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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輪功女學員遭受的迫害
我從小身體較弱，性格內向，並因父母關係緊張，得了嚴重的抑鬱症。十四歲起又患了嚴重的便秘，從此承受著身體和精神的熬煎。期間吃過多種藥，也練過其它一些氣功，均不見效。一九九八年經朋友介紹開始修煉法輪功，僅僅一個星期的時間，困擾我十二年的便秘就不治而癒了，並且我的身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家人都說我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在北京請願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在煉功點煉功的我聽說全國各地陸續的有法輪功弟子被抓。聽說了這個消息後，我們又一次去北京中南海請願，這一次，他們徹底撕下了偽裝面具，強迫我們上他們準備好的公共汽車，在拒絕上車過程中，有的學員被打傷。這樣，我們被拉到了北京石景山體育場，擱置了兩天，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他們把電視搬到體育場大聲播放法輪功被定為非法組織的消息。晚八點我們戶口不在北京的學員都被強制推上已經準備好的火車，連夜遣返全國各地。
到當地派出所，一群年輕警察衝著我吼叫，並強制讓我寫不煉功不弘法的所謂的「保證書」。有的還躍躍欲試要打人。講不通任何道理的情況下，我和所有的法輪功弟子一樣，開始了漫長的上訪和講真相之路。
我曾兩次到天安門打橫幅請願。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於不讓大法弟子上訪，上訪辦的牌子都摘了，我們十幾個同修在天安門廣場打開「法輪大法弟子和平請願」的橫幅，當橫幅打開，立即有巡邏的武警飛奔上來，拳打腳踢的把我們拉入警車，我被臨時關在天安門的鐵柵欄內。後被關押在瀋陽駐京辦事處（一個賓館內）。十月二十七日後我們一百多名法輪功學員，在有三十多名惡警的看守下走脫。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和另兩名同修一同到天安門廣場再一次打開橫幅請願，被野蠻抓進天安門廣場用來臨時關押法輪功學員的鐵柵欄裏，同修一個個的被叫走，最後我也被瀋陽駐京辦事處的人員接走。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一日非法關進北京市崇文看守所，並在同年三月十七日非法判了我和另兩名同修（李文哲和燕子）一年勞教，並送回原籍。
在勞教所遭受迫害
在送到馬三家勞教所之前，我被送到了中轉站。北京中轉站是一個人間地獄，三月十七日到勞教人員調遣處後，我在那裏被非法關了二十幾天，逼迫我們做超負荷奴役，摧殘我們的精神和身體。每天早五點半起床就開始包筷子（就是那種一次性筷子），連吃飯時間都沒有，每天規定必須包五千雙筷子，包不完就會被罰站或不讓洗漱。
由於任務繁重，很多人完不成任務，不能洗漱，監室裏已經臭氣熏天，連隊長查班進來都是捂著鼻子的。上廁所十幾個人兩個坑位只給五分鐘時間，不管你上不上得完，必須得往出走，更沒時間洗手了。回來就用這種髒手繼續包筷子（這筷子都是出口的）。還幹過數棉籤，也是規定超過正常人的極限的數量，很少人能完成任務。除此之外還要運未包裝的筷子坯料，一編織袋一編織袋的散筷子。
除此之外，就是很少能洗上澡。我知道有的刑事犯都已經四個月沒有洗澡了。我們隨身物品都被放在倉庫裏，只允許有洗漱用品和一卷衛生紙，連換洗的衣服也不允許帶在身邊。如果被發現就會被罰站或不讓吃飯。晚上十一點半左右就寢，沒完成任務的要罰站直到隊長讓睡覺為止。整個中轉站，散發著恐怖氣氛。
四月十四日我和大法弟子李文哲被非法押送回當地，被非法關押在馬三家勞教所。在勞教所裏，每天被強制洗腦，由於自己學法不深，被所謂的「轉化」，給自己的修煉留下了污點。但是也許是明白的一面，當我要下筆寫那所謂的三書時，那種痛徹心肺的感覺，使從修煉開始再大的難都沒有掉過眼淚的我痛哭失聲，甚至難以停止。其間，我看到很多未轉化的學員被剝奪睡覺的權利，罰站，甚至受刑。大法弟子張玉蓮哭著對我說，頭一天晚上，吸毒犯人馮林等，強行拉她到廁所，強制她坐在小凳子上，一人拽著她的一條腿，用力向兩邊劈腿，我甚至聽到了她痛徹心肺的慘叫聲。她的兩腿根部都是筋包。大法弟子宋彩虹被強迫打掃廁所，剛進去的時候還是很漂亮的女孩，後來變得滿臉疙瘩。隔一段時間我們就發現她被叫出去了，回來時兩眼發直，頭髮蓬亂，又一次，竟然在監室裏，看她不「轉化」（放棄信仰），猶大拉著她就要打。
