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6月3日】（接前文）第三章：小科長鑽營有術 假大空平步青雲
1□洋外號“客裏空”
1956年，是江澤民的而立之年，他滿了30歲。年初，江澤民結束了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的實習，回到東北長春，參加籌建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準備夏天正式投產。江澤民先被任命為該廠動力處的一個科長，到了那年夏天第一輛解放牌卡車生產出來以後，他又被任命為副處長，頂頭上司是一位蘇聯技師和處長陳雲衢。陳雲衢是個專家，但不是黨員，江澤民因此理所當然地擔任了黨支部書記。
江澤民在仕途之路上，可沒少沾黨票的光。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後，在用人問題上，一貫重用黨的幹部，不信任非黨員的技術人員和知識份子。江澤民本沒有共產黨的革命歷史，照理說他是日偽中央大學培養出來的漢奸人才，並且在共產黨佔領上海之前為國民黨服務過，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個被觀察使用的改造對象。但是江澤民利用其叔父江上青是共產黨的烈士，假借過繼承祧之說，成功地給自己弄了塊“烈士遺孤”的金字招牌，成了共產黨放心使用的幹部。這樣一來，他既是黨員幹部又是技術人才，真成了共產黨的香餑餑。
在長春一汽，江澤民認識了同樣來自於江浙地區的“老鄉”沈永言，成了朋友，到了晚上無所事事的時候，就湊到一起閒聊天。工間休息的時候他們常湊到一起打乒乓球。據說江輸的時候多，贏的時候少，但江一輸了球就會咕嚕幾句俄語，然後再坐到一邊。
在技術上，江的同事們公認他業務不行。但是江澤民有個本事，按照東北人的說法是“賊能侃賊能唱”，功夫都長在嘴皮子上了。在工廠裏，江澤民與蘇聯專家關係最融洽，在“俄羅斯民歌”上達到了高度統一。江澤民最拿手的職責不是攻克技術難關，而是陪同各類代表團參觀工廠。所以同事們譏諷的送他一個有50年代特色的洋外號：“客裏空”。
客裏空是位蘇聯小說中的人物，其人說話“假大空”，愛鑽營，凡到辦真事時就露餡。這個外號是對江的評語，也是對共產黨提拔幹部的準則的評語。
共產黨吹喊的口號實在了得，從“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到“四個現代化”，從“小康”到“三個代表”，現在還在畫“和諧社會”的大餅。共產黨不事生產，遇到危機的時候就以血腥暴力恐嚇民眾，危機過去了就接著靠吹和騙混日子，因此善於講大話講假話的幹部對共產黨來說實在不可或缺。在1958年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運動中，說假話大話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翻出當年的官方報導，可見一端：
1958年6月8日報紙率先報導了河南遂平小麥畝產2,105斤的“衛星”；到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紅旗農業社的水稻畝產“衛星”時，已高達130,434斤了。農業部七月份公報夏糧產量比上年增長69%，總產量比美國還多四十億斤。汽車工業也發生大躍進，僅僅半年全國各地就研製出二百多種汽車，不但製成了汽車，還採用了V型發動機、液壓動力轉向、自動變速裝置等先進技術，使中國汽車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在那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汽車裏，就包括江澤民他們在長春一汽為完成任務而“創造”出的使用“木製氣泵、竹木車身”的汽車新產品。江澤民學工科出身，當然知道他們的“創作”除了騙人沒有甚麼真用處，但是他知道必須這樣做才能和黨保持一致，才能繼續向上爬。於是，江澤民總能編造出理由來鼓動下屬完成黨交給的荒唐任務。
果不其然，就在那個不說假話辦不了大事的“大躍進”時代，1958年底至1959年初，長春汽車製造廠重組，動力處合併成了新的動力分廠，江澤民騙人有功，對了黨的胃口，自然更上一層樓，成了分廠的廠長。
2□餓死人的年代
大躍進帶來的是經濟災難和可怕的大飢荒。因為農民們被強行組織到“人民公社”裏去搞大煉鋼鐵、大躍進，地裏的糧食沒人種也沒人收，各家各戶的存糧又都被收繳到公社裏一起吃大鍋飯，農村開始出現斷糧餓死人的事。很快飢荒從個別地方蔓延到全國，從農村發展到城市。專家估計在1959年到1961年約三年間，大約有兩千萬到五千萬中國人因飢餓喪生。很多飢荒嚴重地區出現了易子相食的人間慘劇，河南信陽地區、四川仁壽縣等地有的村莊整戶整村的人被餓死，十室九空。
東北由於人少地多的優越自然條件，算是三年人禍中的輕災區。但即使這樣，汽車製造廠的工人們也吃不飽肚子了，做重工的壯勞力每個月也只有30斤的口糧，憑票購買。江澤民愈加覺得這東北的日子難熬。
江從蘇聯實習回廠後不久，王冶坪和兩個年幼的兒子也從上海搬來了長春。與別人相比，先任處長後升廠長的“客裏空”一家的生活條件算是相當不錯的，除了他自己掙錢，王冶坪也拿一份理想的工資。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於四層的單元房，三室一廳。房子有蘇式中央供暖系統、煤氣灶、自家用的衛生間，還有特別適合於東北嚴寒天氣的雙層玻璃窗。這條件是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
物質上的滿足並不能使習慣於江南生活的王冶坪愉快，一年沒有幾天能穿裙子，而大部份時間裹在笨重棉衣棉褲裏更使喜愛漂亮的王冶坪對江澤民充滿了埋怨，怨他害的全家從大上海遷徙到這冰天雪地的地方。
汪道涵調江澤民去蘇聯實習是為了提拔這個後輩兼好友，但是卻令江澤民離開上海到長春工作。本來江澤民也捨不得離開大上海的繁華，但他從長遠角度著想，覺得這還不失為一條迂迴升遷之路。
王冶坪生長在上海，是江澤民六叔江上青的妻子王者蘭的娘家姪女，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比江澤民小兩歲。風流的江澤民從南京的日偽中央大學轉到上海交通大學以後，去過王家幾次，跟王冶坪有那麼一點意思，但兩人沒真當回事。到了1949年，共產黨眼看要得天下了，江澤民忽然靈機一動，追求起王冶坪來了。
