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5/20/155234p.html
評“一分為二”的流氓化
文／定平
【明慧網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日】當我們揭露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的時候，總有人說：難道中共一點道理都沒有？難道法輪功一點問題都沒有？要一分為二！ 當《九評共產黨》傳世時，又有人說：難道中共沒做一點好事？！這也太片面了吧，要一分為二！ 乍一聽，“一分為二”很在理啊。任何事物都存在著兩面性，有好就有壞，有善就有惡，對中共也得一分為二呀！ 可是，仔細剖析這個“一分為二”，就發現它有兩個大的問題：一是，在邏輯上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二是，從本質上講，這個“一分為二”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一分為二，而是“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一分為二”。 中共的“一分為二”偷換了正常的一分為二的概念，把“任何事物都存在著正反兩方面”，偷換為“說任何事物就必須同時說正反兩方面”，否則就不是“一分為二”。 我們在評價二戰期間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說的可都是日本的壞事，為啥沒有人提出要同時說說日本好的一面？因為是談論整個侵略戰爭的實質。 我們在評價岳飛的時候，都說岳飛是民族英雄，為啥沒有人提出要同時說說岳飛不好的一面，因為說的是對岳飛一生的總評價。 同樣，我們在談起秦檜的時候，都說他是賣國賊，為啥沒有人提出要同時說說秦檜好的一面，一分為二？因為談的是對秦檜這個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所做所為。 法官在宣判的時候，說的全是犯人的罪行，為啥沒有人要求法官同時說說犯人好的一面？為啥沒有人提出法官光說犯人壞的一面不符合“一分為二”？ 當人們談起癌症的時候，無不談癌色變，為啥沒有人提出癌症也有好的一面，為啥沒有人說要對癌症“一分為二”？！ 從以上實例我們看出，是否同時說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與是否違反一分為二並不是一回事。當一個事物的主流是正的時候，人們只說其正的一面並不違反一分為二；當一個事物的主流是負的時候，人們只說其負的一面同樣不違反一分為二。 只說正的一面或只說負的一面，並不意味著所說沒有經過一分為二的分析。恰恰相反，正是經過一分為二的分析，人們才會對一個事物做出是正的還是負的，是好的還是壞的，是善的還是惡的等等定性判斷。 當經過一分為二的分析，判斷出一個人或一個集體或一個事物的主流是惡的時候，人們會將其惡行揭露出來，為的是懲惡揚善；當一個人或一個集體或一個事物的主流是正的時候，人們會彰顯其正的一面，為的是教導人們從善如流。當一個人或一個集體或一個事物壞到極限時，說其好的一面已經沒有意義了，如果有人還要提出再對其“一分為二”，就是自甘與惡為伍了；當一個人或一個集體或一個事物好到極限時，說其不足的一面已經是吹毛求疵了，如果有人還要再對其“一分為二”，那就是與善為敵了。 而對於普世的判斷標準，諸如善惡、好壞、對錯、利弊等等，是不能用一分為二進行分析的，否則，一分為二本身就因為失去了判斷的基礎和前提而失去存在的條件。 那為甚麼在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時候，事實是如此的清楚，證據是如此的確鑿，迫害的深度和廣度是如此的慘烈，就因為沒有同時說中共的好話，有人就說這不符合“一分為二”呢？！ 根本原因在於：在中共邪黨的迷惑下，人們除了把“任何事物都存在著兩面性”混同於“說任何事物都必須同時說正反兩方面”以外，人們自以為是的“一分為二”──在不牽扯到中共的時候，人們按正常的一分為二進行思維；一旦牽扯到中共，人們就改用長期被灌輸的以維護或者恐懼中共為根本的“一分為二”的邏輯，就會失去清醒、理智和客觀。 其典型表現就是：潛意識中把中共當作自己，用中共自定的標準對中共進行判斷和辯護，對中共的打擊對象進行扭曲和攻擊。無論中共犯了多大的罪行以及證據是多麼的確鑿，都要表示置疑並極力為中共找開脫的理由；無論中共打擊的對象是多麼的無辜以及被迫害的是多麼的慘烈，也要極力的去挑被迫害者的毛病。在實在找不到中共好的一面以及被迫害者不好的一面的時候，乾脆就指責對方不“一分為二”！ 被毒害了的人在振振有詞的說著“一分為二”的時候，意識不到其實已經落入了中共的圈套，其實是在用中共的流氓化了的“一分為二”在為中共辯護。 由此可見，中共這個“一分為二”與普世的一分為二根本不是一回事。那麼，甚麼是人類共同遵循的一分為二，甚麼是中共特色的“一分為二”呢？ 