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丈夫於二零零六年三月被綁架（當時我們剛剛登記、尚未正式結婚，我丈夫在D市，我與他不在一地）。事情剛剛發生時我感到很無助，當時自己修煉狀態不好，剛剛脫險（惡警綁架我丈夫時我也在場，為保護機器跟他們僵持了一整天，他們因此也要綁架我，在師父的呵護下才脫險），不敢去面對面找警察講真相，就在網上寫點東西，希望他們當地同修能配合發發營救材料。但他們那片沒有整體配合營救同修的先例，有的同修被迫害，甚至連一個上網的消息都沒有。我很希望能與當地同修形成整體，像我們地區那樣整體配合起來營救。結果去了D市幾次也沒找到當地同修，很失望。我公公雖然也修煉，但他當時被迫害的壓力也很大，只顧的上自保了。這一切讓我看不到一點希望，感覺責任全在我一個人身上，壓力很大，又累又苦。心裏對他們當地同修產生了怨，越怨就越委屈、越無助，我姐姐（同修）說我：“別的同修做不到，那是因為他們的修煉狀態沒到那，可能他們心裏也很苦。你應該理解他們，用正念加持他們。而不是自己做了一點兒甚麼就去要求別人。”姐姐的話提醒了我，是啊，大法修出來的生命應該是純善的。不管發生了甚麼都能善意的理解別人。我還發現，我之所以感到壓力那麼大，也是把自己看的太重了，而忘了師父和法。整體配合不是我能求來的。壓力那麼大，是把這件事當成事兒來做了，而忽略了修的因素，我只要盡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就行了。當時的境界看起來能做的我已經都做了，但正念發的遠遠不夠，於是我和幾個同修每天下午發正念，每個整點發半小時。整體發正念的那種狀態給我的觸動很大，不僅體會到了正念的威力、連心態也逐漸平和、堅定下來了。
這樣持續一段時間後，沒有一點我丈夫在裏面反迫害的消息，婆婆那邊又不斷傳來他“妥協”的消息，我的心又動了，如果我丈夫本人、他的家人、他們那邊的同修都起不了甚麼正面作用，我這樣一直努力下去會不會有效果啊？這時我看到了一個小故事，講的是竹林著火了，小燕子去河邊蘸濕翅膀，然後飛回竹林上空把水滴抖落到熊熊大火中，如此循環往復，試圖以此滅火。神仙看到了吃驚的問他：“你為甚麼這麼做？你要知道，這些小水滴是不可能撲滅這麼大的火的，這根本就不可能！”小燕子說：“竹林是我的家，我不能看著他被燒毀而無動於衷，就算我不能撲滅，我也要不斷努力，直到死去。”神仙被他感動了，於是滅了火。看到這個故事，我想就是師父在回答我了。（現在看來，當時對我丈夫是帶著觀念看了，認為他以前不太精進，對他沒有信心。其實他做的很好，是監獄裏為數很少的幾個堅定大法弟子之一。）
再次堅定下來之後，幾乎同時，我奇蹟般的聯繫到了D市同修。我把近況告訴了一個網上同修，他回信說他就是D市的，他和周圍的同修要來配合這件事，我現在還記的，當時我的眼淚就出來了，有一種終於找到了整體的感覺。
那幾個素不相識的D市同修當時全力以赴的來配合這件事，做的很多事幾乎都突破了他們那時的修煉狀態，無私的境界讓我感動。有兩次，我能感到同修已經從心裏放下自己的一切了。同修曾回信說：“你的正念帶動了我們。”事實上，D市同修的狀態也不斷讓我看到自己的差距。互相取長補短，這就是我們修煉的一個機制吧。
