學員都是發自內心的用真、善、忍要求自己，那種祥和純淨的心態，走在哪裏都會純正哪裏的環境。所以那種後來被世人驚嘆的「沒有標語，沒有口號，沒有人指揮，甚至沒有嘈雜，沒有留下垃圾」是法輪功學員心境的必然表現和自然流露。
大約在下午五點多鐘以後，當地的老百姓就告訴我們：「趕快回家吧，我們已經接到通知了，晚上要我們把門插好，別出門，外邊發生甚麼都別出來。」老百姓從八九年「六四」學生的流血事件已經知道他們要幹甚麼了，不斷地有當地好心人勸告我們回去。大家沒有動心，也沒有走動，一直堅持到上訪圓滿結束。回家後據公安內部透露：那天他們已經準備好棍棒，看事態的發展，如果晚上九點鐘以後法輪功學員還不撤離，他們就開始動傢伙，開始清場了。
「四﹒二五」上訪是江澤民、羅幹政治流氓集團為全面鎮壓法輪功而預設的一次殺機和陷阱，只是由於法輪功學員的大善大忍、純正祥和，才將這個罪惡的陰謀化解於無形之中，避免了一場類似「六四」的流血事件。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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