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八年一月五日】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我給朋友看家，晚上七點多鐘，突然停電了，我開門去看是否電表箱跳閘了，一開門一下子一個大手把我抓住，連喊帶叫的闖進來六、七個人，當時我以為遇上強盜了，原來是大慶市讓胡路公安分局（現已改組）國保大隊大隊長康雲鳳（女）帶領她手下倆人，還有四個是富裕刑警隊的，隊長姓胡。我叫鬱桂香，今年五十二歲，家住大慶市讓胡路區景園小區6-16號樓4單元402室，被邪黨人員無數次的毫無人性的迫害，有家不能回，在外流離失所已近兩年，丈夫關兆起被非法判刑六年，關押在大慶監獄遭受迫害已有五年多了。
一、在北京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元月一日我和丈夫去北京說明大法真相。下午一點多鐘我倆兒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丈夫首先打出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只見三四個便衣奪走了他的橫幅，把他打倒在地，拳打腳踢，把他拖上了警車；這時我也打出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被兩個便衣搶走橫幅把我架上警車。
在警車上，惡警用電棍電我丈夫的脖子，並掏走了他兜裏的錢。把我們綁架到了前門派出所，等夠八十人，用兩輛大客車把我們八十個法輪功學員劫持到了房山區看守所。在看守所，不法人員給我們編上號，又分到了派出所。
我被帶到閆村派出所，下午五點鐘閆村派出所一個陸姓警察（零一年他二十二歲）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首先給我戴上手銬，一手銬在窗欄杆上，把我的袖子擄上去把窗戶打開凍我，一手銬在暖氣管子上，手銬銬的很緊，不一會兒我的手就沒知覺了，後來我的手沒知覺三個多月才好。這個陸姓警察問我地址姓名，我不說就開始打我，嘴巴子不知打了多少個，手打累了他就用腳踢，打累了就出去轉一圈，不到十分鐘回來又接著打。我的腿被踢的站不住了，他又把我的鞋脫下來讓我光腳在地上蹲著，打的我頭部腿部都是傷，打一陣子就問是哪來的，不說就接著打，從下午五點鐘一直打到半夜十二點半。我當時就有一念，我既然來了就不能給大法抹黑，打死也不能說出地址姓名。
惡警看打的我坐在地上起不來了才罷休。又給我戴上了手銬，第二天白天把我銬在走廊的暖氣管子上站了一天，晚上把我們三個法輪功學員手銬在一起，站了一夜。我在中間，和我右手銬在一起的法輪功學員剛生完孩子才十五天，身體發虛滿頭是汗，警察不讓她坐下。
在閆村派出所四十八小時，我們不說地址姓名，又被劫持回房山區看守所，我被關在南七監室，大約十四平方米的鋪擠了三十二個人，其中有二十八個是法輪功學員。
元月三號早晨，惡警來拖法輪功學員去灌食，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往回拉，不讓警察拖法輪功學員去灌食，這樣惡警把我們凡是身手拉的都拖出去毒打，並把我們十多個人都戴上了手銬腳鐐，把手背到後邊去手銬腳鐐連在一起，使人坐不了躺不下，手銬越動越緊。由於我們不配合邪惡，惡警每天把我們拖出去灌食，惡警每天都是拉著我的頭髮往出拖的。由於不配合邪惡，惡警天天打我踢我，手銬腳鐐整整戴了九天才摘掉。我在房山區看守所絕食十七天，被無罪釋放。
二、安全局人員砸窗綁架
