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6月25日】（接前文）第廿三章：天地高懸陰陽寶鏡 蓋棺論定清算江賊（上）
有人說，危險是可怕的。但其實看不到危險才是最可怕的。
在江澤民當政的十幾年，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都潛藏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但在經濟的表面繁榮之下，又有多少人看到了江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危險呢？
一家網站在介紹庫恩寫的偽傳《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時，強調江澤民的“功績”在於“保持社會穩定，加速經濟發展”，“並最終使中國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根本性轉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幾句話都說到了點子上，只不過是方向恰恰相反。
江澤民時代的“經濟發展”是不計成本、以巨大的社會不公和摧毀生態環境、耗竭中國未來生存資源為代價的片面發展，這個泡沫化的經濟發展導致了中國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使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已經沒有可能，後代子孫的生存則面臨更加嚴重的危機。
江澤民時代的“穩定”，是當權者不惜一切代價用來保證權力和利益獨佔的穩定，是以壓制民眾聲音而維持的火山口上的“穩定”，導致的是更具毀滅性後果的社會危機的積蓄。
更可怕的是，江澤民出於維護個人權力的自私本性，以腐敗治國，對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社會精英和文化精英進行收買，使他們成為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中共的改良動力全部消失。整個權力系統因而徹底墮落蛻變為少數精英掠奪國家資源的工具，權力腐敗、黑幫政治空前嚴重，社會道德一瀉千里。從政府到民間，人們都清楚地感受到這種朽爛的蔓延，體會到一種無可療治的可怕的質變。這種根本性的病變，將使任何既有的社會成果都形同虛設，如同海市蜃樓一般。因為正如流沙之上的大廈，瞬間就可能化為烏有。但這種危險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意識到。
下面，本文將著重從生態、經濟、政治、社會、教育和道德等方面闡述江澤民當政期間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深重危機和災難。
1．生態危機：國在山河破
江澤民的經濟發展策略，實質上就是一切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中心。江以單純的GDP高速增長標榜自己的“政績”，同時也用GDP增長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指標。
然而絕大多數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環境本身對於廢棄物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因為現在不合理的發展而造成對生態環境的災難性掠奪和破壞，從而毀滅了未來的民族生存資源，那麼這樣的發展其實是對整個民族犯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江澤民時代以GDP為中心的片面“經濟增長”就是一種犯罪──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根本性破壞。
據2004年3月3日新華社報導，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說，中國的GDP數字裏有相當一部份是靠犧牲後代的機會獲得的。2003年中國佔世界經濟總量不到4％，對原煤、鋼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卻佔到全球總量的1/3左右。
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解振華指出，據世界銀行測算，1995年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佔當年GDP的8%；據中國科學院測算，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GDP的15%。
把以上數字與江澤民不計成本的GDP年增長率7%─8%相比較，江澤民時代所謂的“高速發展”其實是很大的負增長，從長遠來看不僅無功，反而有害。但是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卻由於可能直接動搖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在中國沒有媒體敢於說出這個當代“皇帝新衣”的實質，這也是中共與江澤民同生共死的一種表現。
國土接近承載極限 1.5億人將淪為生態難民
儘管中國人從小學就了解到中國地大物博，但就人均佔有量來說，中國並不是資源大國，人均自然資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但在江澤民治下，中國的生態資源問題更加嚴重。
中國雖然地大，但其中大片是永凍高寒地帶、戈壁、荒漠等不毛之地，可耕地面積在1980年僅相當於人均2畝。由於生態惡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積只剩下1.4畝。在進入新世紀的最初幾年裏，僅由於轟轟烈烈的圈地運動，全國就損失了耕地約1億畝。根據林業部的數據，1997年中國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總面積為168.9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17.6%，到2004年這一數據已增長到174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18.1%。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的38%，實際上已經達到了超飽和。中國還有超過90%的天然草場退化，年增退化草地200萬公頃。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
對於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窘境，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2005年《財富論壇》上曾指出：中國45種主要礦產15年後剩下6種，5年以後70%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主要水繫的2/5已經成為劣五類水（註：劣五類已喪失水功能，甚至不適於灌溉和觀賞），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
除此之外，2003年全國主要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總量超出大氣環境容量80%以上，酸雨區約佔全國面積的30%，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不足20%，工業危險廢物處置率僅為21.5%，簡單存放的佔全部危險廢物產生量的33.2%，歷年堆存的危險廢物成為空氣、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要污染源。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中國佔5個。
必須明確指出的是，在“GDP中心”的發展觀中，江澤民只管撈取GDP年增長率8%的“功績”，而絕不承擔酸雨對生態系統、人體健康以及建築、文物造成的損失，江也更不會從“經濟成果”中扣除城鄉居民因為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疾病的醫療費用。
據統計，由於耕地被佔用，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總數在4000萬人左右，每年還要新增200多萬人。2005年2月潘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轉述專家估計：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
瑞士達弗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世界各國環境質量可持續指數顯示，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名列倒數14，居第123位。
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崛起的世紀”。可問題是，經過江澤民時代的瘋狂掠奪與破壞所留下的生態資源還能夠支撐起中華民族這條東方的巨龍嗎？
即將枯竭的水資源
這裏著重談談水資源。這不僅是因為水資源本身和國民經濟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緊密相關，更因為水資源不像其他生存資源，如礦產乃至木材都可以進口，水資源基本上必須自給自足。在歷史上，水資源的耗盡就意味著文明的消失。
中國人均淡水資源排在世界第88位，僅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6-1/5。但1995年水利部的檢查表明，中國700餘條河流中水質良好的僅剩32.2％，到2000年受污河流比上世紀80年代增加了1倍以上；2003年，全國主要水污染物化學需氧量（COD）排放總量超出水環境容量60%以上，90%流經城市的河段受到嚴重污染。
此外，中國的“母親河”黃河中下游早就開始出現斷流，2004年甚至出現黃河源頭的鄂陵湖出水口斷流！這條曾經讓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滔滔文明之河，如今已快變成奄奄一息的季節性內陸河了。據考察，在黃河源頭，由於過度放牧破壞了植被，草場退化沙化、鼠害猖獗、濕地萎縮、湖泊乾涸……生態惡化觸目驚心。不僅如此，“母親河”還要負責接納排放總量為44億立方米的污水（2003年），河道1/3水生生物因污染絕跡。
黃河如此，那麼長江呢？專家考察後得出的結論是：長江生態環境已遭到嚴重破壞。長江源頭正逐漸乾枯，近10年來，沱沱河每年流量下降約20%。沱沱河和通天河流域幹化、沙化、荒漠化問題日益嚴重。近20年來，江源地區荒漠面積增加20%以上。長江的泥沙問題上正在向黃河看齊，同時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水道，每年承接全國污水排放量的40%，2003年達到164億噸左右。
由於生態惡化，在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地區的瑪多、治多和曲麻菜等縣，如今越來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開始淪為“生態難民”。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地區曾經是全國首富。至於生態惡化的原因，幾乎每個牧民都能隨口道出：草原過度超載，“吃了子孫的飯”。說到底禍根就是江澤民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長”。這一地區的生態持續惡化不僅遺禍當地，還直接對長江、黃河流域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在江澤民任中共總書記的第5年，1994年7月中旬，淮河發生了一次特大污染事故：總量2億噸的污染團順流而下，摧毀了中下游全部淡水養殖業，安徽北部的工業停擺，近百萬人無水可喝……污染團所到之處，河面滿布泡沫和死魚，水體呈黑褐色，奇腥惡臭，儼然一條臭河、死河。
從前民謠有雲“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而如今，沿淮居民甚至不敢接觸被污染的河水。這裏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發病率比全國平均發病率高出10倍以上。但就七大江河水污染排名而言，淮河僅僅是第三，前有更為嚴重的遼河與海河，後有與之不相上下的黃河。中國水污染的狀況，從淮河可以略見一斑。
2004年，江澤民即將全面退出中國政治舞台。此時的淮河經過十年治理污染，投資達數百億人民幣，污染治理得如何呢？
7月20日至27日，淮河突然爆發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總量超過5億噸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一時滿河黑暗，伏屍（魚蝦蟹）千里。10年治理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污染愈演愈烈。
