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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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黨文化的現象。
金然：上一次我們談到郭沫若--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這一回呢我們還要談一個相關的黨文化現象，我們還是先看一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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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家中
分鏡頭：
1 男子A走進房裏
2 男子B：上回，我給你推薦了郭沫若，郭老作為研究對象，怎麼樣我看你最近沒動靜了。
3 男子A：爸，還說呢，我越查資料越不對勁兒，那郭沫若早年還算才華橫溢，到後期簡直就是共產黨的御用文人。
4 男子B：亂講！甚麼叫御用文人，你爸我就是跟著共產黨的，有甚麼不好？現在過得不是挺好的嗎？
5 男子A：爸，你忘了，共產黨當年怎麼折騰您的了？光牛棚就住了三年多，餓得您跑到山上去挖野菜吃，後來又當反革命又關兩年多。
6 男子B：哎，你還真別說，從獄裏出來以後啊，我還真的感激共產黨啊，我黨偉大就偉大在，它每次犯錯誤它都能自己改正錯誤，勇於承認錯誤，再說呢，你媽打你打錯了，你還能跟你媽計較嗎？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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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這個場景中的老年人到讓我們想起一個人叫做“曲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人，他是被打了二十年的右派，然後吃了很多苦，可是出來以後他到全國各地去演講，而且是講：我出來以後啊， 我對共產黨更熱愛了。而且他當時講的時候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這種感覺。
方菲：哎呀，我覺得挺難理解的，就是在中國這個社會中，很多，普遍的吧，因為共產黨一次運動接一次運動，很多在運動中受過迫害的人，出來還很感激涕零，至少他不仇恨共產黨，覺得共產黨是好的，楊景端先生你怎麼理解這個現象。
楊先生：其實啊，我有個朋友的爸爸媽媽過去家裏的家產是被共產黨沒收了，那麼最近他聽說我有個朋友練法輪功啊，對共產黨迫害法輪功的政策不滿啊，他就說：唉，你不能對共產黨不滿喔，共產黨給了我們飯吃啊…所以的確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麼我今天要講的現象呢，實際上它還有個名字，名字叫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個洋名字。
那麼這個名字怎麼來的呢？它是在七十年代吧，是在斯德哥爾摩有一家銀行，這家銀行突然闖進來一群綁匪，綁匪進來以後首先就拿著機關槍啊對著銀行一陣狂掃濫射，最後綁架了行裏的店員，押在地下室。那麼這當中經過了六天的時間，那警察要出來營救他們，結果他們拒絕警察的營救，他們認為警察是來害他們的，而這些個綁匪是在保護他們，最後好不容易把他們營救出來以後呢，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首先這些人拒絕在法庭上作證說這個綁匪有罪，反而說這些人都是好人，其中一個女士還和其中一個綁匪訂了婚，另外一個女士呢，組織了個基金會到處籌措資金來為這些綁匪辯護，這個現象發生了以後呢，實質上很特別吧，就管它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環境下產生的一種心理變態的情形。
金然：那您剛才提到這是個洋名字，而且這個事件也是在國外發生，怎麼就這麼一個現象拿來對照我們中國這個文化界啊？中國的社會現象是怎麼樣一個情況呢。
楊先生：那麼你如果對照中國大陸的話你會發現，這共產黨在它執政的五十年當中殺害了八千萬的同胞。確實很多很多的中國大陸的各界人士都有，對共產黨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是吧，你要是到海外來批評共產黨啊，他就認為你不愛國他就認為家醜不可外揚，他們把共產黨當成家人，他把共產黨比做母親，其實呢，你仔細想想母親跟孩子是一種天然的關係，而共產黨跟我們根本沒有這種關係，是吧，它竟然能讓我們都相信它是我們的親人、它是我們的家人，是吧，這個是在中國的一個特殊的表現，中國的老百姓對共產黨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包括被共產黨迫害的人甚至流亡的人，他看見共產黨的時候還是有一種情感在，這個是非常類似的現象。
方菲：那說到這兒，楊先生我想我們先退一步，我在想問一問從心理學的角度，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種心理的形成，它是怎麼形成的呢？
楊先生：其實啊它是來源於人最基本最基本的本能，人的基本本能就是要生存，它是求生的慾望，所以人在那種情況下，他覺得生命可以隨時失去的話，那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強烈的求生的本能，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這幾個綁匪呢，還沒殺他們，這對他們來講已經是感激涕零了，那到這時候呢綁匪還給他們一些水喝，還說了不少好話，這個時候他的這個心理就完全傾斜了，認為這是一幫好人，一個條件就是他必須在強烈的求生的慾望下，也就是說綁匪要對生命構成確實的威脅？第二個呢就是他要給他施以小惠，給他點好處，讓他這個時候不但沒有被殺死，而且還有水喝有飯吃，那他的心理就完全傾斜了？第三呢，就是說在這幾天當中他和外界完全隔絕了，所以他的思想他的認識都被綁匪灌輸給他的。最後一個條件是甚麼呢，除此之外他也沒有別的選擇，因為他被困在這裏面他感到非常絕望，就在這種情況下呢，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啊就產生了。
方菲：其實這種綜合症是對綁匪一種感激，或者甚至是依賴啊，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都沒有想過你憑甚麼要來綁架我，你憑甚麼要來殺我？有沒有這種想法。