我在大慶石油管理局技術開發實業公司（現改為東昊有限公司）經營管理部擔任基建審計工作，在二零零一年元月十九日我從北京回來後單位追問到哪去了我沒說，單位就停止我工作，強迫我去洗腦班（共一個半月），公司黨委副書記曹書成、黨委工作部副主任黃憲柱逼迫我寫放棄信仰的“三書”，我不寫，黃憲柱威脅我說：你要是不寫，一個是拘留你，一個是把你送到北安農場勞動，再一個就是開除工職。那些日子我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傷害。我學大法身心受益，過去一身病，心臟病、膀胱炎、卵巢囊腫、腰酸背痛各種病都好了。我九六年得法後雖然沒有深入，可是我對失與得的關係有所理解，道德回升了，在工作中不收紅包了，對工作更加認真負責，每年可給單位節省一千多萬元的資金。由於我堅持修煉法輪功“真、善、忍”，拒絕所謂的“轉化”變壞，單位把我工作關係發配到基層，不讓我做審計工作了，說我煉法輪功不能做審計這種重要工作。由曹書成指使扣掉了我三千元的年終獎金，我每月工資一千五百多元，在洗腦班兩個月工資才給我九百多元，扣掉我二千多元工資。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買斷了工齡，不上班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晚上七點多鐘，我和丈夫準備到朋友家去講真相，剛走到摟頭，就看樓頭停了三輛黑車，看見我們，車裏人全下來了；我和丈夫沒再往前走，樓頭有下象棋的，我們在那站了一會兒，不到五分鐘只看見來了二十多名武警全副武裝，還有十多名便衣，把我們住的樓包圍了，我們一看走不了了，我和丈夫又回到了樓上。這世道放著正事不做，卻動用這麼多的警力來對付我們兩個手無寸鐵的修煉者。這一夜，惡黨派的車和人都沒有離開。
次日（九月六日）早五點多鐘，安全局局長林志勝親自帶領十多名便衣來到我家，我們不給開門，找開鎖大王也沒開開，他們就從五樓陽台窗戶下來。我家是四樓，一個武警從五樓陽台下來砸碎我家陽台玻璃闖進來，我和丈夫質問他：“我們只是煉法輪功，袪病健身做好人，沒犯法，你為甚麼從陽台進來？”進來的人身穿迷彩服，不說話，也沒出示任何證件翻東倒西找鑰匙。這時我到北陽台看下面都是人，我就喊“法輪大法好”，我問那個向領頭的：你們憑甚麼從陽台進來？“我們沒犯法，為甚麼從陽台強行闖入室內？”他說：“你家氣罐漏氣了。”我們說“我家氣罐沒漏氣。”他又說“啥也別說了，就是你家氣罐漏氣了。”那個領頭的就是安全局局長林志勝，他撒謊說我家液化氣罐漏氣了，因為下面圍觀的人很多，他想掩蓋。
那個武警進來後踹開我家房門，十幾個人一擁而進，一拳就擊中了我的頭部，眼睛一黑就倒下了，那麼多人按著我給我戴手銬，並把我的頭蒙上，因為我一直喊“法輪大法好”，他們把我的嘴也堵上了，拎著手銬就把我拎下了樓，只覺得手銬勒到骨頭裏那麼疼，因為車開不到樓道門前，他們又把我拎出去六十多米遠才上車，我的身體的重量都在手銬上。他們把我綁架到安全局招待所，打開手銬的時候我的兩隻手完全失去了知覺，手銬卡到肉裏，手上的疤痕一年多才消失。
我丈夫被他們綁架抬走的時候被蒙了床單，聽鄰居說蒙的床單上都是血，他們使用切刀的鐵把打我丈夫的頭部，出了不少血。五天後，安全局通知家人給我丈夫送換洗的衣服，拿回去的衣服都是血。他們敲五樓鄰居家門，鄰居不給開，直到六點多兒子要上班了一開門，四五個人一擁而進，他們嚇唬鄰居大姐說我家有定時炸彈，你不要妨礙公務，他們把她擠進一個小屋裏，連威脅帶恐嚇，當時鄰居大姐心臟病就犯了半個多月沒起來床。可見國家安全局公務人員竟和土匪一樣。
惡黨所謂的“國家安全人員”把我們夫妻二人綁架走後，對我家進行全面抄家，共抄兩次他們抄走了我家的電腦、打印機、VCD、錄放機、切刀、手機一台、傳呼機三台、所有大法書籍、師父法像、真相光盤。還有現金和存摺並凍結了所有存摺的銀行賬戶，存摺和現金經家人多次去要一年後才如數還給。他們在我家看到一手機外包袋，便到處找，東西扔的滿地都是，床也掀開了。當親屬來我家時，地上已無處下腳。就像剛剛被強盜打劫一樣。房門被踹開，鎖被損壞，家人要求安全局修鎖，安全局人還索要了五十元錢。零二年十二月份當時我兒子正在天津上大學，學校組織去澳大利亞培訓學習，需要三萬元錢，親自回來拿錢，父母都被非法關押，家裏錢都被拿走了，孩子只好放棄了去澳大利亞培訓學習機會。