有記者前去考察發現，沿淮大量的工廠或明或暗地排污依舊。即使安裝了污水處理設備並通過檢驗合格的廠家，也僅僅是應付檢查時才不得不啟用污水處理設備──因為處理污水要增加成本。自江澤民以下，大小官員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政績”：產值和利稅。
淮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局長接受了一家媒體記者採訪時說出了心裏話：“很多事，就是不聽你招呼，你怎麼辦？‘蓮花味精’是世界最大的味精廠，也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污染源，你能封了它嗎？你要它按照國家標準治污，它的利潤就跑了，就這麼回事。”
也就是說，工廠的生態環境成本，由沿淮居民、漁民買單了。其實這正是江澤民的“高速”經濟發展政策的真實體現。
不但如此，2003年有75%湖泊的水環境退化，出現富營養化，尤以巢湖、滇池、太湖為重。水污染也不僅僅限於江河湖泊，2003年近岸海域超四類海水水質佔21.5%。據《工人日報》2004年6月4日報導，由於渤海沿岸的化學工業及生活廢水嚴重污染，以及多條匯入渤海的河流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渤海正面臨著嚴重的威脅。海洋檢測專家警告說，渤海的環境污染已到了臨界點。除非及時整治遏止污染，渤海將在10年後變成“死海”。那時，即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恢復清潔至少也需要200年時間。至於積沉在海底的污染物，將存在更長時間。
經國家海洋局檢測，渤海水體中的無機鹽、活性磷酸鹽、銅、COD、石油、鋅等全部超標；海底泥中，重金屬竟超過國家標準的2000倍。素有“漁倉”美譽的渤海已經幾乎無可捕撈。另外，上世紀80年代美麗富饒的珠江口海域如今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因污染造成海水嚴重富營養化，致使赤潮現象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400餘個城市缺水，50個城市已進入危機狀態。在32個百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個受長期缺水的困擾，情況還在繼續惡化。甚至連上海都已被聯合國評為未來全球六大缺水城市之一。上海守著長江、黃浦江，卻沒有乾淨水可喝，屬於典型的水質型缺水城市。黃浦江的水來自太湖，而太湖2004年檢測結果是“湖體各湖區水質均劣於五類標準”。
儘管如此，由於江澤民時代不計代價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工業用水仍然大幅超出發達國家的10∼20倍多，中國每萬元GDP用水量為103立方米，而美國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所謂的“先進生產力”，正是揮霍本已面臨枯竭的生態資源而拼出來的。
由於過度抽取地下水，使得土地表面嚴重下沉，許多城市的下面逐漸形成巨大的漏斗區。目前華北平原出現世界罕見的漏斗區，總面積至少在5萬平方公里以上，河北有的城市中心已下沉1.6米之多。概括地講，以北京市為圓心，800公里半徑之內（200萬平方公里，超過1/5國土），已經沒有一條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嚴重超採，在北京等地甚至已經在使用千米以下不可動用的地下水了。表面上看這裏都市繁華，高樓林立，殊不知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國際人均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的1/3以下，為世界人均數的1/30。但是地方當局全然不顧迫在眉睫的危機，仍然追求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
超量採取地下水的可怕後果是：首先，深層地下水被抽取後，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滲入，大約需要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其次，地下水為各土壤層的張力填充，它被抽取後，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東西來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將來環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淨潔的水源，也根本無法將已經鵲巢鳩佔的污水鹹水排擠出去。所以說，這將造成一個永遠的悲劇。事實上目前秦皇島等城市已經在面臨這一可怕境地了。
如果華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緊接著就是此處寸草不生，土地在極短的時間內沙漠化，幾億人口將面臨著無家可歸、無糧可吃的絕境。華東平原現在也正在步華北的後塵。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幾乎無法扭轉的殘酷現實。
水資源僅僅是中國環境災難的一個側面。實際上森林、草原、礦產等許多資源都在江澤民的“GDP中心”的經濟發展政策下被盜被搶。同時由於社會道德淪喪，國有財產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抱著我不污染別人也會污染、我不拿別人也會拿、我不偷別人也會偷的態度對待自然資源，使中國這個人口壓力本來就已經萬分巨大的國家陷入生態資源的全面崩潰中。
一場本不必如此慘烈的災難
自從1972年著名的“羅馬俱樂部”發表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以來，國際上80年代就正式提出注重人與環境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中國學者在90年代初也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同時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一批可以直接參與國家決策諮詢的專家已開始這方面的建言。然而採用可持續發展策略對江澤民來說就意味著放棄“高增長”所帶來的光環，對中共而言就意味著“先進生產力”成為泡影。10年之後，在中國的生態已經面臨絕境的時候，官方才不得不採用可持續發展策略的建言。2005年在《財富論壇》上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承認，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源，是整個社會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扭曲發展觀。某些人的先富犧牲了多數人的環境，某些地區的先富犧牲了其他地區的環境。
晚了10年時間，意味著中國已錯過了調整發展結構改善環境的最好時期。如今，中國許多生態災難的後果已幾乎不可逆轉。
一個曾歷經創造數千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正面臨一場因人禍而引起的空前劫難。而此時舉國上下依舊鶯歌燕舞，“盛世大聯歡”，“好日子”、“越來越好”……不絕於耳。
情何以堪？
2．經濟災難：透視GDP神話
在庫恩的《江澤民傳》裏，大吹特吹了江澤民的經濟功勞，很多人也以為中國經濟形勢很好，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在這一片“繁華”下面，到底掩藏著多少見不得陽光的陰暗，看到經濟表面繁榮的實質是甚麼，以及中間存在怎樣的陷阱和危機呢？
中國經濟平均發展速度落後其他國家
中國上海在30年代的時候非常繁榮，民營資本非常發達。但中共掌權之後，經濟資源完全被收歸國有，中國民間經濟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壓抑和摧殘。中國的經濟資源更因為計劃經濟的原因而無法充份發揮作用。這種狀況在80年代初的時候才稍為改變，但那只不過是把中共原來剝奪的百姓財富還回民間，百姓的經濟創造力少受壓抑而已，所以這算不得政府的甚麼功勞，更無法算到江澤民頭上去。
過去幾十年來，各國經濟都在增長。中國人勤勞刻苦，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應該比其他國家更快。但事實上，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佔比例是遞減的。在經歷了二戰、內戰、韓戰的連續破壞之後，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國民生產總值尚佔世界總額4.7%；至江澤民從政治舞台全面退出之前的2003年，中國佔全球國民生產總量的比例跌至不足4%。中國同先進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國人均財富居世界後列。
充滿水份的經濟增長數據
江澤民自己喜歡說大話空話，也喜歡別人唱讚歌，採用“數字出官”政策，片面強調GDP數字。因此各地爭相造假，GDP數字嚴重不實。
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位官員在接受《金融時報》關於中國統計做假問題的採訪時說，“（中國）有很多問題單靠統計局是無法解決的，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問題。”經審查，全國85個城市隸屬於四大商業銀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達98%的銀行做假賬、虛賬，並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種形式的帳冊，應付檢查。連朱鎔基本人都說，他拿到GDP數字，都得打個八折。
有幾位研究中國經濟多年的專家發現，1997到2000年間，官方數據顯示經濟增長24.7%，可是同期能源消耗卻下降了12.8%，而中國經濟效率並沒有怎麼提高。這說明經濟增長數字不可能有那麼高。香港CLSA經紀公司年度報告裏說：“有關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全球最快的‘數據’，其價值不抵用來寫它們的紙。”“我們無法預測中國2002和2003年的經濟增長，因為我們缺乏最基本的統計信息來構造哪怕最粗糙的預測模型。”
經濟的畸形發展
江澤民倡導的經濟發展走的是非常畸形、也不可能持久的道路。
在很多地區的經濟發展中，是以國有資產的變相拍賣為基礎的。很多國有工廠把廠房一賣，或者找個外商，把廠房一折價，就產生了巨額“利潤”。但這種利潤，不過就是國有資產的出賣、而且往往是賤賣，原來沒有進行計算的財富價值進入市場而已。那些財富本來就存在，本來也屬於老百姓，不過是被中共非法掠奪，成為沒有價值的黃金，現在又重新釋放出來罷了，而不明就裏的人卻很容易被欺騙。有研究表明中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金額高達五萬億元，而2003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含水份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才只有11.7萬億元。
由於官員盲目追求經濟增長，中國經濟一直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效益並沒有得到提高，作為主體的國有經濟虧損狀況一直沒變。2000年中國萬元GDP能源消耗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日本的9.7倍。這樣的經濟增長，是無法持久的，也是世界和後代子孫都無法承受的。權威雜誌《經濟學人》認為，中國經濟投資過度，投資佔GDP比率高達40至45%，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承受。《經濟學人》還說，如果投資者是用自己的資金投資，中國那些過剩的水泥廠、鋼鐵廠及汽車工廠等，可能不會被興建。改革開放25年來，經濟增長了6倍，而資源的消耗卻增長了幾十倍。如果算上生態成本，中國經濟增長將為負值。
隱患和危機
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非常高。2004年中國GDP為1.65萬億美元，對外貿易額達到1.1547萬億美元，外貿依存度約為70%。這種依存度隱藏著非常大的風險，因為外界因素的問題就可以引起中國經濟的震盪。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很大一部份都是靠外資支撐起來的。偌大的中國，利潤竟然有一半是外資創造的。國有企業則大部份都處於虧損狀態，缺乏國際競爭力，是銀行的無底洞。這深刻說明了中共經濟體制本身的問題。一旦外資撤離，中國經濟不堪設想。而現在吸引外資，不過是靠廉價出賣的國有資產，廉價出賣中國工人的勞動，靠中國工人的勤勞付出。這都是犧牲國人利益換來的，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實現轉型和提高效益，生產越多中國人就被剝削得越厲害。