楊先生：那個時候他這個問題是想都不敢想的問題，是吧，因為我們剛才說的這個綜合症是發生在心理上發生這種變化，他程度上是潛意識的，已經不在他思維？圍之內了，從另一個角度講呢，他是想都不敢想的問題，問也不敢問的問題，是吧，因為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求生，我覺得這個你如果對照中國大陸這段時間的話，我個人覺得中共它非常能夠掌握人的心態和他的弱點，所以呢他從建政開始有權力開始以來，包括“延安整風”啊，包括各種各樣的內部的外部的一些運動啊，它都是這個辦法，一呢就是讓你感覺到它會毫不猶豫的對你開槍，殺你，第二呢，因為他掌握了所有的國家機器這個生活資源、生產資料，它會給你小恩小惠，我會覺得我的工作是黨給的，我的房子是黨給的，是吧，我上大學的機會是黨給的，我受的教育是黨給的，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是吧，你這時候大家互相比啊，誰是晉級啊誰漲工資啊，一切都是黨的恩惠嘛。
金然：你說到這我有一個很好笑的例子，你像在美國這兒沒有人說我上大學了，我要感謝民主黨或是共和黨，也沒有人說我開了一個買賣或說我在一個公司提級了，是誰誰誰給我的恩惠…
方菲：你可以一邊罵布什你一邊擁有你的一切，這完全不矛盾。
楊先生：是這樣，因為這個社會已經被設計成那個樣子了，所以，第一呢它認為它控制你的生命，你的生存權，所以中共說人的最大的人權是生存權，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覺得它在講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感覺有人拿著槍頂著我的腦袋，對我說：人的最大的權利是生存權。我會一直點頭：
“沒錯，是生存權”。
金然：我看到有一個資料上提到，我覺得很有意思那時候還沒有我，五十年代的時候，毛澤東曾經說把不聽話的知識份子啊，把他分配到農村去，然後不發給他的糧票，是叫糧票吧？
楊先生：對啊。
金然：對，這個我就看著很有意思，就是說我斷了你口糧了。
方菲：你要不聽我的話。
金然，對，你要不聽我的話。
楊先生：所以它這個就是說，它對你讓你感覺到一種懲罰，或是小恩小惠的一種東西，就是一個手段：一個是獎一個是罰。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剛才講過，它必須要控制你的思想，讓你不能夠接收到外界的信息，所以呢在過去，為甚麼中國它封閉了幾十年嘛，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都相信，世界上的人三分之二的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台灣同胞啊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啊，美國人啊窮人一大堆啊，甚麼都等著我們去解放，是吧？它這時候它就要把你的信息給封閉了。當然現在是比較困難啦，是吧，因為有互聯網啊，所以他現在還是同樣的方法但是手法比較細膩一些，中國它也建造互聯網的網站，表面上讓你看到這是一個公共網站，但實際上是它要給你灌輸的東西，外面它就封一些它控制不了的網站等等吧，那麼這些東西呢它都還是同樣的手法，包括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它還是讓很多人感到一種恩惠嘛，我記得上次有人在看到唐人街上遊行的時候就說，你們還罵共產黨，沒有共產黨你能出國嗎，我當時就聽到有人說，沒有共產黨我用得著出國嗎？（笑）
金然：有時候，一個問題，你換一個角度想，你就可能把很多事情都想通了。
方菲：確實是這樣，那另外就是剛才您提到不是說所有人都得“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楊先生：我覺得有兩類人他是不容易得這個綜合症，一類人他身上的確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的精神，就是說“士可殺不可辱”，那麼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做一個文化人來說他是有責任感的，他是要對民眾對國家對民族的未來有責任的，所以這些人呢他不會因為你是皇帝，他就不會告訴你你犯的錯誤，是吧，他就不會去阿諛奉承，中國傳統文化講：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那麼這類人在任何情況下有一個原則和操守，他情願以死相諫，那麼他也不會放棄這個原則，所以我覺得是這樣一個人呢他是不容易得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第二類的人就是他對生命的意義和看法不一樣的人，也就是說信神的人，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們是相信佛道神 的，相信人的生命嘛他不是一個肉身，也不是說把你殺了你就沒有了，而是生命他有輪迴的，靈魂的不滅是最重要的，許多傳統小說中說：你殺了我，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是吧，他有這種觀念。那在這種情況下呢，他把道德把原則呢看得比自己的肉身都重要，所以這也就是我理解啊在現在中國社會，真正敢與共產黨說不的人啊，都是一群非常有信仰的人，無論是維權人士，還是家庭教會的基督徒，表現特別突出的有法輪功學員。所以老子說：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懼之。所以他不怕死，你這個對他來說呢，你這一切都不起作用。
金然：那麼您認為如果說這個社會很大一部份人他有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表現，而且還一直這樣的話，對社會及整個人群會有甚麼樣的影響。
楊先生：比如說，我們在精神病學上有個叫創傷應急後綜合症，那麼這綜合症的一些現象是甚麼呢，比如說他受傷了以後他就不願意再回憶，很痛苦嘛，所以呢他就要迴避任何引起他回憶的東西，所以他在表現上比較迴避，很多知識份子？作家來說，唉，你不讓我寫這個話題，我就不寫這話題，他就繞過去？還有一種現象就是麻木，因為人啊，說實在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很有善心的，那麼他看到不好的事情的話，他會感到痛苦，那麼中國發生這個痛苦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人為了一種平衡的心理保護啊，他就必須變得很麻木，所以你再跟我講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了，“多少人”在他只是一個數字了。
金然：所以說這是一個病症，是一個症狀，而且是一個整個社會的症狀。好，感謝各位，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了，下次節目時間再見了。
方菲：再見。
關於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