三、慘無人道的折磨
我被關在安全局招待所的一個房間裏，一隻手銬在椅子上足足坐了五天五夜，他們不讓我睡覺，我的腳腫得像饅頭一樣。由安全局長林志勝帶領四、五個人對我進行一天三次非法審訊，每天晚上“審”到十一點多，讓我說出和哪些法輪功學員的聯繫，他們監控了我家的電話和手機，還給我放了幾個我與同修打電話的錄音，妄想作為證據，我說這能說明甚麼呢？誰還不打個電話。我不配合他們的一切無理審訊，問甚麼我都不說，我鄭重的告訴她們我不是犯人，你們沒有權力審訊我，林志勝給我扣帽子說我和國外反華勢力有聯繫，是政治犯，我根本不承認。林志勝認為他們抓到我們，認為自己破獲了一個大案，自以為為邪黨立了大功了，實際他已經犯了天法了。他自己說他過去是幹槍斃人的工作的，是個劊子手。
安全局副局長王希彥更是作惡多端，自稱為轉化了那麼多法輪功的不信轉化不了你，開始他用我兒子來威脅我，要把我兒子叫回來，不許他上大學了，我當時就揭穿他說：你們也太卑鄙了，連個孩子你們都不放過。一天審訊我的時候，王希彥他讓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他一個人偽善的跟我說，我能那麼卑鄙嗎？我沒給你兒子打電話，你跟我的二姐歲數差不多，你就像我的親姐一樣，只要你說了，今天我就可以讓你回家。我說王局長你死了這條心吧，我不會背叛師父背叛大法，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的，我不會說出任何人，我也甚麼都不知道。他氣急敗壞的出去把那幾個人又叫回來，王希彥進來就給我一個大嘴巴，凶相鄙陋，讓我在審訊書上簽字我不簽，他們四個人，兩人一伙掰我的兩隻手讓我在審訊書上按手押，我的左手一個手指被王希彥和一個姓張的掰開，他們拿審訊書往我手指上貼，就算按上了。我告訴他們那根本不算數的，是你們搞逼供。一個姓於的說審訊書上都是拒絕回答你為甚麼不按手押，我說我不是犯人為甚麼要按手押呢？王希彥有一天審訊我到半夜十二點多，他污衊大法並砸我家抄去的師父法像，玻璃框砸碎了，當時他的手就流血了，就遭報了，半夜派他的手下去買創可貼。
惡黨所謂的安全局人員進行的非法審訊，我甚麼都沒有說，十天後把我非法關押到看守所，我被關押在405監舍。在看守所裏，因為我立掌發正念，監控看見後，姓韓（女）的管教來踢我胸部，給我倒背手戴上手銬，我喊“法輪大法好”，她讓四五個犯人按住我，拿廁所的抹布往我嘴裏塞，我咬住牙不讓她們塞進去，可是抹布上的髒水都喝到我的肚子裏。
因為那一腳踢的很重，我當時就咳嗽不止，一說話咳嗽更厲害，（這種咳嗽症狀出來後半年多才好）。由於戴著手銬我無法上廁所，我要求把手銬打開，管教不給打，我就絕食抗議。韓管教嫌那些犯人不管我，讓全監舍的人都碼坐，一個騎一個的坐著，中午也不讓休息，我不坐，她讓四個人按著我，他們稍一鬆手，我就倒地上去。我就不配合碼坐，在韓管教的指使下七八個犯人拳打腳踢；我下地，她們就把我抬起扔到鋪上。反復幾次，把我的臉都磕腫了，頭髮也被耗掉很多，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特別是前胸右肋骨處踢出一個雞蛋大的黑包，疼得我躺不下、坐不起來，也是兩個多月才好。
看守所惡警經常因為我煉功，強制全監舍的人碼坐，他們就製造仇恨，利用犯人，讓犯人時刻看著法輪功學員，剝奪我的人身自由。有一天我和另一名法輪功學員程巧雲晚上煉功，被值班管教看到之後，第二天胡管教讓全監舍的人碼坐到晚上十點多，飯也不按時給吃。第二天早上八點報號，白所長領著一幫警察來了，我和法輪功學員程巧雲要求無罪釋放，我們喊法輪大法好！白所長指使胡管教快管管，這時一幫警察一擁而上，拳打腳踢把我們兩個一頓毒打。有一個叫吳飛的管教把法輪功學員程巧雲一把拉到地上連踢帶打嘴巴子，打的她起不來了，還把她拖出去了，從那以後再沒讓她回來，就這樣把我們分開了，把她打的甚麼樣就不知道了。胡管教指使犯人把我毒打一頓，又把我拖出去按到鐵椅子上坐了一天，那鐵椅子是特製的，兩隻腳和胸部都被卡死了一動不能動，並派兩個刑事犯按住我的胳膊不讓我立掌。
