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11/8/166189p.html
德文雜誌披露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
【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八日】德文雜誌Cicero在今年八月刊上刊登了一篇題為“為器官而殺人”的關於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文章。文章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有這麼多非法器官移植的交易。為了給購買力較強的外國病人弄到腎臟、肝臟和心臟等器官，法輪功修煉者和囚犯被當作活體的器官移植儲存庫。 * 中共醫生為摘取器官經常為被關押者體檢 人們穿著白色的大褂，他們不說很多話，他們也不像其他囚犯那樣凶殘。其中一個戴著手套。每次體檢時，他把一個針管扎入劉巍的胳膊內，然後取出幾滴鮮血滴入一個瓶子內。這些人經常來到這裏，有時甚至一個月幾次。但他們從不說為甚麼。終於有一天，劉巍也不再提出問題。被關押的人在中國沒有權利。 那是秋天裏的一天，正方形的房間，空空的水泥四壁，牆壁之間的空間狹小，很冷。在後面的牆上有一個窗子。那兒有光線進來，但是窗子太高了，人們只可以看到一小塊天空。 直到今天，這個中國女子勞教所中發生的殘酷的迫害細節才慢慢的被披露出來。這期間，劉巍了解到，醫生們並不是為了她們的健康而著想，他們實際上在尋找將被處死的人。那時候劉巍29歲，是德國技術合作委員會（GTZ）北京分公司的項目經理。很早以前她就對中國的一些鍛煉，放鬆身體的練習感興趣。1995年，她的一個同事向她介紹了法輪功。早晨，上班之前，她經常跟其他法輪功修煉者一起在公園裏打坐。 在法輪功剛在中國被禁止之後的一天，劉巍把介紹法輪功的傳單忘在了德國技術合作委員會的複印室內。僅在幾個小時後，警察就來了，他們審問了劉巍和所有其他工作人員。第二天，警察又來了，把她帶到一個小房間裏詢問了一整天。晚上，他們把劉巍帶走了。 在看守所的提審持續了幾個小時。這個年輕的女士被酷刑折磨，被侮辱，並被迫接受旨在對她進行思想改造的“學習班”。她既沒有見到律師，也沒有見到法官。監獄裏，世界縮小成了幾面灰色水泥牆壁組成的一個小小的立方體。過了一些時候，劉巍甚至盼望著醫生來拜訪。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在死亡黑名單上。她年輕，有活力，健康，是理想的器官摘取對象。劉巍僅僅憑著運氣才倖存了下來。 * 蘇家屯活摘器官獸行令人震驚 蘇家屯醫院位於中國東北工業城市瀋陽的外圍，一個灰色的盒子形四方建築，雙坡屋頂。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樓前空地。入口處上方飄著一面紅旗，再遠處是一些金色的字：全國中醫血栓病醫療中心。這裏記錄下了歷史的進程。去年三月十七日，海外中文報紙《大紀元時報》上發表了一篇令人難以置信的文章，一位蘇家屯醫院神經外科醫生的妻子，名叫安妮的女士說，她的丈夫拿了很多錢回家。他晚上經常做噩夢驚醒，全身都是汗。最後，她的丈夫委託她講出一個秘密，醫院的地下室裏有一個囚禁幾千人的秘密監獄，他們全都是被禁的法輪功的學員。她丈夫對她說，他摘取了幾千人的眼角膜，蘇家屯監獄把法輪功學員當作活體的器官移植庫來對待。大紀元報導了利用中國囚犯器官做交易的令人震驚的內幕細節，這些被囚禁的人幾乎全都是沒有經過庭審就消失在中國司法系統的地牢裏的法輪功學員。安妮打破沉默之後，一些其它的媒體也報導了她的事情。但是，幾天後關於這個題目的報導就從媒體上消失了，好像沒有人能夠，也沒有人願意相信這讓人震驚的指控。直到兩位加拿大人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出現。 * 加拿大律師調查發現最嚴重罪行 大衛•喬高以前是檢察官，1979年他轉入政界，並任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去年初，當66歲的，已經離開政界的喬高在非洲登山的時候，他收到了一封請求幫助的電子郵件。當他回家後，三位自我介紹為法輪功修煉者的中國人拜訪了他。他們向他講述了勞教所，手術台上的謀殺，工業化的器官交易。他們指控說：中共賣給西方病人的器官的背後，是每次都要以死一個法輪功修煉者為代價。“這個世界不相信他們的指控”，喬高說。他承諾，將對指控作出調查。 開始時，這個加拿大人自己也很懷疑。“所有的這些很難讓人相信”，喬高說。“開始調查的時候，我們太天真了”。當他還是學生的時候，他在法國買了一本毛選。在法國他還認識了後來在溫尼伯（Winnipeg）成為人權律師的大衛•麥塔斯，他們共同開始了對指控的調查工作。 