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8/2/2/171541p.html
“人民聖殿教”是為“社會主義的光輝”而集體自殺的
文／歐陽非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二月二日】曾幾何時，“人民聖殿教”成為了中共總是掛在嘴上的知音，不但在八年前開始鎮壓法輪功時大肆鼓譟，就是在今天，中共使領館人員（比如駐休斯敦領館人員喬紅，駐芝加哥領館人員周曉玫之流）在騷擾美國官員、詆毀“神韻”晚會演出的黑信中，還把這個“聖殿教”扯出來。他們列出了幾個所謂的理由，一是說“神韻”晚會跟法輪功有關。可是這本身並不是秘密，舉辦地的“法輪大法學會”常常就是晚會的主辦單位之一。中共忙不迭的去通報給美國官員，實在是無聊。二是說影響“中美”關係。這就是耍流氓慣用的恐嚇手段了，不值一提。大概喬紅、周曉玫之流最覺得有力量的就是把“人民聖殿教”搬出來，幻想美國官員一聽到“人民聖殿教”，就會對法輪功如何如何。當然，喬紅、周曉玫的混淆視聽只能招致美國民選官員的反感和憤怒。 其實，中共的這些人大概不知道，他們的香餑餑，在1978年導致900多人集體自殺的“人民聖殿教”的教主，原來同中共一樣，也是一個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集體自殺的原因，絕不是因為信了上帝，而是要去“為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死的。 “人民聖殿教”的教主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人民聖殿教”教主是吉姆•瓊斯（Jim Jones），他本人並不隱瞞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太太瑪瑟琳（Marceline Jones）在1977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瓊斯18歲時的偶像就是毛澤東，瓊斯的目標就是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來改造社會。當年11月22日的《芝加哥論壇報》報導，一位曾跟隨瓊斯的前教徒萬達•約翰遜（Wanda Johnson）夫人說，“瓊斯在很多場合都說他是列寧轉世。他說這一次他將在美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州”。 《洛杉磯時報》（1978.12.10）報導，記者提問“在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之間瓊斯認為哪個更優先”時，自殺慘案的倖存者之一斯裏巫（Silver）說，“瓊斯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然後是一個無神論者”（Jim was a socialist first and an atheist second）。 瓊斯當時設立了一個“人民論壇”，在論壇上，瓊斯宣稱他對古巴的情況欣喜若狂，認為那裏的生活水準才是美妙無比（fantastic）。常常流露他嚮往的國度是蘇聯和古巴。 瓊斯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使他強烈的反對美國的“壓迫制度”，立志要建立一個“正義之國”。他的觀點吸引了一些生活在底層的黑人和少數涉世不深比較孤僻的白人婦女，他們對社會現實不滿，對前途感到渺茫，對核戰爭恐懼異常。1977年，瓊斯帶領近千名成員移至南美的圭亞那，他向成員許諾在那裏實現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於是，在圭亞那的一處叢林他們建起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農業公社（agriculture commune），取名瓊斯鎮。 共產主義暴政式的管理，毛式的高音喇叭洗腦 在瓊斯鎮，公社成員的護照和財產被沒收，幾十個警衛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圍巡邏，人們與外界失去了聯繫。瓊斯還特別採用了中國毛式共產主義最常用的高音喇叭技術，天天給公社成員洗腦。把公社外面的世界描繪得很可怕（很像中共那時宣稱台灣和西方資本主義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樣），說來自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各種敵對勢力正熱衷於破壞這一場社會主義試驗（this socialist experiment），從而讓人們感到根本就不能離開公社。