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非法勞教期滿回家。 在同修的幫助下，我又從新走回了修煉。
第二次被勞教折磨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又一次被豐台國保綁架到豐台看守所。當時兩名惡警中一個有些胖，一個高個瘦一點，在我不在的情況下，他們威脅房東私自打開了我的房門，我外出回來被他們堵在房中，屋子裏被他們翻的一片混亂。我質問他們為甚麼私闖民宅？他們一副無賴的樣子，並不回答我，只管對我剛買回來的手機歪著頭左右看著，一副強盜面孔。
惡警們在我身上搜到了法輪功煉功音樂磁帶，並說：就憑這就可以逮捕你。他們兩個人一起拽我的手，強行把我雙手扭到背後，戴上手銬，並用我的一件T恤把我的頭套上，當時有一種快窒息了感覺，呼吸困難。
警車開了一個多小時，他們自己都蒙了，途中問了好幾次路，到了一個地方，又非法對我搜身。最後當他們摘掉我頭上套著的衣服時，我的眼睛好長一段時間才恢復視覺，身上的錢包、手機、BP機等也被他們一掃而光。他們把我帶到一個屋子裏，一群穿著風衣的人坐在屋子裏審問我，後來送到看守所的時候，看守所的人互相之間說：是豐台國保送來的。因此我知道，國保就是所謂的國家安全保衛局。當我被釋放以後才知道，和我經常在一起的同修在我之前已被綁架了。我房間裏所有的物品包括電腦和打印機，都被搶劫一空。
我因此被非法勞教兩年半。同年六月十一日在送往北京調遣處的過程中，要檢查婦科，我因不配合，惡警劉晶晶大怒，突然拽著我戴著手銬的雙手，用力撕扯我的衣服。惡狠狠的說：「脫不脫？你給我脫。」一邊跟著的幾個彪形大漢（穿著制服的警察）蜂擁上來強行要脫掉我的衣褲，並叫喊：「不脫，我們幫你脫。」面對這群毫無人性的惡警，我知道他們甚麼都做得出來。檢查的女醫生偷偷向我使眼色（看得出她良心未泯），並輕聲說：那麼犟幹嘛，就是走走形式。
到勞教人員調遣處，他們讓我在大廳從早晨八點一直站到晚上十點，手腳都已經腫脹起來，幾個吸毒的犯人強行拉著我到洗漱間，一邊用力按著我，一邊用剪刀把我的頭髮剪掉。強迫我穿他們犯人穿的衣服，我不穿，他們就讓其他的犯人排成一隊蹲在地上，並說：「你穿不穿，不穿就讓他們一直蹲著。」還說：「你們不是講真善忍嗎？讓他們在地上蹲著，你善嗎？」
由於我不承認自己犯法，不履行調遣處規定要喊的「報告」「到」「是」的規矩，她們把我單獨關在北邊三號房間內，由兩個吸毒犯人白天黑夜的監視我。我記得有一個姓國的隊長，好像是山東人，極其兇惡。大法弟子李蘭菊（六十多歲）點名時不配合，她（國隊長）怒吼的聲音整個走廊都震動起來，對她的點名我不回應，她瞪大眼睛惡狠狠的喊：「啞巴？」我平靜的直視著她的眼睛，只覺得這個人很可憐。突然她避開我的眼睛，轉身離去。第二天她突然找我談話，很友善，我很堅決，我知道這是她用另一種方式想要轉化我。長時間談話，藉這個機會，我對她講大法真相，講為甚麼我們要堅持，希望她不要參與這場迫害，最後她沒有再說甚麼，走了。
我長時間不配合那裏的所謂規矩，惡警找我談話經常是最後不了了之。所以她們暗地裏指使吸毒人員不讓我洗漱，當時正是夏天，溫度很高，因不讓洗漱，我的頭髮身體已經粘在一起，又濕又粘，睡覺像睡在沼澤地裏。我絕食抗議他們的迫害。他們就把我單獨關在叫作北三的房間隔離起來，讓兩個吸毒的犯人白天黑夜的監視我，不讓我和其他人員接觸，並改變迫害方式，不讓上廁所。還說：「喊「報告」「到」「是」就讓上廁所。」我依然絕食抗議他們的無理要求，他們才勉強讓我上廁所。
有一天下午一點多，突然走廊裏吸毒犯人大聲喊：「都把窗簾拉上，房間門關上。」隨著那沉重的鐵門被拉上的同時，聽到走廊傳來一陣騷亂，緊接著傳來男惡警嘶吼的聲音、小拖車（用來裝貨物）被急速拖走的聲音、以及一陣撕心裂肺卻好像被抑制了的呻吟。出於好奇心，監視我的吸毒犯人偷偷的往窗外看了一眼，隨即撫住胸口，嘴裏喊著：我的媽呀？她說看到一個女學員被綁在小拖車上，人中部位扎著電針，在極其痛苦中嘴張不開，發出那種恐怖的呻吟。可見，不知有多少法輪功學員正在被她們暗地裏殘酷的折磨著。在這種情況下，我每天都在承受精神上的恐懼壓力。
