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讀了《明慧週刊》海三百二十三號刊載的〈應重視寫真相信救人〉一文，頗有感觸。我很贊同作者對惡黨幹部得真相難的透徹分析，我當初也是本著這樣的想法給他們寫真相信的。現在卻停下來快一年了。為甚麼？下面就把這段經歷寫出來與同修交流。我是從二零零三年年中開始摸索著寫真相信的。當時最愁的是不知寫給誰，只是自己熟悉的親友，和從各級新聞，電視中聽到看到的黨政幹部，世間名流。很有限，沒形成規模。在當年的十月份，我結束了在外省市的流離生活，經同修介紹住進了同修在市郊開的老年公寓，老闆既是同修又是協調人之一，很精進。在同修的全力幫助下，使我的寫真相信駛入了快車道。
首先是搜集郵寄真相信的有緣人。我把有緣人的第一個目標定在公安，司法部門的幹警，法官身上，因為這些人明白了真相，在他們被救的同時也減輕了對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這是一石二鳥的大好事。在同修及協調人的幫助下，我很快搜集到全市公安局，各分局，各派出所二千多名幹警的單位，名字就是地址，郵編不詳。我又跑了全市各郵政分局詳細的查對，又買了本郵政匯編，一一核對；都找不到的，就到各區街，分片實地查對，直到一個不落的都對號入座。利用同樣的辦法以後又陸續的掌握了司法，監獄，市、區黨政機關及部份街道，衛生，金融，教育等系統約八千人的通訊錄。這些人都是我寫真相信的有緣人，他們大多數人都收到了我的真相信，有的人還不止一次。
其次是針對有緣人的職業特點選擇不同的真相資料。用信講真相的優勢就是目標明確，針對性強；不足是容量小（只限二十克）成本高，費用大。所以力求每封信所裝的資料內容豐富、新奇、有震懾力。這就要求寫信者，責任心強，求真求實求新，資料來源廣，對資料的鑑別能力強。例如河北涿州惡警何雪健強姦大法弟子劉季芝及後來長癌遭惡報的真相資料，就很有震懾力。我求同修前後加印了三次。
給省市的監獄、勞教所、拘留所、分局，派出所等單位的幹警郵去像《司法局長夢醒時》（寫原瀋陽市司法局長韓廣生在加國脫離惡黨資料）對司法部門的頭頭簡直是爆炸了一顆原子彈，為此我給省市和本地區的三百多名司法頭頭郵去，還專門給本市司法局送了幾份，而且直接放到局長的寫字檯上；還有像新疆石河子法官蘇倩遭惡報，死後又還陽一天的資料，還有一些預言和有關“三退”問答等資料，都是針對性，震懾性很強的資料，都給不同的有緣人郵去。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得到理想的又有震懾力的資料，不是一個人能辦到的，過份苛求，也會增加同修的負擔，還容易引起同修的不理解，有些事也不是有錢就能辦得到的。這些都得按師尊的法理去圓容好，使同修理解，支持。我所用的真相資料基本上都是從不同渠道選擇的。有一大部份是從明慧選擇的；還有一部份是本地區或外地區發過的小冊子或小報，我認為夠份量，有深度的，就求同修加印。我市很多同修都幫我下載複印過，一個人的事，牽扯到許多人，大法弟子的工作就是這樣，“散之為粒，聚之成形。”我所發的真相信都是同修整體配合的結果。特別是二零零六年之後連信封都是多名同修幫我抄寫，我只不過經手把真相信發出去而已。
第三、就是怎麼樣使真相信闖過國安特務的監控，封殺，順利的到達有緣人之手。這個問題很複雜，很難辦。這也與自身學法修心的好壞，正念強弱息息相關。
我的基本做法是：
一、建立反饋點。二零零五年六月份之前，我每週到市內發五十封信。其中有兩封發給自己要好的同事或還在單位工作的同修。信發出一週以內，就打公用電話問他們收到信否？如果沒有收到，很可能這五十封信都被扣壓了。先向內找，再找工作程序上有沒有漏洞，有，下批信注意改正。不過二零零五年以前，很少出現兩個反饋點都收不到的現象。
二、每封信都要附一篇手寫的千字以內的短信，主要講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和大法弟子為甚麼講真相以及大法在全世界洪傳的盛況，證明大法是好法、是正法。附上短信有兩個作用：一是有緣人看了短信從理性上簡要的明白了真相，促使他主動的閱讀具體的真相資料，使他從感性上加深了認識短信與真相資料的結合，就使真相信的廣度與深度統一，使信息量大增，看後這人很可能就得救了；二是信紙的另一面是空白，正好用來包裝信封內的真相資料，以防國安特務和壞人的透檢。我前半年是用手複寫，一週得用去三四天時間，很不合算，後來協調人要給我打印，我把信壓縮到六百多字，協調人特意選用了很悅目的隸書字體。後來又用信紙或學生的大練習本複印，又輕又合乎信的要求，效果很好。附信一定要言簡意賅，因為誰也不願意看冗長的枯燥無味的信。
三、向郵政領導、職工講真相，開創真相信的暢通環境。自二零零五年開始，《九評》在大陸廣傳，邪黨加大了監控，封殺。二零零五年三月份我市印了《九評》第一講，我要了五十冊，反饋信息是全收到，我很高興。不久又印了第二講，我要了二百冊。可是第二冊超重，貼雙郵票，雖然壓的很平實，仍很顯眼。結果反饋信息說全沒收到。我心痛了好幾天。