王者蘭對江世俊一家人有些怨氣。江上青死時共產黨還被稱作共匪，大哥江世俊規勸六弟脫離共匪未果，為了避嫌就儘量不來往。江上青的死，江世俊認為是自找的，所以雖然自己花天酒地，但從不接濟王者蘭一家。28歲的寡婦帶著一歲和三歲的兩個女兒日子過得非常艱苦。二女兒江澤慧接受庫恩採訪時，說了真心話：“家裏沒有多少糧食，有時根本連一點兒吃的都沒有。”
共產黨建政以後，形勢反了過來，江世俊倒成了抬不起頭的人，兒女的日子也變得不好過。江澤民為了牢牢抓住憑空杜撰的“革命烈士遺孤”身份，就要更進一步拉近與王者蘭家族的關係。於是，當王者蘭再去上海娘家的時候，看見江澤民正和姪女王冶坪談戀愛呢。王者蘭不知江澤民的心思，還以為這孩子和他那無情無義的漢奸爸爸不一樣，所以很贊同這門親事。1949年12月，中共的“開國大典”剛過不到兩月，江澤民就火速地同王冶坪結婚了。這場婚事把虛構的“烈士遺孤”金字招牌牢牢地砸在了江澤民的腦門子上。
王者蘭自己則在上海一家銀行裏找到了工作，退休後20多年一直由自己的大女兒江澤玲照顧。在江澤民就任上海市長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王者蘭在揚州去世，死時74歲。
3□“貓頭鷹”紅杏出牆
婚後一段日子江氏夫妻關係還不錯。王在1952年和1954年相繼生下江綿恆、江綿康兩個兒子。
好景不長。江澤民在1955年去了蘇聯實習，留下王冶坪一人在上海帶著兩個幼子。戰後的蘇聯男少女多，與《山楂樹》那種兩男追一女的情況頗有不同。早在南京就學會了穿花街、逛柳巷的江澤民到莫斯科汽車製造廠後不久就投入了蘇聯美女的懷抱。江回國後，眼裏的王冶坪失去了魅力。雖然江澤民嘴上不說，但女人心細，王冶坪還是察覺到了。
“深夜花園裏四處靜悄悄，只有風兒在輕輕唱，夜色多麼好，令人心神往，多麼迷人的晚上……但願從今後你我永不忘！”江澤民自從蘇聯回來後，就整天哼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首歌，他的心裏自然是懷念風情萬種的美女間諜克拉娃。王冶坪在那些天寒地凍的日子裏聽了這首歌就尤其難過，她當年帶著孩子從上海到長春本來就極不情願。住慣了江南都市後很難適應東北的嚴寒天氣，再加上江澤民整天不著家，下了班就去和蘇聯專家唱歌跳舞，王冶坪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常常一肚子怨氣。
眼見丈夫回來後的變化，王冶坪感覺江澤民的心似乎還留在蘇聯的某個地方。儘管她常常有意無意的追問江澤民在蘇聯平常休息的時候，尤其是晚上下班後都做些甚麼，但特別愛“扯”的江澤民一直支支吾吾，口風特緊，這讓王冶坪越發懷疑。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王冶坪的長相實在困難，還諷刺說江澤民家裏養了隻貓頭鷹。不過據長春汽車製造廠的人回憶說，王冶坪當年是廠裏“三枝花”中的一枝，頗有些姿色。也許那時王冶坪才30歲上下，正是迷人的少婦年齡，再加上從大上海來的，姿色之外還帶了一些都市氣質。
王冶坪是學外語的，到了汽車廠沒有合適的工作，但因為江澤民是幹部，廠裏給特殊照顧，安排王冶坪作了個秘書。長春汽車製造廠早期有兩個分廠，江澤民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當廠長時，王冶坪在長春第二汽車製造廠上班。王冶坪對江澤民的懷疑不好對別人講，有次實在忍不住對二廠廠長傾訴出來，在廠長的極力寬慰下，王冶坪終於找到了平衡心理的著力點──紅杏出牆。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那個時候，這種事傳出去非同小可，有人想不開甚至會自殺，但事發後王冶坪依然我行我素。當時汽車製造廠很多人茶餘飯後扯的主要話題就是江澤民戴綠帽子的各種傳聞。江澤民假裝聽不見，但夫妻倆回家就吵翻了天。
於是江找到時任一機部第一副部長的汪道涵，死活要調離長春。江澤民最具有說服力的理由就是，“人家都知道我戴了綠帽子，讓我怎麼再開展工作？”汪道涵對提拔過自己的江上青的“養子”深表同情。1962年，在汪道涵的幫助下，江澤民被調回上海，任一機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冶坪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上海，被安排在同一單位工作。同時，根本不懂技術的王冶坪的履歷上多了個職務“科技人員”。下屬見江是汪副部長親自過問的，就格外照顧，分配給江一套好房子，是位於1960年建的曹楊新村的一套寬大而敞亮的兩室一廳的套房。從這件事上江澤民更體會到“權”就是“利”。從此他尤其重視如何討好汪道涵，“恩師”二字整天不離嘴。
1965年，一機部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出席在日本舉行的科技會議，江也被安插進了代表團，在出訪日本時還繞道香港參觀了一通。江回來後，汪道涵建議任命江澤民擔任新成立的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兼黨委副書記。江的仕途在汪道涵的親自過問下非常順利。江澤民此時不但慶幸江上青當過共產黨的官，更慶幸他死得早，否則以江上青和江世俊的關係，即使不劃清界限，又怎麼會這麼照顧他這個“漢奸狗崽子”呢？
4□“江牛皮”在武漢
1966年，江澤民40歲，所謂不惑之年。五月，江澤民被任命為一機部在武漢新成立的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並代理黨委書記。這個任命把江澤民提拔成了十三級幹部，也即跨進了中共高幹圈子。更讓江澤民慶幸的是，從上海調到新單位武漢時，正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夕，因為調來時間太短，人們提不出甚麼東西來批判，江因此在被中共稱為“觸及每個人靈魂”的浩劫中卻沒怎麼被觸及靈魂。不過江澤民到這個研究所當所長時間不長卻有了一個綽號──“江牛皮”。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為的是在黨內把丟失的獨裁大權從劉少奇等人手中奪回來。他發動學生和基層工人起來“造反奪權”，一時間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被衝擊、揪鬥，甚至被關押、毒打。在上海，張春橋、王洪文組織的造反奪權尤為激烈。“轟轟烈烈”的文革過後，許多當年在上海的同事劫後餘生，紛紛打聽各自的下落，他們卻驚訝地發現江澤民這個“牛皮”所長竟然躲到武漢，基本沒受衝擊，還在72年被派到羅馬尼亞轉了一圈。那些吃盡了文革苦頭的同事不禁不平地感嘆，“還是人家江牛皮牛呀，人人都得脫層皮的文革人家都能躲過去，這‘牛皮’不是白給的呀。”