一段時間的配合之後，一個D市同修說我給她的信，對她有時會形成一種壓力。順著同修這句話向內找，我想起師父在《正念的作用》中講舊勢力是“表現上是正法中其不至於被落下、同時又表現參與了正法，實質上是借助正法達到它們為私的目地”。我看到我為D市同修著急的後面隱藏了為私的目地──同修們快提高上來，營救上達到別的地區那樣，我丈夫就能回來了。這跟舊勢力很類似，也是借助正法達到為私的目地。看到這顆心時，我嚇了一跳。
我體會到同修說的每句話都是有原因的，不管是甚麼方式，如果真能平心靜氣的好好向內找，我發現同修的話提醒的都是我最需要注意、最需要歸正的方面。
對我丈夫的營救中，D市同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整體配合，開庭那天，去了很多素不相識的同修，不乾膠被貼到了法院裏，在同修的整體配合下，第一次非法開庭破產了。但之後我不知道還能做甚麼，同修提醒我，以往我寫的勸善信都是以第三人稱寫的，應該以第一人稱寫，出了這麼大的事，作為家屬，為甚麼不發出聲音來？
文章很快寫好了，但我卻不敢上網，怕因此而遭受迫害。後來突然收到了一個同修的詢問，問那篇文章想不想上網？我很奇怪，不知道他是怎麼得到消息的，我記的自己沒發給他啊，看來是師父點化我應該投稿了。這篇文章後來被做成了小冊子在當地散發，因為是當地的事，聽說效果很好。
因為這件事，我寫了很多勸善信，同修們覺的我的信寫的很慈悲，我也自以為自己是在為眾生了。但後來我看到了自己與法要求的差距。
十月份，跟外地同修一起去大北監獄營救一位同修。營救受阻，獄政科警察不跟我們見面，只跟不修煉的家屬見面。針對這件事的交流中，有同修談到：我們每個參與的人都該好好看看自己，到底是為了同修還是為眾生，我們是眾生得救的唯一希望，眾生都有明白的一面，如果我們一心為救他們，他們怎麼會不想見我們？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覺的很新鮮。以往我沒想過救度警察那麼重要，只是以同修出來為最終目地。
那段時間，經常聽到D市G區國保還在不斷抓人，姐姐說：“雖然兩個國保隊長接觸過很多大法弟子，但很可能他們從來沒有真的聽明白真相。”我們都感覺有時我們對公檢法講真相中有怕心、有為了我們大法弟子不被迫害的心，這些都是為私的，都影響講真相效果，因為我們不純。我倆很想去見見這兩個大隊長，當我們真的一心為他們的時候，那種狀態本身就是真相。
於是從瀋陽回來後，一個外地同修陪我和姐姐去了D市G區國保大隊。我發現周圍的環境都是隨自己的心態變化的，九月初我曾想去國保，但一到D市，同修就告訴我：國保正在找你呢，你別去了。當時自己怕心重，聽到的都是這樣緊張的消息。這一次怕心去掉很多了，再也聽不到國保要對我如何如何的消息了。事實上，上次的大北之行去掉了我很多怕心，如果沒有那次與警察面對面的接觸，我是走不出去國保這一步的。我更深的體會到了師父的精心安排，去大北看似為別人做的，其實都是師父為我的修煉狀態而安排的。
我跟同修交流：為甚麼我能在法理上明白，但做的時候就不敢呢？同修說是因為缺乏實踐，師父在《導航》〈美國西部法會講法〉中講過：“在這個宇宙當中任何一個生命，無論在哪一個層次上證悟到了他的法、他的法理、證悟到了他的果位，都得經過一個真正的嚴峻的考驗，確立他證悟的東西能不能在這個宇宙中立足，樹立起來他的威德。”當我在實踐中退卻的時候，就等於自己證悟的法理沒能在宇宙中立足。我明白了實踐的重要，體會到了“做到是修”的又一層含義。
去國保之前，我一直有怕心，而且剛到D市，就聽說G區國保又綁架大法弟子了，我心一緊：我要面對的是這樣邪惡的生命，但馬上否定了這種沒有正念的想法。直到去之前的幾個小時學法時，我突然有一種感覺，我對同修說：“現在我相信那個隊長就是可以救的，他只是沒聽明白真相，誰跟我說他邪惡我都不信了。”這一念出來的時候，我感覺怕的物質一下就沒了。