麥塔斯和喬高發現了幾百個細節信息。沒有一個信息本身能夠證明或反駁指控。但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就出現了一個決定性的圖像。兩個月後，麥塔斯和喬高第一次公開了他們的調查結果：一份對最嚴重罪行的控告書。 * 迫害法輪功開始後 器官移植手術也大幅度增加 最初他們發現一些中國的器官移植的網站。一部份屬於代理公司和器官移植中心，其它的是國家醫院的官方網站。所有的網站都是重點面向國外患者而設的。“中國國際移植網援助中心”聲稱：“僅一週內，就可能找到一個合適的腎臟捐獻者，最長的等待時間為一個月”。如果被捐獻的器官發生意外，將提供一個新的捐獻者，手術將在一週內重新進行。”東方器官移植中心聲稱：“獲得一個合適的肝臟的平均等待時間為兩週。”上海的長征醫院的網頁上寫著：“所有患者獲得一個捐獻的肝臟的平均等待時間為一週。”僅僅這些承諾就足以引起人們的懷疑，因為在西方國家，即使有系統的捐獻者的索引，患者也往往要等好幾年才能獲得一個相匹配的器官。下面的這個承諾引起了更多的疑點，在中國國際移植網援助中心的網站上寫著：“在腎臟的移植手術前我們會對腎臟的功能進行檢測，相對於其他國家這更有保障，因為其他國家的移植器官不來自於活體捐獻者。” 根據大赦國際的信息，在中國有六十八種罪行可以被判處死刑，其中包括逃稅和殺害熊貓。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其它的國家會有那麼多人被執行死刑。在中國沒有關於死刑人數的官方數據。根據人權組織的估計每年大約為一萬。中國死刑犯的器官被摘取是早就眾所周知的。早在一九九八年就有兩名中國人在美國被捕，因為他們試圖將器官出售給一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其中一名中國人聲稱自己曾經是海南省的檢察官。但是中國的死刑人數不足以澄清器官移植的巨大數量的來源。每年有近兩萬次的器官移植手術在中國進行，只有在美國進行更多的移植手術。與有器官移植學的國家不同的是，在中國沒有系統的器官捐獻。那麼如果這些器官不來自於自願的器官捐獻者，那麼它們是從何而來的呢？法輪功的修煉者扮演甚麼角色呢？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號，數以千計的法輪功修煉者聚集在中南海信訪辦前的長安街上。他們安靜的坐在寬闊的人行道上。那是一個沒有橫幅標語和口號的無聲的集會。自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後，在北京再也沒出現過那麼大的集會。法輪功有一億修煉者。中共當時只有六千萬成員。當法輪功在兩個月後被禁止的時候，幾十萬的學員消失在監獄和勞教所。在美國外交部的一份報告中說：“幾百，也許是幾千人在警察的監禁中死去”，麥塔斯和喬高在他們的報告中寫到：“如果中共已經準備好迫害死大量的法輪功修煉者，那麼就不難相信，他們也準備通過摘取器官去殺害他們。” 特別引人矚目的是，在迫害法輪功的運動開始後，器官移植手術大幅度增加。一九九九年在中國只有二十二個肝臟移植中心，到二零零六年數量已達到五百個。 腎臟移植中心的數量從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五年增加了三倍，達到三百六十八個。在二零零二年，中國北方的城市天津開始建造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一個十四層樓，有300個床位的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醫院。那兩位加拿大人在他們的報告中這樣寫到：“此外移植中心的建造還顯示了，中國政府非常有信心，即使在不遠的將來也有足夠的器官來自於一些今天還活著，但明天就會死亡的人群。”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任何解釋。那些在監獄和勞教所消失的法輪功修煉者是中國的活體器官儲存庫，他們的器官被售往國外。 現在，許多器官交易網站從因特網上消失了。今年春天的時候，南韓報紙披露，中國的器官移植出口面向鄰國。從這一報導中還可以知道，韓國人到現在還是可以經常自己從中國獲得器官。費用卻明顯增加了。表面上看器官供應量已經相對縮小。 劉巍現在居住在德國。在監獄警察將她的意志摧毀並且逼她承諾放棄法輪功修煉後，她被放出來了。她很幸運的得到護照，因為她的故鄉本溪的警察不知道劉巍在安全部作為法輪功學員被記錄備案了。自二零零四年起，她在多特蒙德（Dortmund）學習建築學。去年她完成了基礎學習階段。晚上她在家裏煉功。週日她在火車站後的草坪上和其他多特蒙德的法輪功修煉者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