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6年5月4日】中共的“敏感日”真多，“五一”國際勞動節也成了“敏感日”，中共邪黨已感到末日即將來臨，在做垂死掙扎，企圖利用常人的領導對我邪惡考驗。中共敏感日正是我們講清真相的好時機，其實不管是否是中共邪黨的“敏感日”，我們都要抓緊時間，利用一切有利條件講清真相，救度眾生。“五一”節前，兩名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例行公事，到單位向領導了解我的工作情況。單位領導向他們介紹說：這位職員在單位的重要崗位上，工作任務十分繁重，指著桌上的三本書說，工作成果多，是大家公認的才女，人品很好，最近單位把她提拔到領導崗位上。國安工作人員說：這些我們都知道。國安工作人員讓這位領導找我談一談。領導把上述情況告訴我，是他不讓兩位國安人員見我，他答應國安人員，他來找我談一談。我想：給領導講清真相的機會來了，我應該進一步向他講真相。
領導說：國家安全局的幾次來單位調查你，都讓我們擋住了。我說：“我感謝領導對我的愛護。”
領導說：“你的工作很出色，是大家公認的，為了你自己的前途，為了家人的安全，不要再煉法輪功了，這對你的發展不利。”
我說：“正是因為修煉法輪功，時刻用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才能做好繁重的工作，以善待人，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可。”
領導說：“國家不讓煉，就別煉了。”
我說：“國家《憲法》上寫著‘信仰自由’，我信仰‘真善忍’又不是信仰‘假惡鬥’，我認為信仰‘真善忍’沒有錯，這是《憲法》賦予我的權利。”
領導說：“‘真善忍’三個字沒有錯，法輪功也許是好的，但就怕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搞政治。”
我說：“法輪功洪傳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所到之處人們身體健康，道德回升，受到各個國家的廣泛歡迎，沒有聽說推翻哪個國家政府的政權，唯獨在我們中國被誣陷為‘搞政治’。”
領導說：“公安局、國家安全局都給你建了檔案，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電話可能被監聽。我怕你不安全，給家人帶來麻煩，給單位帶來麻煩。”
聽領導這樣說，我心裏不由自主的害怕，我感到一種“怕的物質”堵在我的胸口。我心想：只要正念正行，邪惡不敢迫害我。我心裏對領導說：“你說的不算，一切都是我師父說了算。邪惡不配考驗我，不配監視我，也監視不住我。”並在心裏在背師尊《洪吟（二）》中的“怕啥”：“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惡就垮 修煉人 裝著法 發正念 爛鬼炸 神在世 證實法”。否定了強加的“怕”。其實早在領導叫我之時，我就在發正念，清理自己，與他一邊談話，一邊發正念清理領導身上的邪惡因素。我知道，在給領導講清真相的同時，也在修自己。
我對領導說：“一正壓百邪，人正百邪不侵。比如：病是邪的，煉功人心正身正，不生病。特務這個行業將來不會存在，請你轉告他們，讓他們趕快改行吧！有一些特務，他們在監視法輪功的過程中，發現修煉法輪功的人都很善良，不像造謠說的那樣，就告訴法輪功學員說：‘你們太好了，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中共派來的特務，我也要學法輪功。’結果特務被轉化了。去年‘十一’，派出所來了兩位民警曾找過我，你猜他們見到我說了甚麼？一位女民警羨慕的說：‘你紅光滿面，氣色真好！’我說：‘我平時工作忙，經常加班，休息不好，吃飯又不講究，全靠信仰真善忍。’另一民警說：‘信仰自由。’”我繼續對領導說：“其實很多警察經常與法輪功修煉者接觸，他們是知道真相的，知道善惡有報，迫害好人會遭惡報的。”
領導說：“我是無神論者，我不相信。”
我說：“是有一些無神論者不相信善惡有報，但不等於沒有惡報。海口審判長陳援朝不相信善惡有報，在全國第一例非法判法輪功學員有罪，結果沒多久，他就得癌症死了。一開始中共還宣傳他的‘事蹟’，當人們知道他是遭惡報死的，許多法院工作的人都要求調離原工作崗位，後來就不敢再宣傳他了。你知道任長霞（登封市公安局局長）嗎？她就是抓法輪功學員‘有功’，出車禍死的，車上其他人好好的沒事。那些知道真相，就是要幹壞事的人，肯定會遭到報應，遠在兒孫近在身。人不治天治，古時有感天動地竇娥冤，六月雪三年大旱。冤枉一個竇娥，老百姓都會跟著受懲罰，是因為人們明知道竇娥是冤枉的，卻無人說公道話。沒有道德的人，必然會受到道德的懲罰。你看我們現在天災人禍有多少：SARS、禽流感、沙塵暴、冰雹、高溫、車禍、礦難等不斷，最近正是樹木開花期，一場四月雪，本地葡萄樹三年不結葡萄，蘋果樹、梨樹、杏樹今年都不結果實。這都是個別人利用國家機器，利用人們的盲從，迫害法輪功遭到的報應啊，最終受害的還是老百姓自己。”
領導說：“煉法輪功的也不是都好，也有不好的，被轉化的，你就別煉了。”
我說：“煉法輪功的，有許多是從常人起步，身上有一些不好的東西還沒有修去，隨著修煉時間越來越長，會越來越好。修煉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你一定不希望我當沙子吧？”
領導說：“你的孩子會安全嗎？”