其實江澤民在文革中也是嚇得夠嗆。雖然武漢熱機研究所新成立，上上下下都是從各地調來的新人員，不像老單位那樣人與人之間積累了很多矛盾和冤仇，因而文革搞起來時沒有太多私仇公報的殘酷，但是畢竟所長江澤民是“當權派”，文革中的揭批調查很讓江害怕，擔心他那日偽時期的醜事被調查出來。1966年11月，江澤民借探親和匯報工作為藉口，先到北京探聽了一下政治風情，緊接著趕快回上海住了幾週聽聽風聲，對依然在上海工作的王冶坪一再囑咐，千萬不要亂講話，尤其是出身問題。
王冶坪自然不會怠慢，因為江澤民要是成了漢奸，她自己就成了漢奸家屬，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王冶坪給江出了個主意，故意在一些小事上做得差一點，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轉移到那些無關政治大局的小事上來。
回到武漢所以後，江澤民採用了小事全承認，大事不含糊的態度。群眾批判他工作不踏實，只會吹牛皮，他就自我檢討“大家說的對，我是江牛皮”。江澤民從小受揚州戲子的熏陶，口袋裏總裝著把梳子，時不時地就拿出來梳梳頭髮，不管人前人後，女裏女氣的還自我感覺良好。在批判“走資派”時，群眾指出江澤民是“小梳子，大腦袋”，“資產階級作風”，江澤民也趕緊認了。2003年江澤民在人大會議期間會見湖北代表團時說，“造反派問我最怕甚麼，我說最怕毛主席。就為了這句話，我被批鬥了三天。”心裏沒鬼，怕毛主席幹甚麼？當時的人們愛還愛不過來呢！那時候“政審”（政治審查）人員到處搞內查外調，許多人幾十年前的陳年爛穀子的事都被翻出來了。江澤民始終沒有被打倒的原因是他有金字招牌“革命烈士遺孤”──“烈士”已死，無從對證，調查的人也就到此為止。
5□長期戰略性的“投資”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中國政局開始發生變化。“烈士遺孤”江澤民很快通過了政治審查，先被送到“五七幹校”勞動鍛煉，緊接著在1970年被調回北京一機部任外事局副局長，被重新起用。
中共九大以後，在國際上非常孤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成了中共的危險敵人。中蘇兩個共產黨國家發生邊界衝突，在邊境上還打了幾場狠架。中共為了擺脫孤立的地位，在世界上使勁拉攏一些共黨小兄弟。繼阿爾巴尼亞之後，中國又拉攏來了羅馬尼亞，並靠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的牽頭，與美國和解，從此開始了近20年（1970至1989年）的聯美抗蘇的國際戰略。
為了報答羅馬尼亞共產黨的知遇之恩，中共決定派人幫助羅馬尼亞的工業建設。在組建中國援助羅馬尼亞技術小組時，江澤民因為其外語優勢被選為組長。
據說周恩來約見了江澤民，對他還很欣賞。周是中共黨內的不倒翁，以其內裏殘忍而表面特能迷惑人著稱。在外人看來，周是謙謙君子，實際上他一手主持上海顧順章滅門案，連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和幾歲的小孩兒以及救命恩人都一起殺掉，手段十分毒辣。中共歷次政治鬥爭，沒有周恩來的參與，絕不會搞得那麼大動靜。
會面後，江澤民被任命為組長，於1971年率中國技術小組赴羅馬尼亞進行15個工廠建設的可行性研究。江澤民1972年回國以後，被扶了正，成了一機部的外事局局長，他在這個位子上一呆就是八年。
1972年的時候，毛澤東看出中國社會和經濟已經被他的文化大革命給破壞得不成樣了，於是與周恩來一起，讓已經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鄧小平復出，實施整頓，力圖恢復正常生產秩序。江澤民這樣靠嘴上本事吃飯的人對於重整經濟沒甚麼大用，所以這期間江只能守在外事局局長的位子上。不過外事局可是個“油水部門”。在那個一切物資都很匱乏的七十年代，跟外事沾邊的都能近水樓台先得月。江守在這個位子上，時不時地給領導“捎點”好東西，上下討好，左右逢源。
江澤民沒有忘記汪道涵，雖然在那段時間裏，汪道涵一度十分落魄，但投資要長遠地看。江明白，以汪道涵在黨內的資歷和身份，一朝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太大，如果現在不進行長期戰略性的投資，等汪重新恢復職務後再怎麼巴結恐怕都已經遲了。
在汪道涵處於每人每月食油四兩、糖半斤時，江澤民從羅馬尼亞滿載而歸沒忘立刻趕到汪家，送上從羅馬尼亞帶回的奶粉、糖果之類，令汪道涵全家大開“洋葷”。江的大兒子江綿恆也是靠了江澤民能給領導經常孝敬點緊俏商品，才得以進了大學，1977年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在復旦大學畢業。
江澤民工作平平，無善可陳。最早的江澤民傳記寫作組依據其經歷，找了很多知情人，希望能挖掘出他的功績，但沒有人能說出任何從今天看仍能站得住腳的動人事例。大家普遍認為，不能說江澤民工作不努力，不積極，相反他跟形勢，跟領導非常緊，實際上是個風派。江澤民曾說，一機部技術司某司長對他稱讚有加。寫作組費了很大力氣找到了這位已故司長的夫人。結果司長夫人說：其丈夫生前曾講過，江澤民這個人三分成績，他能說成是十分。
江澤民常常研究《官場現形記》，深刻懂得在中共治下，只有善於鑽營、吹牛拍馬，才能左右逢源、官運亨通，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只有江澤民整別人，沒有別人整江澤民的。有一個原江澤民所在單位的老知識份子，到今天仍對當年江澤民使用誣告手段把他打成資產階級右派耿耿於懷。
6□權力的滋味
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那一年，江澤民50歲。中國發生了唐山大地震，震級達到7.8級，死亡了幾十萬人。這一年，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三位中共巨頭接連過世。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不久，被毛臨終托孤的葉劍英，沒有按照毛的意圖既支持江青也扶持華國鋒。相反，葉劍英與汪東興和華國鋒聯手，發動了一場宮廷政變，用汪東興控制的8341部隊逮捕了當時中共黨的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委員江青和姚文元。江青雖然是毛的遺孀，但是在毛澤東路線的旗幟下，毛的屍骨未寒，老婆江青和姪子毛遠新就成了階下囚，正應了那句話，“中共的領導人都沒有好下場”。