到國保後，兩個隊長非常緊張，如臨大敵，上樓下樓的佈置了半天，那架勢就是要把我們扣下。我們沒有對警察隱瞞自己的修煉人身份，去之前我們就交流了：我們是去救人的，不是去受迫害的，我們越坦誠、越沒有任何對立的心態，眾生就越容易明白真相。
國保警察把跟我們一起去的外地同修調到另一個房間，留了兩個警察看著我和姐姐，當時我們都很緊張，心跳的厲害，警察表現也很緊張，連我們站起來都不讓。我看到警察這樣看著我們，就想起來包裏放著我婆婆的手機號碼，國保當時正在找我婆婆，我心裏鬥爭了半天，還是把號碼拿出來偷偷改了，看到我改號碼，姐姐提醒我：“他們要是敢翻你的包他們可就犯罪了。”這下我想到了眾生──對啊，我不應該在自己身上用心，而應該想到怎麼樣為他們好。其實他們的緊張都是我們怕心的對應。當我們的心態越來越平穩的時候，他們也越來越放鬆了。
同去的外地同修在另一個房間裏，連上廁所警察都跟著。同修後來講了他當時心態：警察把他看起來的時候，他去衛生間把一份寫有同修名字的材料衝下去了，回頭一想：這不對，這不是為被迫害做準備了嗎？當警察表現的很惡時，出來一念：大不了在這呆十天八天的我還能出去，一想，這一念也不對；警察表現的最邪惡的時候，又冒出一念：今天我就是死在你這也得把這些邪惡鏟除了，念一出來就知道了──還是不對。最後升起最純正的一念──我是為救眾生來的，不能讓眾生再為我犯罪了。這一念出來的時候，警察的態度完全變了，像朋友間聊天一樣讓同修給他們講講甚麼是“真善忍”。臨走時還握了手。
我體會到：我們以前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們對警察的恨把他們推到了對立面。這些生命本身是處在夾縫中的，舊勢力選擇了他們對大法行惡，是以毀掉他們為代價的，就像他們自己說的“這是我的工作，我能不做嗎？”不管是人這面、還是另外空間那面，他們都很無奈，能解脫這些生命的只有大法弟子的慈悲，當我們純善的時候，就打破了舊勢力的操縱、清除了他們背後的邪惡。只有我們能達到那種境界的時候才能具備那樣的威德、才能善解那些歷史上的恩恩怨怨，才能解脫這些可憐的生命。
當我們非常執著的指望警察做這個、做那個的時候，正是我們正念不足的表現，是因為沒有堅定的一念，才會去指望警察。其實警察甚麼也做不了，他只有等著大法弟子救度的份。是大法弟子做主導，真正能在法中的那種慈悲和正念，才能夠化掉他們背後的邪惡、救度他們。
去國保之前，還有很多干擾，比如去D市之前就夢到一排客車變成了警車，腦子中還反映“有去無回”這句話。就在到國保大隊門前時，一下車，同修的鼻子就像漏了一樣的淌血。這些跡象，要在以往，我們會覺的是不是師父的點化不該去啊？但一想到自己就是為了救度眾生，就明白了這些都是干擾，因為救度眾生舊勢力是不敢反對的，這件事不存在被迫害的可能，只是提醒自己過程中注意自己的心態。
