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9年迫害之初的遭遇
4.25後,中共一方面在報紙上發布公告,不會鎮壓法輪功,背地裏卻對我們這些上訪的大法弟子進行迫害。4月27日開始,派出所的警察每天到我家駐兩小時,以查戶口、想學功等藉口進行騷擾。儘管他明白我們是最好的人,但是出於「上面」的壓力和被黨文化毒害了的思維方式,還是麻木的執行他的任務。每天煉功,便衣躲在車篷等隱蔽處,對我們進行監視。煉完功後,對那些他們還沒掌握的人進行跟蹤,白天也跟蹤輔導員。
7月20日早晨,煉完功後,派出所所長要求我們到一個學員家裏,用代表政府的身份向我們宣布政府要迫害法輪功了,不准我們再煉法輪功。當時我們根本沒想到政府會出爾反爾。
7月21日,我和幾位功友得知各地站長在7月20日凌晨被秘密逮捕後,為了避免抓捕,凌晨3點鐘來到中南海附近,等待上班後上訪。此時整個街上已經戒備森嚴,警察三步一崗,對我們進行盤查,其中有一位警察不慎洩露了機密:他們和衣未睡,等了我們五天。原來抓站長只是誘餌。在其他幾位同來的大法弟子被抓走後,我經過道道關卡,逃過圍剿,將近10點才來到信訪辦前。當天來到北京的大法弟子有幾百萬,因為關卡太多,能來到信訪辦的大約只有一千多人,都整齊、祥和地站在人行道上,公安和武警站在我們前面。
12點來了大量的士兵抓我們上車,拒絕上車的被揪著頭髮,掐著脖子拖上車。把我們拉到豐台體育館。警察為了削弱我們的力量,把我們按區分開,警察和士兵站在每個區的周圍,然後抓年輕的大法弟子。下午六點左右開始大批抓人,有的婦女衣服被撕破了,被強行抬上車時,私處都露了出來,有的鞋被拖掉,有的被打得鼻青臉腫。
7月22日早晨5點,我和另外幾位學員準備繼續上訪,來到西單已沒法繼續前行,所有路口都有雙節的公共汽車和便衣隨時抓人,大家只好在人行道上整齊的站著。11點左右又開始大批抓人。把我們運到一所學校,在太陽下暴曬。後來由海澱公安分局帶到一個地方,放誣蔑法輪大法和我們師父的錄像。逼迫觀看中共民政部和公安部頒布的「鎮壓」法輪功的偽公告。然後由派出所領回。
警察把我非法審到夜裏3點,並且必須寫「保證」不反對政府才讓回家。第二天早晨,我在小區空地煉功,海澱區育新派出所所長帶一幫警察把錄音機提走,把我和另外一個大法弟子,強行帶到派出所。
7月28日派出所以我家是學法點為由,以沒收房子、開除公職、停薪降級進行威脅,強迫房東逼我離開。房東知道我們是好人,把我轉移到他的另一住處。沒想到剛一轉移,公安部就來抓我,派出所正四處尋找我。我在不知情時,給派出所所長打過勸善電話,這樣他們很快查到了我的住處。當天傍晚發現樓下有人盯梢,同時房東也告訴了我們內情。第二天一早又趕快搬家,逃過追蹤,輾轉到朝陽區。
二.被劫持到海南遭迫害
9月21日上午9點,我手拿錢包和保姆一路上又說又笑去交電話費,正走在大街上,突然一群彪形大漢急速向我衝來,三輛沒有牌照的車急駛過來,把我架住,往車裏一塞。我被用棉襖蒙住,他們用手把我按在車底。我以為是搶錢的,原來是便衣,他們已經跟蹤了我很長時間。
因為所有的看守所都關滿了大法弟子,直到下午5點,他們好不容易才找到北京安全局看守所給我錄像,並把我監禁在那裏。那是專門用來監禁特務等高級政治犯的地方。
非法關了三天,把我送到海南進行迫害。沒有提審也沒有任何法律手續,非法關押了100天後,我給公安局長去信表明一個人連做好人、做健康人的權利都被剝奪,活著沒有任何意義,準備絕食解脫自己。公安局長才告訴我他們把我抓來,給忘了。這樣看來我如果不去這封信,還要等到牢房倒塌才能出去了。可是後來把我放出來時,還強迫我寫不上訪等違反憲法的「保證」。
