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11/14/142304p.html
關於道德的思考
文／傅明
【明慧網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道德是無所不在的，他是活潑的、流動的、豐富多彩的，而非呆滯的、靜止的、一成不變的；他的表現形式不可分類，不可計數，俯仰天地，呼吸之間，到處都是他的存在，在道德的無聲制約中，善者留存，惡者淘汰。 厚德載物，在道德之上，是萬事萬物的周流不息，是人類代代相替的綿延不斷。真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應該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豐足富裕，更在於能否向‘真善忍’的崇高道德境界回歸。”── 作者 道德不是虛無縹緲的哲學理論，他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存在，是維護人類社會及自然環境和諧運轉的根本，是國家強盛、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基礎，是每個人都必須遵從的固有規律。他靜靜的存在於一切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之中，存在於每個人的思維、言語和行動之中，人類所認識的“善惡有報”的規律和方式，是道德固有的、不變的、無時無處不在的體現。用老子的話講，“道者，萬物之注也”，“獨立不改，可以為天下母。” 歷史上那些真正的忠良之士，他們為人處世所秉持的是道德、真理與正義，能夠身體力行的實踐道德，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達到了一定的道德境界，因而他們能夠更加深刻的認識事物的實質及其發展趨勢，做到以天下為己任。站在這樣的高度上，他們對統治者的政策缺陷、治世不利和一己私見能夠直陳利弊，不曲意逢迎。他們的慷慨陳詞和赤膽忠心為明君所賞識，如被唐太宗李世民視為己鏡的魏徵。歷史上的忠良，其所忠都不是一朝一代一君，而是道德，是規律，是做人的根本，他們的所言所行，都被他們視為理所應當，被他們放在心裏的是道德的天平，是民心之所向，而非統治者的顏面和自己的寵辱名利，這才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內涵與實際表現。這種發自內心的維護道德根本的行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具有“真善忍”實質的道德行為。 對統治者而言，由於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和現實利益，因此他們所倡導的道德中就不可避免的加入了自己的私願，這樣，被統治者作為御用工具的道德，雖然還具有道德的形式，但是已偏離了道德的根本，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失去了“真善忍”的道德實質。 在道德下滑中，人們不再具備表裏如一的“真”和仁愛寬容的“善”，也就遠離了“忍”。整個社會從政治、經濟到文化藝術，包括人與人的關係，變得虛假、偽善、僵化和壓抑。個人認為這是現代中國走向精神衰敗和沒落的原因。物必自腐然後風摧之。 說到科學發展，古人因循自然發展與生存，是理智表現，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個空氣、水源、土壤、食物都相對純淨的生存空間和相對廣闊的發展空間。以中國古人的辨證思維，早已認識到科學技術的兩面性，“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片面追求科學技術的發展，忽視人類道德的依托，脫離正常發展規律的軌道，必將給社會帶來道德匱乏的滅頂之災，這是科學技術片面、機械的本質所決定的。 而道德是無私的，他不是一朝一代、一家一姓或某一階級的私有產物，厚德載物，在道德之上，是萬事萬物的周流不息，是人類代代相替的綿延不斷。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真正復興與富足，應該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在於能否向“真善忍”的崇高道德境界回歸，因為沒有道德做基礎的社會與經濟，好比如空中樓閣，難以持久。 人只有明白了這一點，在為人處世時才會與人為善、無比寬容；在思考問題和解決矛盾時才能不被雜亂、紛繁的形式所矇蔽，直指人心與實質；在現實生活中當然更不會試圖將道德分門別類的予以規範，將鮮活、 生動的道德固定為幾句並無實質內涵的口號，因為那樣的形式與道德實質往往是背道而馳的。 真正的愛國，不是為了向中共表示自己的忠心而做出的種種“愛國”的表現，而是發自內心的對一個國家的正的一切負責任，它可以涵蓋人的一生及其一切言行。古人說“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所以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必是一個篤行道德、負有操守之人，能夠捨一己之私，孝敬父母，慈愛兄弟，和睦鄰里；能夠捨一家之私，坦然面對社會加諸己身的榮辱名利，忠於職守，剛正不阿。很難想像一個對家庭都不負責任、考慮事情從自己出發的人，能以天下百姓為懷，能不慮自我得失，以國家的真正利益為本？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為國盡忠、為民盡瘁與做人是緊密相連的。然而越是道德境界高尚的人，對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越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因而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如何才能更好的符合人類道德規範也有他們獨到而深刻的見解。