由於我不配合邪惡，多次挨打，身體受到摧殘、行動也不太方便，他們又把我送到薩區治安拘留所進行迫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讓區西賓派出所片警龐福成等倆人，把我從看守所接出又送到薩區治安拘留所，到了拘留所把我關到一間禁閉室裏，又調來三個犯人看著我，每天要面朝門坐著。我沒按照邪惡的要求坐，管教於洪軍看到後讓我把臉轉過去，我沒配合，他就回去拿了皮帶和教導員一起進門照我頭部就開始抽，那教導員看我盤著腿，讓我把腿拿下來，我不拿，他就開始踢我，他們兩個把我打的遍體鱗傷才罷休。
看守所和拘留所的管教他們不罵人不會說話，特別是拘留所的陳所長，還有教導員經常罵法輪功學員。那教導員還經常打法輪功學員，作惡多端。有一次我有幾個朋友找關係、走門路來看我，買了很多吃的東西，那教導員當著朋友面讓我拿回監舍去吃，朋友走後，我拿著東西還沒走到監舍就把我叫回去，把朋友拿來的東西全都勒索去。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把我送哈爾濱戒毒所（現改名為黑龍江省女子勞教所）判我三年勞教，到戒毒所醫院檢查身體不合格退回，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釋放。總共非法關押我四個月零二十天。
四、又三次惡警綁架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晚六點多鐘，我在家中正要出去辦事，一開門一個警察在門口等候，他馬上打電話叫在樓下等候的片警龐福成上來。兩人一進屋就開始各屋看，當看見師父法像就拿在手裏，他們讓我跟他們到派出所去，我說我也沒犯法到派出所去幹甚麼，他們說有點事，我說有事在這說吧，那裏我不去，這時片警龐福成就開始打電話，讓把車開過來，不一會兒車就來了，又上來兩個警察一進門一副凶相，說趕快走還囉嗦甚麼，他們又各屋走一遍拿起師父法像說就憑這個就可以給你帶走。我說咱們都無冤無仇的，我一個弱女子，你們非要給我送進去你們能得到甚麼好處呢？江澤民在國外都被起訴了，你們還跟著跑，給自己留條後路吧，善惡有報是天理，你們不要再做壞事了，法輪大法洪傳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只有中共反對。後來的兩個警察特別惡說一些污衊大法的話，不聽勸阻，一定要我跟他們走，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說我今天死在這屋也不走！這時片警龐福成就問我你平時都幹些甚麼，我說我平時也非常忙，我丈夫在監獄裏受迫害我要經常去看看，家裏老人需要我照顧，孩子放假回來也需要我照顧，我在家裏非常重要。片警龐福成又問了一下我公婆家住址，起身就走了，其中那三個也跟著走了，他們拿走了師父的法像我沒搶下來把我推個趔趄。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我和富裕同修張立芳她流離失所在我家，因我的朋友讓我給看家，我們兩個正住在我的朋友家，晚上七點多鐘，突然停電了，我開門去看是否電表箱跳閘了，一開門一下子一個大手把我抓住，連喊帶叫的闖進來六、七個人，當時把我嚇的夠嗆，我以為遇上強盜了，原來是讓胡路公安分局（現已改組）國保大隊大隊長康雲鳳（女）帶領她手下倆人，還有四個是富裕刑警隊的，隊長姓胡。惡警們對我朋友家進行抄家抄走我朋友家的電腦主機（後要回），抄走我的所有大法書集、電腦筆記本、活動硬盤、手機、錄音機、康雲鳳帶領她手下拿走我的鑰匙到我家抄走外掛刻錄機一台。由於我不配合他們，他們把我拖上了車，綁架到了原讓胡路公安分局，他們把我拖上了四樓，我的身體被折騰的哆嗦身體發抽，他們給我兩個辦手續要送看守所讓我們按手印，我們不按，他們開始逼張立芳，幾個惡警扭她胳膊掰她的手沒得逞。一個惡警說沒手續也送去，半夜十二點多他們又把我從四樓拖上了車。