中國的經濟相當不均衡。中國幾乎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國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已經不足以形容貧富的對比。據中國社科院的調查，佔人口75%的農民在中國財富總額裏的佔有比例不超過4%。也就是說，農民人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均的1/72，即1.3%。八億農民真正是一貧如洗。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豪宅名車供不應求，而另一方面許多人卻靠賣血、賣腎維生。因為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內陸很多省份仍屬於“第四世界”、“第五世界”；因為收入分配不均，全國有二億多貧困人口還掙扎在國際公認的最低生存線（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因為普通百姓的收入並不高，老百姓買不起產品，中國經濟長期內需不足，經濟不得不高度依賴出口，風險增加。其實大陸近年來持續的高增長依賴著巨額的財政赤字，以帶動不景氣的國內需求，掩蓋實際上增長非常緩慢的經濟，維持著表面上的虛假繁榮，但長期下去問題必然浮現。
人們所看到的經濟繁榮，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財富向少數地區和人手裏積聚。但這卻不能掩蓋多數人的貧窮狀況。一旦社會不公引發民眾不滿情緒發作，整個社會馬上就會陷入危機。
中國的金融業更是危機四伏。標準普爾估算中國銀行的壞帳比例在45%，也就是說老百姓的銀行存款有一半都打了水漂，而江澤民仍然在利用國債、股市和樓市圈老百姓的錢。據國內財經網站的股民調查顯示，2001-2005年4年以來，在滬深股市開戶的7000萬股民中，有超過94%的人虧損一半以上。2005年6月6日上海股市在4年漫漫熊市之後終於跌破千點大關，創下自1997年2月27日以來，近9年的收盤新低。中國股市市值從4年前的1.7萬億元縮成7000億元，1萬億元的市值人間蒸發。有股民在網上貼出賣腎的帖子，以求還借來炒股的錢。美國著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首席分析師拉迪警告，中國大陸的公共債務和銀行壞帳的增加已經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龐大的不良貸款與政府借款，將拖累大陸金融體系，中國大陸隨時可能發生金融災難。
因為官員的腐敗，中國財政狀況壞得透頂。裏昂信貸證券曾對中國縣級政府負債情況做了全面估計，認為中國的縣級財政債務為3萬億元，佔到當年全國GDP的30%左右。2003年底，溫家寶下令對村級財政進行清理，發現村級財政不僅欠下了銀行、信用社高達四千個億的呆帳、死帳，而且欠下了農民個人高達三千個億的借貸資金。江澤民時代養育的官員們早已吃肥了，長“壯”後開溜，而村級組織的財政卻債台高築。但這還是保守數字。巨額債務像是懸掛在地方政府頭頂上的烈性炸藥，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失業率居高不下是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中國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是世界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城市失業者三千多萬，農村有一億多餘勞動力。大量的無業人口形成對社會穩定的嚴重威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表面的經濟繁榮之下隱藏著可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
被肆意揮霍的人民血汗錢
儘管江澤民把中國的銀行弄到破產，但是這不妨礙他隨意耗費人民的血汗錢，使中國經濟更加雪上加霜，最終買單的是全國民眾。這樣的肆意揮霍，中國經濟再怎麼發展也是白搭。
1997年後，中共通過發行國庫券等方法進行擴張性財政支出，大舉上馬各類“面子工程”。為此，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從1997年的560億飆升到2002年的三千多億。江澤民在1999年慶典，一共花掉了1800億人民幣。一個“國家大劇院”花費30多億，一架“空軍一號”專機花費9億。2001年，江澤民做東，在上海開APEC會議，一次《今宵如此美麗》的“燄火秀”，又燒掉了300萬美元。江澤民還連聲說這錢花得“值得”。但他卻不會去了解，中國九億農民人均年收入2620元人民幣，低於聯合國貧困線標準──人均年收入不超過三百六十五美元，即三千多元人民幣。2003年“神五”上天，猶如一個大禮花，鼓舞人心，但實效不多，卻耗資20億美元，等於中國希望工程16年收到的捐款總數，可以救助250萬失學兒童。
江澤民還把巨額資金用於迫害中國民眾。僅僅是迫害法輪功，江澤民就投入了國民經濟1/4的資源。江花費60億人民幣打造“金盾工程”，對互聯網實行監控和封鎖；2001年2月27日，江澤民曾一次性撥發40億元人民幣安裝大量的監視儀器監控各地的法輪功學員；2001年，來自中共公安部的內部消息顯示：僅天安門一地，搜捕法輪功學員一天的開銷就高達170萬到250萬人民幣，即每年達6億2千萬至9億1千萬元；2001年12月，江澤民一次性投入42億元人民幣建立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或基地；大量中國特工被送往海外，用來監控、干擾、詆毀海外法輪功學員，收集黑名單等……2005年夏在澳洲投誠的前610官員郝鳳軍認為打壓法輪功花費國民經濟的1/4的資源是非常可信的數據。
為收買其他國家對其人權迫害保持沉默，江澤民也不惜花費大錢。2000年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2000年部長級會議”，江澤民答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對非洲國家提供發展援助，隨著中國的發展逐步擴大援助；在未來兩年內減免非洲重債貧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100億元人民幣債務。2002年7月，江澤民以1億3000萬美元援助瑙魯，換取建交；1999年，江給了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等國無償援助1.38億元人民幣；1998年底，江澤民向蒙古提供3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2002年5月，江澤民向阿富汗提供3000萬美元無償援助；2000年7月，江澤民繼向塔吉克斯坦出賣了7萬平方公里領土後又提供5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2001年11月12日，在會見盧旺達總統卡加梅時，江澤民向盧旺達政府提供3000萬元人民幣無償援助；此外還有白俄羅斯、摩爾多維亞、烏克蘭、尼泊爾、巴哈馬、烏干達、格魯格亞等國，江澤民也都揮洒無數百姓的血汗錢。對於國內多少百姓在窮困中苦苦掙扎，江毫不關心，但江自己裝闊收買人心卻從不心痛。
在江澤民的腐敗政治下，有研究指出，在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至12570億元之間，佔生產淨額總量的3.2至6.8%。這樣的結果“仍為保守估計，實際經濟損失要大得多”。另一數字估算，中國每年因貪污腐敗造成的賦稅與關稅損失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僅2004年損失就達800億美元！
江在位的後些年，涉及違法、違規貸款的金融腐敗案直線上升，從成克傑到王雪冰，從賴昌星到張恩照，這些腐敗大案皆與金融犯罪高度相關。但真正的大案很多最後不了了之。上海土地開發資金4200億元，其中高達3000億元下落不明，事態嚴重。為此當局曾進行調查，並下令上海市級幹部出境出國必須先報中央政治局審批。但是所有金融大案最後都查不下去，因為後台都是江澤民或者江家幫。
江澤民有句“名言”，叫做“悶聲大發財”，一個行政命令，可以把中國電信北方十省的數千億資產劃歸江綿恆管理，一個宏力晶圓廠可以從銀行空手套白狼，提出數百億元。既然江澤民可以這麼幹，下面的人當然有樣學樣。銀行的壞帳很多就是這麼來的。
資本外逃是江澤民治下的另一大特色。貪官們對於中共了無信心，貪污了錢首先都想要存到國外的銀行去。資本外逃率是出逃資金佔引進資金的百分比，中國的資本外逃率1993年以前是52.3％，以後逐年增加，近年來某些年份的資本外逃率甚至高於100％。朱鎔基承認外逃資金累計二千多億美元，僅2000年一年外逃資金就達480億美元，超過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中國成為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後全世界排名第四位的資金外流國家。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頒布一項讓海內外大跌眼鏡的新規定《個人財產對外轉移售付匯管理暫行規定》，其主要內容是允許大陸居民在移居海外時攜帶個人財產出境，並且對轉移出境的財產不設上限。另有資料顯示，截至2003年6月30日，中共幹部失蹤6528人，外逃8362人，縣處級以上幹部外逃3905人。
由上不難看出，中國的經濟充滿水分，存在嚴重隱患和危機。在江澤民的肆意揮霍國家資財的情況下，危機更可能隨時爆發。
3．政治危機：政府墮落、法制倒退、人權災難
政府的全面墮落與黑幫化
江澤民當政十三年來，中國的政治出現了大倒退。
在鄧小平時期，其實政治改革已經開始啟動，趙紫陽執政時期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政治改革方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公務員制度都已經開始著手。但在江澤民時期，因為江澤民任人唯親，利用政治腐敗作為自己維護個人權力的工具，上海幫、江家幫盤根錯節，中國政治權力走向了全面腐敗的黑暗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官僚貪污腐敗集團。
這一政治腐敗，讓中國上層建築全面崩潰。官商勾結，官匪一家，政府黑幫化。官場買官、賣官成風，提拔重用的不是貪官就是庸官，官僚體系空前膨脹。據中國經濟時報報導：2004年全國用於公款吃喝招待、公車消費和公費出國的開支共計高達70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9個廣州市的年稅收收入，相當於13億中國人平均每人為“三公”支付538元還多，而這個數字是我國中等以下城鎮大多數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民間有一種流行說法：如果把那些官員排成一列，全部槍斃，會有冤屈的，但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就會有漏網的。這形象地描述了江澤民時代的官場腐敗狀況。據中共高層官員透露，如果要查哪一個城市，哪一個城市的領導班子就會像塌方一樣立即垮台。可見政治腐敗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治。各級官員對中共統治毫無信心，對自己掠奪而來的財產更沒有安全感。2004年，據商務部首次披露的數字顯示：中國目前尚有4000多名貪官外逃，共捲走資金高達500億美元。但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如果允許官員自由出走，外逃者將不計其數。
政府的效能出現全面倒退。官方的研究資料顯示，民間對省級黨委、政府的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15%至20%；對領導幹部總體的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10%至15%；對當前社會狀況的整體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15%至20%。這些簡單的數據，反映了中共統治的危機狀況。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這樣低的績效滿意度可以使任何一個執政黨立刻下台。政治上的落後已經導致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危機都在急速加劇，政府已無法擔當其應負起的社會角色，無法滿足民眾的期望，最後引發社會對政府的完全不信任、不服從以至武力反抗。
政府權力已經墮落成為監控、迫害百姓的工具。江澤民上台後大力擴充武警部隊，使全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都組建有團以上一級武警部隊，成為一支對付老百姓的特種防暴部隊。為恫嚇人民，江大開殺戒，將死刑的審批權（經濟犯罪死刑除外）下放到省高級人民法院，一時間死刑判決大幅度上升，省際之間對殺人數量還相互攀比，借以顯示所謂嚴打的力度。據大陸司法界人士透露，中國是世界上被槍決人數最多的國家。2004年，《中國青年報》引用一位人大代表的數字表示，中國每年判處的死刑並立即執行的人數約有一萬人，這比世界其他所有國家死刑數字的總和還要多5倍。另據著名人權組織國際大赦披露，中國2004年處決的犯人佔世界死刑執行總數的90%，而中國的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20%。有學者指出，在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社會，比如香港、台灣，惡性犯罪率並不算高；從歷史上看，在和平時期古代中國的死刑數字和同時期其他國家相比也偏低。也就是說，驚人的死刑數字只發生在當今的中國，只發生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這既顯示中共當局把中國社會搞得一團糟，讓那麼多人走到被槍決的地步，也顯示了當局的殘忍和推卸責任的無恥，把民眾一殺了之。
