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四•二五」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近代的中國值得紀念的日子似乎越來越多，直到只說一個數字，就能像一個成語一樣意味著一個故事，一段歷史。遠的像甚麼「五四」，快九十年了，人們還不依不饒的研究著。近的像甚麼「四五」，其實是人民大眾不滿中共「文革」爭權奪利的傾軋、置國家於危難的借題發揮。至於「七七」，「九一八」則是中國人的心頭之痛。

這些日子無一例外成了中共「偉光正」皇冠上的「璀璨珍珠」，甚麼領導了「思想啟蒙」，領導了「全民抗日」；即使像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明明是全國性的群眾抗議中共文革，先被說成是「反革命」活動，之後又被美化成擁護某某領導人的運動。翻手雲，覆手雨。人們好像也習慣了，日復一日。

可就在這日復一日中，一個讓中共再也無法指鹿為馬、翻雲覆雨的日子悄然來臨了，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約一萬名中國法輪功學員彙集到北京中南海，依據中國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和平上訪，希望當時的政府釋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輪功學員，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以及合法出版法輪大法的書籍。這不過是一些作為公民應有的基本權利。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及高層官員與法輪功學員代表進行了會談，法輪功學員們自始至終秩序井然。當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後，學員們於當晚十一點半平靜的離開，同時清理了周圍的環境，使這一因天津暴力事件而引發的和平上訪事件得到了合理解決。

當一萬來人走向中南海旁邊的國務院信訪局，人數眾多不得不沿中南海的圍牆站立，他們沒有標語，沒有口號，沒有人指揮，甚至沒有嘈雜，更沒有留下垃圾。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有學生、農民、工人、軍人、公務員、城市市民，年齡從少到老；他們來自北京、天津、北京周邊的省市，或步行，或騎車，搭公共汽車、火車而來。他們走的時候像春雪融入大地，無聲無息。文革培養的大鳴大放、口號震天都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祥和安靜的守候。

民眾對政府有一定的訴求，不論出現在甚麼地方，政府都要考慮如何順應民意。更何況，法輪功群眾上訪的訴求不過是不要干涉他們按照「真、善、忍」做人、修心健體。那標榜幾個「代表」之徒，在老百姓基本的生活要求意見面前，就不再代表了，更別說體察民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由此看來，幾個「代表」不過是裝飾氣球，不是在一聲空洞的「叭」聲中破裂，就是蔫成霜打的茄子。

人們和平的請願是善意的，是希望和政府達到某種程度的溝通。可是到了七月二十日，也就是「七二零」，一場鋪天蓋地的風暴，在中共的操縱之下，撲向這群普普通通的百姓，之後的慘絕人寰的迫害，讓人目不忍睹：以「莫須有」罪名投入監獄、勞教所，毒打體罰和精神上的虐待，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有名有姓的就達幾千人，更加令人髮指是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人體器官販賣。中共把人性中的惡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國人對中共的邪惡手段是了解的，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以殺人為目的的運動一個接一個，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史無前例的文革、六四，太多太多。有人統計，一九四九年以來被中共迫害死亡的中國人達八千萬。一場五十年代末的大飢荒致死三千萬，人們餓死都不敢造反，由此可見中共統治之恐怖。難怪中共領導人得意洋洋的說「中國人民是最好的人民」，這是分明是惡狼對羊羔美味的讚賞，食人魔對獵物的誇獎。在中國生存下去是一種僥倖，這一場場運動只是魔鬼季節性轉換獵場的狩獵，即使貴為國家主席，或普通平民都難以倖免。

國人真的無可逃避嗎？當張志新被百般凌辱直至處死，她的孩子猶如劫後殘生；當林昭被槍決後，她的母親被索要五分錢的子彈費時，讓人倍感「中國人民是最好的人民」封號的恥辱。

就是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之時，當中共再次舉起屠刀，一批不再屈辱苟活的法輪功學員走了出來。中共曾發誓「三個月內鏟除法輪功」。九年過去了，有名有姓被中共迫害死於監獄、勞教所、公安局、派出所的法輪功學員已達數千，但卻阻止不了法輪功學員們不斷的走出來講清真相。長春劉成軍、劉海波、侯明凱、李淑芹、李容（音）、劉義、沈劍利等法輪功學員在邪惡壓力下義無反顧，為大眾插播法輪功真相，最後被暴力迫害致死，而劉成軍、劉海波、侯明凱他們，只是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中的一例……。「四•二五」翻開了中國人新的一頁。

「四•二五」過去九年了，中共三個月消滅不了法輪功，而覺醒的大陸民眾也越來越多，中共一天不放下屠刀，九年前「四•二五」所展示的堅持信仰的和平抗爭就一天不會停止。

和平結束暴政是有先例的，當年印度的聖雄甘地正是通過發起「非暴力」的公民不合作運動，使印度和平擺脫了英國的統治。堅持信仰，和平抗爭，「四•二五」所帶給國人的是全新的精神力量和光明的希望。紀念「四•二五」是因為法輪功學員把這一日在中共血紅的日曆中塗成了金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