“四人幫”倒台，大快人心。北京人傳說著一個笑話，說開始搞批鄧運動時，有一天負責批鄧的江青碰到了鄧小平，鄧問，批鄧工作怎麼樣了？江青答道，已經轟轟烈烈地展開一個月了，估計再有一個月就能把你批倒批臭了。鄧上下打量了一下江，說了一句，要是我批你江青，一個星期都用不了，你就臭不可聞了。
笑話歸笑話，當時華國鋒、葉劍英他們可也不敢輕視這個曾一度被稱為“上海幫”的“四人幫”在上海的力量。當時上海的“四人幫”死黨炮製了告全黨全國人民書，準備搞上海起義。無奈“四人幫”在軍隊中沒有人支持，起義很快便土崩瓦解。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個“上海幫”的主力被騙到北京，看到大勢已去只好投降。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葉劍英為首的中央派了蘇振華、倪志福、彭衝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的第一、第二、第三書記，兼任市革委會主任和第一、第二副主任。蘇、倪、彭三人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工作組的組長和第一第二副組長，進駐上海。
為了對上海更好的進行控制、接管，選擇上海人進工作組非常重要。當時在北京一機部外事局工作的江澤民，因其有在上海工作過的經歷，也被臨時抽調來做了一名組員，隨隊進駐上海。
事實證明中央對上海的擔心是多餘的。上海幫雖然在大上海經營了許多年，但是他們的極左路線根本就不得人心。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的同時，駐滬三軍三萬餘人，受命乘數百輛大卡車，在上海市區遊行。軍人們齊聲高呼“打倒四人幫”，“堅決擁護中央的英明決定”，口號喊得震天響。一天下來，上海市人民的怕心被解除了，“四人幫”的餘威被徹底摧毀了，被壓抑了多年的上海人民，在復旦、交大、師院等大學學生的帶動下，走上街頭歡呼打倒“四人幫”。正如鄧小平在那個笑話中對江青講的，用不了一個星期就能把“四人幫”批得臭不可聞。上海百姓對中央工作組的歡迎讓江澤民受寵若驚。
沒過太長時間，工作組不再需要了，江澤民戀戀不捨的回到了北京，繼續擔任一機部外事局局長。這次在中央工作組的經歷，握有尚方寶劍的權力感，和人見人求的得意滋味，對江來說就像吸了大麻一樣太上癮了。他決心一定要往上爬，做個人上人。
7□押寶
1978年，江澤民押錯了寶，沒有想到鄧小平會復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江澤民因為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有過緊跟形勢的激烈批鄧言論，而差點被劃到“三種人”裏面去，仕途受挫。直到1980年才有了轉機，這次還是受惠於汪道涵。
1979年，為貫徹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新政策，中央以谷牧為主任成立了兩個部委級的委員會，即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和外國投資委員會，汪道涵任副主任之一。1980年8月，汪道涵被任命為上海市長，而這時候江澤民正處於在一機部混不下去的困境，於是汪道涵向谷牧力薦江澤民，說他是有文化的幹部，而且是烈士遺孤。於是江澤民峰迴路轉，升成了進出口和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副主任，相當於副部長級。
江在這個任上做的一件事就是主持了對經濟特區的評估。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秘書阮銘回憶江澤民說，“我見過他一面。1981年的時候，開一個關於特區工作的一個會議。那時候江澤民是一個進出口辦的一個副主任，負責主持這個會議。他在這個會議上講了許多比較空洞的話，他不支持對特區更大一步的開放，但是他也不敢反對胡耀邦的決定。所以就講了一些模稜兩可的話。給我感覺他比較官僚，善於投機。”
有個熟悉江澤民的幹部說，我原以為江澤民像李鵬、林漢雄、鄒家華、葉正大等人一樣，是已故中共高幹的子女，是靠找了父親的老戰友上去的，後來才知道江澤民四處撒網，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關係。
當時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還很激烈，江澤民見風使舵，忽左忽右，好在最後時刻看出是改革派佔上風，而沒有押錯了寶。
有了一定地位，再往上爬就容易多了。利用江上青的關係，江澤民非常順利的被任命為張愛萍直接領導的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後來轉成部長。北京一機部與江一起工作過的人說，他工作並不太用心，但善於走上層路線。他會利用任何人，抓住任何機會。他經常利用大量的時間去設法認識、看望中央級、部級領導人。江澤民隨身揣著一個小本兒，沒事兒就掏出來複習，裏面記著對他有價值的領導人以及他們七大姑八大姨的生日、愛好等等。他還有一個本事，與現中央領導人和已故中央領導人的子女（包括後來對他升遷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起了重要作用的曾慶紅）混得很熟。1989年江澤民初去鄧小平家，搶著給小太子黨倒水，給鄧小平拿拖鞋的醜事至今還是太子黨們飯桌上消遣的談資。
在汪道涵和張愛萍的提攜下，於1982年3月，56歲的江澤民出任電子工業部部長，並在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成為中央委員。
江澤民在電子工業部的幾年間，並無大的建樹，倒是傳出了不少風聞。國內媒體曾報導過一名市領導出訪時去看脫衣舞而遭同伴檢舉的事。其實，江澤民在八十年代訪問美國時，也曾溜到拉斯維加斯的紅燈區去看脫衣舞、嫖娼，回來用的是公款報銷。當時一般高級領導人還不敢如此出圈兒，可是江澤民有在蘇聯和克格勃美女鬼混的歷史，去美國紅燈區嫖個娼在江來說不過嘗個鮮而已。
後來，在江澤民手握黨政軍大權的十幾年中，中國的“娼盛”已經遠遠超過了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江澤民為首的貪官污吏們都有了自己半明半暗的情婦、二奶，脫衣舞已經不再是高官到國外才能欣賞的特權，而是泛濫在全國各地的“先進”文化。中國民謠對江澤民的這一貢獻總結說，“男的不嫖娼，對不起黨中央；女的不賣淫，對不起江澤民”。