對自身的罪錯，江澤民政府卻從來沒有任何的反思與糾正。中國1998年從真實意義上看並不算特大洪水卻最後導致百年罕見的洪災，正是江澤民為一己私利而不惜毀國害民的一大明證。如果江澤民能夠主動採取荊江洩洪，這洪災根本不會那麼嚴重。2003年蔓延全球近30個國家的“非典”疫情，如果不是因為江澤民的隱瞞，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受害，那麼敗壞中國國家形象。如果不是因為江治下中國政府的墮落，也不至於對無辜善良、對社會安定與民眾健康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法輪功傾盡國力殘酷鎮壓。
在江澤民的高壓下，有“東方明珠”之稱的香港黯然失色，再也沒有從前的自由。2002年6月，90多名來自日本、瑞典、美國、澳洲等地的法輪功學員被禁入境，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台灣骨科名醫敖曼冠。2003年2月，近80名持合法簽證的台灣法輪功學員入境香港時被強令遣返。2003年8月，準備到香港舉辦個人畫展的澳洲籍中國畫家章翠英，因為法輪功學員的身份被入境處拒絕入境。章翠英是一位國際知名畫家，曾經到過歐美許多國家訪問及舉辦畫展，獲得上賓禮遇，她的畫還被烏克蘭總統收藏。
江澤民當政，是中國政治的一個分水嶺。中國經過毛的極權時代，開始向改革時代邁進。鄧小平是過渡階段，但江澤民最終毀掉了鄧小平和趙紫陽開創的道路，重新把政府放在了民眾的對立面，把控制迫害民眾、維護個人權力為唯一目的，從而使得中共失去了和平改革的希望。政府權力的變質、全面的腐敗，已經讓中共無法被挽救，而只能用另類方式走向解體。把現存政府權力系統徹底搞垮、完全毀掉中國改革希望的，正是江澤民。
中國法制化進程的全面倒退
中共建政以來沒有真正實行過法律，到了江澤民時代，法律更名符其實地成了江的遮羞布和橡皮圖章。江可以先實施迫害，後量身度造制定法律；江對自己的親信大加庇護，如賈慶林牽扯遠華驚天大案，最後不但沒受到絲毫懲罰，反而被江送進政治局常委會。用江自己的話說，“不能一刀切”。所以中共的法律從上到下行同虛設。民間百姓評價說，法院吃完被告吃原告，沒有絲毫公正可言。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設立蓋世太保“610”辦公室，越過地方政府層級，受江澤民羅幹直接指揮，更是對中國法制的徹底否定。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法律的制定完全成為江澤民迫害無辜百姓的工具。法輪功學員被剝奪了一切可以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敢於挺身而出的律師受到威脅，甚至被吊銷執照。在江澤民對法輪功“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政策下，法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踐踏。
中國和世界的人權災難
生而為人，就應當有人的生活方式，有人的基本尊嚴和權利。在全球走向民主自由化的時候，中國卻在江澤民的主政下繼續阻礙政治改革，剝奪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幾乎所有有獨立信仰、獨立人格和不同見解與要求的個人和較大的群體，包括下崗工人、宗教信仰、氣功鍛煉、民主人權、新聞媒體、政治異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中國有眾多的老百姓受到當局不公的對待，但卻有冤無處可申。中國每年上訪的人次需要以千萬計，其中大多數人是合理的訴求。官方公布數據認為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但最後卻只有0.2%問題能夠被解決。那些走投無路而冒天膽去上訪的百姓，被各部門官員踢皮球似的踢來踢去，甚至遭到殘酷的迫害，打擊報復。絕望之下，更有民眾不惜以生命作為抗爭武器。2003年10月17日，北京警方召開記者會，承認從十月一日至十六日，天安門地區連續發生多起自殺、自焚未遂事件。
那些希望有獨立信仰的地下教會遭到大面積的打壓。近三年來，被逮捕、關押的宗教犯至少數千人。對法輪功的迫害更是史無前例，極盡一切誣蔑之詞，動用所有暴力機器，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洗腦、拘留、送進監獄甚至精神病院。迫害致死者成千上萬，被勞教者數十萬，被波及者數以千萬計。江澤民因此而在十幾個國家被起訴，被控有反人類罪、群體絕滅罪、酷刑罪等多項罪名。
在新聞的控制方面，江嚴重剝奪人們的知情權。記者不敢報導真實的新聞事實，而只能按照中共的意願製造謊言。如果有哪一個記者試圖對事實進行公正、客觀的報導，就很可能遭到當局的打擊迫害。在各國被關押的記者中，中國數目最多，大多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或其他名目逮捕。此外，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還動用老百姓幾億美元的血汗錢搞“金盾工程”，對國際互聯網進行封鎖，不讓人們通過互聯網看到真實的信息，這種嚴重的資訊扭曲，不僅使中國完全跟不上信息時代的步伐，甚至可能使人們喪失正確判斷是非的能力，持續下去，惡果相當可怕。
江還抓捕了不少民主人士、網上自由言論者。2000年“十六大”前後，在釋放民運領袖徐文立、方覺的同時，卻在全國逮捕了何德普、楊子立等民運人士約20人，其中包括20歲的女大學生劉荻，她僅因在網站上寫了幾篇對當局批評的文章。難怪有的人說：“中共是放一抓十，得了便宜又賣乖。”這種欺騙外國關心中國人權的人士的障眼法，外國政界人士很容易被矇騙。江澤民當局甚至採用國家恐怖手段從境外綁架民主人士。
遭受不公而沒有說話的權利，追求精神信仰而受到迫害，那些上訪民眾和法輪功學員，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沒有。在整個中國，其實哪個人敢說自己有人的尊嚴呢？誰敢把自己對政府迫害民眾的不公說出來呢？即使中共黨內高官，情況依然如此。中共前最高首腦趙紫陽就被關押至死，還不讓人們自由悼念。在江澤民領導的中共獨裁統治之下，中國成了一個沒有任何人格尊嚴、思想獨立的囚籠。這就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權的真實狀況。江澤民多年被著名人權組織“國際大赦”評為“人權惡棍”。
在江澤民謊言和經濟誘惑下，國際社會對此人權迫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容忍中共人權迫害輸出海外，這種人權災難已經蔓延全球，成為世界自由民主價值的最大威脅。不久前微軟、雅虎、古狗幫助中共過濾封鎖人權、民主、自由等敏感詞語就是明證。面對殘酷人權侵害，沉默是一種恥辱，縱容與助紂為虐則更是罪惡。發展下去，更多商家、政府將走向墮落，後果堪憂。
4. 社會危機：火山口上的穩定
日益增加的弱勢群體
中國的財富正在朝兩極化方向發展。在江澤民當政期間，官商勾結，經濟財富開始向權力者聚集。有權力、有關係的可以輕而易舉地從政府拿到工程，從銀行拿到錢，將國有土地和工廠出賣，發家致富，飛黃騰達。2001年江澤民把“允許資本家入黨”寫進黨章，正是赤裸裸地把這種以權力掠奪財富的行為合法化。
舉圈地為例。在江澤民時代，城鎮土地成了投機家進行鑽營的主要目標，獲得土地的唯一辦法就是權錢交易。炒賣土地需要資金，銀行對於民間借貸有嚴格的規定，但有錢有門路的商人卻可以輕而易舉地使不合法的借貸合法化。違法炒賣土地和違法超貸使“紅色富豪”一個接一個地誕生。
與紅色富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斷擴大的弱勢群體。工人從前被聲稱是國家的主人，現在很多人卻下了崗，工廠不再屬於他們，很多從前有的福利也不屬於他們。農民受著苛捐雜稅的壓迫，還有土地被佔，生活相當困難。“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是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大量農民沒有出路，湧到城市當民工，生命沒有保障。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各地煤礦、磷礦經曝光的礦難達300多次，死亡達2萬人以上。中國煤礦每年死亡人數高達六千多人，佔全世界煤礦死亡人數的80%，而中國的煤礦產量大約只有全球總產量的35%。中國生產每百萬噸煤的死亡率是美國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由於江澤民對媒體的高壓控制，還有多少礦難根本沒有機會曝光，就更不得而知了。此外90%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險，60%的城市人口沒有醫療保險，連病都生不起。
江澤民時代的中國，人們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看到滿眼是現代化恢宏耀眼的建築群、充滿貴族氣派的高級享受設施、一擲千金紙醉金迷的消費方式，花百萬美元送子女留洋，將千萬美元存進海外銀行，身擁數輛豪車多處洋房……然而，這一切只屬於不到1%的少數中國人。
資料顯示，中國貧富分化已經超過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舊社會”，目前中國85%以上的財富積聚在0.2%的人手裏。在江澤民時代，衡量貧富差別的指標──基尼係數從1991年的0.282躍升到2003年的0.46，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此外中國社科院的調查指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1991年全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10元，兩者比率大約是2.2：1；2003年這個數字分別是8472元，2622元，兩者比率升為3.2：1。一位中共高官坦言：“城市發展像歐洲，而農村發展像非洲。”
按照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統計，2003年中國農村未解決溫飽的人口有3千萬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865元人民幣以下）為6千萬人，兩者相加為9千萬人。
正在建設的高樓大廈接連發生為討工錢的跳樓案，下崗工人因為沒錢治病在家自焚身亡；高官們有人吃一餐飯花費20萬，而貧窮百姓的兒子考取大學卻有母親因為沒法替兒子交2000元註冊費而上吊自殺……
江澤民時代社會的特徵是一小部份人暴富，一大部份人更窮，這正是共產黨50多年前詛咒的“萬惡的舊社會”。
十幾年來江澤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勢群體的不斷增加，給中國大陸社會今後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從城市到農村，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農民等等忍氣吞聲，怨聲載道，這一龐大的群體，使中國社會充滿一觸即發的社會矛盾。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的社會正處在火山口上。
火山口上的穩定
僅僅在200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中國155個地區共發生了8150多宗遊行、示威、請願事件。與此同時，有21個省、直轄市屬下的黨政機關部門，發生了530多宗集體罷工、請願、赴京上訪事件。2004年，據《紐約時報》報導，中國發生了6萬起抗議示威。
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披露：中國2003年共發生五萬八千宗較大的社會騷亂事件，平均每日達一百六十宗，其中，衝擊黨政機關的事件也頻頻發生。這項統計顯示，2003年的社會騷亂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15％，與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僅是發生頻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規模不斷擴大、衝突暴力度的急遽升級。
江澤民“保持社會穩定”的手段，實質上就是江澤民自己所宣稱的“哪裏出事哪裏負責”，“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其直接的後果，是各級地方官員被賦予採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權力無情打壓民眾，以保持自己轄區內不出現民眾上訪喊冤等等顯示“不穩定”跡象的活動。2003年發生的大學生孫志剛因為沒有帶暫住證而被廣州市警察抓捕送至收容遣送中轉站，並最終被暴打致死的案件，實際上曝光了江澤民的“穩定”手段之一斑。