這些見解雖然常常會不為世人所理解，甚至不為當政者所容忍，而他們對道德和真理的信仰和堅守，又決定了他們決不會屈服逢迎，打擊和迫害常常降臨到他們的頭上。縱觀歷史，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正是他們，用高貴的精神和意志，書寫了中國歷史的雄渾悲壯、可歌可泣，賦予了人類為真理而忠貞堅毅、高昂不屈的精神內涵。這種以高尚道德為基礎的愛國行為是更深沉、更久遠、更純粹的。如果僅以是否順應統治者意志為標準來衡量人的行為是否愛國，那就會得出一個大相徑庭的結論：秦檜是忠臣，岳飛不愛國，奸佞之徒將搖身一變而為忠義之士，歷史將會黑白顛倒，善惡不分。 再比如圍湖造田、毀林開荒、毀草原開荒、大煉鋼鐵等等，人“兢兢業業”的工作所帶來的對於環境規律的破壞和由此導致的生態災難，需要多久才能消除呢？而且這種災難目前人還在自以為是的製造和擴大著，這樣的“敬業”所造成的後果不可怕嗎？！只有當在實際工作中每個人都發自內心的維護道德和規律，而不僅僅是把它作為謀取經濟利益或謀生的手段時，人的工作才稱得上是“敬業”，因為只有在此時，人對所從事的工作才充滿了敬畏和尊重，因為它是遵從道德和規律的一部份，人才會產生相應的深沉的責任意識，對工作的責任才會和對社會的責任、對道德和規律的責任，也包括對自己和家庭的責任融為一體。 然而道德境界的昇華過程，其實就是自我道德的意志與自我的私心不斷交戰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的每一步都得自己去跨越，痛苦都得自己去承受，必須紮紮實實的做到才能達到昇華的目地，逃避是決無可能昇華的。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嗎？沒有深厚的思想基礎，能達到這一步嗎？所以要想真正提高人們道德觀念和道德水平，只有盡力啟發人們的善念，明白“善惡有報”的道理，使循道守德成為人們的主動選擇，而不是被動接受的思想工具。這樣社會道德才能整體回升。“真善忍”三個字囊括了一切道德規範及內涵，簡白而深刻，關鍵是人們能不能按照這三個字去踐行，能行者才是真信者，真信者才能真的領悟到道德昇華的實質和更高道德境界的無限美好。
道德的實質是“真善忍”，一切不符合“真善忍”實質的事物、行為及表現方式，無論其如何花樣百出，都是偽道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曾將道德闡釋為“天道”、“天理”，以及人當遵守的“仁、義、禮、智、信”。天道、天理體現的是宇宙、地球、人類的自然和社會規律的總和，而“仁、義、禮、智、信”則是人順從天道所應遵從的道德規範。道德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所在，人無“德”便不能稱之為人。
道德不以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不被現實利益所矇蔽，他以“真善忍”為標準，對所有人的一切言行，摒棄矯飾和偽裝，直達實質，做出正確的判斷。在歷史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被當時的統治者斥為“大逆不道”的行為，隨著歷史的推移，卻日漸顯露出其符合道德的根本。如違背統治者意願堅持抗金守土，被以“莫須有”罪名冤殺的岳飛。
道德是無所不在的，他是活潑的、流動的、豐富多彩的，而非呆滯的、靜止的、一成不變的；他的表現形式不可分類，不可計數，俯仰天地，呼吸之間，到處都是他的存在，在道德的無聲制約中，善者留存，惡者淘汰。
就以“愛國”為例，甚麼樣的行為屬於愛國行為，甚麼樣的行為屬於不愛國行為呢？中國大陸如今流行的觀念，其實是要在中共政權的意志下，按照其制定的方向“建設”中國，並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竭盡所能，像被蒙上眼睛的驢子，只管埋頭拉車，並為所取得的成就歡呼，這就是愛國了。其實這是一種很膚淺的愛國意識和愛國行為。這也無怪，中共一直在用其狹隘的“愛國主義”教育灌輸中國人民。
再如“敬業”，一個人對工作負責並不等同於對社會負責，這樣的例子也是隨處可見。當我們的工作符合道德和規律的要求時，可以說我們對社會的貢獻是正面的。而當我們的工作與道德和規律的要求背道而馳時，對工作越是負責，對社會的危害也就越大。比如作為輿論工作者，要貫徹上級的指示，做好宣傳鼓動和輿論引導工作，可是十年動亂的輿論工作也同樣是這樣做的，那麼對於十年動亂給國家、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社會、經濟和精神的傷害，給人倫道德帶來的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敬業”的輿論家們能夠以簡簡單單的一句“貫徹上級指示”就推卸掉本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嗎？即使是現在，人們也常說著許多連自己都不以為然的話，卻認為這是工作的一部份，人不是機器，他有道德，有理智，能思維，能選擇，為甚麼就輕易放棄了辨真假、識善惡的權利呢？歷史會有讓每一個人捫心自問的那一天的。
道德不同於法律的外在強制性，他是人們內在的心法，是一個以“真善忍”為標準、不斷向更高道德境界昇華的自覺的行為過程。向“真善忍”道德境界的回歸，必須建立在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都對道德實質主動認同的基礎上，因為任何強制和形式都不能改變人心。人只有自己心動，想要改變自己，才能面對昇華過程中以種種形式出現的名、利、情的考驗，才能承受在任何矛盾面前向內找看自己不足的痛苦，這也是眾多人追尋法輪功修煉的原因之一，他們看到了法輪功超越一切宗教、道德、世間理論而淨化人心的獨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