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你好！
很遺憾上次沒見到你，本來這些話是想當面與你交流的。我這封信不是寫給作為法官的你的，而是寫給一個也為人夫，也有親人、朋友、喜怒哀樂的你。作為一個丈夫，相信你會理解一個丈夫遇難的妻子的心情。將心比心，我相信你也會讚賞一個妻子在丈夫遇難時用盡自己所有的辦法去幫助丈夫，讓他感受到他不是孤單的。所以希望你能聽完我這些推心置腹的話。
雖然只見面一次，從你回答我問題時的心態和方式，我感受到了你的善良。但說實話，那次你打電話告訴我不能做辯護人時，我認為你是在為難我。但後來站在你的角度上想，我明白了你也出於無奈，如果上級給你設了一個框框，你免不了會擔心過程中會出現干擾你按部就班的因素、或出現甚麼超出你預想的情況。
記得那次電話中你問我做辯護的初衷是甚麼，這句話讓我想了很多。
我覺的身為法官問這樣的問題很有諷刺意味，是對當今中國的法律程序的諷刺──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難道僅僅是個擺設嗎？公民行使天賦人權，難道還需要拿出一個「初衷」來作為理由嗎？我也很清楚，這個問話的背後，隱藏的是這種制度的大背景下法律的無奈：因為你我都知道，我丈夫的這種案子，從人這個層面上看沒有甚麼回旋餘地，即便是你，也是在上級領導劃的框框中按部就班的完成一些必須的程序。辯護這個環節，看起來更像一個擺設，這樣一個沒有實在意義的努力，有必要嗎？我想，這才是造成你這種疑問的真正所在。
身為法官，你一定有主持公道、為百姓伸冤的願望，當在壓力下，不能如你所願主持公道時，我相信你的內心深處也會遺憾。
為甚麼我要做辯護，因為我丈夫是冤枉的，他是一個好人，善良又有正義感和責任心，這樣的好人不該被關在監獄中。無論是法律層面還是道德層面，他沒有傷害社會、也沒有傷害任何人。他在家裏孝順長輩，呵護妹妹，雖然我們尚未開始婚姻生活，但我也相信他會是一個好丈夫。尤其是在這個世風日下的社會中，他有信仰，我因為相信他這種信仰對人道德的巨大約束力和提升力而相信他對婚姻和家庭的責任感、和抵制社會上各種誘惑的能力。在社會中，他總要求自己與人為善，他朋友很多，周圍的環境總是很和諧。而且此事發生之前，他做智能家居的生意，正要與客戶簽一筆上百萬元的合同，他是一個能為社會創造價值、對社會有益的人，從任何一個角度，我丈夫不應與囚徒的身份有聯繫。
可這種違天理、逆天意的制度背景，卻讓他遭受這樣的冤屈，而且還不許律師做無罪辯護，這是這個社會的悲哀，也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悲哀。這種情況下，我作為妻子有責任為他討還公道。
當年的楊三姐攔轎喊冤成就了一段佳話，在我看來，這段故事反映出來的問題是雙向的：一方面，出現攔轎喊冤現象的本身就是那個社會的失敗之處──是政府部門的不作為才逼得百姓不得不「越級上訪」，同時，人們對楊三姐不畏權暴、有勇有義、敢於擔當的勇氣的讚賞，也反映了一種普世的價值觀──即便是在強權和暴政之下，人們也渴望有人敢於站出來呵護善良、維護正義。
我相信時間和歷史會還一切以公道，那個時候，我的辯護不僅是一個妻子信守夫妻承諾和婚姻責任的見證，也會是我們留給未來的交代──讓未來知道，還有比金錢、權利和生死安危更重要、更值得珍視的：那就是天理公道和正義良知；讓未來知道，哪怕是在那段已經逝去的歷史中、在那個強權和壓力充斥的社會中，還有人在維護這種對人類來說最重要人的天賦人權和做人的尊嚴。
我丈夫作為一個好人，他本來也不該是孤單的，哪怕在強權和壓力之下。記得後人曾送給印度的甘地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一句話：「正義不會孤單！」
你曾問我過對法輪功怎麼看，當時我因為擔心對你的衝擊太大而沒有正面回答，其實我沒甚麼可避諱的，去國保大隊的時候，我就告訴了他們我也是修煉法輪功的，因為我覺的信仰是天賦人權，是堂堂正正的，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是政府能「取締」的。而且，能在強權和壓力之下仍堅持信仰、不背叛良心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像那些在「反右」中拒絕與父母「劃清界線」的子女。在這7年半中，我遭遇了很多，因為信仰問題學位證被扣、被剝奪考研和出國的權利，失去一個很有前途的工作，直到後來被迫害致下肢癱瘓，被某醫院宣布「治不了」，我沒用任何醫治手段僅靠煉功如今能站起來走路，並且還在逐漸好轉，所有知道我這段經歷的人都見證了這個法輪功創造的奇蹟。
有人問我承受這麼多「值嗎？」 ，潛台詞是我煉法輪功才遭受了這麼多魔難，其實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使我遭遇不幸的不是法輪功，而是這個顛倒黑白的中共邪黨政策和它背後的因素。法輪功讓無數人獲得身體的健康、道德的昇華、家庭的和睦。我從初中時代就在尋找一種可以讓自己在這個道德日漸下滑的社會中可以保持潔身自好的依據，法輪功給了我在亂世中做好人的心法約束，讓我在與人相處時能夠真誠、善良、寬容、忍讓。這些品質不僅使我深深受益，而且影響了我周圍的人。因此我的承受不是一個「值不值」的問題，而是一個「該不該」的問題。