出來了,也不准我回北京,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給他們寫信嚴肅地提醒他們:希望他們不要把我們的寬容當作怕,從而變本加厲地為所欲為,公安的職責是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不是執法犯法。在這段時間裏,我丈夫因為我失蹤四處尋找,可是哪個看守所也不承認抓了煉法輪功的。公婆和老父親因為我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而病倒,女兒在幼兒園無人接送,兒子無人照管,起居不安,學習無序,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
三.遭海澱區東北旺派出所非法關押
2000年6月11日,我和幾個學員在公園聊天。海澱區東北旺派出所的幾個警察來了,把我們押到了東北旺派出所。因為我們堅持信仰,長時間把我反扣在烈日下的大樹上。另一個學員張阿姨,因為抗議他們對我的迫害,被懸空吊扣在門框上,只有一個腳尖偶爾能挨地。並且不准我們上廁所,當時我正來例假,白色的運動褲上流滿血和小便。
後來把我關到海澱看守所進行迫害,十五天後把我送到海南省第二看守所進行迫害,在那裏非法關押了110天。在這期間我和看守所的負責人交涉,為甚麼不放我出去,他說,因為查不到我是哪裏送來的。
2001年1月初,那時我剛從看守所回來2個月,正在想辦法平復因我被迫害而受到傷害的親人的心,因為我想政府不顧百姓的安危,我們不能不考慮他們的感受,我兒子馬上要過生日了,我拒絕去洗腦班,又被東北旺派出所從家中用鐵鏈鎖上,幾個警察穿著便衣,把我從六層樓的家中抬下來,非法關到海澱看守所。
因為我不願妥協,關在那裏的一幫犯人在警察的指使下,把我推到風圈,當時正值北京最寒冷的時候,她們要扒光我的衣服,端來冷水往我身上潑,並拿來警察放在監室專門用來打大法弟子的膠皮管和頭盔,對我進行迫害。在我高聲呼喊把警察叫來後,她們不但沒有懲罰打人的兇手,還用鐵鏈把我的手和腳綁在一起,頭上戴上鋼盔,讓我坐在冰冷的地上,還準備用骯髒不堪的擦地布堵我的嘴,並且還寫出一個我要自殺的偽報告,矇騙看守所的負責人。
後來負責這個監室的王青從勞教所學習了怎樣用偽善的辦法對付大法弟子的經驗回來了,用解除鐵鏈和我放棄絕食進行交換,我嚴詞拒絕。她就把我帶到監室,因為當時我的手和腳用鐵鏈捆在一塊,頭只能朝下,她就用手扳起我的下巴,面對全監室20多人,對我進行侮辱。當時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真希望自己的承受能喚起她們心中的善念。有幾個人看到我的情形,悄悄的流下了眼淚。後來有的犯人私下裏告訴了我:前兩天有一個大法弟子被打折了腰,剛送去了勞教所。以後的幾天裏,因我拒絕脫光衣服搜身和要求出去,警察王青又對我拳打腳踢,這個又胖又矮深受中共毒害的年輕女孩,因迫害多名法輪功學員致傷、致殘致死而被中共連升三級。
四.被非法關押在勞教人員調遣處
一個月後,我被押到勞教人員調遣處,這是2000年8月建造,專門用來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暴力迫害的地方,人們把這裏叫做屠宰場,陰森恐怖。
我們全體法輪功學員剛從囚車下來,一個又粗又壯的黑臉大漢,手裏揮動著警棍,對我們進行歇斯底里的辱罵。他的兩旁站滿了手持警棍和電棍的警察,隨時跑過來揍不服從他們那些侮辱人格指令的學員。
我記得有一個男學員薛紅軍是一個進出口公司的經理,被一群惡狼似的警察打倒在地,用警棍和電棍把他打得蜷縮在地上不能動彈,然後被拖了進去,其他的幾個學員也是這樣。女警察揪著我們的頭髮,使勁往胸前拽,使我們的頭低得只能看到腳尖(這是那裏最起碼的規矩)。然後每兩個警察押著一個大法學員進屋子,逼迫我們照著他們寫好的帶有侮辱人格的「保證書」,如動作慢一點或拒絕寫「保證」就遭到毒打。
我想和她們講道理,嘴還沒有完全張開,就被一個姓付的大隊長揪著長髮往地上一摜,把我摔倒在地,然後她手拿兩根警棍閉著眼睛拼命的打。打一陣後又用電棍電,直到她想再打我的手下不來時。我的頭被打破了,人也暈了過去,迷迷糊糊中,彷彿她從外面拿來很多雪放在我頭上。等我醒來從地上爬起來時,發現我周圍是黑乎乎的水,衣服也是濕的,黑乎乎的,地上飄落著我的長髮,我的頭髮已所剩無幾(這個姓付的警察因打大法弟子,得到嘉獎,後來遷升為科長)。