我說：“一人煉功，全家受益。不做惡事，不遭惡報。”（言外之意，我兒子也會很安全的。）我心想：我不執著於親情，但我的家人也只要師父的安排，舊勢力休想迫害。
領導再一次強調：“國家不讓煉，就別煉了。”
我說：“我研究過中國的一些法律，從沒有一條法律上寫著‘禁止修煉法輪功’。你所說的‘國家不讓煉’，其實是個別人違反《程序法》制定的，這本身就是違法的、無效的，某些執法部門執法違法，要為他們自己的行為負責。將來會給法輪功平反的。”
領導說：“將來平反了，你再煉，現在最好不要煉了。網上都有監控，你不要在單位、家裏上網接收國外的郵件，也不要在網上發法輪功信息。”
我說：“我煉法輪功，身體健康，待人祥和，工作任勞任怨，哪家王法上寫著不讓煉？我就是要堂堂正正的煉！”
其實邪惡更怕我們揭露它們所做惡事，企圖利用領導的嘴，讓我就範，不讓我與明慧網聯繫。為了安全起見，我沒有正面回答是否突破網絡封鎖上網、交流。通過舉例智慧的反駁了他，給他講明道理，讓他抓不住任何迫害我的理由。
我說：“當年‘毛主席’讓人們批林批孔，人常說：半部《論語》治天下，不讓人學孔子的《論語》，還要讓人批判他，多陰險啊。毛當年搞信息封鎖，甚至連國外技術方面的廣播都不讓聽，王選就沒有聽毛的話，一直在聽所謂的‘敵台’，了解國際最新計算機技術，發明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統。別人封鎖我們、愚弄我們，我們不能封鎖自己、愚弄自己。毛利用國家機器，讓我們批判劉少奇，我當時就無知的衝上講台批判，後來劉少奇平反了。現在我卻遭到別人的無知批判……，聽上騙子的話，最終受害的是自己、是人民、是國家。我們應該有鑑別能力，不應該人云亦云。”言外之意，你的無理要求，我是不會聽的，我就是要做好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只要師尊的安排，全盤否定舊勢力的邪惡考驗。
領導說：“你說的有道理，有許多情況我以前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不為過，通過我們溝通、交流你知道了真相，就得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領導說：“我沒有聽人說：你在單位公開向人宣傳法輪功。”
我心想：法輪功是人傳人，心傳心，應該修口，不該讓他知道的不能說，以免給其他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我說：“我所做的事，都是為人好，幫助別人。比如，有人身體不舒服，或者醫院判了‘死刑’，我告訴他們默念‘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就能解除痛苦，甚至起死回生，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如果遇到不好的事，默念這兩句話，就能化險為夷，不信你就試一試。”
領導說：“你很會說服人，處理一些棘手的事情。”我過去幫助領導處理過一些我本職工作以外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屬與單位發生矛盾的事情。
我說：“其實都是用法輪功原理解決這些矛盾的。當有人因個人利益與別人或單位發生矛盾時，我就告訴他們：不失不得。是自己的不丟，不是自己的不要，否則不是自己的東西拿上會倒霉的。因為完全是為別人好，而沒有一點私利，所以做思想工作效果就很好。”
領導說：“你工作能力很強，我們都把許多重要的工作交給你，交給別人不放心。某某某工作能力不如你，卻直接領導你。”言外之意：這對你不公平，你是怎麼想的？
我說：“一切都是公平的，不失不得，有失有得。常人要的名利是有形的，看得見的，但生不帶來，死不帶走；而我在失去名利的同時，得到了無形的德，生能帶來，死能帶走，更珍貴。”我想講真相不能講高了，就比喻說：“在市場調節中，常常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
領導說：“中共裏確實有一些人很腐敗，單位一些人刁難來辦事的人，但從沒有人反映過你有這樣的問題。”
我雖然沒有給這位領導送過光盤、小冊子、傳單等真相資料，但我知道我投放的《九評》光盤、小冊子、傳單他是看過的，因為有人看完後，交給單位領導。我借機用他能接受的語言，給他講中共快解體的事情，說：“在一學校學習時，老師公開講：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蘇共已解體十四年，中共還能走多遠？原來戈爾巴喬夫解體蘇共，是怕被人民清算他們的腐敗。中共現在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已經談了很長時間，快下班了，領導說：“你說的很有道理，我說不過你，但不要……”我一直在發正念，不讓他再重覆上面的話。
表面上是我給領導講清真相，實際上是暴露自己的人心，過心性關。在給領導講真相的過程，就是自己去“怕的物質”和去人心（如執著於親情之心、愛聽人讚美之心、擔心不安全等）的過程，也是全盤否定舊勢力的邪惡考驗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修煉的嚴肅性，時刻保持正念，一思一念在法上。在師尊的慈悲呵護下，用智慧講清了真相，又修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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