一個海外媒體針對法輪功學員被關押、酷刑折磨、虐殺甚至活體摘除器官等遭遇曾說過這樣的話「追求美好的代價不應如此沉重」。就像「反右」運動中因為不願意與「右派」父親「劃清界線」的兒子被孤立和打壓，這不是父親造成的，也不是兒子對父親忠孝這種品質造成的，而是那個瘋狂的中共邪黨造成的。而且，這個兒子堅持正義不是為他自己堅持的，能夠堅守這種為人的起碼品質也是為這個社會在付出，是這個社會道德層面的最基本希望。這就是為甚麼海外媒體把堅持信仰、不畏強暴的法輪功學員稱為「中華民族道德的中流砥柱」。
其實，我們這些修煉者都是社會中普通的一員，每天正常的工作、生活，有時間看看大法書，早晚煉功，遇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在99年迫害開始之前，那就是我們的全部修煉內容。是因為這場迫害，我們才不得不講真相，澄清世人對佛法的誤解，而這些，也都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說真話，不傷害任何人，一切都沒有超出「喊冤」和「澄清事實」的範疇，這是最基本的人權，我們沒有任何訴求，只要一個信仰自由。天賦人權是任何人都無權剝奪的，因為這個大腦是上天給的，不是哪個政府或組織給的，上天給了我們大腦，同時就給了我們思考的權利、給我們擁有獨立思想的權利，與政府的價值觀不同就被污衊為「邪教」予以取締，這是荒唐的。
「真善忍」這種普世的高尚價值被污衊為「邪教」予以打壓，還有天理嗎？上天會允許這種事情一直存在下去嗎？那麼歷史上劉伯溫、諸葛亮、法國諾查丹馬斯、以及《聖經啟示錄》中的預言不就是未來真實的預見嗎？聯想起歷史上強大的古羅馬帝國因為殘害基督徒而遭遇四次大瘟疫，最終導致歐洲最強大的羅馬帝國覆沒，那麼現在被印在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藏字石」風景區門票上的那個藏字石，藏的不就是個天機「中國共產黨亡」嗎？
在這段即將逝去的歷史中，每個人都扮演了一個角色，演得如何，也相應的給自己種下了不同的因果，或善或惡，冥冥之中皆有天理來衡定。曾有兩個真實的故事：一個是作者的父親因為在大躍進時當「監工」，認真的執行命令、舉報那些為保命而偷食物的人導致那些人遭受酷刑甚至喪命，因此而在晚年患重疾遭惡報、死的很淒慘；另一個是在日本侵華時被迫做了翻譯官的爺爺因為善念利用工作之便救了一個共產黨一命，在後來的肅反時很巧合的落在了那個共產黨人的手裏，而得以保命。同樣是做工作，結果就是如此不同，其實，救了「爺爺」命的並不是那個人，而是爺爺當年悲天憫人的善心善舉帶來的必然善果；害了「父親」的也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當年對缺乏人道的邪黨政策的盲目追隨以及對生命的漠視、無意中行惡種下的惡果。
聽說×區法院的法官對法輪功的案子是輪流負責的，因為沒有人願意以法官的身份被脅迫執行殘害善良之實，只好每人一次的輪。我想，這就是無奈之下那些法官的選擇。負責法輪功的案子，對哪個法官來說，都是自己生命真正的不幸、也是對神聖的法官身份的褻瀆，更不用說長期負責了，那就等於長期遭受不幸。×區法院這種對法輪功案件人人避之的現象，是真相遍傳、人心向善的必然。
我們都知道，對法輪功的問題完全是在如當年文革、納粹一樣的大背景之下發生的，身在其中時很多人「上派下行」的參與了對一些無辜者的迫害，誰也沒有預見到這對自己的未來意味著甚麼，但當「四人幫」、希特勒失勢，歷史還一切以公道之時，那些人無一例外的遭遇了清算。一個善良的人無奈之中做這樣的事，我覺的這對你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幸的。我相信上天會給善良人機會，讓他們了解真相，從心理上選擇一個公正的立場。
我無意於通過這封信讓你為我丈夫做甚麼，因為我很清楚你的處境和無奈。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在這件事中明白真相，從心理上站在一個正確立場上，不給自己的未來留下遺憾。法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斷案時，即便是在諸多因素的制約下作出相類似的裁決，但也可以持有不同的心態。而且一樣事有百樣做法，人的立場、是非觀念、善惡表現就在其中。上天給每一個人保持內心世界的自由，心裏怎麼想沒有人會知道，但你的心態會跟你的未來有關。國外很多知名大學都有研究輪迴轉世的機構，一些研究案例中提到幾百年前基督徒遭受迫害時，不同人持有不同心態而造成他們在後半生或者下一生中或得福報、或得惡報，有的僅因為對遭遇魔難的基督徒幸災樂禍、甚至看著基督徒因為拒絕放棄信仰而被投入鬥獸場被野獸活活咬死拍手叫好，而在下一世患了先天的肢體殘缺的報應──正如那個被他嘲笑的基督徒所遭遇的（雖然他們是因為聽信了統治者說「基督喝人血、吃人肉」 的謠言而做此反映，但也付出了如此慘痛的代價）。
其實，那麼多法輪功學員冒者危險告訴民眾真相，就是為了讓那些被謊言宣傳矇蔽的人在將來免遭不幸，而別無它求，很多人奇怪：他們冒著危險付出那麼多圖個甚麼啊？其實真的不圖別的，因為佛家修煉講的是一個慈悲，修煉的境界就是完全為別人好、慈悲眾生。怎麼才是對人好？能眼看著人們被謊言矇蔽、被挑動得仇視佛法、即將面臨那樣的天譴和不幸而無動於衷嗎？
相信你現在會體會到，我這封信不是為我丈夫寫的，而是為你寫的。
最後祝你和家人能與佛法結善緣、得福報。
一位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