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6月15日】（接前文）第十三章：迫害大法赤膊上陣 元兇巨惡一意孤行（1999下半年）
江澤民當政十五年（包括後來垂簾聽政的兩年）經歷了很多中國歷史上的大事，比如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鎮壓法輪功，前面的事不是運氣碰上了，就是利用其他人為己賣命而獲，只有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的獨家“專利”。
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如果說“六四”後進京，在險惡的政治鬥爭中，江是一步步站穩腳跟的話，鎮壓法輪功事件使江澤民立即背上了沉重的巨大包袱，這是企圖速戰速決的江澤民始料不及的。從江澤民一意孤行啟動鎮壓機器那一刻開始，其命運就緊緊和鎮壓運動捆綁在一起，其一切決策也都是以此為中心。
恰如手無寸鐵的基督徒在強大的羅馬帝國長達300年的迫害中仍然屹立不倒一樣，超世俗的信仰的力量是無法用世俗的概念去度量的。法輪功幾年來和平理性的抗爭讓死不認錯的江澤民騎虎難下。因此，要了解江澤民1999年之後的思想和行為，就必須對這場迫害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1. 羅織罪名
從1999年“四．二五”上訪事件後，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的調查摸底、輿論宣傳準備、調動公安偵查搜集情報，以及各地黨組織的思想準備工作就一直在緊張進行。江澤民把這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由於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1998年移居美國，江澤民甚至希望通過減少五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引渡李先生回國。李先生於1999年6月2日發表了《我的一點感想》，其中說道：“我只是教人向善，同時無條件的幫助人解除疾病，使人達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收任何金錢與物質報酬。對社會對人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普遍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不知是不是因此而引渡我哪？……不過我聽說通常引渡的人都是戰爭罪犯或人民的公敵。再有就是刑事罪犯。如果這樣的話，我不知道我是符合以上的哪一條。”
李先生還說：“其實，我一再教人做人要以真、善、忍為準則，我自然也要做一個表帥。在我個人與“法輪功”弟子遭到無端的非議與不公正的對待時，都充份的表現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懷，給政府充份的時間來了解我們，無聲的忍受著。……其實我非常清楚有的人為何非要反對‘法輪功’。就是像媒體報導中說的學‘法輪功’的人太多了。一億多人是不少，難道還怕好人多嗎？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壞人越少越好嗎？”
儘管江澤民可以看到李先生的所有諄諄勸善之言，但是他還是太習慣用自己那卑鄙小人的思維模式去猜測別人。江還認為沒有人不怕死、也沒有收買不了的人。所以，掌握了全部國家機器的江認為沒有自己辦不到的事情。
1999年6月7日，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把法輪功的產生和迅速傳播說成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同我黨爭奪群眾、爭奪陣地的一場政治鬥爭”。
江澤民從來不為自己的結論提供任何論據和論證過程，也全然不顧法輪功和平、理性並且已經給億萬民眾帶來身心改善的事實，蠻橫專斷地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職幹部、離退休幹部，所在單位的黨團組織和行政部門的領導都要停止修煉法輪功，並“在思想上劃清界限”。
從政治局對他4月25日當晚寫的那封信的反應上，江澤民感到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乃至常委都在鎮壓法輪功的問題上相當冷漠，包括朱鎔基領導的政府部門也認為把法輪功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實無必要。因此，江決定成立一個聽命於他的跨部門領導小組，凌駕於一切政府機關之上，直接避開政府、司法系統、財政系統等部門對推行鎮壓命令的約束。於是他想到了李嵐清。
當時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江外其他六名對鎮壓持反對態度。在中共高層口碑很壞的薄一波聽說政治局其他常委都反對鎮壓，於是出來表態，表示堅決支持江的決定。
江澤民還決定去說服跟自己私交不錯的李嵐清。江澤民拿出黨性和“亡黨亡國”的帽子威逼李嵐清，最終李嵐清立場鬆動，同意了江的決定。
這樣，江澤民按照他的設想成立了一個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的領導小組，由李嵐清任組長，並根據中共“槍桿子、筆桿子”的理論任命羅幹和丁關根任副組長。江還任命公安部副部長劉京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為主要成員，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並指示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密切配合。該機構於6月10日成立，故稱其為“610辦公室”。