後來，因為非常依賴我們曾找到的律師同修和D市同修，自己在法中沒有根本的昇華，不知道還能怎麼做，結果白白浪費了四個月的時間，十一月份，我丈夫被非法秘密判刑了，一審結果是後來才打聽到的。案子到了二審之後，我想自己做辯護（律師在司法局的壓力下不能做無罪辯護），從網上查到他一直負責大法弟子的案子，很想給他講真相，就一直以慈悲的心態跟他見面、聯繫，但後來他在電話中刁難、否定事先的約定、不讓我做辯護的時候，我跟他爭辯起來，放下電話之後氣哭了，邊哭邊想：這也不是大法弟子的救度眾生的狀態啊，眾生剛有這麼點表現慈悲就沒了嗎？做不做辯護不是他說了算的，我只要堅定在法中的一念就行了。心態扭轉之後，辦完手續他就沒再阻攔，讓我查閱了案卷。後來我明白了他處在夾縫中左右為難的心態，站在他的角度考慮給他寫了一封勸善信，隨辯護詞一起寄給了他。（明慧網二零零七年零二月十三日《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妻子致二審法官的信》）
二審法官在收到辯護詞的第二天就做了所謂“維持原判”的所謂判決。如果說之前我還曾對法律抱有一絲幻想的話，這次的結果讓我完全清醒了：大法弟子只能以證實大法、救度眾生為做一切事情的基點，單純圍繞邪黨統治下的法律與邪黨進行周旋沒有半點意義。但這份辯護詞後來給了相關的監獄警察、成為了講真相很好的輔助。寫辯護詞的過程也是一個昇華的過程，從開篇的法律角度，到最後完全證實大法，過程中，我逐漸感到：講大法真相本來就該是堂堂正正、直來直去的，用不著遮遮掩掩或者迂迴輾轉的。
後來，我們聯繫到了看守所的管教，想讓他給我丈夫捎一封信。他在電話裏讓我去他家，我一聽就想：去他家，那肯定就是要送錢啊。但這肯定不對，可如果不送錢，又怕面子上過不去。左思又想，最後決定，怎麼樣對這個生命有利就怎麼做，不在乎他對我甚麼態度，就算他不給我送信我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害他對佛法犯罪。見面後，管教很爽快的把信接過去了。我們在一起聊了兩個多小時，他把以前跟大法弟子接觸中對大法的誤會和不理解都講出來了，真相講的很透，連為甚麼不給他送錢都講給他了，讓他明白了：一個生命，有機會在大法弟子蒙難之時為大法弟子做點甚麼，對他來說是跟佛法結了善緣，但如果給了錢，那對他來說，就變成壞事了。
這一次，也讓我深刻體會到：完全為對方著想，放下一切為自己考慮的想法，當我們去除一切私心完全符合法的時候，眾生也一定會擺放好自己的位置。
今年四月，我丈夫被送到了Y市監獄。我們去了幾次也沒見到人，理由是“不轉化不讓見”。
前兩次去，見到了五監區的教育科長、監區長和獄醫。回來後，根據幾個人的表現，我給了每個人一個評價，感覺有的還可以，有的像地痞，有的像笑面虎。把這些想法跟同修說出來之後就知道不對了──對眾生做出的任何負面評價都是自己的觀念、都是因為自己的人心被傷害了、都不是正念、不是大法弟子的慈悲。應該想想為甚麼初次見面，眾生是這些表現，是針對自己哪些沒修好的一面來的。為甚麼很多警察，在很多同修面前表現的很惡，但對有的同修卻非常好呢？那都是大法弟子的修煉狀態促成的。
第四次去的時候，教育科長一改以前很和善的表現，對我們非常不客氣，不僅不讓見，還說：都是你把我們的名字上網的，現在收到了很多D市來的信，還有的有“反黨”內容。我們已經跟當地“六一零”聯繫了，你們要是再這麼郵信，或者再來，我要報警了。我說，這個局面不是我能控制的，目前法輪功的問題就是這樣，哪個地方有大法弟子被迫害，都會得到全世界的關注和聲援，再說，那些信都是為你們好的。他說：“我們這是甚麼單位啊，為我們好也不行。”