瓊斯還在喇叭裏威脅“背叛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死亡” （there is only one punishment for treason： death）。 《洛杉磯時報》（1978.12.10）還提到，一位叫金•布朗（Jean Brown）的倖存者說，“聖殿教採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一種被毛澤東提倡的技術來加強紀律”。公社成員一天要工作12小時，完了以後就要進行“自我批評”，誰要是沒有完成任務，或者對公社的成功表示出了懷疑，就要受到懲罰。或者被剃頭，被戴黃帽 子，甚至幾天不許說話。毆打、虐待和處死時有發生。這些行為同中共的暴政如出一轍，文革中的剃陰陽頭，戴高帽子遊街，用車輪戰、疲勞戰給異議人士洗腦，更別提中共殺人如麻的種種劣行了。 “自殺演習”考驗忠誠，與“延安整風”異曲同工 瓊斯在圭亞那還多次組織過“集體自殺演習”。瓊斯告訴他的社員，搞自殺演習的目的是為了考驗公社成員的忠誠。《華盛頓郵報》報導（1978.11.21， A15版），一個叫梯門•斯鬥恩（Tim Stoen）的前聖殿教成員在接受美國西岸的一家電視台採訪時說，瓊斯讓人們喝了（假）毒藥以後，讓他們一個一個的站起來，回答“為甚麼為社會主義而死是自豪而榮幸的”（why they were proud and honored to die for socialism）。一名前成員在給美國政府提交的調查證詞中說，瓊斯在自殺演習時告訴他們“集體自殺是唯一的出路，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光輝”（mass suicide for the glory of socialism）。 瓊斯的“自殺演習”同中共在政治運動中的“假槍斃”真可謂異曲同工。南京大學高華教授所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2000 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是近年來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作者認為，中共建政數十年以來的政治鬥爭的殘酷手段都可以從延安整風中找到淵源。“假槍斃”是整風中最可怕的折磨之一。選擇“假槍斃”的時間一般在月黑風高之夜，將嫌疑分子五花大綁押往野地，嗖嗖幾聲槍響，子彈從耳邊飛過，給受刑者造成極大的心理與肉體傷害，許多人甚至會長時間精神失常。在《九評共產黨》一書中還提過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的回憶，老幹部說當時被拉去逼供，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通過考驗知道你達到極限，也知道你是“忠於”黨的，於是過關了。 “集體自殺”的直接觸因是槍殺前來調查的國會議員 1978年11月14日，美國加州聯邦眾議員瑞安（Leo Ryan）帶領一些新聞記者和部份公社成員的親屬來到瓊斯鎮，打算作一次非正式的調查，因為他們先前收到一些“人民聖殿教”成員的投訴，指控教主瓊斯對他們施加種種強制，強迫他們放棄財產，強迫他們參加稀奇古怪的性儀式。四天後，瑞安一行和十個叛教者準備在瓊斯鎮簡易機場（距瓊斯鎮有8英里遠）乘飛機返回美國，瓊斯派出人員駕車衝上飛機跑道，開槍射擊，打死瑞安和三名記者以及一名叛教者，其餘十人受傷，包括一名美國駐圭亞那使館官員。 當瓊斯得知雖然有瑞安等人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脫，並可能報告當局，於是，瓊斯開始著手進行他的自殺計劃。11月18日，瓊斯召令全體社員，對他們說：“我們大家必須死。”“如果你們像我愛你們一樣地愛我，我們大家就必須一起死，否則，外邊的人會消滅我們。” 《洛杉磯時報》 （1978.11.26） 的一篇由查理斯•伽瑞（Charles Garry，“人民聖殿教”的律師）寫的文章中提到，死亡前的人們嘴裏喃喃自語，“讓我們為革命而死。用我們的死去曝光這個種族主義和法西斯的社會。在這種偉大的革命自殺中而死是多麼美好啊！”（It's good to die in this great revolutionary suicide.）。 中共是最大的邪教 邪教的最大特徵就是讓人與外界隔絕，信息封閉，強行洗腦。讓人進得來，卻出不去。這一點，歷史上最大的邪教──中共，是做得最徹底的。為“社會主義的光輝”而集體自殺的“人民聖殿教”，比起屠殺八千萬中國人民的中共，那是太不起眼了。中共現在還在國際上干擾海外華人的正常活動，本身就是中共利用洗腦術和人身控制來操縱信徒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毒害世界人民的邪教表現。別看喬紅、周曉玫之流去騷擾美國民選官員，她們自己心裏知道自己是沒有自由的，被一隻無形的黑手死死的控制著，同瓊斯鎮集體自殺的成員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