江澤民當電子工業部部長時，他的野心更大了。這時他已經不會再去巴結一般高官了，而是巴結副總理以及有干政權的中共元老們。電子工業部經常進口一些最新款的國外電子產品，藉著這個工作便當，江澤民常常親自將大彩電等高級進口電器送到高幹們家中，名義上卻說是讓領導們試看、試用以便指教工作。在那些核心層的政治老人們面前，江澤民徹底放下身段，甚至會單腿跪地的幫領導把電視頻道調好。
當時部裏有些“木頭”腦袋的人表示不理解，建議這種事派個秘書去就可以了，部長不必親自出馬。江澤民卻表示，“這樣有利於向黨的先輩們學習。”雖然部裏有些明眼人看不上江的這種惡劣作風，但長期被拍馬屁的高級領導可沒有那麼敏感的神經，提起江澤民，他們都稱讚“此人工作很踏實”。江澤民憑借這種“雕蟲小技”為更上一層官樓打下了基礎。
第四章：上海學潮見風使舵 拍足馬屁再上層樓（1985──1989）
1□左右逢迎主政上海
江澤民似乎與上海有著不解之緣。他在南京當漢奸，卻因為轉學到上海交大而成功地隱瞞了一部份漢奸歷史；他在電子工業部成績平平，卻因為到上海當市長和市委書記，而有了用鎮壓學潮的鮮血染紅頂戴花翎的機會；當上總書記之後，江澤民更是不遺餘力地經營上海幫以穩固其權力；一遇到像SARS這樣的危機，江澤民首先想到的也是躲到上海。
江澤民來到上海的時候是1985年，這是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和上海市長汪道涵一起大力推薦的結果。陳和汪這麼做不僅僅是出於對“紅色江山”的考慮，也是為了還江上青一個人情。
江上青曾經是汪道涵的頂頭上司。抗戰初期，汪道涵擔任江上青直接領導的中共安徽嘉山縣縣委書記，而陳國棟也因為江上青的大力推薦，擔任了安徽靈璧縣縣長。
四十多年後，這兩位出身華東系統的中共幹部都成了封疆大吏，對假稱江上青遺孤的江澤民大加扶持。
從江澤民被推薦的過程不難看出，江爬上高位跟他本人的工作能力並無關係，不過是沾了死人的光且又善於攀爬而已。
上海是好幾位具有干政大權的中共大老每年過冬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可以左右黨中央的陳雲和左右國務院的李先念，這都給了江澤民繼續巴結權貴往上爬的可遇不可求的良機。
陳雲就是在上海出生的。遵義會議後，紅軍北上逃跑，陳雲奉命到上海恢復地下黨的工作。中共建政後，陳雲曾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出任中共政務院（後改稱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所有與陳雲關係密切的幹部，幾乎都是計劃經濟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偏向左傾，因此都可稱為保守派。包括後來接任中組部部長的陳雲親家宋任窮、陳雲的學生姚依林，華東系統的幹部幾乎都是陳雲的嫡系。這其中還包括陳雲的副手，華東地區財經委員會主任，現任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其他如陳國棟、汪道涵以及華東局組織部長胡立教，也都曾在陳雲手下任職。而李先念更是跟鄧小平矛盾重重，對改革開放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
在鄧小平和陳雲、李先念等人的較量中，雖說鄧小平是第二代領導核心，但他一直受到陳雲和李先念的制約，雙方從沒有一方佔有絕對的優勢。身為上海市長的江澤民骨子裏是個鐵桿的保守派，見到陳、李的時候畢恭畢敬，伺候加奉承，為計劃經濟唱讚歌，但鄧小平方面，江也不敢得罪。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面前，江澤民完全是另一副嘴臉，還是要做一點改革的姿態的。
2□初試強權高壓
江澤民到上海時正趕上城市改革剛剛開始，百姓忽然發現副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在一年之間上漲了百分之十七。此次物價上漲，被中共稱之為物價闖關。這關不但沒闖過去，反倒引發了巨大的社會不滿和學潮，學生要求政府解決兩個問題：一、生活費用增加；二、官員腐敗的問題。
當時中央還是胡耀邦主政，胡已經開始積極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江澤民自然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現。江跑到大學去對一萬多名師生發表演講，承認消費品價格的攀升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解釋說市場經濟最終會把價格穩定到一個合理的範圍。學生們當時聽信了江的話。
1986年發生了幾件事：7月，當時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修後回國，發表了一系列演講，提倡民主理念。9月，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十四年後，這個黨在大選中獲勝，開中華民國政黨輪替之先河。不少學生從美國之音中聽到了這一消息，同文同種的台灣可以成立反對黨，這也令當時受到些民主啟蒙的大學生們感到興奮。
到了年底，在安徽省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中，科大黨委不准許大學生和研究生與官方指定的候選人進行競選，直接引發學潮。12月初，中國科大等合肥高校上萬名學生先後兩次上街示威。消息傳至上海，令學潮規模擴大，上海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學生紛紛上街響應，要求民主、自由、平等，並且提出廢除專制獨裁。其後學潮席捲北京乃至全國。
上海的學生要求與江澤民對話，並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聞自由、放鬆控制等要求。江澤民帶著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在12月8日到上海交大與學生對話。整個過程十分富有戲劇性。
江澤民走上講壇的時候是帶著講稿的，他帶上老花鏡，攤開一張紙，開始大談經濟五年計劃的成果，但是這顯然不是學生們感興趣的東西，台下三千多名學生噓聲一片。江澤民惱怒的抬起頭，擺出嚴厲的姿態盯著學生，看誰不把他放在眼裏。學生們照噓不誤。有學生喊道：“你那個東西，我們在報紙和電視上天天看，現在你應該先聽我們講！”還有學生開始喊抗議口號。
江澤民指著那個噓得最響的學生聲色俱厲的說：“你噓我是沒有用的，我告訴你大風大浪我見得多了！你叫甚麼名字？你敢上台來嗎？你敢上來講嗎？”
