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明慧記者葉靈輝報導）吳豔霞是一位普通的法輪功學員。在成長過程中一直作為中共體制中“根正苗紅”的典型，曾被樹立為“標兵”的她，在全球退黨大潮中，心情曾一度非常苦惱，直到她認識到自己也是中共體制下一個可悲的受害者，心靈獲得了洗滌後的平和。如今，吳豔霞不僅自己退黨，還幫助更多的人擺脫中共對人心靈的禁錮。中共體制下的標兵
吳豔霞是中共烈士的後代，曾是中共體制中“根正苗紅”的典型。據她說，別人可能向中共舉手宣誓過三次，可她宣誓過四次（她經歷了從少先隊轉為紅小兵的過程，所以多宣誓了一次）。她十八歲在天津一個小鄉村入了黨，成了中共培養接班人的對象。
吳豔霞曾在學大寨高潮中，“響應黨的號召”，要把當地一條沙河變成大寨田。她帶著由三十幾個人組成的隊伍，參加了那次大會戰。在山風凜冽、滴水成冰的冬天，每天早晨五點起來吃飯，步行半小時到工地；天剛濛濛亮就開始幹活，中午在工地吃飯，晚上一直幹到看不見人為止。
由於他們這支隊伍幹的出色，得到了上級的表揚，豔霞也由此出了名。以後各級政府便加緊了對她的“培養”工作。有人向她透漏資訊，說上級已把她作為“接班人”進行重點培養。
吳豔霞後來成了天津市園林學校的教師。十幾年來一直是園林局幾百名優秀黨員中挑出的十名標兵之一，年年是市優秀教師、三八紅旗手，還得過“八五”國家計劃立功獎章。
扭曲的心靈
吳豔霞二十七歲時結婚，丈夫是上中農出身。當她第一次與丈夫回家探親時，公公帶她到附近的山上參觀，走到山下時，公公指著一個墳對她說：這是你姑姑的墳。她感到很詫異，姑姑沒出嫁嗎？為甚麼埋在娘家？
公公說，姑姑十九歲時嫁到一個富農家庭，還不到一個月就趕上共產黨搞土地改革運動，帶領貧下中農鬥地主、富農。那村沒有地主，富農成了主要鬥爭對象。那天屋外有很多人用棍棒、鎬頭、鐵鏟、鋤頭等農具砸門，姑父及家裏的男人嚇的從後窗逃走了，家裏只剩女人和孩子。姑姑站起身向門走去，家裏人同聲說：不要開門，危險！姑姑說：我剛嫁過來，與人無怨，怕甚麼呢？於是姑姑把門打開了。門一開，棍棒就朝她打過來，一把鎬頭刨在姑姑頭上，鮮血向外噴射。姑姑開始往娘家方向跑，只跑了幾百米就倒在血泊中。有好心人把姑姑的遺體送回了娘家，所以就埋在這裏了。事情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公公講述此事時仍帶著痛苦的表情，聲音顫抖著，眼裏噙著淚。
“我當時心裏沒有任何同情的反應。”吳豔霞說，“我心裏反而想：為甚麼不嫁給貧農呢？嫁給富農只能是活該了。”
“上小學時，經常看到‘黑五類’的孩子受到‘紅五類’孩子的欺負、侮辱，老師和學校也不管。”吳豔霞接著說，“我當時也是覺的他們活該，誰讓他們出身不好呢！”
煉法輪功受迫害
吳豔霞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兩年後的九九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她馬上成了中共的重點轉化對象。吳豔霞說：“可能因為我當時一直是中共的先進標兵吧。”
持續的轉化工作沒有奏效，園林局黨委給了她最後通牒：在三天內必須悔過，否則開除她的黨籍。
“那三天我整夜睡不著覺，不停的出虛汗，”吳豔霞回憶道，“我當時已有二十六年黨齡，不願違背黨的原則，但修煉法輪功明顯使我受益。”
吳豔霞在那三天裏給領導寫了三封信，她最後選擇了繼續修煉法輪功。在那些信中，她寫道：法輪功不只使我得到了健康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心靈的淨化，道德的昇華，我從沒想過背叛黨，如果因為我講了真話，不放棄修煉，組織上要開除我，那是組織上的事，但我不會背叛黨。於是她被送去了洗腦班。
九九年九月學校開學時，教育局規定第一週不上課，用來揭批法輪功，反復給學生播放詆毀法輪功的錄像片。學生被灌輸謊言、抹黑與仇恨宣傳。
一位同事的小男孩很喜歡吳豔霞，同事忙時經常托她看護孩子。那年這孩子上小學一年級。當孩子看到一個個殺人、自殺的鏡頭，一幅幅血淋淋的電視畫面時，臉色蠟黃，當場嘔吐，夜裏做噩夢，大叫“法輪功”。為了穩定孩子的情緒，他媽媽只好給孩子請了假。
來到學校，這位同事在吳豔霞面前開導兒子說：“你看吳阿姨是好人嗎？”兒子說：“是。”媽媽接著說：“吳阿姨就是煉的。”
“那孩子馬上躲到媽媽身後，再也不敢正眼看我，然後用驚恐的眼神偷偷的掃了我一眼。我去拉他的手，他趕緊躲開，嚇壞了。”“我當時很難受，全身顫抖。”吳豔霞說，“這就是中共宣傳的惡果。我曾經也是這樣對待受中共迫害的人。”
從痛苦退黨到勸人擺脫中共
二零零一年吳豔霞申請移民加拿大。出國前按規定辦理了終止黨籍手續。吳豔霞回憶說：“當時我還因為要終止黨籍而感到很難受。”
在國外讀了《九評共產黨》後，吳豔霞驚醒了。她明白了自己一直都是中共體制下的一個可悲的受害者。
“我們在邪黨的教育下，通過打小報告、整人、甚至落井下石來向惡黨表忠心，以此來證明自己旗幟鮮明，立場堅定，階級覺悟高，從而成為惡黨體制下的標兵。”吳豔霞說，“我們沒有了正常的同情心和人格。”
吳豔霞加入了勸人退出中共惡黨的行列。她開始勸她的入黨介紹人──一個曾經擔任過多年黨支部委員的人退黨。
開始的時候，他一直認為吳豔霞是幾年來受了資產階級思潮的影響而下滑了，並下決心要拯救她。每次交談時他都會反復的強調：“別忘了，我們的大半生都是為黨旗增光添彩的，面對黨旗我們是無悔的，一定要保持晚節呀！”
“每當這時，我就會問他：我們對黨是無悔的，面對人民呢？我們也無悔嗎？請你靜心回顧一下自己大半生所經歷過的每一次政治運動，當黨把一部份人民劃為專政對象時，你必須做出抉擇。你那時要對得起黨，就一定會對不起人民，你要想對得起人民，就一定對不起黨，黨就會無情的拋棄你！”吳豔霞回憶道，“在事實面前他感到很沮喪，只是不願承認自己大半輩子與流氓、土匪為伍，對不起人民。”
終於有一天，吳豔霞的入黨介紹人對她說：“本來我是想救你的，我沒救了你，你卻把我救了，讓我在有生之年認清了共產黨的本質，也看到了自己多年來被共產黨扭曲了的心靈，為了還自己一個清白，你給我把黨退了吧！”
吳豔霞當時對他說：“那好，我給你起個化名吧。”但他馬上回答說：“為甚麼要用化名？我用真名入的黨，我也要用真名退。誰要找我麻煩，我就勸他退黨。你對我說過的一句話很有感染力：‘對得起黨，就肯定對不起人民’。”
“他後來告訴我，”吳豔霞說，“他已經勸很多人退了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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