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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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菲：這次我們又請來了加州大學的李健先生，按照慣例我們還是先看一段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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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找工作的兒子剛進門，母親關切的詢問情況）
母：沒通過？
兒子：面試、筆試都過了。人家一看我檔案，就不敢要我了。
母：唉！這可怎麼好？你大姨來信，說香港雜誌上講，政府好像在考慮給「六四」平反。趕快平反吧！這個尾巴拖著，工作都不好找。
兒子：平反？媽，您怎麼還想不開呀？我爸當年當了十年「右派」，天天叨咕著要平反；最後是平反了，人也過世了，我可不想走他的老路。再說，我當年保護學生有甚麼錯呀？共產黨憑甚麼給我判刑！我不用它平反，它也不配給我平反。
母：平反總比不平反好啊！你看你現在可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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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菲：李健先生，我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平反」它的來歷到底是甚麼？在中共的歷史上，到底有過幾次平反？因為我想有一些年紀比較輕的觀眾朋友們，對這個事情可能不太了解。
李健：據我所知，在中共的歷史上，比較大？圍的平反發生在文革以後，也就是1978年到1985年之間，當時胡耀邦組成了一個「平反冤假錯案」（辦公室），當時平反了300多萬在「反右」、「文革」當中受到迫害的知識份子和中共幹部，也連帶給中共在文革前後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當中受到迫害的人平了反。
比如說，1955年的胡風案，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還有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我們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劉少奇、彭德懷呀，就是這時候給平的反。
我們現在談起這段歷史的時候，好像非常平淡，幾個冷冰冰的數字，但是真實的歷史實際上是非常殘酷的。我們知道1957年的時候，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當時有200多萬知識份子被發配到邊疆和山區。其中有很多人在這十幾年、二十多年當中，被累死、餓死，甚至病死，這樣的人不計其數。
前幾天我看到一份材料，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有2000多個勞教人員，其中大部份是右派，在1960年前後死了1600多人；活下來的人也經歷了非常殘酷的折磨。
比如說著名文藝評論家胡風，他在1954年的時候，給毛澤東上了一個關於文藝問題的三十萬言書，因此被打成反黨集團；後來定性又上升為反革命集團，有2000多人受到株連，其中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在經過十多年牢獄之災之後，胡風被迫害得精神分裂。
1980年胡風案得到正式的平反，85年的時候有一些當初曾經參與過迫害胡風的中共幹部去看望他，這時候胡風已經是神經麻木、口齒不清，他只能嘟嘟囔囔的說「我再也不敢有意見了！我再也不敢有意見了」。中共所謂的“平反”，也就是恢復名譽、補發工資，根本就無法補償這些人在二、三十年當中受到的那麼大的痛苦。
金然：那聽起來中共真正比較大的平反，好像就這麼一、兩次；可是為甚麼在華人的頭腦中，好像對“平反”這個概念特別深。一旦社會上有甚麼運動呀、共產黨又搞了甚麼鎮壓呀，大家好像總是盼望著說：哪一天可能會被平反吧？
李健：我想這是中共鋪天蓋地的這種宣傳造成的。中共一貫說自己「偉大、光榮、正確」，不但勇於承認錯誤，還勇於改正錯誤。一直到現在，在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上，在提到平反這件事的時候，還會說「當時有300多萬幹部得到平反，他們放下包袱，精神舒暢地投身於甚麼甚麼建設事業」等等。