自從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以後，各地警察中出現了一類特殊編製，叫做“截訪”警察。不論是對於失地農民、拆遷戶還是法輪功學員，“截訪”警察的任務就是力爭在他們把上訪信遞出之前截住，並採用毆打、恐嚇，以及直接抓捕遣返等非法手段送回原籍關押、勞教等。這裏舉一例說明。
河北省桃林口水庫移民因為地方官員侵權、侵佔民眾財產，曾多次上訪。在上萬名庫區移民集體寫的《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資格的動議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2000年4月1日，我們玉田縣100多移民在去石家莊上訪的途中，統統被大批警察按法輪功抓起來，每人都被打傷，有的筋斷骨折，40多人被抓，其身份證至今仍被公安局扣壓，且被罰款數萬元不給收據，其中張鳳、劉素娥、劉增復、柴潤秋等4人被以衝擊國家機關罪分別判刑3至5年。張鳳被判5年刑，現在他重病在身，至今仍在唐山冀東監獄服刑。虹橋鎮63歲的農婦張書琴當場被嚇得昏死過去，一位30歲的農婦被虹橋鎮派出所警察摳摸下身。而唐山市移民辦的正副主任李增榮和張兆榮貪污挪用移民款1181萬元案發，被張和包庇，重罪輕判為5年刑，且保外就醫，逍遙法外。”
《動議書》中提到的“執法人員”們把民眾當成法輪功學員來抓打，其實在各地都存在，這種現象的發生也是有原因的。因為江澤民曾有密令下達基層：對法輪功無論怎麼樣都不過分。監獄、勞教所的警察們在對法輪功學員肆意折磨、得意之時曾放言：“我們有死亡指標！”老百姓一旦被當成法輪功學員，則“執法人員”可以為所欲為，不受法律制約。
如果以為僥倖繞過本地警察圍追堵截的上訪者能到達北京，就可以實現上訪的目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國務院和人大信訪局門口，常年有大批截訪者警察（有時是便衣）長年組成人牆，隨時給前來上訪者以“下馬威”。
上海居民馬亞蓮女士因不服住房被強制拆遷慘遭勞教並打斷雙腿，此後由於馬亞蓮在網絡上發表揭露上訪中種種黑暗內幕的文章，2004年3月16日再次被上海警察處以勞動教養一年半。從馬亞蓮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江澤民所稱“穩定”的內涵，略見上訪民眾所面對的“截訪”警察之猖獗：
……遼寧省本溪市上訪人孫維琴上訪時被截訪者群毆倒地，有人大聲呼救，保安無動於衷，還調侃地說：“誰躺地上了？我怎麼沒看到？”孫抗爭不成，後憤而吞藥自殺，幸被救活；陝西省咸陽市上訪人李小婷，因拒絕截訪者強行查看身份證的要求，被一群截訪者一哄而上，拳腳相加，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無法動彈；另一名上訪者鄧殿全見狀，疾呼“要打死人了”，哀求兇手住手，卻立遭四個截訪者痛毆，鄧殿全被打得渾身是傷，以至無法行走，在臨時棲居的馬路邊養了幾星期；上海唐霞珍、徐兆蘭、付玉霞等數名上訪者在胡同裏被攔截並遭踢打，抓傷，血痕條條，瘦小的付說：截訪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來了。
經證實，毆打李小婷的，是來自黑龍江省的警察；圍毆鄧殿全的四條壯漢，是來自河南省的便衣人員……實際上，長年聚集國家信訪局門外的截訪者，都是各省區市當局指派前來的“公幹”，目的顯然是要阻嚇各地來的上訪者，防範當地政府的各種醜聞曝光，這些醜聞包括腐敗、侵權、暴力拆遷，等等。截訪者不僅獲得各地方當局的授權，也有黑社會的參與，可謂官匪一家。
由於中共的媒體封鎖，民眾的痛苦、不幸、抗爭，都被“盛世大聯歡”的“歌舞昇平”所掩蓋。江澤民的政策，不是正確疏導社會的不公，而是強行壓制。總有一天，這一切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中華民族將不得不付出慘重的代價。
第廿四章：天地高懸陰陽寶鏡 蓋棺論定清算江賊（下）
5．教育危機：百年大計遭毀
教育是一個民族的百年大計。古今中外，歷朝歷代，人們都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任何一個政府都會認真對待。但在江澤民當政的十幾年時間裏，中國的教育出現了觸目驚心的亂象和危機。
靈魂工程師的墮落
教師作為教育者，是淨化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如唐代大文學家韓愈所說，承擔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教師本應該為人師表。但在江澤民時代的教師素質卻急速敗壞著。
如今許許多多的教師不安於教好課、教好學生，而是想著怎樣鑽營，怎樣利用教育職權的便利為自己謀取個人利益，甚至不擇手段搞“創收”。學校原來是清水衙門，現在卻肥得流油，成為最腐敗的部門之一。教師開後門招收學生，偽造文憑，教授抄襲論文，對民眾來說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2004年南京師範大學爆出校方利用女生討好上級領導，更是匪夷所思。教育部高官來南京師範大學視察，校方強迫舞蹈編導專業班10名女生停課陪領導跳舞，官員們的粗俗表現讓女生倍感尷尬，陪舞後女生多逃離現場。事情發生後，在南師大校園平地湧起軒然大波。一位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將這種現象簡單概括為社會和官場中庸俗社交活動方式在高校的蔓延！“高校的各級管理者目的只有一個，取悅與學校發展關係密切的上級部門官員。”
不但如此，本是教書育人的學校還頻頻出現禽獸教師，駭人聽聞。有的學生遭到強姦懷孕，有的被強姦並包為二奶，有的老師強姦未成把學生殺害了，有的甚至對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情形之惡劣，範圍之廣泛，聞所未聞。
國內媒體2003年報導，重慶大足縣一名小學教師，從2002年至2003年，先後對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學生實施強姦猥褻。甘肅隴西縣一名體育老師從2003年後半學期開始，以幫學生走後門上學為名，將該校12名初三女生強姦，其中兩名學生被強姦後懷孕。貴州省錦屏縣河口鄉中仰小學一名51歲的教師從2002年9月開學後不久，一直到2004年3月案發，42次強姦12名女學生、35次猥褻16名女學生，在短短1年多的時間裏，他對該班女學生的非人摧殘達到肆無忌憚、喪心病狂的地步，19名女生中，僅有3人倖免於他的魔爪。2004年6月，臨夏縣一小學教師在一年半時間內先後將三年級的9名女同學多次強姦和猥褻，其中次數最多者達數十次，而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還不滿15歲，其他均是9到10歲的女童。湛江市下轄的雷州市南興鎮某小學校長林登平3個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強姦11名均是在校學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僅10歲。最令人心憂的是，經過江澤民的統治，這些事例還不是一時一地的個別現象，早已發展成為中國教育界的一道醜陋的“風景線”。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說過，教師首先是教人做人，學生首先是學習人生之道。“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他還說，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然使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沒甚麼用處。
但在時下的中國，這樣的教師、這樣的風氣，讓學生充滿迷惘，學不到做人的道理，學不到珍視生命，學不到關愛他人。2004年2月，雲南大學發生特大惡性殺人案，一名叫馬加爵的學生，每天在宿舍裏從容殺死一名自己的同學，共殺了四人後出逃，後在海南三亞被抓獲，此案引起轟動。對於殺人，馬加爵的心靈表述是：“我真的迷失方向了，覺得不知道該怎麼生活下去了。”這種“有點想不開，恨他們就殺人”的極端行為是少數，但是他們的迷失心態卻很具代表性，反映出中國道德教育的失敗。學生的心靈是蒼白的，沒有起碼的道德修養，不知道生命的意義何在，沒有理想，更沒有內在的化解力，學生不知善心相待，動以恨仇相對。這樣的人，又怎麼可能撐起中國的明天，給中國的未來帶來希望呢？
這一切跟教育界的領導方向密切相關。教育部的負責人是數十年與江澤民保持曖昧關係的有夫之婦陳至立，陳的惡劣品德和在上海的不光彩歷史註定了中國教育界的悲劇。
通知書成催命符
與江澤民父子拼命搜刮國庫飽足私囊的做法一致，江澤民時代的學校也轉以金錢為中心，大發學生財，致使教育亂收費花樣百出，屢禁不止。2003年12月16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2003年中國治理教育亂收費專項檢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育亂收費案件，違規收費金額達21.4億元。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一司長說，教育亂收費的主體多，小學、中學、大學和教育行政部門都存在亂收費行為，而且集各種價格違法行為之大全；亂收費專案多，標準高，金額大，屢查屢犯；一些單位通過各種變相手法亂收費，如用“補償不足”的名義來掩蓋謀取利益的實質；或用“改革”的名義出現，縮小一般收費範圍，擴大特殊收費。僅2002年1月至2003年9月，華南理工大學對考試不及格的學生收取重修費310多萬元。連中國中小學教育也成為暴利行業。教育似乎真的成為一門生意，一些名校向家長收取高額的贊助費、選校費等，謀取不正當的利益。哈爾濱一所重點小學的擇校費要3.5萬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學的擇校費去年已漲到7萬元。
高額學費及各項雜費使窮困地區和窮困家庭的孩子或被堵在校門外，或家庭負債累累，甚至父母因交不起學費而又感到愧對孩子最終走上絕路。
2002年陝西寶雞市的丁先生，當兒子手上拿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7000多元的學費清單時，他從七層樓縱身而下。
2003年榆林南郊農場53歲的農民景統仕，當二女兒剛剛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三女兒和二兒子又雙雙被保送進了重點高中時，他選擇以喝農藥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
2003年8月6日，江蘇省溧水縣東並鎮愛民村40歲的農民陳能根，因沒籌到女兒陳霞上中專的學費，喝下一整瓶農藥自殺身亡。
山丹一中一名叫蘇天將的高三畢業生參加2003年高考被大學錄取後，因父親常年患病，家庭經濟十分困難，無法籌集到學費，在生活的重壓下感到前途無望的他，在自己家中上吊自盡。
一張張大學錄取通知書竟變成了一張張催命符！難怪一位著名律師驚嘆，教書育人的教育事業，竟有吃人之處。但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的事情卻幾乎是司空見慣。
據官方統計，中國十年教育亂收費已達2000億元人民幣。教育亂收費已經是中國連續四年成為全國價格投訴的頭號熱點。江澤民的親信陳至立領導下的教育部幾乎已成眾矢之的。1998年3月18日，在國務院召開的高等院校校長會議上，由國家教育部直屬重點高校清華、北大、浙大、復旦等校校長，聯署要求罷免、撤換教育部長陳至立。然而，2003年3月這個被擬定罷免的教育部長，由於在鎮壓法輪功和其他方面上緊跟江澤民，竟然被破例提升為主管教育的國務委員。
教育淪為政治迫害工具
尤為可悲的是，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之後，教育界也被陳至立全面推到了迫害無辜、滅絕良知的這場空前的民族災難中。各級教育部門要求對法輪功進行大批判，強迫教師學生觀看誹謗、攻擊法輪功的電影，更有無數在大大小小的班會、校會上無端聲討的，煽動對法輪功的仇恨，並大搞“文革”式的人人表態過關。
2001年2月1日，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組織開展攻擊法輪功的簽名活動，在全國教育系統首推“百萬簽名”，以此來毒害數以億計的未成年學生。有的學生不簽名，班主任連拉帶拽，威逼利誘，逼迫學生簽名。《新生網》2001年5月5日報導：成都中醫藥大學已發出通知，強制每個學生在反法輪功的橫幅上簽名，否則將開除學籍。
陳至立還把對法輪功的誣陷攻擊內容編進中小學教材及各級考題，甚至高考和研究生的試題中。其中真相早已廣為人知的“自焚”偽案，竟赫然出現在六年制小學教科書《思想品德》中。書中假借12歲的小思影的嘴，大肆煽情，以圖製造學生們對法輪功的憎恨和恐懼。這一幕與文革時煽動一代人仇恨“地主婆”、“臭老九”、“走資派”、“孔老二”之手法驚人相似，只是“化妝技術”更加成熟了。