沒想到這位學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過了麥克風，開始侃侃而談他的民主觀點。另外十多個學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澤民面對面地站著，準備跟他理論，這個陣勢讓江的兩腿有些發軟。這些學生要求新聞自由，要求對遊行示威進行公開、公正的報導，要求張貼大字報進行辯論。學生們的發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讓江澤民大驚失色的是，他們竟然質問到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你是如何當上市長的？”江一邊尷尬地賠著笑，一邊往後退，一直退到講台邊上，並趁著大家沒有注意到他的時候，示意陪他一起去交大的陳至立把每一個上台的學生都用照相機照下來，以便秋後算帳。
學生一陣激動的演講之後，終於，輪到江澤民說話了，“剛才我一進到校園，就看到你們的大字報，”江盡力堆出一臉笑容說，“你們要求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為了紀念南北戰爭中陣亡的烈士發表的演講。現在我想請問你們，誰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這篇演說？”
激動的學生們不知道江澤民葫蘆裏賣的甚麼藥，都不說話了。面對學生的沉默，慣於用作秀轉移視線的江澤民恢復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開始用英文大聲背誦頭一天晚上反復記憶的美國憲法的開篇部份，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講。
不可否認，當年處於文革之後、改革開放的初期，學生們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澤民一直背到他不會背的地方才停下來，洋洋得意地問“聽懂了嗎？我告訴你們，中國和美國的國情不一樣……”正當江澤民滔滔不絕的闡述甚麼民主要以黨的領導為前提時，一位學生高聲喊道“我們現在要有憲法規定的遊行示威的自由，要新聞公開報導！”江澤民收起了擠出來的笑容，色厲內荏地說：“誰阻斷交通、破壞生產，就是阻斷改革，誰就要負政治責任！”這當然嚇不倒學生。任何一個國家的遊行示威沒有不妨礙交通的，如果以此理由進行限制，當然也就不存在憲法所規定的遊行示威的公民權利了。軟硬不吃的學生們雖然再沒機會拿到麥克風，但依然情緒激動的繼續和江澤民對峙。
下午的會見長達三個多小時，氣氛逐漸升溫。江謊稱有外事活動，離開了會場。因為心慌意亂，急於逃跑，江出門時一頭撞在半開的門上，雖然傷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顧不上包扎，用手捂著額頭急步出門，鑽進汽車溜了。江澤民的狼狽逃竄被學生們當作笑話傳了很長時間。
貴為上海市長的江澤民回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親自打電話給上海交大的黨委書記何友聲，讓他到陳至立那裏去取下午發言的學生相片，並叮囑他一定要找出這些學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級。何友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連聲答應一定照辦。
隨後江澤民指示，上海交大因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關閉所有學生社團和學生刊物，除了舞會，不搞學生集體活動。江澤民那個時候就開始用聲色犬馬的方法轉移民眾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心，這一招兒還比較奏效。等到1989年學潮興起的時候，各地學生遊行串聯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學生照樣關起門來搞通宵舞會，自此以後直到89年北京學生5月13日絕食，上海其他學校大學生都出來遊行聲援時，上海交大的學生還日日開舞會。直到1989年5月19日戒嚴的前一天，交大學生才出來參與了大規模的遊行。
在江澤民和交大學生對話的第二天，學生們湧上街頭，在人民廣場集會後遊行到市政府，要求繼續與江澤民對話。整個會面幾乎是頭一天的重覆。這次江澤民有了經驗，事先緊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廣場待命。在武力的保護下江澤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強硬、寸步不讓，和前一天判若兩人。對話失敗，警察強行疏散聚集起來的學生，將最活躍者用大公共汽車拉走，學生們一哄而散。這兩天的經驗使江澤民嘗到了強權的重要和武裝鎮壓的甜頭。
報復心極強的江澤民絕不肯放過任何一個不服從他的人，當然更不會忘記當眾挑戰、讓他下不來台的學生。那些被陳至立拍下照片的學生不是同一年級的，畢業時間不同，當時中國實行大學生畢業分配制度，身為市長的江澤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蹤那些學生的畢業分配情況，直到他們一個不落的都被分配到窮苦邊遠地區才算完。
3□雪夜送蛋糕，暗中倒胡
政罈上的人都知道這樣一個規律，凡是對下級對民眾越狠的人越是巴結上級。其實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表現都是為了達到同一目的──掌握更大的權力、控制更廣的地盤。
做為上海市的市長有著得天獨厚的上爬優勢，就是中共黨內大老中的幾個重量級人物都喜歡到上海休養。江澤民要上北京覲見這些人，求爺爺告奶奶也不容易見上一面，這送上門來的好機會江又怎肯放過。和報復交大學生一樣，江澤民溜鬚拍馬也尤為用心專注，把幾個重量級大老侍候得迷迷糊糊的。
沒政績升官的人都是踩著別人上去的，江澤民更是如此。
學潮落幕了，鄧小平在1986年12月30日發表了“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其中說：“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江澤民第二天就讀到了鄧小平的講話，他明白胡耀邦的改革理念與黨內保守勢力格格不入，陳雲、李先念等人早就欲除去胡耀邦而後快，而胡之所以在台上是有鄧小平這把大傘遮陽。如今鄧小平公開宣示對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不滿，中央倒胡的氣味愈來愈濃。