也就是說，對上百萬人、上千萬人的這種殘酷迫害，就被中共這麼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而且好像被他這麼一形容，變成中共的一個功勞似的。
方菲：李健先生，那反過來問，您覺的它這種平反是不是也說明它某種程度上勇於承認錯誤呢？
李健：這裏我想我們應該注意兩點：第一，你給我平反，就說明你做錯了；第二，既然你做錯了，就應該下跪懺悔，接受司法審判。但是你現在還是站得高高的，居高臨下的給我平反，實際上你沒有這個資格！
這裏有這樣一件事，我想對我們大家都有啟發。在1970年的時候，聯邦德國總理（伯蘭特）去波蘭訪問，當時他做了一件震驚世界的事。
在波蘭有一個五十萬猶太人受難紀念碑，在參觀這個紀念碑的時候，在眾目睽睽之下，突然雙膝跪倒，當時這件事震驚了世界。其實伯蘭特本人在二戰當中他是一個反納粹鬥士，他本人是沒有這個義務去向猶太人請罪的，但是他身為一國首腦這麼做了。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殺人犯他只有下跪懺悔的份兒，絕對沒有居高臨下給別人平反的份兒，其實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我們可以假想這樣一個場景：當年在二戰快結束的時候，盟軍馬上就要攻入柏林，希特勒他發表一個聲明說，我現在要給猶太人平反，你們暫停進攻。
我們現在想起這個場景來，都會覺的非常可笑。這就是因為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政府）屠殺了那麼多猶太人，實際上是犯了十惡不赦的罪過，他已經沒有資格再去給別人平反。他們應該做的就是自己放下屠刀、下跪求饒，接受正義的審判。
希特勒這個例子實際上跟共產黨的例子非常相像，過去幾十年政治運動當中共產黨也是殺害了很多人、而且迫害了很多人，他們現在再也沒有資格去給別人平反了。
方菲：李健先生那您說的這個道理，從共產黨殺人這個角度來說應該是不錯的，但是共產黨它畢竟是人組成的，那麼很多人會問：那是過去的共產黨做錯了，那後來的這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過去的這些人做錯的事糾正錯誤，這個是不是至少也說明共產黨也在變好呢？
李健：其實共產黨在歷史上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根本就不是領導人個人的行為，如果沒有共產黨一整套這種專制國家機器的話，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根本發動不起來那些政治運動。那每次運動之後共產黨都會把錯誤推給個別人或一小撮人，其實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法，這恰恰說明中共沒有勇氣直面自己的過去。
我們可以假想一下美國政府不要說把二百萬知識份子、就是把二萬知識份子發配到阿拉斯加，然後過一、兩年之後說我發配錯了，我現在給他們平反，人民絕對不會答應的，也就是說不管是一個政黨也好、一屆政府也好，如果做了這麼大的壞事或錯事那它只有下台的份兒，根本不會、不應該還有給別人平反的機會。
而且共產黨的平反並不是承認它們發動政治運動發動錯了，而只是說運動的打擊面過寬了，或者是運動中採用的手段過火了。
比如：1981年中共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一個決議叫做「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裏面它們還在堅持說“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不過被嚴重的擴大化了，造成不幸的後果。
也就說呢？它們對「運動的定性」並不沒有改變，它好像在說：我打你沒有錯，只不過打得太狠了。狠到甚麼程度呢？反右運動中受到迫害的知識份子，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是五十五萬，其實很多學者研究應該是二百多萬。
那文革以後為了證明反右運動沒有錯只不過是擴大化了，在全國範圍之內有幾百個右派沒有得到平反，也就說有將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都是被錯划進去的，這就好像中共要打擊一個人、結果殺了一萬人。
金然：那你剛才提到說還有幾百人是沒有被“摘帽子”，那我想知道這幾百個右派、所謂的右派，當時到底做了些甚麼被打擊了呢？