過去人們評價一個人單純老實，會說這個人離開學校後似乎沒有在社會上混過，亦即學校的環境單純。學校裏本應成為人間的一片淨土。但在中國目前的教育界，核心的教育被拋棄，學校鼓勵的不再是真與善，而是謊言與仇恨。政治迫害被放進了課堂，學生純淨的心靈被注灌了毒素，學校甚至遠比外邊社會還要烏煙瘴氣、道德淪喪，中國的教育走向全面沉淪。學校學生的主體都是青少年，他們心靈比較單純，在這種惡意宣傳的毒害之下，讓他們從小就接受謊言，學會仇恨，不辨善惡，這對他們的個人成長和國家的危害是何等巨大！如果說，教育將決定民族和人類的命運，那麼，當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竟然不能容忍“真善忍”的信仰時，這個民族的命運將走向何方？
陳至立還對拒絕參與攻擊法輪功和不放棄法輪功修煉的師生進行迫害。教師被開除，學生被學校除名、不能升學、畢業，把他們強制送入勞教所、精神病院和“洗腦班”，甚至被迫害致死。自1999年，僅清華大學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師、博士、碩士、大學生被非法關押，開除公職、學業，或直接送入勞教所。在江澤民的親信陳至立所領導的教育系統中，外界知道的就有72名教職員工和在校學生被迫害致死，年紀最輕的是只有17歲的佳木斯市樹人中學學生陳英，年紀最大的是68歲的哈爾濱市管理學院教授周景森。
重慶大學高級工程師、64歲的張優稿教授是光電學家、三峽工程某項目科研組組長，曾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等稱號。因進京為法輪功請願，他被重慶市沙坪壩區白鶴林看守所折磨數月，後被綁架到重慶西山坪勞教所，未經任何法律程序被勞教一年，期間受盡殘酷迫害，期滿後又被無故延期半年。張被釋放後還被送往當地政府辦的“洗腦班”遭受新的迫害。
40多歲的法輪功學員吳儀鳳，是原長春建工學院建工系主任、東北三個著名橋樑專家之一，也遭到長春市公安局的嚴刑逼供，後被非法判重刑13年。
43歲的沈應柏博士是林業大學教授、系主任、優秀青年學者，發表學術論文居全校第一，因為煉法輪功被多次抓進看守所、洗腦班。
41歲的劉麗梅是東北農業大學副教授、獸醫系碩士生導師、前系黨支部書記。因堅持修煉法輪功多次被抓，先後被關押在萬家勞教所、萬家醫院，身體受到嚴重摧殘，2003年8月12日死於哈爾濱第二看守所。
35歲的林澄濤是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一位年輕的醫學專家，國家“863”計劃“瘧疾疫苗研製”、“新瘧原蟲抗原候選基因篩選”和美國中華醫學基金CMB項目的課題骨幹，因堅持法輪功的信仰被關到團河勞教所判1年半勞教，遭到長期熬夜、體罰、3萬伏電刑等方式殘酷迫害，最後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
這些優秀人才，本是民族未來的希望，也是親人朋友的驕傲，但他們的悲慘遭遇，讓人痛心疾首。
段祺瑞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想迫害學生，北大校長蔡元培挺身保護學生。但是在這場迫害中，教育界卻是第一個發起百萬簽名。迫害在北大、清華、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等名校無一倖免。
文革搞的政治運動，已經耽誤了中國整整一代人的教育，使中國落後了至少30年。今天中國學風敗壞，教師素質墮落，腐敗成風，政治迫害盛行，這又將耽誤中國未來多少年呢？在江澤民指使下，在陳至立的直接領導下，中國的教育正面臨另一場比薩斯更可怕的無形瘟疫，嚴重威脅著中國的未來，這絕非聳人聽聞。
6．道德危機：沉淪的民族魂
冷漠的人心
2000年10月30日晨，重慶雲陽三星沱江面，數名因“長運1號”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掙扎、呼救。周圍近10條小機駁船主們對呼救的人卻視而不見，只顧打撈水面的“刨財”，幾個船主還取笑道，你們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慶晚報》）
2001年10月24日傍晚，在廣州市白雲區石井鎮石豐路，3歲的貴州籍小女孩藍萍萍掉進人行道上一個無蓋沙井內，其母親和大姨媽跪地向圍觀者叩頭，哭著喊著向附近檔口人員求救。圍觀者30多人，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下水救人，也沒有一個人借手機給她們或幫助報警。10多分鐘後，小女孩的父親趕到將小女孩從水裏撈出來，送到醫院時，小女孩已經沒救了。（《江南時報》）
2003年12月20日凌晨，珠海香洲“滾石”的士高大廳發生一起強姦案。8名男子當著在場近200人的面，將一女子摁在沙發上強姦。（《新京報》）
“臥鋪車強姦案震驚廣西歹徒連奸3女無人敢言”（《中國新聞網》2002年07月05日）
“哈爾濱上演駭人一幕：歹徒當街殺人數百居民圍觀”（《中國青年報》2002年7月15日）
“少女拒調戲被砍八刀二十多個圍觀者無動於衷”（《南方網》2002年5月17日）
……
這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清單，還可以一直不停地列下去。
一個曾經創造出輝煌文明的禮儀之邦，何以竟演變到這等冷漠成性、麻木不仁的可悲地步。有人說，“冷漠”是一個社會進入晚期癌症的特徵之一。每個社會成員此時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機，本能地把自己縮入自我保護的硬殼，習慣於明哲保身，苟且偷生。於是人與人之間不再有誠信、友善、關愛。然而，一個人人冷漠自保的社會恰恰是最危險的社會。雖然大家可能開會時態度一致，喊起口號也震天響，然而一旦遭遇“敵情”，眾人立即作鳥獸散。儘管人們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儘管人們都在做著各種各樣的強國之夢，然而一群道德冷漠、缺乏關愛的人能建設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強國麼？就在中共媒體“中國發展了”，“老百姓生活好了”的政治宣傳中，他們也許忘了，生活在人人自危、沒有關愛的社會，又能有多少人感受到幸福呢？
江澤民統治的15年中國所發生的變化，其實每個人睜開眼看一看就很清楚。和15年前相比，社會犯罪率是急劇增加了還是減少了？貪污腐敗問題、假冒偽劣產品、坑矇拐騙行為是急劇增多了還是相對減少了？賣淫、吸毒、愛滋病、黑社會犯罪等等社會問題到底是急劇增多了還是相對減少了？每個人問問自己，和15年前相比，如果今天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獨自一人走夜路，你會感到更危險還是更安全呢？在江澤民對法輪功這個有數千萬學員的巨大無辜群眾團體進行殘酷迫害的時候，又有多少官員、學者能夠挺身而出呼籲停止呢？每個人都可以問問自己把道德良知放在甚麼地位。
對此，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答案，這才是江澤民真正改變人心的地方。這種改變，將使中國未來社會對任何問題的療治都萬般艱難，因為道德成本是無法計算的。法律只能懲治個別罪犯，而道德卻規範著社會的整體行為。失掉了誠信，失去了良知，社會就無可救藥了。如果說江澤民最根本上摧毀了中國的甚麼，那就是他摧毀了中國人的道德，而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就是未來的最大危害。
江澤民全力推動中國社會的整體道德走向崩潰，實際上採用了胡羅卜和大棒兩個手段。1986年爆發的上海學潮，是江澤民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之後，江澤民氣急敗壞地下令上海交大關閉所有學生社團和學生刊物，整個學校的學生活動只有舞會可以得到允許。1989年4月底各地學潮風起雲湧，上海交大的學生照樣關起校門來搞通宵舞會，直到5月19日戒嚴的前一天，才有大規模交大學生出來參與遊行。
江澤民看到了扼殺人的思想啟蒙，再用慾望對人加以引誘，是人聽命於他的可行之路。他私下對一位政治局委員說：“支配人有兩種手段，一個是利益，一個是慾望。共產黨人要始終把人的這兩點牢牢抓住，則戰無不勝！”
進入中南海以後，江依靠同樣的方法維繫統治，一方面用暴力壓制民間對於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訴求，另一方面以腐敗拉攏高官聽命於己，以社會地位利誘一批“御用文人”向社會宣揚著慾望、金錢和女色，以至於“笑貧不笑娼”幾乎成了輿論主流。發達國家繁榮了那麼多年也未“娼盛”，大陸卻在十幾年裏就完成了。“請客”不再限於吃飯，嫖妓成為社交的一項，社會底層也不例外。知識分子現在還有幾人為勞動者說話？他們現在說的話是要勞動者自願承擔“歷史進步中不可避免的代價”！有一位作者甚至出來說，工人階級也在改革中受惠了，他們下崗，不就是得到了選擇職業的自由嗎？
另一方面，江澤民採用高壓遏制人們的良心，利用人們生而有之的恐懼心來維繫自己的統治。本書第五章提到“六四”事件中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坦克瘋狂開來之時方政因為救學妹而自己躲閃不及，致使雙腿被坦克壓斷。在此後多次“清算”之中，方政因為受傷反成了攻擊軍人的“暴徒”嫌疑人。那位被救的學妹此時無奈地稱：記不起當時的情況了，甚至不承認當時跟方政在一起。由於無人證明他不是“暴徒”，方政10多年來在江澤民治下一直受到政治迫害。在江澤民恐怖高壓統治下，關愛、良知和同情是“惹禍招災”的因素。人們學會了在麻木中求生存，在人鬥人的政治運動中強化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活命哲學。
在一個正常社會，法律強制系統還可能對道德全面崩潰起到一部份威懾作用。然而江澤民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卻恰恰把中國的公、檢、法系統淪喪為摧毀社會良知的工具，致使整個社會道德的淪喪失去最後一點遏制因素，下滑更是一日千里。
2003年發生了大學生孫志剛被廣州天河區“執法人員”毒打致死一案，震驚了全國。然而許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孫志剛被毆打致死之前，廣州天河公安分局的“執法人員”已經打死了法輪功學員高獻民（廣州市暨南大學生物老師）、李曉今（廣州大學教師）、羅織湘（廣東省農墾建設實業總公司職工設計室規劃工程師）。在江澤民“打死算自殺”的密令下，這些兇手不但不受懲處，反而得到獎賞。比如兇手之一韓立平甚至事後竟然升任副局長。而此後的孫志剛案中最高職位的責任人依舊是副局長韓立平。其實在江澤民依靠謊言和暴力維繫的對法輪功學員的鎮壓中，造成了公、檢、法系統中的逆向淘汰，即有良知和同情心的執法人員必定因鎮壓不力而受排擠，奸惡小人必得高升。2005年投誠澳大利亞的前“610”警官郝鳳軍就因為不滿上級作假而被關禁閉。保證社會公義的公、檢、法系統如此墮落，此時又有誰可以保證孫志剛之後不會有李志剛？王志剛？每個人在一次次摧毀良知的“運動”來臨之時，如果只想著劃清界限而自保的話，那麼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也許永遠擺脫不了下一次“運動”的命運。冷漠只會使我們的民族離世界文明潮流越來越遠，總有一天，災難會落到每個人頭上。
必須指出的是，江澤民對中華民族道德的摧殘，是有意為之的。江澤民的一生，充滿了謊言、叛賣、投機和屠殺，漢奸家庭的出身以及日、俄兩國漢奸的經歷使江澤民對於“真實”充滿了恐懼。在一個人人嚴守道德的社會，江澤民是沒有生存環境的，更遑論晉升至國家元首的高位。從另一方面來說，江澤民又是一個無能之輩，在SARS和炸館事件中，充份展現了他遇事膽小如鼠的性格。這樣的人需要無恥文人的吹捧，需要各級官員的逢迎，才能填補因能力無法駕馭權力帶來的不安全感。為維繫其統治，江澤民對中國人的道德追求和精神信仰進行了精心的破壞。
金錢至上引發誠信危機
政治運動多了，人們希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沒有錯。人們窮怕了，想要去多賺錢，這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個統治者引導人們一切向錢看，而又拒絕民主言論自由和媒體監督，禁止民間的宗教信仰，讓所有人只是去撈錢享樂，這樣的社會就將變得非常可怕。沒有輿論、信仰、道德和法律的約束，為了錢人們就可以不擇手段，無惡不作，長此以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將蕩然無存。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人們最關心的社會問題是“腐敗”，而最關心的道德話題就是“誠信”。江澤民把一個國家變成失去誠信的社會，到處弄虛作假，造成人人自危，他是真正在葬送一個民族的未來。
舉個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問題為例。江澤民執政以來，從假煙、假酒、冒牌商標，發展到毒米、毒油、毒茶、毒火腿，早已越過了“再缺德也不能下毒”這個古老的禁忌。
在安徽阜陽農村，自2003年以來100多名嬰兒陸續患上了一種怪病，而令人意外的是，導致這些嬰兒身患重病甚至奪去他們生命的竟然是他們每天都必須食用的奶粉。長期食用這種劣質奶粉的嬰兒，頭大身子小、身體虛弱、反應遲鈍，並伴有大面積皮膚潰爛、內臟發育腫大，被稱為“大頭娃娃病”。僅阜陽市出現營養不良綜合症的嬰兒有171人，因併發症死亡的有13人。許多患“大頭娃娃病”的農民家庭，為了給孩子治病，幾乎花費掉了所有積蓄，有的甚至變賣了家產。不少家庭因為沒有經濟能力，不得不放棄治療，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死去。
害死嬰兒的“毒奶粉”事件，表明缺乏誠信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嚴重的道德危機。