車開出去一段路，當時我的身體抽成了一團，他們怕我死在車上又把我送進了龍南醫院。那個姓胡的說我犯了窩藏罪要把我帶到富裕去處理，因我還在醫院搶救，他們給我辦了取保候審。回家後得知讓胡路公安分局國保大隊大隊長康雲鳳勒索我家裏人一萬元錢，說取保候審必須交一萬元錢才能放人，一年後如沒甚麼事如數還給，到現在也沒還。富裕刑警隊隊長姓胡的向我家裏人買好勒索去了三千元錢。事隔十多天，十月三日晚七點多，富裕刑警隊隊長姓胡的又給我親屬打電話（因我當時沒在家），讓我馬上到市公安局去一趟，並威脅親屬找不到我怎麼怎麼樣。我被迫流離失所。他們把張立芳帶回去判了她十一年徒刑。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多，我們四個在外流離失所的法輪功學員在銀浪村一住所被綁架，讓胡路公安分局伙同乘新派出所十多名警察由讓胡路公安分局國保大隊大隊長康雲鳳帶領闖入我們的住所，他們把我們各自帶的錢洗劫一空，我兜裏就有八百元錢都沒了。並對法輪功學員李業權大打出手，給他倒背手戴手銬，他喊法輪大法好，他們用毛巾把他嘴堵上還用膠帶給封上。第二天把我們送進了大慶看守所。到看守所，我的身體被折騰的哆嗦、發抽，看守所拒收。
惡警康雲鳳帶領她的手下把我劫持到人民醫院。到了醫院，我跟大夫說我是煉法輪功的，他們要迫害我。康雲鳳把大夫叫到一邊小聲說些甚麼，另一個警察也小聲說些甚麼。我知道他們要給我辦假手續把我送進看守所，之後那大夫就要給我打針，我不讓打，警察按著我，扎上針我就甚麼也不知道了。我醒來時他們正推著床往外走，我下床就跑，跑到大門外，五六個警察把我抓住抬上了警車，他們又把我送進大慶看守所。到看守所他們拿出來好幾張假手續，告訴看守所警察說我甚麼病也沒有，我當時就揭穿他們手續都是假的。
在看守所裏，我絕食抗議，身體非常虛弱，兩條腿不能走路，每天把我抬出去灌食，因我不配合，食管插不進去獄醫齊紅讓四個犯人按著我，並把我的嘴堵上，我喘不過氣來直到休克她們才放手。他們把我的嘴裏外都按壞了血淋淋的，她們這種灌食方法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每天都有四個犯人按著我給我灌食，我有三次休克後又緩過來。獄醫齊紅在看守多年，專門給法輪功學員野蠻灌食，做惡多端。
還有一個獄醫姓於，看守所就這兩個獄醫都很邪惡，那個姓於的獄醫給我灌食時拿皮管子在我鼻子裏亂插，鼻子都插破了無數次，我說你當醫生的怎麼不講點人道呢？他說對你們“法輪功”的講甚麼人道，你死了與我們也無關。我告訴他善惡有報導理他也不聽。每天灌食後，我都嘔吐不止，直到把灌的奶粉都吐出為止，吐到最後都是豆油的顏色。
一天早八點報號，我喊“法輪大法好”，要求無罪釋放，看守所杜所長指使犯人管我，犯人張靜芝等三四個人對我大打出手，踢我並揪著我的頭髮往牆上撞。連續幾天他們折磨我，讓我按照他們的要求做，我不配合他們就打我。因為我喊法輪大法好、要求無罪釋放，杜所長和管教就經常指使犯人管我，犯人張靜芝有管教的話，她就毫無顧忌的迫害法輪功學員，有一次張靜芝握著我的頭髮往牆上撞，我昏過去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我被迫害得不能走路，每天上廁所都是一個善良的刑事犯背我去。就這樣他們還判我三年勞教。二零零五年元月十二日早六點鐘大慶法制辦的人來把我們十名法輪功學員送勞教，他們把我抬到門口。當時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灌完食就嘔吐不止。惡警馮靜宇跟法制辦的人說一定要把她送進去，她太能撮了，說我不能走都是裝的，看守所的管教一點人性都沒有。我們被送到哈爾濱戒毒所醫院檢查身體，有三個法輪功學員被勞教了，我們其餘七個檢查身體不合格又被送進大慶看守所，我於二零零五年元月十八日被釋放。這次共非法關押我三十七天，絕食三十七天。