於是，我從內部打聽到郵政局長的姓名，給他寫信，送《九評》；給郵政職工寫公開信，打印後發給全市所有郵政單位和職工；同時又用掛號給市人大主任寫上訪信，狀告國安局的部份幹警執法犯法，無視憲法給人民通信自由的權利，請人大為民做主。在這同時從寫信到裝信到投遞不停的發正念，求師父加持，使真相信到達有緣人之手，廣傳真相，廣度眾生。這樣做了之後，從反饋的信息看大有改進。可是好景不長，兩、三個月後，總是有個別反饋收不到。當時想：有半數人能看到真相信也值得，所以一直維持著做。就這樣，維持到二零零七年六月份。這時聽同修說，發真相信，普遍受阻。網上有同修分析：現在通訊工具這麼先進，手機、電腦，一兩分鐘就能辦好的事，沒有極特殊情況，誰還寫信！只有大法弟子郵寄真相資料才寫信。所以國安特務脅迫郵政部門都不用透檢，只要是厚重一點的本市平信，保證是法輪功的信，就甩到一邊。我認為同修分析的有道理。可怎麼也不死心，又發了三週。可是三週從兩個反饋點上返回的信息太叫人失望了。六封信全沒收到。從此以後我徹底放棄了在市內發真相信的做法，改用其它講真相的形式救度世人。
當然有的地區正法環境開創的好，國安，郵政都明白了真相，對真相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再主動進行干擾了，那就儘量去做，而且要大做特做。因為用真相信救人確實像同修說的“有其獨特的效果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一點要說明，從我寫真相信以來，凡是給外省市親友郵寄的真相信，包括真相光碟，百分之九十的都收到，就有那麼一兩次沒收到。希望有辦法搜集到農村具體人名，地址，郵編的同修多做些奉獻。不過發往農村的信，信封左邊的郵信人地址最後是印刷字，印上某某三農服務諮詢處或某某良種推廣服務公司，或某某農業技術信息服務站之類的。因為只有這樣的單位還是用部份平信，其它單位的業務往來也都是用電腦或電話溝通。不然發的信一多，又會引起特務的注意。
關於寫真相信的安全問題，我也有教訓，也說一說以引起正在寫真相信的同修注意。在真相信裏不要裝任何個人的信息。否則就可能引火燒身。二零零五年八月份，我在給我原單位同事的真相信裏寫了兩句話：“需要甚麼資料吱聲，收到信馬上回話。老某。”結果，信被國安特務拆閱了，追問我同事：給你郵法輪功傳單的叫甚麼名字？在哪住？一時弄得沸沸揚揚，不少人以為我又被公安抓走了。過了三天特務又以市電話局名義，撥通我家電話，核實電話號碼，並問我叫甚麼名，現住在哪裏，被我老伴頂回去了。我聽到這個情況後，當時一驚，馬上就鎮靜下來了，不是害怕，而是跟國安特務憋了一口氣，心想：我發信你干擾、封殺，我不發信，親自送信看你怎麼辦？！正好這時我叫同修做了幾百本“三退”問答等等。只裝信封不貼郵票，白天穿的乾淨俐落的，以市老幹部活動中心文件交換的名義，到我熟悉的市政府大院裏的幾個局，科技館，文化館，大學，街道，派出所，等單位的收發室送。
二十二天沒發信，結果自己送的信比發的還多。事後想，之所以送信很順利，除了我想賭口氣，與邪惡摽上勁對著幹外，還與我的年齡段有關，人家一看六、七十歲的老頭，乾淨俐落，像個退休老幹部，一般比較尊敬，加上大法弟子特有的慈眉善目，所以很少有人懷疑。即使這樣，這種事在同一個地方只能幹一次。
在惡警追查抓捕我的這段時間，我確實沒閑著，比平時還忙，那一段同修給我的有份量的資料也多，白天在市內往熟悉的單位送信，晚上回到公寓，天一黑就下屯往農戶家送裝有小福字的真相密封袋，農民很喜歡這種吉祥的真相密封袋。用了幾個晚上把周圍四個村一個鎮全送遍了。在這同時，只要有時間就高密度發正念。就這樣，過了二十來天，惡警追查我的事就有驚無險的自消自滅了。正如師父在《轉法輪》裏說的“一正壓百邪”。
碰到魔難時，不能自己先躲了，要想到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要挺起胸，壓倒邪惡。我們自己走正了，強勢了，另外空間的邪惡就變弱了，最後解體掉了。反之聽說邪惡在追捕自己，嚇的躲在公寓裏，甚麼也不敢做了，說不定惡警就能追捕到公寓。對另外空間的黑手來說，你躲哪裏都不安全，它哪裏都知道。只有按師父安排的路走，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安全的。歸根到底是師父慈悲呵護的結果。
另外在投遞信時也要保持警惕。離信筒三十米左右，看看周圍有沒有可疑的人或事，然後把信拿出來，到信筒跟前都不用下車，投了就走。我都是早飯前，晚飯後或午餐時出去投遞，一直平安無事。
有的同修問我光碟能不能郵？怎麼郵？對此，也順便提一下：找一塊跟光碟一般厚的硬紙殼，挖剪出一個跟光碟一樣大的圓洞，把裹有薄膜袋的光碟壓進去，同紙殼合為一體，兩面再貼上較厚一點的紙（或很薄的紙殼）把包裝的光碟紙殼壓平實觸摸中感覺不到光碟即為合格。然後用剪刀裁成比信封略小的長方形，裝進信封即可。用掛號郵寄，信封左上角注上：內裝有圖片（或照片）勿疊折。我郵過多次，都安全郵到。雖是掛號信，也不要裝進去任何個人信息，除真相光碟，甚麼也不裝，連信封左下角的簽名，地址都是假的，這樣才能萬無一失。
水平有限，認識難免有不當之處，敬請同修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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