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繼承了蘇共體制下的這一發明，利用軍隊系統搞器官移植，特別是使用活體器官來提高移植質量。從其建政開始就利用醫術較高的醫生進入軍隊系統，甚至成為其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
中共中央保健系統偏愛移植醫生
中國器官移植始於20世紀50年代末，研究人員先是在動物身上做了大量的實驗，然後在60年代由吳階平在國內率先開展了腎臟移植手術。
吳階平是泌尿外科醫生，1951年率領北京「抗美援朝」「志願」手術隊為中共立下大功，隨後在1956年加入中共，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取消領導幹部配保健醫生的制度，成立了一個保健小組，吳階平任組長，全面負責中共領導人的健康。一個泌尿外科醫生成為中共高級領導的保健總管，其本身就是違背醫療常識的，老年人的保健以心血管、慢性病為主，是內科醫生的專長，泌尿外科只是為前列腺、尿路疾病等特定疾病提供專科服務的配角。吳階平能出任這個角色，當然不止是因為其醫術的原因。
吳階平當時負責周恩來癌症的治療。1971年他在為周恩來作體檢時，發現周恩來膀胱有癌變，當時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時手術是有望治癒的。醫療組建議立即手術，周恩來本人也表示同意。但是按照規定，周恩來的手術必須獲得毛澤東的同意。於是吳階平向毛澤東打報告申請手術。毛澤東批准文件下來的時候，距離他打報告上去不止一年以後的事了，早已錯過最佳手術時間。毛澤東批示手術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先徹底檢查一遍，然後是第二步再手術。但是葉劍英向吳階平傳達這個批示的時候，又說了一句：「你知道，實際上不會有第二步的了。」
吳為了保證和中共政治要求一致，不管自己病人的死活，不顧最基本的醫學常識。其醫術完全是為了中共的最高政治目的而服務，這樣不顧醫德而技術精湛的人當然為中共所賞識，執行中共要求，不管職業道德，這才是吳這類的移植醫生在中共系統裏飛黃騰達的原因。
通訊兵部架線保證腎移植
給鄧小平做過前列腺手術的泌尿外科醫生李炎唐任職於北京三零一醫院，1959年起師從許殿乙和吳階平主攻泌尿專業。70年代中後期，在中共的10個元帥中，他參與治療的有7位，10位大將中，他參與治療的有8位。
1977年10月，他開展的第一例病人腎移植，情況很差。當時在北京做腎移植的病人還沒有存活超過一個月的。在全國也只有上海中山醫院熊汝成做的病人活到一年半。於是他們確定的方案是儘量縮短供腎缺血時間，爭取儘快恢復腎功能。他在親自寫的文章中披露：當時取腎車都是警車開道，一路開綠燈，時間要求緊。為了盡可能縮短時間，我們還通過通訊兵部架一條線，從取腎地點直接通到手術室，當腎取下可用時，立即通知手術，病人開始準備並開刀等待，兩不耽誤。就這樣，等李炎唐將腎取回，修整好，周柏銘大夫已將受腎區工作做好，而當時負責通訊兵部架線的就是手握兵權的中共元帥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
腎的來源李炎唐當然諱莫如深，可是這個真實的故事告訴我們的是，當時為保證腎的質量，儘量縮短供腎缺血時間，不但出動警車，交通部門全力配合，連軍隊的通訊兵都要架專線，這樣重要的工作當然不能假手外人，是太子黨通過關係要軍隊服從命令。儘量縮短供腎缺血時間的醫學解釋就是活體取腎，至於腎的來源是死刑犯還是其他活人當然也是中共的機密。
二零零六年四月，北京三零一醫院一名外科醫生在電話中證實，她自己就主刀過肝移植手術。該醫生補充說，器官來源是“國家機密”，任何洩露器官來源的人“會被取消做這類手術的資格” 。
現任中央保健局局長是移植大戶
中共在2001年挑選黃潔夫這個與國外有較多聯繫的器官移植專家作衛生部副部長，用意深長。隨後，黃潔夫2005年7月升任中央保健局局長，是負責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組、中央保健會診專家的總管，負責所有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的醫療保健。與吳階平相似，移植外科醫生做中共頭目的健康總管，是因為他能忠實執行中共的政治目的。作為移植醫生，黃潔夫要靠中共死黨、軍隊和政法部門來提供手術需要的器官供體，才能成為專家、獲得名聲和利益；作為中共，中共知道黃潔夫的把柄和罪證握在中共手裏，而且臨床經驗豐富，醫術精湛，正好成為能為中共死心塌地高效率服務的醫療界骨幹。
在擔任衛生部副部長及黨組成員之前，黃潔夫為廣州中山醫科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1984-1987年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醫學院外科作博士後研究，曾在多所國外大學作訪問教授，他組織了一支以中青年歸國學者為主體的肝移植隊伍，至今為止已進行了340例臨床肝移植手術，並曾主編了中國第一部肝移植專著，是公認的中國第二次肝移植高潮的推動者和帶頭人。儘管黃潔夫一廂情願的執意把第二次肝移植高潮開始的時間定在1993年，在其它中國移植書籍中，該時間都被明確地定在1999年（迫害法輪功開始時）。如2001年出版的《肝臟移植》一書中說：“我國肝移植臨床始於1977年，隨即掀起第一次高潮……自1998年起受多種因素影響，進入第二次高潮，肝移植在大陸的年例數逐年增加，1997年為16例次，1998年增加到27例次，1999年猛增至118例次……”
2005年9月23日，以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為團長的中央代表團去往新疆，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50週年的慶祝活動，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也是代表團成員。9月28日，黃潔夫和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溫浩打開一名46歲的肝癌患者的腹腔後，發現由於腫瘤浸潤，不能採用原定的半肝切除術。在手術台上黃潔夫提出了改行自體肝移植的設想：即切下患者肝臟，在離體情況下切除癌組織後，再將肝臟植回患者體內。手術中需要一個相匹配的備用肝臟，一旦自體肝移植失敗，就進行異體肝移植。經幾十分鐘現場討論後，黃潔夫及院方就迅速聯繫位於廣州的中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即中山一院）和位於重慶的第三醫科大學西南肝臟醫院醫治中心。當天，患者手術切口被縫合。次日下午6點30分，匹配的肝臟就由重慶運來了！廣州中山醫院的三名醫護人員也帶著轉流設備和一個肝臟火速趕到新疆！
存在特殊液體中的肝臟的冷缺血時間一般不能超過15小時，以保證移植質量。考慮到摘肝、運輸及十幾個小時的自體移植手術，只有殺活人取肝，才能保證當自體移植手術失敗時，可以立即改用備用肝臟做移植。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醫科大學是軍醫學院，直接屬於解放軍系統管理，這說明了黃可以指揮得動軍隊醫療系統；黃一個電話，24個小時內就來了匹配的肝臟，而且不是一個，是兩個，這在醫學界上創了世界記錄。如此高的效率不借助羅幹的政法委和軍隊醫院和軍隊系統，是不可能達到的。
結語：中共的器官移植業隨其建政開始發展，移植醫生通過為中共高層保健服務而得到特權和利用軍隊系統和國家機器的機會，中共則利用這些醫生進行器官移植的培訓和推廣，形成共產黨體系內特有的器官移植系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輪功開始，經過幾十年準備的器官移植系統轉而把法輪功學員作為主要的器官來源，成為迫害法輪功中的一支特殊力量。而且隨著中國國內經濟開始發展的特殊歷史形勢，活體器官移植從零星個案發展到大規模產業化，直接造就了1999年到2006年間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暴漲的獨特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