雖然受到他的威脅，但我想這也不是壞事，是因為背後的邪惡被曝光了、受到觸動了，人這兒才會有所表現。等他表現完了邪惡就沒了，那時就剩下個人了（現在認識到，允許他表現也不是正念）。我想不能一直讓他說，得給他講真相，於是給他講了“亂世中自保的方法”中那兩個故事，沒想到他竟然能逐漸平靜下來，認認真真聽我說，我深刻的體會到師父在《二零零五年舊金山法會講法》中說的：“邪惡被清理掉的時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對你說一個“不好”的“不”字嗎？對神他不敢。”聽完故事之後，他說：“那我也不敢把他放了啊。”
當我再次追問“不轉化不讓見”的規定有沒有書面文件的時候，他讓我去總隊教育處找。我當時心動了一下，看到他在裏面打了半天電話，想到他的威脅，猶豫著該不該去總隊。正念出來後想到：應該去，不管他們怎麼表現，我們就是來救度眾生的，只有見了面才能救他們。
教育處長一開始也跟教育科長一樣威脅我們。但我們倆都沒動心，堅持根據他的接受能力給他講真相。他後來解釋為甚麼不讓我見我丈夫，說是怕他見了我更難“轉化”。我當時也閃過不正的一念──如果我向他正面暴露出我不贊成“轉化”，是不是更不能見到我丈夫了？這一念馬上被正念代替了：法的標準不能降低，我就是要證實法，不管結果如何（現在想起來，這一點還不夠正，有默認邪惡存在的因素，不應該是“不管結果如何”，應該想到一切師父說了算，我符合法的時候一定是最好的結果）。於是我對他說：“我作為家屬根本就不同意你們讓我丈夫轉化，在這樣一個刑事犯堆裏，他要是放棄了真善忍，這人將來還能要嗎？”誰知我這麼一說，處長表現很出乎意料，並沒有對我的態度有絲毫的不滿，而是辯解說：“他也不怎麼跟刑事犯說話。”我又說：“我看您是有信神的底線的，我想告訴您，法輪功就是佛法修煉，如果真有大法弟子在您的‘轉化’之下放棄修煉了，您就對佛法犯罪了，您根本就不應該去轉化他們。”他一聽，又退了一步，說：“我告訴下邊冷處理，冷處理不就是放著不管嗎？”
這番對話，我深刻的體會到：常人的表現都是隨大法弟子的心動的，我們越正，邪惡的因素就越不能操控眾生，眾生的善念和正念就越能出來。
後來給處長的真相越講越深入，他一直靜靜的聽，我們告訴他，今天到這來，不僅僅是為我丈夫，我丈夫來到Y監獄了，就把這根緣份的線牽到這了，今天話說到這份上了，不妨就直接告訴您：大法弟子是修佛的，付出這麼多就是為救人，你們的工作特殊，參與著對佛法犯罪，又不容易聽到真相，所以我們才給你講這些……這就是為甚麼你們收到那麼多信，你們真應該好好看，那些信真是為你們好。
他反復說讓我們“坐下說，多聊一會兒”，臨走還給我們送出來，並說他一個人不敢打破“不轉化不讓見”的先例，爭取給研究研究下次能不能見，大伙兒研究的結果，責任就不在他一個人了。
回來後，趕上中秋，我給教育處長和教育科長都寫了勸善信。這封信改變了以往高高在上的姿態給警察講大道理的方式，而是從我和我家人的親身經歷，講我為甚麼修煉，為甚麼在遭受這麼多迫害之後還這麼堅定，讓他看到這場迫害給一個善良家庭帶來的是甚麼，對他們自己又意味著甚麼，啟發他們人性中還存有的善良。信中沒有一點保留的袒露了自己的內心。這封信的效果特別好，我再分別給他們打電話的時候，他們表現都比以前好，在一些事情上給我開了綠燈。