五、兒子與親屬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早六點多鐘，大慶龍南公安分局惡警來我家敲門，沒給開，當時我兒子關瑞南正好在家，孩子本來大學畢應該在大城市找份工作，因爸爸在監獄，為了照顧媽媽，回到了大慶。可是剛回來一個月，惡警就來騷擾，他們利用開鎖大王打開我家房門，進來兩個惡警不由分說就給我按在地戴手銬，我兒子一看他們按住我，就上去拉著，一個惡警用拳頭打我兒子胸部頭部，並用兩手掐住我兒子的脖子，孩子臉憋得通紅。
我當時說你們憑甚麼打孩子，惡警說我兒子妨礙公務，揚言：再“妨礙公務”，把你兒子也帶走。他們正往出抬我，我大伯哥、小叔子都趕到我家，他們制止惡警往出抬我，惡警說你們再妨礙公務把你們一塊都帶走。他們把我抬走後，又對我家進行抄家，在家人的制止下他們只抄走了電腦的主機，後經家人多次去要還回。他們把我帶到了大慶龍南公安分局，我不停的喊“法輪大法好”。後來，我身體開始哆嗦後來又抽，我兒子和親屬們都趕到大慶龍南分局要人，後來把我送到龍南醫院搶救，直到下午四點鐘醫生要求轉科治療，龍南分局警察才離開醫院。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日非法關押在大慶監獄的一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生命垂危送龍南醫院搶救走脫，就因為那個同修往我家打過電話。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上午九點多鐘，大慶監獄警察伙同大慶龍南公安分局還有武警部隊一行三十多人來到我家，當時我正好沒在家，一個朋友邀請我和兒子去吃飯，上午十點多我往家裏打電話，警察正在我家抄家。惡警敲門我兒子一人在家沒給開，他們把門撬開後進門先把我兒子打一頓，嫌孩子沒給開門，他們用警棍打他的頭部，我小叔子媳婦趕到我家時他們正在打我兒子，小叔子媳婦撲上去說，要打就打我吧、不要打孩子，他們才罷休。（大慶龍南公安分局警察又抄走了我家的電腦、打印機兩個多月後要回）。
惡警們為了找到我，到處貼著告示還有我的照片，小區內到處都是便衣，不斷的攔住行人盤查。每天有人跟著我兒子，走哪跟到哪，足足跟了半個月。大慶監獄警察伙同大慶龍南公安分局警察在去我家的同時還去了我婆婆家，那天我大伯哥聽說警察又到我家去了，馬上打的去我家，車還沒到我家，那邊三小叔子來電話說，來了好多警察要把他夫妻二人帶走，大伯哥一想把他們夫妻二人帶走了八十多歲的老母親誰照看啊，馬上讓車調頭。等大伯哥到我婆婆家，警察已把三小叔子夫妻二人帶走了，家裏只剩了老母親。三小叔子夫妻未修煉法輪功，惡警把他夫妻二人帶到大慶龍南公安分局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放回。
第二天警察又到四小叔子家，為了找我，三個警察在他家裏呆了三天，又逼迫妯娌領他們到我家找我。警察每天呆在他家裏把上高三的姪子嚇壞了，現在一聽說警察就害怕。惡警們為了找我，不但騷擾我親屬，還騷擾其他法輪功學員。我平時經常在婆婆家照顧婆婆，我婆婆家在方曉樓區，方曉樓區多數法輪功學員家，不法警察都去了，進門各屋都看一遍連廁所陽台都得看，我家附近樓區法輪功學員家也被警察騷擾了。迫使我有家不能回，在外流離失所。
我和丈夫都買斷了工齡，大慶石油管理局規定凡是買斷工齡的職工子女，都給安排工作，可我和丈夫單位就因我們煉法輪功，不給我兒子安排工作，使孩子被迫離開了大慶。
六、丈夫被判重刑遭殘忍迫害