和我一起從海澱看守所送來的學員劉秀平因拒絕寫「保證」,被扒光衣服,晚上強迫她站在冰天雪地裏凍了一整夜(後來她在勞教所被迫害得精神失常),這是我能看到的。
因為迫害大法弟子都是單個的秘密進行,還有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是鮮為人知的。在精神和肉體折磨得同時,還強迫我們義務幹活,市面上很多廉價產品都是那兒生產出來的。
當時我在的時候是包一次性筷子,把筷子倒在骯髒的地上,甚至馬桶邊,因為一天只讓我們上一次廁所,十幾個人,六個茅坑,一共只給兩分鐘,同時還要刷牙、洗臉,所以很多人沒來得及大便。有的老太太,因為精神高度緊張,大便只拉了一半,逼迫用手折斷,趕快起來。稍微慢一點,大棍子便打上來了。
在這種情況,大家只能在監室的超大馬桶裏大小便。這是一個能移動的木桶,每天早晨由一個學員彎著腰臉衝著馬桶,端著去廁所。因為積攢了一天,已經是滿的,馬桶又大,稍微不小心,大小便就會洒身上。並且也無處洗手洗臉,炎熱的夏天也不讓人洗澡洗衣,身上又髒又臭。所謂的衛生筷就是在這樣骯髒的環境下,用一張寫有已消毒的紙或塑料袋包裝出來的。警察還經常用電棍電那些她們用來監督我們的犯人,逼迫她們欺負我們。
五.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女子勞教所
2001年3月21日,把我非法關入北京新安勞教所,後改名北京女子勞教所,那裏是一個充滿了謊言、暴惡及偽善的邪惡黑窩。剛一進出,那裏的警察臉上露出陰森的奸笑,說甚麼一個個都這麼髒,這裏就是到了家了,趕快洗澡。
在一大堆他們認為信得過的犯人監視下洗了澡後,便被帶進一間屋子,要求寫「不再煉功的保證書」,「認罪認錯書」,及謾罵大法和師父的決裂書,不寫的話,就四個人圍著進行洗腦,不按照她們的做就拳打腳踢,罰蹲軍姿,報頭蹲,罰站,坐飛機,揪著頭髮撞牆,用針扎私處等惡黨一貫整人的手段。
不按照它們的要求寫出以上「三書」是絕對不讓睡覺的。有的學員半年不讓睡覺,超過半年也只能一天睡兩小時。以上提到的劉秀平就是在這種精神與肉體上的雙重折磨下精神失常的。最關鍵的是,在那種邪惡的環境下,像劉秀平這種「不轉化」或「轉化」不成功遭警察和犯人虐待的人,也沒有人同情。人的善心和良知在高度的恐懼和壓力下喪失殆盡,不敢同情弱者,也不敢伸張正義,因為那樣要付出代價。
我因為怎麼也沒法泯滅自己的良知和正義,無數次遭到訓斥和威脅,圍攻和洗腦,被強迫不斷的寫那些似是而非的思想彙報,直到變成奸猾、掩蓋或緘口。那種生不如死的痛苦,完全可以摧毀一個人的意志,或許完全放棄自己,變成一個指鹿為馬的人。與此同時,還派他們信的過的人對我暗中監視,不斷挑釁,妄圖把我的平靜祥和破壞殆盡。同時也一直在不斷的找差,妄想把我關入集訓隊(那是一個用盡酷刑,更加隱秘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甚至妄圖延長勞教期。
我親眼目睹杜蓉芬在升旗儀式上喊出自己的心聲「法輪大法好」而遭到一幫警察毒打,當場暈了過去,被拖到集訓隊繼續迫害,幾天以後還不認識人。趙小華被惡人反扣,按在地上跪著,用毛巾勒著嘴,以至於實在忍受不住時驚叫,好幾個老太太被嚇得心臟病突發。劉桂芳的陰部和腋下被針扎而不敢說出實情,在我有機會與她單獨相處時,才敢驚慌失措的向我透露一點。劉桂芙罰站18天,邪惡的人要求她目不轉睛的盯著一個地方,稍一轉眼或眨眼就遭到謾罵,同時用蒼蠅拍打頭,打手們拳打腳踢,後來腰也被打折了。