對鄧小平的講話，江澤民如獲至寶，他認為在此關頭表白自己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苦於沒有機會和鄧小平等中共大老們對上話。
剛好就在這年冬季，國家主席李先念又來上海，住在賓館裏。一天晚上李召見了江澤民，並且一起吃了飯，席間無意中提到那天過生日。雖說江澤民當上海市長兩年後，上海人就發生了“菜籃子”危機，可中央幾位大老們的生日江都牢記心中。江澤民邊吃心裏邊納悶，李先念的生日他背得滾瓜爛熟的，明明是“1909年6月23日”，怎麼在冬天過起生日來了。
當時中國還沒有“包二奶”這個詞彙，但如《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中所記載的高級幹部的生活作風問題卻非常普遍。有人說彭德懷被打倒並不是因為大躍進的問題，而是他反對“中南海文工團”。彭德懷公開講“我不反對毛主席和周總理跳舞，雖然我自己從來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幹嘛一定要為陪中央首長跳舞就組織一個中南海文工團，盡弄些年輕漂亮的姑娘成天關在這裏。老百姓知道了是要罵娘的！”中央一級的高幹幾乎人人如此，李先念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有個小老婆，是護士出身，不但對李體貼周到，還為李生了個兒子。
江澤民明白了，原來不是李先念的小老婆過生日就是小兒子過生日。江澤民當然知道這份禮非送不可，誰都知道“枕邊風”最硬，尤其是“偏門風”更硬。江澤民本來是為了胡耀邦那事來的，沒想到又出了這麼件事。他壓住自己的懊惱情緒，邊吃飯邊小心翼翼地打探李先念對胡耀邦的看法，當他聽明白李的態度後，馬上態度誠懇地表示李老的話使自己終生受益，自己堅決按照李老的指示辦。李先念大悅。飯後江澤民不敢久留，因為還有一件“天大的事”沒有辦。
當司機送江回家後，問他還有甚麼事情可辦，江說沒有了，讓他回家。望著車子漸遠，江料定司機不會再看到他，連家門也沒進，立即偷偷出去買了一個大蛋糕。雖然天色不早，江還是毫不猶豫，未帶任何人，自己坐計程車再次去賓館。這時李先念正在接見別人，警衛看見江又來了，好心叫他進去，江搖搖頭，恭立在門口。不巧的是那天天氣寒冷還飄著雪花，而江澤民歷來車接車送，第一次去只穿了一件薄大衣，而第二次沒想到會在外面站那麼久，所以凍得哆哆嗦嗦。警衛看江凍成這樣子，多次叫他進去，江只是笑笑一言不發。江知道這樣更能討得李先念和他的小妾對自己的好感。手提著蛋糕的江站了整整四個小時，被接見的人還是沒走，江後來在警衛的多次勸說下，只好把蛋糕留下，失望地回去了。
李先念的訪客走後，警衛把蛋糕送進去並說江在外面恭恭敬敬站了數小時之久。李先念一時感動得不行，連聲說：“小江不錯，現在這種人很少啦！”
庫恩在《江澤民傳》中寫道：“江對李照顧得異常周到，以至於出現了一個毫無根據的謠言──說江澤民是李的女婿。”的確如此，謠言的傳播是由於民眾當時不了解中共大老們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也不明白江澤民的真正用意。事實上，類似這樣的付出最終使江澤民在“六四”前夕得到了最大的回報，江後來替代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這將在下一章細表。
4□胡耀邦下台
據在場的人回憶說，在1987年1月16日，由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王震等人召開的民主生活會上，胡耀邦被迫辭職。實際上與其說是辭職，倒不如說是撤職。在會上胡耀邦聽到逼他下台時，當時呆住了，震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那次會上胡幾十年的朋友也發了言，局勢已經明朗了。胡耀邦為了維護所謂黨的團結，違心地做了一次讓他一直後悔到死的檢討。最後胡耀邦說了十個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散會後胡耀邦像個孩子一樣毫無掩飾地大哭起來。他痛心的是為何幾十年推心置腹的朋友也能在此刻落井下石。
共產黨不需要胡耀邦這樣的人，“做人”是沒有用的，誰為老百姓說話，必然就會對專制權力造成威脅。彭德懷、胡耀邦以及後來的趙紫陽都是明證。而逢迎拍馬、兩面三刀、鎮壓民眾毫不手軟的江澤民是共產黨最需要的，因此江漸漸的成了黨內大老們注意的對象。
1987年10月，和江澤民鬧得不可開交的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終於走了。芮杏文可以說是鐵桿的改革派，和趙紫陽關係非常密切。長期以來，緊跟保守派大老的江澤民對於芮杏文非常排斥，江在上海結幫搭伙形成的“上海幫”也處處與芮杏文作對，使其無法開展工作。為了擺平這種矛盾，趙紫陽任命芮杏文到中央去做書記處書記，連一屆市委書記都沒有做滿。
5□妒忌朱鎔基
江澤民雖然拉幫結夥佔據上海地盤，但他當上海市長的兩年中市民們叫苦連天。在1986年，全國很多地方的經濟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全國人民面對日益豐富的市場供應眉開眼笑時，上海人民許多東西還要憑票購買。
原來，1986年廣東省長葉選平上繳國稅是2.5億人民幣，而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了自己的政績卻上繳了125億人民幣，是葉選平上繳的50倍。僅僅兩年，江澤民就把上海人民拖入到需要解決“菜籃子問題”的困境。
不管江澤民對黨內大老們的馬屁拍得如何山響，江澤民整了這一大堆爛攤子卻是擺在鄧小平面前的現實。鄧不得不緊急派“經濟沙皇”朱鎔基到上海當市長給江收拾殘局，讓江澤民轉任市委書記，只需耍嘴不用管實事。中共當時實行“市長負責制”，市長還是一言九鼎的。但不管把上海搞得怎樣糟糕，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善走上層路線的江澤民還是從中央委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到中共最高權力機構。
朱鎔基既不是太子黨，也不是烈士“遺孤”，在黨內遠遠沒有江澤民人脈廣泛，更何況他還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當了右派，被下放勞改，一耽誤就是二十年。可以說朱鎔基的升遷跟他的才幹和個人魅力有很大關係。