丈夫關兆起，今年五十四歲，原大慶石油管理局建材公司防腐管道廠副廠長。一九九六年五月開始修煉法輪功。他牢記“真、善、忍”，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久治不癒的病毒性心肌炎，心臟偷停、肺炎、腰肌勞損、雙腿常年酸痛、習慣性流鼻血全都好了，他深刻的體會到法輪功的神奇。他還改掉了愛喝酒、打麻將的惡習，無論他走到哪兒，人們都能感受到他的樂觀向上、真誠與祥和。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法輪功被無端打壓，作為法輪功的身心受益者，關兆起於二零零一年元月一日去北京上訪，在北京被非法拘留了二十一天（北京房山區看守所）。當關兆起從北京被帶回來時，大慶石油管理局建材公司防腐管道廠書記姜佰超逼迫家人交了七千元押金，至今未還。關兆起回來時，用人攙扶才能走路，他的右腿從臀部到膝蓋被房山看守所的警察打成黑紫色，兩個多月才好。
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關兆起被安全局綁架，在安全局被非法拘禁，審訊十五天，被送進大慶市看守所，由於封鎖消息期間的迫害一無所知。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被大慶讓區法院秘密非法審判，判刑六年。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送入大慶監獄。而從關兆起被秘密判刑家人沒收到任何通知，就是判決書還是親屬自己去要的，家人連最起碼的知情權都被剝奪了。關押到監獄後更是被剝奪了基本人權，因他堅持信仰，拒寫“五書”，多次遭到毒打，並被非法剝奪了通信權、家人接見的權利，關兆起等許許多多法輪功學員在那裏遭受著慘無人道的迫害。
關兆起在大慶監獄遭到的迫害令人髮指，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十日期間，大慶監獄逼迫他寫“五書”他不寫，七監區大隊長李鳳江、相振春指使犯人對關兆起大打出手，把他綁在二十釐米寬，兩米長兩塊成十字形的板子上，讓犯人拳打腳踢，用皮管子抽，兩次被打的昏死過去再用涼水澆醒，用煙頭燒手指等進行殘酷摧殘。關兆起臉被打變了形，把他綁在上下鋪的梯子上罰站六天六夜，腳腫的不能穿鞋。聽刑滿釋放出來的人說，關兆起的臉當時被打的變了形根本認不出來了，善良的人看到他被打成那樣都流下了眼淚。
我丈夫的滿口牙都被打鬆動了，現在兩個門牙離開大約五毫米遠，人被迫害的不成樣子，大隊長李鳳江說“對法輪功採取甚麼方式都不過份”，致使犯人對關兆起肆無忌憚的虐待、摧殘、折磨，在大慶監獄的法輪功學員生命得不到保證。大慶監獄現已迫害死五名法輪功學員。
我們好端端的家庭被迫害的妻離子散，丈夫關兆起在大慶監獄被非法關押五年多了，他按真、善、忍標準做人，單位鄰里之間無不誇他是好人，在家裏勤勞孝順父母都喜歡他，他在家排行是老二，他父親說我老了誰家也不去我就跟我二兒子，可是自從二兒子被非法關押，八十多歲的父親想兒子整天悶悶不樂，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去世，母親想兒子逢人就問我二兒子呢？後來達到每天要問幾十遍，問到誰就得騙她說你二兒子去新疆了，要不就哭起沒完。因母親看不到兒子，精神受到刺激，半年後變成瘋瘋癲癲的了，整天得用人看著，不然跑出去就找不到家了。僅僅是因為堅守“真、善、忍”的信仰做個好人，惡黨迫害致使兒子無法為父母親盡孝道，我們也無法在自己的兒子面前盡父母親的責任。
我奉勸那些還在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所有警察和公安人員，在中共即將解體的大勢下，你們問問自己的良心，你們的良知哪裏去了？希望你們立即停止迫害善良的法輪功學員，早日醒悟，給你們自己和家人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中國的三千多萬同胞已經退黨、退團、退隊保平安，中共邪黨解體已近在眼前。不要成為中共的陪葬品。你們知道嗎？善惡有報是天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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