誠信問題影響的卻不只是現在。目前，中國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約有3．67億，佔總人口的28％。他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不講誠信的環境中，對他們自己、對民族的未來，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職業道德的墮落
當江澤民把人們都引向賺錢享樂而又拒絕言論監督和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時，人們也就開始去償還代價了。其中，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就是整個社會的職業道德的全面墮落。
看醫生要遞紅包，孩子入學要交紅包，打官司要給紅包，記者寫新聞要收紅包……金錢把一切天生的職業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會運作模式被破壞了；舊有行業的職業道德變壞了；新生行業的職業道德根本就沒有一個健康發展的環境，一出生就已經被污穢包圍了。
2004年7月全國衛生系統糾風專項治理工作會議公布，當年上半年全國共查處醫藥購銷中的違法違紀案件184件，涉案金額約658.39萬元，受黨紀政紀處分103人，移送司法機關案件88件；查處亂收費金額約3392.08萬元，340人因亂收費問題受到處理。另外，查處收受“紅包”問題223件，113人因收受“紅包”受到處理。這是被查處的，沒有被查處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而司法部門的墮落更讓人膽戰心驚。2005年6月北京市檢一分院披露，河北省廊坊市永清縣法院行政庭原副庭長李同文等15人，通過互聯網買賣手槍30支、子彈1000發，人前捍衛著法律的尊嚴，人後卻粗暴地踐踏著法律；成都火車站派出所的部份警察同小偷“打成一片”；海南省紀委第一派駐紀檢組原副組長張慶由反腐者變成了巨貪；遼寧省瀋陽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慕綏新，原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瀋陽市原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副院長焦玫瑰和副院長梁福全，瀋陽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實等人利用職權並和黑社會集團互相勾結的腐敗大案……凡此種種，中共的公檢法系統，有太多的公職人員早已忘記了自己的職責。這是拜江澤民時代一切向錢看的惡果。執法犯法，打擊報復，沒有監督，為所欲為。公檢法是一個國家秩序和正義的維護者，如果他們的道德墮落了，成為扛著國徽的犯罪分子，充當黑社會的保護傘，甚至變成黑社會了，人民還有甚麼保障？
有關機關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建設工程、公安、檢察院、法院，醫療，教育和組織人事，是群眾心目中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最嚴重的5大領域。調查同時顯示，５大領域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引起了受訪者的高度關注，其中38.54％受訪者認為建設工程領域這一問題“比較嚴重”，38.53％的受訪者認為公安、檢察院、法院問題“比較嚴重”，認為醫療領域問題“比較嚴重”的受訪者比例達29.24％，認為教育和組織人事領域問題“比較嚴重”的也分別達到26.13％和21.20％。
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在國人的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往往被認為是正義的化身和伸張正義的代言人。然而，為了錢，在現今的中國，還有多少記者記得自己的使命和責任？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義興寨發生金礦爆炸事故，前去採訪事故發生原因的新華社、《山西經濟日報》、《山西法制報》、《山西生活晨報》的11位記者收受當地有關負責人及非法礦主為掩蓋事實真相而賄送的現金和金元寶，記者“報導事實真相”的職業道德就此葬送。在江澤民誹謗法輪功的宣傳中，更有無數記者為了私利出賣良知。天津市公安局國保局出逃的原“610辦公室”官員郝鳳軍在澳洲披露，他親眼目睹中央電視台記者伙同“610”不法人員，威逼法輪功學員景佔義在電視上說假話作偽證。在中央電視台的這些記者身上，已經找不到記者的職業良知。這樣的社會，正義得不到伸張，弊病得不到暴露和療治，民族怎會有希望？
會計師本是靠誠信吃飯。因為真實的數據是商業、金融、經濟決策的根本依靠。沒有誠信的數據將可能帶來可怕的災難。會計師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可是在中國，“會不會造假賬”反而是衡量一個會計師“業務能力”的重要指標。一系列的財務醜聞，“中天勤的崩塌”、“黎明前的黑暗”、“立華現象”……暴露出以誠信立業的中國註冊會計師行業已經墮落成了造假的騙子。2001年4月16日，朱鎔基在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的校訓是：“不做假賬”。同年10月29日，朱鎔基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後，題字是“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這樣一條基本的職業道德要求，竟然成為校訓，可想而知會計業造假到了甚麼地步。有人說，中國的會計師行業是新生行業，職業道德還沒有健全起來。可悲的是，江澤民造成的追逐金錢不講道德和誠信的這個腐敗大環境，已經不能給予新生行業一個健康的去建立自己的職業道德的機會了。
繁榮“娼”盛
中國古話說，萬惡淫為首。但在江澤民當政下，中國社會色情行業猖狂泛濫，正常的價值觀念遭到徹底顛覆。
中國現在究竟有多少“舞女妓女”？誰也說不清楚。中國官方估計目前有六百萬，這個數字接近香港總人口，更比全國軍隊二百四十萬總人數多出一點五倍。有民間研究人士則認為實際上早已超過了1000萬人。公安部的數據表明，1984年查獲的賣淫嫖娼的人數是6千，1989年是10萬，1999年達45萬，被查處的人數直線上升，但查獲率是1%還是10%，沒有人知道，但絕對超不過10%。工商局的數據表明，登記在冊的個體私營娛樂場所（歌舞廳、桑拿浴、髮廊等）約45萬家（未登記的數字不得而知），相當部份的娼妓就在這類企業就業，一家店鋪的小姐少則數人、多則數百。此外，從星級賓館、高檔酒店到出租屋、路邊小店以至鬧市街邊、廣場戲院、網絡聊天室裏，也都有為數不少的妓女。另據知情人士透露，不少女大學生供職於各類伴遊、商務諮詢公司、商業俱樂部，從事色情服務。如重慶伴遊公司內幕調查：4小時收費500元，“甚麼服務都可以”。而一位女大學生“涉黃”月收入兩三萬。所以，一般人認為，這支龐大賣淫大軍其創造的年產值可能超過五千億元人民幣，僅次於食品餐飲業、服裝業，雄居第三位。其中有三千億元來自公費。難怪有人戲稱，現在是“笑貧不笑娼”，中國進入了“娼妓空前繁榮的時代”。
東北三省一直是中國色情活動最猖獗的地區之一，幾乎每個城市和鄉村都星羅棋布著大小“桑拿浴室”，而這類地方多是公開、半公開的性交易場所。在東北三省裏色情場所規模最大和最露骨城市，就是大連市。性交易、色情表演不但在大連“合理合法”，而且色情業主常常公然在大街上和報紙上是招聘男女色情從業人員，甚至就是有人報警也是無人出警。
大連如此“娼盛”，和全力巴結江澤民、忠實執行江澤民的“發展”政策的大連市長薄熙來是分不開的。有一位大連基層官員透露說：“從上世紀末起，大連的色情娛樂行業就一直是欣欣向榮，猶如野草遇到了春天的陽光雨露一發而不可收拾。原因是薄市長公開表示，第一要保護外商在大連的企業，不能隨便進去抓賣淫嫖娼最後挫傷外商在大連投資的積極性；至於那些有一定規模的娛樂服務企業，也要由各區人民政府出頭成立‘保護重點企業工作領導小組’，不管是大連哪級單位要進入企業查案都需要事先向該領導小組匯報或者說明情況，並在該領導小組成員的陪護下，方可進入。”
近年來，色情腐敗和性賄賂發展迅速，從地下轉向公開，甚至成為官員追求的一種“流行”和“時尚”，公費色彩越來越濃。貪官的攀比內容已經拓展到包養情婦的多少上。調查數據顯示，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有情婦。在1999年廣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員貪污受賄案件中，100%包養了“二奶”。但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一個人就有情婦107個。最惡劣的是，大陸年輕人中竟出現了群體“換妻”的亂倫取樂，更有少女一次一次地去修補“處女膜”。幾千年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幾年之間在江澤民“改變了中國”的聲浪中，被全面摧毀了。可以說，在中國的社會轉型中，從“性封閉”走向“性開放”是轉型最快最徹底的。如果問江澤民時代人們擁有的最自由的“權利”是甚麼，大概非“性泛濫”莫屬了。可怕的是，歷史重覆地告訴我們，性的全面墮落往往是一個民族走向覆滅的先兆。
人心魔變
當人的道德淪喪到一定地步的時候，就會變得毫無人性，可以窮凶極惡，謀財害命，用錢買命，肆意殺人放火。
2003年，新華網報導了一則令人震驚的連環殺人案。罪犯楊新海從2000年開始，在河南、山東、安徽、河北四省的農村地區作案26起，殘殺67人，滅門多家。2003年11月，河南省平輿縣凶犯黃勇為尋求刺激，用木馬遊戲誘殺25名中學生，將屍骨埋藏自家地底。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心魔變、漠視生命的社會危機。
現在政府官員雇兇殺人也頻頻發生。2002年6月，國內報導了原山東省水產局黨組書記、局長（正廳級）張程震數年前雇兇殺害另一正廳級幹部的消息。2002年4月，湖市常委、政法委書記周其東為擺脫情婦孫某的糾纏，指使兩名歹徒於2001年9月4日將孫某殺害。2005年6月17日，中國官方媒體公開報導河南副省長呂德彬雇兇殺妻的案件，呂授意新鄉市副市長找人下手，而此副市長又委 手下公安局一名副局長，最終副局長在社會上找了兩個殺手將呂妻殺死。
這些官員對自己的同事、妻友都敢下如此狠手，他們對其他人會怎樣對待，也就可想而知了。當國家權力掌握在這樣毫無道德約束，官匪一家，可以肆意殺人的官員手裏時，老百姓心裏又怎麼可能有安全感？
近些年來，中國富豪紛紛遭遇兇殺案。2003年1月，山西富豪、海鑫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海倉在其辦公室裏被槍殺。凶犯作案後在現場自殺身亡，作案的動機是企圖強賣土地、敲詐勒索不成而行兇殺人。李海倉個人資產達1．95億美元，列2002年《福布斯》排行榜第27位。2月，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其老家家門口被人雇兇刺14刀身亡。7月，湖南億萬富豪望城縣格塘建築公司董事長彭玉龍失蹤後，後被人發現浮屍蔡家洲尾的湘江中，案情疑點重重。8月，甘肅地產大王、蘭州市億萬富豪劉恩謙被找上門的兇手槍殺，死於寓所。2004年7月，四川峨邊縣億萬富豪、縣政協副主席、明達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葛君明在其辦公室被炸死，爆炸者峨邊老農張明春隨後自殺身亡，血案的原因是張、葛之間僅6000元的經濟糾紛。2005年4月29日晚，擁有上億資產的內蒙古民營企業家周錦新在包頭市一酒吧門前，被人用菜刀砍死。2005年1月，北京億萬富翁袁寶璟則因為雇兇殺人被判處死刑。
發家致富是很多人的美好願望，但在一個人們沒有心法約束，道德極其敗壞的社會裏，金錢財富並不能給人們帶來幸福安定。相反，金錢很可能成為殺身之禍的原因，讓人提心吊膽，惶恐不安。那些家財萬貫的富豪，也許是很多人羨慕的對象，他們的財富也許是其他人怎麼努力也得不到的，可是在這樣一個人心魔變的社會裏，他們的結局變得如此淒慘。當道德滑落到對生命毫不珍視的時候，這個社會就處於極其危險的地步了。這種社會整體亂象的產生，與江澤民治下公共權力墮落黑社會化、民怨遍地人心失衡等因素是分不開的。
知識分子的墮落
知識份子在整個社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是社會的良知，社會道德的脊梁。一個社會的進步與落後，相當程度地乃至於極大程度地仰賴於知識份子的價值取向。
到了江澤民時代，短短十幾年，被稱之為“良知和脊梁”的知識份子除了極少數還在堅持自己的道德底線之外，絕大多數已經不斷地走向墮落了。他們的自由精神在江澤民恐怖的淫威和錢財的收買下，已經蕩然無存了。
“六四”過後，江一面採取高壓的政策，一面採取收買的政策，從而使得很多知識分子放棄良知投向中共，他們為了自私的物慾，為了不再“流血犧牲”，甘願淪為專制政權的支持者。特別是北大、清華這樣的歷來孕育自由精神、素以產生各類知識名人而著稱的思想搖籃，現在已經成為埋葬自由、民主的墳墓了。學生們深邃的思想沒有了，他們對關係到國計民生大事的政治熱情沒有了，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沒有了。他們不再承擔維護人權、反抗極權的使命，他們不再有為建立法治、消解人治、創造文明、根除野蠻而盡力的責任。他們現在所關注的只是如何與獨裁政府搞好關係以便將來也加入這樣的一個腐敗的利益集團，並從中分得一杯羹。他們已經完全淪為這種專制文化的奴隸，反叛者個個成為被打擊的異類。