1988年4月25日，朱鎔基身穿駝色西服，繫著紅黑相間的領帶出現在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按照大會規定，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市長、副市長、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和高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可以做不超過十分鐘的施政演說，最長不得超過十五分鐘。前面的人都講了不到十五分鐘即告結束，而朱鎔基一上台開口就得了滿堂彩。整個會場中一會兒是掌聲，一會兒是哄堂大笑，氣氛活躍而熱烈。妒忌心極強的江澤民看到朱鎔基如此受歡迎，心裏就像爆炸了一樣，表情十分尷尬。
在那種場合下，江澤民只能竭力掩蓋、強裝笑臉。別人鼓掌時，他勉強地跟著拍兩下手，別人哄堂大笑時，他咧咧嘴做出笑的樣子，表情比哭好看不了多少。平時一點小事江澤民都容不下別人，更不用說朱鎔基在如此多的人面前風頭十足，江澤民對朱鎔基的嫉妒從這個時候就深深種下了。
朱鎔基到上海後抓了不少小事，比如堅持閱讀群眾來信並做親筆覆信等；同時他也抓了幾件大事，比如和兄弟省市的關係、“菜籃子工程”、交通問題和上海的市政建設。朱鎔基曾經親自到黃浦江上游解決污染問題，使上海人日常飲用水的質量得到改善。這一系列的成功使朱鎔基大獲人心。
在這些方面江澤民比不了，就避免提，省得給朱加分。那些在江澤民當市長期間舒舒服服過日子的副市長和局級幹部們到了朱鎔基這可得真幹事。朱鎔基相貌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樣，拉下臉來就更令人生畏。朱的脾氣又特別急，訓斥起副市長和局級幹部們可以讓他們當眾下不來台。這些人就跑到江澤民那裏去哭訴和告狀。江澤民趁機嚴厲訓斥朱鎔基搞不團結，個人主義膨脹，弄得朱不得不忍氣吞聲再去和局級幹部們做自我批評。
1991年4月，在七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朱鎔基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一次，鄧特意指著朱鎔基對江澤民說：“我不懂經濟，他懂！”其真意是：“你不懂經濟，他懂！”江澤民聽後心裏如打翻了五味瓶，卻又不敢和鄧頂撞，暗中對朱鎔基卻更加妒恨了。1992年朱鎔基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國最高領導層。1998年，朱鎔基擔任了中國第五任總理。那時不學無術的江澤民已經擔任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多年了。
6□媒體陣地要死守
雖說江澤民正事做不了，但吹的功夫卻是一流。
江澤民早年跟著漢奸父親做日偽宣傳工作的經歷使他深深體會到媒體的力量。所以在上海他把重點放在輿論宣傳上，宣傳部門也要挑選自己的嫡系人馬。
在上海發行的有很多都是全國性媒體，無論對江澤民是表揚還是批評，最終都很可能會被中央的大老們看到。從他當市長開始，江澤民就對媒體報導的內容異乎尋常地關注，有時甚至讓媒體工作者覺得他是個偏執狂。“六四”前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在外人看來是個偶然，但是對於江來說實在是一種自然反應。
舉例來說，江澤民在一次記者會得意表演中，使用英文詞彙“Faces”代表中文“面貌”一詞，當《解放日報》第二天負責地將“Faces”用“面貌”代替以便使老百姓人人看得懂時，江澤民卻大發脾氣。因為他本想炫耀他的英文，雖然用得不太確切，誰知道卻被媒體把這個機會一筆勾銷了。為此江澤民事後特意命令他的私人秘書給《解放日報》打電話。這位秘書教訓那名記者：“你還是寫三個Face吧，這更符合江市長的意思。”
從1986年開始，江澤民代替市委宣傳部和市裏所有主要媒體的高級編輯開會。歷任市長從無此先例，不過這卻成了江的一個例行的主要工作。同年10月，黃浦江邊的一棟政府大樓發生火災，威脅到相鄰的上百戶居民的房屋。後來大火雖然滅了，但因為滅火而大量用水卻造成市區許多舊水管炸裂，南京路上都淌滿了溢出的自來水。上海電視台兩次奔赴事故現場，連續關注這一災難。江認為這些關注民眾焦點的直言不諱的報導使他這個市長面子上難堪，因而非常生氣，在一週後的防火會議上，他責怪宣傳部說：“像這樣的報導不應該只是提醒人們，應該讓人們了解上海基礎設施的問題，並且看到問題正在逐步改進。”
還有一次是1987年5月4日，江澤民和地方人民代表開會，他得知上海新客站附近的一個水管往街道上漏水，將近一年也無人理會。有位代表幾次給閘北區政府寫信，總是得到同樣的回復：“問題正由有關單位解決。”
江澤民喜歡做秀盡人皆知，他一共主抓了三個項目，空港、碼頭，還有就是火車站，因為這些地方是臉面所在。新客站漏水不僅僅影響上海的臉面，更會影響江澤民的臉面，於是他找到地方供水局，向他們叫喊：“找個人把那個水管修了！”據說水管當天便修好了。
幾個星期後，《解放日報》記者許錦根向人大代表詢問有關解決水管爆裂問題的進展，結果得知江澤民親自處理這樁小事。許錦根認為市長實在不該事必躬親，於是便寫了篇文章，叫做“事必躬親的另一面”，發表在1987年7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文章對江澤民只顧及個人做秀卻忽略全局、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做法提出尖刻批評道：“領導幹部參與每一件小事是非常不正常的，這只會在下級幹部中間造成依賴和拖延的作風。”
江澤民看到這篇文章後怒火中燒。這篇文章雖然沒有點他的名，但矛頭毫無疑問就是指向上海的最高市領導人。文章結尾的影射簡直讓他暴跳如雷，其中說：“全國一些報紙不斷載文，表彰某些市長解決出租收費過高的問題，但是如果這種事情繼續下去，還要物價局局長或者出租車公司的總經理幹甚麼呢？”
在全國最權威的黨報頭版被人公開取笑，這還了得！江澤民在7月10日特別召開由上海宣傳機構所有黨政官員參加的特別會議。江用拳頭狠狠地砸著桌子說：“許錦根一點兒也不知道管理這個城市是甚麼樣子，這個作家真的認為自己了不起，我認為他應該多走出辦公室到處看一看！”與會的《解放日報》編輯們垂著頭，滿臉不自在。結果這次會議演變成責罵許錦根和其上級領導的講壇。這還不算，江澤民隨後對有關媒體進行整頓，一大批說實話的總編、領導被撤換掉。從此以後，上海媒體再也不敢點評江澤民。
（待續）
關於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