北京女子勞教所的罪惡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號，中共邪黨人員們強制把我送到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勞教所七大隊（嚴管隊），大隊長王兆鳳和小隊長王金鳳安排幾個轉化的人輪番圍著我，大隊長王兆鳳假惺惺的說「×× 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幾乎是晝夜不讓我睡覺，每天都放一些誣蔑法輪功和師父的錄像，尤其是天安門自焚，歷次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播放的栽贓陷害法輪功案例，強行給我洗腦。並軟硬兼施迫使我寫出觀後感（後來知道她們每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就有一筆可觀的收入）。最初一個月的時間，他們不允許我睡覺，不許我和家人聯繫。後來即使讓我和家人聯繫，也是時常收不到家人的信（出來後才知道的這些事） 。
由於強迫超體力勞動和壓抑的氣氛，很多人出現了不同的頭暈，乏力，精神抑鬱的狀態。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因勞累過度，我的胸椎第二節抻傷。第一次到醫務室檢查，三、四個醫生檢查並反覆比較，並證明我的胸椎損傷屬實，右側第二根肋骨突出，並一一記在病歷本上。可是第二次去檢查的時候，醫生居然都統一口徑說我是精神作用，我要求看第一次拍的胸部照片，因我的文胸帶子上有金屬扣，拍胸部照片的時候清楚地拍了出來，他們拿來了照片，我沒有看到上面的金屬扣子，發現那不是我的胸部片子。當我問他們這照片是誰的，他們立即把照片從我手中搶走，並說：「當然是你的。」我說：「那照片上怎沒有金屬扣子？」他們不理我的質問，只說：「是你的，就是你的。」並且強行帶我離開醫院。
我胸部的疼痛日益加重，整個胸椎也鼓了起來，我要求看病時，隊長和勞教所的醫生聯合起來說我是精神作用，並在我不在場的時候對全隊的勞教人員說我是裝的，想以此勾起勞教人員對我的仇恨。並強制我和另一患有心臟病的法輪功學員包麗君參加勞動，做商標的扣子。由於身體虛弱，聞到用來粘商標用的有毒膠水，我幾次忍不住嘔吐不止，但仍然被強制勞動。由於身體極度虛弱，我開始拒絕一切勞動。
二零零四年八月為不讓我和其他學員接觸，怕暴露我被迫害的事實，他們把我關在集訓隊，讓四個吸毒犯人白天和晚上輪流監視我，表面用偽善的面目對我，他們撒謊說請的是骨科醫生，開了精神方面的刺激藥物維思通和安坦強迫給我吃，致使我整天昏迷不醒，醒了也是昏昏沉沉，精神恍惚。他們幾次帶我去醫院檢查，到了醫院卻不檢查骨科，只是帶我去化驗血和檢查肝功，現在想起來，一定是和活摘器官有關，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完全不聽他們的任何命令，對我他們沒有任何辦法。
我要求和所長朱曉麗見面，他們一拖再拖，和朱曉麗見面後她一直用我家庭的經歷來避重就輕，暗示我的病是精神作用，拖延給我治療。由於我的媽媽一直寫信給勞教所關注我的身體狀況，所以他們表面上偽善的對我問寒問暖，背地裏卻經常扣留我媽媽給我寄來的信，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我被釋放。看護我的犯人實在看不下去了，背後大罵共產黨不是東西，並偷偷告訴我，說她們（惡警）說的：能拖就拖。
我的身體也每況愈下，由於家人在外面不斷催促，他們怕承擔責任，提前一個月放我回家。當我被釋放回家時，已經不能正常走路，不能拿重物，因胸部疼痛，睡覺只能側著身子睡，不能仰臥。更不敢翻身。後來， 通過煉功調整身體和媽媽的精心照顧，身體才得以好轉。
回家第二天，派出所的警察來找我，讓我去登記，說對我還有五年的觀察期，向他們要有關法律規定，他們拿不出來。居委會有個叫黃波的老太太（她曾經多次告發，並把法輪功學員送進派出所），也假借關心我的名義經常上門騷擾。雖回家了，然而這種恐懼生活卻沒有離開我。我被迫又一次離開家，流離失所。
他們並沒有放鬆對我的監控，他們找到我的家人並讓哥哥給我打電話，說他們要來看我。和我有聯繫的法輪功學員陸續被抓。一個同修（剛剛釋放）已經再次被非法判刑，並且正在遭受迫害。我搬了幾次家，手機換了幾次號碼卻依然被監控，更不敢和家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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