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6年1月19日】我叫汪賀林，53歲，河北省涿州市東城坊鎮西曈村農民。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當罪惡在韓玉芝身上發生時，我沒有能站出來制止邪惡，我選擇了罪惡的沉默，我內疚、痛悔。師父在中講：“你看到殺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問題，要不怎麼體現出好人來？殺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甚麼呀？”但是，在罪惡要發生的那一刻，被強暴的劉季芝懇求我說：哥哥呀，你去沖沖他們吧，我這麼大年紀，他們都不放過我，何況是她（韓玉芝）呢？當瞿文亭也求我站出來時，我卻只是被動的、稍稍起了一下身，又麻木的坐了回去。就這樣，因為我的懦弱、自私和沉默，罪惡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了。我不想承認這是真的，但事情實實在在發生了，無法挽回。這些天來，我一直在自責：作為一名大法弟子，在何雪健製造罪惡時，我為甚麼沒有制止罪惡？！為甚麼就不能制止罪惡？！
其實，在頭一天晚上，劉季芝和韓玉芝已經遭到了他們耍流氓的行為，我早看出了這些人不是好人。第二天，在劉季芝身上又實實在在發生了這種事。我為甚麼不能衝出去看看究竟發生甚麼，去窒息罪惡？我看到了思想中的一個奇怪念頭：“我太瘦弱，去了也是白去”，這個消極的念頭是這麼軟弱、骯髒、邪惡，又這麼根深蒂固！
在認真讀了《九評共產黨》後，結合自己的經歷思考時，我徹底明白了：我是在共產邪黨的邪惡政治運動中成長大的，這種經歷造成了我的變異的、不正常的、根本意識不到的人生觀念。正是這種錯誤觀念在牢牢控制著我，讓我沒有了健全的人格，在關鍵時刻不能站出來主持正義。
1964年，我到了懂事和知道“好、壞”的時候了。當時上學讀書、看小人書，看雷鋒的故事，書裏說“雷鋒是被地主婆在手臂上砍了三刀”。我知道“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中“最好的”就是貧農，“最壞的”就是地主。那時的人們都是以貧農為自豪，以地主為恥的。當時的我學習成績很好，父親是一位遠近聞名的教師，對我寄寓了很大的希望，表示要好好地培養我上學。我也對學習很有興趣，想奮鬥上中學（那時中學很少，是非常難上的，上到高中就會有好的前途了），想通過讀書在社會上立足。但是，從有一天開始，我再也精神不起來了。
有一天，我站在床上問我的父親：爸，咱們家是貧農還是地主，是貧農吧？我的這一問，是在知道了“好、壞”之後，我要在“好”和“壞”之間作出鄭重選擇。在學習好、在學了好多共產黨宣傳的東西的同時，我覺得自己也有了一種“被壓迫者的理直氣壯”的感覺。沒想到父親沉默了半天，表情嚴峻地對我說：“咱們家是地主。”這句話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我的心裏一沉，從此以後，我再也硬氣不起來了，在同學和伙伴面前我總覺得自己“理虧”，雖然他們不知道我是貧農還是地主。那種只屬於“被壓迫者的理直氣壯”永遠和我無緣了。也就從那一天起，我就給自己判了死刑：我再也不可能出人頭地了。前途和命運註定了，一條消極的人生軌跡鋪好了。
歷次運動落在我們家的災難一個接著一個。因為我的祖父是地主，父親也就被劃成地主成份，再加上他是教師也算是知識份子，在五七年“反右”時，就成了政治運動中要打擊的對象。57年在我還不記事的時候，父親就作為右派被“整過”。聽父親說，他當時就像過堂一樣，抱著僥倖的心理，闖了幾道難關，總算是沒有受到大的衝擊。
“文化大革命”整人高潮是在68、69年。我的父親68年有半年多沒有回家，後來有好心人捎信過來說：你父親白天上課晚上挨批鬥，掛牌子遊街，手被捆得抬不起來了。家裏人都著急，但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又無可奈何。我們就像是綿羊，往哪趕我們我們就得往哪走。
後來按照中共的政策，逼著我們全家和我父親劃清界限，還逼迫我揭發、舉報自己的父親。但因為父親為人好，得到一些人的暗中幫助。所以輟學在家的我，冒著危險，隔一段時間就有機會偷偷的看望一次父親。在政治運動中挨整的父親，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我是他唯一的希望、精神支柱，每次看他都給他帶來活下去的勇氣。但這件事情，對我的人生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低人一等的消極觀念。