聽他們的話「轉化」了的也沒有好日子過,首先白天幹活十八小時左右,只讓睡兩個小時,叫做「歇人不歇針」。後來經過出去了的學員向上級告發和裏面有正義感的學員的付出,減至十二小時。主要產品都是出口的手工製品,像很精緻的茶杯墊,手工毛衫,羊絨衫等。還要經常寫那些違心的東西,直到自己心中把假的認成真的,完全放棄自己的良知才能從說謊和作惡的羞愧中解脫出來,加上所作所為順應了那個邪惡的環境而帶來的安逸甚至表揚與喝彩。那種是非顛倒,善惡混淆的衡量標準,很多人真的認為那些實實在在的謊言就是真理。
那是一個充滿了謊言和欺騙的地方,美國某電視台到那裏進行採訪,採訪的前幾天,就開始要我們搞大掃除,把勞教所打掃得乾乾淨淨,並且投資,買了一個超大消毒碗櫃放在食堂。採訪的前一天下午,要我們把平時幹活的產品,原材料和工具全部運走,鎖在一個很遠的地方。採訪的那一天,帶著我們唱歌、跳舞、打球、下棋、拔河、舞獅子、看書、看電視。平時不「轉化」受體罰的學員也進屋,免遭體罰。中午給我們改善生活吃兩菜一湯和米飯。在記者來之前,叮嚀在外面進行文娛體育活動的學員不要接受記者採訪,當記者架起攝像機準備採訪時,一聲「向後轉,齊步跑」,匆忙逃跑著把我們帶進監室。所以給記者留下的印象絕對不是迫害,而是中國政府在義務的養一幫年齡不等的聽話「學生」。
2002年十月我從勞教所出來後,派出所和居委會也還是不斷的上門騷擾。我和孩子的戶口也都被註銷掉,這樣如果我在勞教所被打死的話,就死無對證了,即使國際社會去調查,也會說是法輪功「造謠」,根本就沒有這個人。
六.被綁架進海澱看守所
05年2月28日,因中共要開兩會,又開始抓人,為了完成抓人指標又把我綁架進了海澱看守所。正值我兒子快考高中,小女兒才一歲半,我心急如焚,因為這幾年我遭受迫害,給小孩帶來的傷害太大了。兒子小學升初中時,我在勞教所,學習成績和個人成長都受到很大的打擊。從勞教回來後,一心撲在小孩身上,想歸正他們,好不容易走上了正軌。眼看2個多月就要考高中,又把我綁架了。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絕食抗議。
他們把我送到北京公安醫院,那裏邪惡至極,公安醫院在地下室又潮又暗,所有的病人24小時用鐵鏈鎖在床上,只有洗漱時才打開一會。平時大小便就在床邊,真是沒病都會住出病來。
七.非法關押到河北唐山勞教所
到那裏以後,他們強迫給我注射一種藥,一打上就昏睡過去。後來偶然的機會有人暗示我,這就是在肉體上消滅我們,那裏面有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無奈中,我只好放棄絕食。6月17日,把我非法關押到河北唐山勞教所,又重複上一次勞教所洗腦過程。
這次經過深思熟慮後,我想再放縱他們迫害下去的話,不管是對自己和孩子及人類的良知都是不負責任的。在那種邪惡至極的黑窩裏,任何反抗都只能成為他們加重迫害的藉口,我還是選擇了絕食、絕水抗議。經過兩個半月的誘惑與威脅的煎熬,生與死的考驗,我回到了家,重新見到了我的親人。
這時我的小女兒已經兩歲半,都不認識我了,她把帶她的阿姨叫成了媽媽,把我叫成了阿姨,並且拒絕我抱她。大女兒(十歲)因為承受不了我再次被迫害的打擊,用吃東西的方法緩解精神壓力,而變成了「發面麵包」。丈夫因為我上次勞教而有了外遇,並生下私生子,現在和我提出離婚。一個原本美滿和諧的家庭變得妻離子散。
當然相對絕大多數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來說,我算是很幸運的了,雖然精神上、肉體上、經濟上的損失都很慘重,三台電腦和打印機至今還沒有要回來,但是我畢竟活著從死人堆裏出來了。
儘管這幾年來迫害帶來的恐懼,有時還一陣陣向我襲來,但是我畢竟現在站在一片自由的國度裏,一個和平的環境中。然而我的很多同伴還在共產黨的魔掌下慘遭迫害,真希望天下所有的人能伸出正義之手,救救他們,匡扶世間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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