很多知識份子只關心如何賺錢，甚至使用許多過去他們所不齒的卑劣方法去追求財富。例如科技人員剽竊別人的研究成果佔為己有，鄉土作家居然寫赤裸裸的色情小說，有的大學教授、博士導師乾脆把自己的淫亂史寫成文學作品狠賺一把。他們在整個社會的大染缸裏被污染，也去幫助污染別人，他們不但自己墮落，還要找出各種各樣的說法為“墮落”辯護，使整個社會找到了心安理得墮落的理論根據。
哀莫大於靈魂之死，現在可怕的不僅是知識分子不擇手段去追求財富，更可怕的是他們出賣自己的良知，甚至助紂為虐，成為江澤民迫害良善的排頭兵。
摧毀道德底線
江澤民對中華民族道德的摧毀，最集中地體現在對“真善忍”民間信仰的打壓上。對法輪功的鎮壓，實際上是對民間重整道德努力的極大摧殘，也是對整個社會良知最徹底的踐踏。
江澤民讓說真話成為犯罪。人們不敢提到“真善忍”，“真善忍”成了反面的詞，這給中國本來就面臨的“誠信”問題雪上加霜。有一個故事，發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山。那裏是很多大陸遊客去參觀的地方。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法輪功學員在排隊的地方講真相。一大陸遊客開始罵起來，對著同行的人們喊到，“真善忍”有甚麼好？這種扭曲的思維讓在場的海外華人都感到不可思議。還有一次，法輪功學員參加美國國慶遊行，弘揚傳統民族文化。一行大陸人見到後，其中一個竟然說弘揚真善忍是在傳播中國的“糟粕”。故事雖小，但是，反映出的問題卻很大。江澤民發動的對“真善忍”的鎮壓和鋪天蓋地的誹謗宣傳，使得“真善忍”成為笑話，成為一種“犯傻”，成為“糟粕”。那麼，“假惡暴”將如何猖獗，如何成為國人的“先進文化”，這個民族的道德將怎樣墮落，就可想而知了。任何一個生活在大陸的人們，不管持甚麼立場，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感受到了自99年以來中國社會道德的急速惡化。
在東北某地，一個上級610辦公室的官員到基層傳達政策傳授經驗，當書記做完本單位總結報告後，大家一起討論，書記問“610”官員：“怎樣能夠在各種場合識別法輪功學員？”官員回答說：“腐敗、貪污的沒一個煉法輪功的；另外，吃、喝、嫖、賭的都不是，地痞、流氓煉不了。這麼說吧，打架、罵人的、不文明用語的，甚至連抽煙喝酒的都不是……今天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就說點透明度高的吧！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百分之百是。公共場所講文明禮貌的，給老人讓座的，撿錢包主動還人不收回扣的，百分之八十是。擺小攤不摻糠使水的，不缺斤少兩的，見便宜不佔的；你就抓你就打！即使打錯了也沒甚麼後果，最起碼他也是個老實人……”
在江澤民強大的宣傳攻勢下，轉眼之間，在許多國人眼中，中華數千年修煉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斂財”的代名詞。一位網友曾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她數次從SOHU（搜狐）、SINA（新浪）上發送的求職信都莫名其妙的被服務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輪功學員，看了她的求職信後，將其中一句話：“具有真誠、善良、堅忍的品德”刪除後，電子郵件才得以“順利”發出。
在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中，最惡毒的不僅僅是以暴力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還在於以“自焚”偽案以及諸如此類的謊言欺騙來煽動仇恨，以高壓手段逼迫人們違心地表態過關，以株連手段摧毀人與人之間僅剩的那一點誠信。既然在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中，人們為了生存可以不得不越過道德底線而違心表態，可以漠視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虐殺、強姦，那麼同樣在商場競爭中人們也會違心地送禮拉關係，以至於製造各種假冒偽劣商品。在江澤民的鎮壓中，人們被強灌這樣的邏輯，善的就是惡的，白的就是黑的──因為“黨”已經給“真善忍”定了性了；說謊造謠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維護“真理”；對於強姦、酷刑、虐殺可以保持冷漠，因為這才是不關心政治的“清高”態度。在這裏，沒有道義、沒有良知，只剩下獸性。
世界上大多數正統宗教幾乎都有戒律，比如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即戒殺、盜、淫、妄語、飲酒；聖經中有“摩西十戒”。戒的目的是通過強制的辦法使人遠離惡趣，逐漸的使人道德昇華。然而江澤民的“610”也有戒忌，其作用卻和一切正教截然相反：中國的網民們都知道大多數聊天室、電子信箱都有過濾禁忌詞。最普遍的比如“真相”、“民主”、“人權”。當一個民族被強制禁戒“真相”、“人權”，甚至仇視“真、善、忍”的時候，那麼這個民族的未來將走向何方？其實每個人睜開眼看一看不難明白，從上世紀末的“假煙、假酒”到今天的“毒米、毒瓜子、毒奶粉”、“二奶村”，並且這個趨勢絲毫沒有遏制跡象，這難道不能令人警醒麼？
正如柏拉圖所說：“看得見的是看不見的所投下的影子。”人們目力所及而看到的生態災難、經濟災難和政治危機等，都真正起源於道德的淪喪。因為人沒有了道德顧忌，才對自然無度地摧毀和索取，而不顧他人和子孫後代的福祉。舉例來說，淮河上游的工廠為了經濟效益而把大量污染排入淮河，造成下游水產死絕、伏屍千里，不要說魚蝦，即使是下游的人也無淨水可喝。這種災難並不需要甚麼高深的知識，而只需要常識和人起碼的道德操守即可避免。金融災難也來自於違規操作、發布虛假消息、股市圈錢等等。因此江澤民造成的道德災難，才是中國種種災難的根本。
道德是一個社會的根基。道德的破壞，將使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積累，都將變得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廈。不但這一輩人會付出代價，連子孫後代都會賠進去。
7．天災警示：人不治天治
中國人講天人合一，認為人間的事情會引發不同的天象，天象的變化給人以某種警示。中國古人研究過天災與人行為之間的關係，認為天災的出現是對國家失道行為的譴告，而若對天之譴告不思反省，奇異天災就會來臨，以警示世人。倘若還不能改過，真正的災害就會來到。
在中國社會道德開始下滑，尤其自1999年江澤民鎮壓以“真、善、忍”為準則的法輪功修煉者以來，中國大地上旱災、洪水、沙塵暴多是“幾十年不遇”，“災情每每加劇”。據統計，1949年以來的40年中，中國出現的強沙塵暴天氣有40次，而江澤民執政的九十年代沙塵暴次數就有23次，特別是自從1999年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沙塵暴就“如影隨形”，且愈演愈厲。2000年3月至5月中旬，中國北方出現14次較大範圍的沙塵天氣。2001年春季兩個月中，沙塵天氣共發生18次。2002年3月20日被北京市民形容為“世界末日”的沙塵暴，有3萬噸沙子飄落而下，平均到每個北京每個人頭上就達3公斤！
在每年的夏季，中國的農民還要遭受年年如期而至的蝗蟲的襲擊。令農民欲哭無淚的蝗蟲大災，已經持續了多年。2000年飛蝗發生涉及12個省區市160個縣，發生總面積超過3000萬畝次。而在2001年夏蝗發生區域涉及11個省市自治區，涵蓋160多個市縣區。除了東亞飛蝗之外，屬於非遷移性的蝗蟲也在內蒙古、新疆、遼寧等省區大肆啃食農作物，農區土蝗發生面積7000萬畝左右，其中重發生區更是高達3000萬畝。由2002年4月開始，蝗蟲大災又再次以鋪天蓋地之勢席捲神州大地……東漢蔡邕說，“有了蝗蟲，是因為皇帝與官員們都貪婪、殘暴”（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翻開中國歷史，更可以看出，每朝每代的蝗災幾乎都伴隨著當權者對百姓的殘害。民間的種種苦難，跟江澤民與中共的倒行逆施息息相關。
2001年4月，大陸各地普遍出現奇異天象。廣州石家莊白晝變黑夜，甘肅沙塵暴剛過，又普遍降雪，西安大降泥雨。香港日前也“天地變色，冰雹襲港”、“暴雨挾狂風，詭異12分鐘”。
2003年，在中國南澇北旱，南方六省區緊急汛情，北方東三省劇烈旱情。瘟疫病毒來勢洶洶，薩斯（SARS）突現，驚魂未定，禽流感病毒，時隱時現，疫情又起。
2004年7月，北京一直籠罩在50年來的同期最酷熱的持續高溫之中。氣象觀測到的最高溫度超過40℃，是40年來北京7月中旬的最高觀測溫度。而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城區出現“七月飛雪”；鄭州也遭到雞蛋般大小的冰雹和雷雨颶風突襲。8月溫州出現八月飄雪的景象；成都遭到閃電、驚雷和驟雨襲擊，四川省防雷中心統計4日的雷擊數據顯示，當天成都共遭雷擊10384次，是2004年雷暴最密集的一天。
這樣的天災異象，正是上天對江澤民罪惡的警告，是對人們的提醒，顯示道德淪喪後中國社會可能出現的巨大災難。
8．水澤之民禍害人間
江澤民執政的十幾年，給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幾乎把中華民族拖入萬劫不復的邊緣。這種災難與他的品性密不可分。他的自私貪婪造成了中國空前的腐敗，他的妒忌專橫釀成了中國的腥風血雨，他的陰險毒辣，製造了中國現代最駭人聽聞的群體滅絕慘案。他的自私、卑鄙和愚蠢葬送了自己。這個毫無人性、毫無道德感、也毫無理智的丑角最終親手把自己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江澤民會不惜以毀滅整個民族的代價來維護自己的一點點利益？江澤民不可思議的邪惡和愚蠢，是人們難以理解的。
或許，只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那就是，他帶著某種使命而來：製造災難，讓國人不得安寧──皆因他來源奇特，非我族類。
事實上，江澤民長得就像某類水族生物，行為舉止也相當怪異。他上台後，中國的水災異樣地頻繁；他去過的地方，經常伴隨著怪像：他去德國，廣告牌會出現蛤蟆；他去冰島，報紙也刊出蛤蟆照片；他去訪問美國的時候，中領館旁邊的一家餐廳也以大蛤蟆做為標誌。據江澤民身邊的一位高官透露，江吃的東西，“除了珍禽異獸外，還包括蝗蟲、龜蛇、蠍子、鱷魚、耗子崽，甚至還有高價從越共取來的人腦，以及不時輔以冰毒類的藥品‘提神換氣’。”這些一般人一看到就感到全身噁心的東西，“江吃起來卻很自在”，這位官員說。
按照老百姓正常的生活體驗，來揣摸江澤民這個竊居高位來自水族的人形異類的言行舉止，的確無論如何也難以想通。其實，歷史上狐狸精轉生成美女妲己，對敢於諫言的忠臣施以種種駭人酷刑折磨致死，目的是禍亂朝廷。如今，吸入千年邪氣的水澤之民也轉生成人，只為禍害人間。
※ ※ ※ ※ ※ ※中華民族五千年漫漫歷史長河中，曾經出現過桀、紂一類的暴君民賊，更多見趙高、秦檜般的大奸巨惡，然則無論黎民如何水深火熱，國家如何兵連禍結，江山易主之後，總現萬象更新，生機一片。只需幾十年休養生息，文明便重新昌明光大，國家便轉復興旺富強。此皆因民族精神未死，自然資源依舊。
歷史的腳步輾轉至今，以奸猾而得逞的江澤民爬上中國最高權力寶座之後，中華民族生存之根基被摧毀得千瘡百孔：祖先世代生存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國土被秘密出賣給異族；歷盡滄海桑田才得以形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被糟蹋污染，被無度地消耗殆盡；五千年傳承的道德標準被歪曲異化；信仰出現危機，到處物慾橫流。於江氏無所不在的欺騙洗腦與暴力脅迫下，有多少人放棄了誠實寬厚、仁愛謙和的道德底線和對生命的珍視，變得見風使舵、睚眥必報、落井下石，甚至為一己之私而無惡不作、無所不為。
當數千萬下崗職工和上億貧苦農民為生存而苦苦掙扎之時，江澤民卻動輒花費上億公帑窮奢極欲。“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江澤民的腐朽統治，造成了中國大陸貪官遍地，賄賂公行，黑社會無孔不入。懸殊的貧富差距和巨大的金融黑洞使社會動盪的危機一觸即發。性亂和毒品所帶來的傳染性疾病迅猛地侵蝕著國民的身體素質，對於物質財富不擇手段的追求令民族精神奄奄一息，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使用讓中國人的生存空間日趨萎縮。如此而往，無需多日，子孫後代將無處尋覓一方淨土，一掬淨水，一口純淨的空氣。
稍微盤點江澤民的罪惡，就讓人感到心情無比的沉重。但江澤民對中華民族的禍害，遠不是我們所能完全說出來的。了解了江澤民，才明白甚麼叫做罪惡滔天，罄竹難書。
歷史上無數曾不可一世的帝國隨著道德墮落和物質荒淫而歸於塵土，江澤民正踏在這同一車轍中，將整個民族拖向萬劫不復的深淵。爆炸、縱火、槍擊、投毒，黑幫猖獗和日益泛濫的假貨使社會上人人自危；地震、洪水、乾旱、蝗蟲與沙塵暴愈演愈烈，天象示警，災異屢現。
江澤民已無“乘風歸去”的可能，他的罪惡決定了他必將可恥地死去，今天就是給江澤民蓋棺論定的時候。創作這本書的目的，並非出於對江澤民的仇恨，而是要將江澤民的邪惡真正曝光在世人面前。在江澤民帶給中國和世界的這場空前劫難面前，面對其對“真善忍”的血腥迫害、摧毀人類道德良知的罪行，事實上每一個人也都面臨著善與惡的抉擇，這個抉擇是對世上每一個人良知的考驗。清算江澤民這個中華民族的最大罪人，天必助我，將華夏從生死存亡繫於一線之危機中解救出來，重振雄風，再創輝煌。
（待續）
關於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