十月末，我和姐姐跟婆婆一家又一次去了Y監獄。這次，我看到了自己很多問題。去之前在車上就很有壓力，一想到還要跟他們“交涉”就頭疼，後來我看到自己的心，前幾次的見面使我對這些人有了觀念，以至於第一念不是救他們，而是怎麼“對付”他們，所以感到心力交瘁。去了之後教育科長不在，讓我找監區長，我很不願意找他，因為他曾跟我說過“你別跟我講法律”。就直接去了教育處，因為那封信的作用，處長幾乎沒說甚麼就讓見了，而且當監區長打小報告說我丈夫寫申訴時，處長很正義的說：“寫申訴那是他的權利”。回到五監區之後，本來應該很順利的事卻等了兩個多小時。姐姐說問題出在我的心態上，我也看到了我對監區長有點“記仇”。對教育處長印象好，就是純善的心態，他的表現就好；對監區長有成見，監區長的表現好像就是在刁難我們，以我沒帶證件為由，只允許帶身份證的小姑子見。當時我也知道跟眾生心裏有結兒是不對的，也盡力排斥這個想法，但又想不明白：他曾經對大法弟子表現那麼不好，如果我一點態度都沒有，那麼大法的威嚴怎麼體現？
當我心態慢慢扭轉過來之後，去的人都見到我丈夫了。就這樣，Y監獄所謂“不轉化不讓見”的規定終於打破了。一個月後發生的事讓我認識到了打破這種局面就意味著解體了數不清的邪惡、意義重大。
現在我明白了：大法的威嚴不是人為做出來的，是對大法堅如磐石、堅決不允許邪惡存在的念頭，針對的是眾生背後的因素。我對慈悲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慈悲就是你對我不好，我還能對你好。我以前的問題是：自己的心態隨著眾生的表現而變化，眾生表現好了，我就容易“慈悲”起來；眾生表現不好了，我就想把自己認為的“威嚴”拿出來，其實那不是威嚴，那是對眾生的不寬容，人心被傷害後的耿耿於懷。這樣的慈悲也不是真正的慈悲。師父在《二零零三年華盛頓DC法會講法》中說：“慈悲是修出來的，不是表現出來的；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做給人看的；那是永遠常在的，而不是隨著時間、隨著環境變化的。”
回想起近兩年來的過程：有幾點體會：
一、對於營救同修和救度警察，這裏不存在主次的問題。但大法弟子修的就是慈悲，面對任何生命都應該是慈悲的，這是大法弟子應有的境界和狀態，對警察也是一樣，只要是眾生，我們有機會接觸的，就都該救度。
二、營救同修不存在危險，首先是基點擺正，過程中就看心態，面對警察，他們的表現就是我們的鏡子，哪怕他們表現的不好，也只是在提醒我們哪兒不符合法了。
面對警察時有怕心，往往是因為自己的心態不純淨，有爭鬥、有以惡制惡和治人，自己的空間場不乾淨，才會心不穩、會想到受迫害，其實是自己已經樹立了對立面。面對任何人都沒有對立的心態，就不會有任何受到威脅的不安全感。當把所有人都當成眾生去救度時，剩下的就只有慈悲和對法的信心。
平時能嚴格要求自己，不出現大的偏差，不把自己的關難積攢起來，就不可能給舊勢力留下迫害的藉口。因為我們地區曾有同修在火車上講真相被綁架，所以在到處奔走的過程中，多次有同修提醒我們不要在火車上講真相，但我們知道，那幾個同修被綁架並不是因為在火車上講真相造成的。每次我們坐火車、打車，都會講真相、講三退，有一次在火車上勸退了十多個人，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危險。
三、曝光邪惡是一定要做的，曝光的越徹底解體的就越徹底。師父在經文《建議》中說過：“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惡而不是大法弟子。”每次我都會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以及跟公檢法人員的交涉過程的細節在網上曝光。一開始那個國保隊長就說：“別上網，我們最討厭上網”，對他們曝光的消息多了之後，我們去國保時那個隊長一句多餘的話也不敢對我們說，因為他知道，不管他說了甚麼，說了就會上網、被記錄在案。在Y監獄雖然曾受到威脅，但最後一次去時，教育處主管迫害法輪功問題的警察說：“照顧不好誰也不敢照顧不好你丈夫啊，關注這件事的人太多了，萬一有甚麼閃失，傳出去影響不好。”