一分為二來源於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辯證法，與其對應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相生相剋。一分為二有三個核心點： 一、對事物進行一分為二的依據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標準，黑格爾稱之為“客觀思想”，中國傳統文化稱之為“天理”。應用於人類社會，就是超越於地域、人種、男女、貴賤、民族、國家、團體之上的人類普遍認可的公理，諸如善惡、好壞、對錯、利弊、真假等等。 二、事物的性質取決於佔主導地位的方面，善的因素佔主流，其性質就是善的；惡是方面佔主流，其性質就是惡的。 三、處理矛盾的主要途徑是採取具有積極和建設性的措施，諸如求同存異，以善化惡，以直報怨，揚善抑惡等等。至於具有破壞性的、暴烈的鬥爭方式，則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然而，到了中共那裏，除了一分為二這個詞還被保留以外，核心內容則完全變成了中共的流氓邏輯。 中共特色的一分為二來源於馬克思的所謂唯物辯證法。馬克思剽竊了黑格爾的一分為二，並對一分為二的三個根本點進行了閹割和扭曲，炮製了一套用於詭辯和煽動階級鬥爭的流氓化的“一分為二”邪說。這個邪說，經過蘇聯共產邪黨的強化，到了中共邪黨這裏，更是集古今中外一切流氓詭辯術為一體，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一、對事物進行一分為二分析的依據不是人類共同遵循的公理，而是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二、事物的性質不取決於其善惡、好壞、對錯的比例，而取決於與中共一致的程度。與中共一致的，就是好的；與中共不一致的，就是不好的。無論中共所做的事情是多麼的不好，也有好的一面；無論被其打擊的對象是多麼的無辜和善良，也有不好的一面。只要抓到對方的一點不是，就可擴大成100%的不是；實在找不到對方的一點不是，可以無中生有，栽贓陷害。 就算中共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錯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中共做的事情一點道理都沒有，也可憑空編造，塗脂抹粉。“反右”鬥爭被證明99%都是錯的，但中共仍然說反右鬥爭是對的，不過是“嚴重擴大化”而已。在迫害法輪功運動中，實在找不到法輪功的一點不是，就不惜自導自演天安門“自焚”醜劇栽贓陷害法輪功。 三、處理事物兩面性的主要途徑是毀滅性的鬥爭，按毛澤東的說法就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 從以上對比可以看出，中共的“一分為二”只不過是打著一分為二的幌子，為中共自己量身打造的以自我為判斷標準，用於抹黑別人、打擊別人、保護自己的流氓邏輯。中共通過幾十年的恐怖高壓和流氓欺騙，潛移默化的把這個流氓的“一分為二”變成了民眾思維的一部份。人們在用這個“一分為二”為中共辯護的時候，察覺不到其實不是按普世的一分為二原則在思維，而是在用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邏輯在為中共辯護。 我們常常嘲笑那些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的人，殊不知，用中共的“一分為二”為中共辯護的人，不也是如此嗎？ 中共流氓化的“一分為二”在強勢和弱勢的情況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 在邪氣高漲、勝券在握的強勢下，中共會撕掉“一分為二”的面紗，表現出“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張狂，全盤否定，全面鎮壓。中共的歷次整人運動無一例外，都是把對手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鎮反、三反、五反如此，土改、工商改造也如此，文革更是登峰造極，至於六四鎮壓、迫害法輪功，在初期也是邪氣高漲的表演。 在迫害力不從心的窘境下，中共則會舉起“一分為二”的救命稻草，放低姿態要求人們對其“一分為二”。 在歷史上，中共耍弄“一分為二”的流氓醜劇一再發生。然而今天在天滅中共的大潮下，仍然有不少民眾由於恐懼中共或者受中共流氓化的“一分為二”的迷惑，不願理智清醒的對待法輪功真相和《九評》、“三退”，面臨很危險的境地。 揭穿中共邪黨流氓化的“一分為二”的真正面目，是為了將這個流氓邏輯從民眾的頭腦中清除出去，讓民眾認清中共邪黨的流氓本性和必然滅亡的結局，還人們正常的思維，從思想上和行動上退出中共邪黨，以便在天滅中共的時候，保住性命，保住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