1970年東城坊鎮有了中學，當時各村都有名額，雖然我非常想繼續學習。但不用別人批判，我自己就清楚自己“沒有資格”上學。但抱著一絲的不甘心，我也報名了。村裏喇叭廣播的時候，沒有我的名字，我也就把上學的事拋到腦後了。後來，出於興趣，我自學認識了很多字。但是，現實沒有我選擇和努力的餘地，我已經學會逆來順受了。
到了該成家的年齡了，提親的人也好，對方也好，初看我們家的情況都很滿意，但是，一了解到我們家是地主出身，也就敬而遠之了。到了78年，取消了地主的這種成份劃分，我才很快成了家，開始平平淡淡的過日子。
我講這些，是要說明，就是在邪惡的政治與政治運動中，我形成了消極退讓、骨子裏也就是自我壓抑與自我保護的人生態度，碰到責任不能去擔當，碰到問題不能去迎上，對於正義不敢去主持。然而，在中共邪惡統治、洗腦與精神控制中，我又不敢對造成我人生創傷的原因提出質疑，更想不到去改變自己的不健全的人格。
從1984年開始我患上了風濕性關節炎，病痛越來越厲害，97年時到了最嚴重的時候，我全身的骨頭關節都變形了。知道這種病在全世界都是根除不了的，為了節省錢，也就只能買著鎮痛藥吃。很多時候根本無法幹活。我陷在長期病痛折磨中，都是別人在伺候我，我很少關心和照顧別人。這無形中加深了一種自私的心理狀態。這種不好的心理很難修掉，也使自己在關鍵的時候不能站出來。
99年2月份在村裏大街上來了很多大法弟子在洪法，聽他們講大法袪病健身效果特別好，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我聽說後很有興趣，就向他們請了一本《轉法輪》來學習。由外村老學員教我們動作。從此，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法修煉當中。經過學法、聽師父講法錄音，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無論是在家裏學法還是集體學法，總是溶在一種祥和的氣氛中，自己真像變了一個人一樣，身體也變得健康了，家庭的環境也變的好多了。我想，如果人人都學，社會也就好了，那將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
但是，在韓玉芝被強暴的時候，我又選擇了可恥的沉默。經過這些天的反復琢磨，我開始意識到在修煉中我存在的問題是連我都意識不到的。這幾天有機會讀了《九評共產黨》，我覺得它就像照妖鏡，照出了我在多年政治運動中被黨文化洗腦後思想中的變異，和在心靈上留下的傷痕。這一切牢牢的控制著我，就像魔咒一樣抑制著我，使我喪失了正常人的思維，危難來時先審時度勢的估計自己的得失，而不是奮不顧身站出來揭露邪惡。強姦案發生後，我後悔得不得了，哪怕一個有血性的常人，遇到這種強姦民婦的壞蛋，也會仗義執言哪。何況我是個大法修煉者呢。
當時在派出所的時候，當她們哀求我去救她們的時候，我覺得雙腿像灌了鉛一樣，我能深切的感覺的到被一種甚麼東西死死的抑制著，使我想不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有窒息邪惡的功能，甚至想不起自己作為大法弟子揭露邪惡的使命。如果我能早點認真的認識變異的黨文化對我的毒害，也許我在罪惡發生的時候就能夠挺身去制止罪惡，也許事情就不會發生了。如果東城坊鎮惡黨政法書記宋小彬、柴玉橋他們不是被中共邪靈控制，他們或許不可能製造出這起事件。
如果更多的中國人都能站出來，了解法輪功真相，看看《九評共產黨》了解惡黨本質，中國人就會變得健全起來，很多罪惡就不會在中國發生了。我們中國人不能再沉默了！
在此我呼籲、懇請所有正義善良的人士，都來關注我們這些受迫害的民眾，看看整天大報小報電台電視叫喊著“執政為民”的黨及這些黨徒們拿著人民的血汗錢都在幹著甚麼！現在，東城坊鎮惡黨政法委書記宋小彬、綜治辦主任柴玉橋、還有王會啟等人已經駐入西曈村，揚言10萬元獎金把流離在外的兩個受害人，還有我和另一個證人抓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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