關鍵是把握曝光邪惡時的基點和心態，在Y監獄受到的威脅，後來認識到，是因為最初上網曝光的時候是為了自己要做的事，有為私的因素，還有治人的因素，而不是純純淨淨的為了這些眾生不被邪惡操控得救度。
四、越堂堂正正越安全，救人效果越好。
面對所有的公檢法人員，我們都沒有隱瞞自己的大法弟子身份，也正因為此，才能把真相講到位，如果不以第一人稱講，很多真相就講不透。
汪兆鈞的信發表後，感覺內容很適合給Y監獄的教育科長和教育處長看，最開始想到用匿名的方式給他們郵寄，但後來營救一個同修，被迫害的同修的女兒給“六一零”、政法委、公安局負責人寫了公開信，用快遞郵寄需要發信人的姓名、地址、手機號碼，一開始我留了個心眼兒，對同修的女兒說：別把家裏的確切地址告訴快遞公司，結果快遞公司說：“沒有確切地址不給郵”。我明白了，我那個“心眼兒”其實就是心裏裝著迫害。母親被迫害，做女兒的給辦案人員寫封信是天經地義的事，根本用不著遮遮掩掩的。
通過這件事我知道了，給Y監獄郵材料用我自己的身份是最合適的。本來是個堂堂正正的事，如果不用堂堂正正的方式，就是心裏給邪惡留了空間。而且，以自己的身份給他們郵，還包含著對他們的信任和坦誠，他們會認真看的。我用特快專遞分別給他們郵寄了一份，半個月後我去教育處時，知道處長他認真看了。
跟公檢法人員的接觸中，感覺我們的身份越透明，越沒有任何隱諱的，就越跟迫害沒關係，因為這樣最符合真善忍、最符合法，邪惡最沒辦法的就是我們符合了法。就像師父講法中說的：“堂堂正正的、坦坦蕩蕩的”。這樣對方也會覺的我們坦誠，可以信任。
這兩年，能走到今天真是全靠師父的慈悲，一開始我正念不足，剛聽到非法批捕的消息時哭的一塌糊塗、開始的近一年中經常會被情帶動的哭；最初的基點也並不完全在救度眾生上，只是想自己永遠都不能放棄，但師父就看了這百分之一的一念頭還符合法，就給我補充了所有我不具備的。看到網上很多消息，同修被綁架後，一段時間就沒有消息了，感覺很遺憾，我想可能很多家屬同修要比我當初正念強的多。
就在這篇稿剛剛完成的第二天，得知我丈夫被轉送到了B監獄。幾天後給Y監獄的教育處長打電話得知Y監獄所有大法弟子都被轉走了，我對處長說：“這對你們來說真是好事，我都替你們有解脫感。”處長也說：“是啊，我也不願意關這些人，挺為難的。”我想，這種局面是因為那裏的邪惡解體了，眾生明白真相後師父的慈悲──把他們從被脅迫犯罪的處境中解脫出來。
剛聽到我丈夫被轉到B監獄時，從網上查到了一些B監獄的迫害消息，當時我心裏還一陣陣的發緊，替我丈夫擔心。給處長打完電話後，我想起了當初也曾查到一些Y監獄的迫害消息，但我們有救人的心，師父就安排弟子見到了可救的眾生、解體那裏的邪惡。師父在《美西國際法會講法》說過：“正法中的情況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眾生的要求而變化的。”現在我心裏沒有那種擔心了，剩下的全是去救度B監獄的眾生、解體那裏的邪惡因素的使命感。
感謝師父，謝謝所有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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