李健：我可以舉二個例子，有名的右派章伯鈞他提出了一個設想，就是成立“政治設計院”。儲安平他批評中共的“黨天下”。其實都是在個人基本言論自由限度之內，而且從他們的主觀意願上來說，他們根本就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種意圖，他們只是對中共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就算他們真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也是在他們的政治權利之內，其實也是完全可以的。
方菲：您剛才說這個共產黨就好像是殺人犯，是沒有權力去給被害人平反的，這個道理是沒有錯，可是為甚麼有很多中國人還是覺的對平反有一種期待，或者認為它還是一件好事呢？
李健：我想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中共它自己的宣傳；另外一方面我想是民眾這方面的原因。就是因為處在共產黨高壓的統治下，人民根本無法想像共產黨還有下台的那一天。
所以既然沒有辦法積極的去阻止它鎮壓、去阻止它迫害人民，那麼只好消極的在它發動鎮壓、發動迫害以後，希望它早一點平反。其實我想凡是有這種想平反情結的這樣的人，他潛意識裏都是默認中共這樣的一種統治邏輯：這樣的一種“迫害，平反，再迫害，再平反”的統治邏輯。
金然：剛才場景中有這樣一個鏡頭：說“平反”的話總比“不平反”的好。至少對於本人來說，這個人平反以後他可以找到工作，在現階段是這樣對嗎？
李健：對於個人來說也許平反在短時間內可能會有一定的好處，但是我想說這樣一個道理，我打個比方：說殺人犯自首總比不自首的好吧？
第一，你自首了，算不算完了呢？自首也得殺人償命，法律在量刑的時候是根據人的行為有沒有危害性，至於認罪態度只是其中一個很次要的考量方面。第二，中共現在自首了嗎？中共現在它也還沒有自首，它還在千方百計的在掩蓋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這些罪行。
我們回到平反這個問題上來，平反完全是一種“單向”的行為，中共願意“恩賜”多少、就“恩賜”多少，願意甚麼時候“恩賜”就甚麼時候“恩賜”；甚麼時候它想拿回去，它也完全可以拿回去。人民在這個過程當中根本就沒有權利去爭取甚麼，也就是人民認可中共的這種「打擊──平反」的統治策略，所以中共迫害起人民來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如果這種統治邏輯繼續下去的話，那今天它給你平反了，下個星期它又來鎮壓你，那你怎麼辦？你指望下個月它再來給你平反嗎？它可以隨意的發動政治運動或者終止運動。
另外，如果說一個人把你的家人給殺了，那明天他說：我殺錯了，我給他平反、給他恢復名譽。你能夠認同他這種做法嗎？你會不會覺的這是一種屈辱。也許殺人者過於強大，暫時你表面上無法反抗，但是你至少心裏不要習慣這種屈辱，甚至認為它是一種好事。
因為這會無形中助長殺人者的氣燄，然後它會再去犯罪，犯完罪以後一個平反就了事。我想說的是，對於個人來說，平反也許可以暫時解決他一部份的痛苦，卻不能消除造成他痛苦的根源。
金然：講到這個“平反”的事，我倒聯想到國外，最近報導說，美國它在二戰的時候，曾經怕日裔的美國人做特務，所以把他們都關到一起。那現在美國政府承認當年做錯了，在道歉，而且還有賠償。那這個跟中共的這種平反是不是有類似之處呢？
李健：這種類似只是表面上，實質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美國政府在賠償這些日裔美國人的時候，它們不是說我給你們平反，而是實實在在的道歉：承認是我當年做錯了。
其實在西方文化中沒有“平反”這個概念，“平反”這個概念是黨文化特有的。另外就美國這個案例而言和中共的情況本質還有一點不同。也就是說它判決最終的依據是憲法和法律，政府和當年冤案的當事人是處在同等的地位上的。
中共的情況與這個完全不一樣，中共永遠處在裁判者的位置上，也就是說它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既是案件的當事人又是法官，這樣裁判的結果只能是：中共永遠正確，它的鎮壓也是有理、平反也有理。
另外我想說明一點：隨著對中共的反思越來越深入，現在要求“平反”的團體也越來越少了，因為人們普遍的認識到了，中共的罪惡實際上已經超過了底線，一旦真相大白，中共的領導人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諒解。所以目前不是中共給不給它迫害的老百姓平反的問題，而是中共作為一個政治集團，沒有權力繼續存在下去的問題。
金然：感謝李健先生今天給我們精彩的分析，我們時間也到了。
方菲：那我們也感謝觀眾朋友收看我們這一期的節目，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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