就其性質而言，“610辦公室”是個不折不扣的非法組織，其產生和存在都沒有法律依據，和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一樣。“610辦公室”的唯一目的就是繞過法律，繞過正常的經費和人員編制審批，調動全國的鎮壓和宣傳機器迫害法輪功。這個非法組織的總頭目其實就是江澤民，所有重大密令都是江澤民傳達下去的。江怕留下證據，送去的密令從來不敢落款，但“610辦公室”的人見到此類“白條”就會立刻執行。
江澤民利用自己獨裁權力，採用非正常手段，繞開正常的法律體制，組建凌駕於各級司法系統之上的“610辦公室”，並讓“610”去脅迫從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人員執法犯法，徹底中斷了中國二十幾年來的法制進程，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江澤民當時雖然跳得很高、喊得很響，但卻也拿不出甚麼具體的辦法。於是江澤民找曾慶紅私下謀劃，通過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於1999年6月14日發表了《接待部份法輪功上訪人員，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發表談話》，其中提到：“一、連日來，一些法輪功練習者紛紛傳言，甚麼‘公安機關就要對煉功者進行鎮壓了’，‘黨團員、幹部參加煉功就要開除黨（團）籍和公職’……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蠱惑人心的謠言……”“二、黨和政府對待正常煉功健身活動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我現在再次重申：對各種正常的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這些政府要員向全國正式發布的信誓旦旦的談話和許諾，不難看出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從無信義可言。
本來法輪功的一切活動就都是公開的，所以那些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對中共媒體並無戒心。但與此同時，大量的公安和特務偽裝成法輪功學員，打入所有的法輪功煉功點搜集信息，對他們的各種活動進行照相和錄像，調查清楚了每個法輪功煉功點的負責人的情況。
2. 開始鎮壓
7月19日，江澤民召開中共中央高層會議，以總書記的身份下達了開始鎮壓的命令。上萬名武警荷槍實彈進入北京，周邊軍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7月20日，江澤民下令進行了一場遍及全國範圍的大逮捕，所有被認為是法輪功“骨乾”的成員都被中共拘留或帶走問話。江還在7月29日試圖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引渡李先生回國，但遭到國際刑警組織的斷然拒絕。
“六四”之時，中共就是先用機槍坦克殺人後使人們不敢說話，然後再用宣傳機器全力說謊，在接下來只有一個聲音的環境中，許多人都聽信了中共的謊言。江澤民認為這一招對法輪功應該同樣奏效。江下令銷毀所有法輪功的書籍和音像製品，同時指示封鎖互聯網上所有可能得到法輪功真實資訊的網站，迫使民眾只能從被江操控的國內媒體獲取有關訊息。
在鎮壓前，北京市電信局提供263服務，也就是用戶無需登記用戶名和口令，撥打263後即可上網瀏覽，並且可以註冊電子郵件信箱。在鎮壓開始的那一刻，263以技術維護的名義，停止郵件服務48小時，阻擋國內民眾通過郵件與海外及時聯繫。
在鎮壓開始兩天以後，7月22日下午三點，江澤民精心準備的謊言就登場了。一部三十多分鐘詆毀法輪功的電視片在全國反復播放，片中充斥了各種千奇百怪的謠言。比如李洪志先生1999年2月在洛杉磯的講法，原始錄像中有一句話說“過去人所說的那種劫難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電視上當局恰恰把“不”字給剪接掉了，這樣這句話就變成了“過去人所說的那種劫難是存在的”，然後以此為由，說法輪功在宣傳世界末日。
1999年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萬3千億元人民幣，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軍隊、武警、公安、勞教、監獄系統，還有2000多種報紙、雜誌、上百家廣播和電視等宣傳機構，僅中央電視台就有12個電視頻道，覆蓋全國，而且通過衛星用外語向全球播放。7月20日以後，一夜之間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忽然全力運轉，目的只有一個──江澤民宣稱：要在3個月內消滅法輪功。報紙、雜誌、廣播電台和所有的電視頻道開足馬力，24小時反復播放所謂的“揭批”文章和節目。警察把修煉群眾從每一個煉功點趕走，將不服從的人押上警車抓走。所有的工廠、企業、學校、街道都要組織人們集體收看批判法輪功的新聞和節目。各國的中國大使館也開始組織當地華人開“揭批會”，並向各國政府散發詆毀材料。全國上下燒書、抄家、抓捕、人人表態支持鎮壓，以及廣播、電視、報紙鋪天蓋地的宣傳批判，恍惚之間，如文革再臨。
這裏還不能不提到，江澤民同時還動用在香港收買的媒體對法輪功進行詆毀，其中最賣力氣和最迷惑人的就是“鳳凰衛視”。鳳凰衛視表面看起來不偏不倚，但中共的重要稿件直接下到該電視台，不但一個字不能改動，而且誰如果敢提出任何異議，立即就得捲鋪蓋走人。工作人員都知道，鳳凰衛視在最關鍵的時候，在最關鍵的問題上發揮著中央電視台不可替代的作用。
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是中共總參特務出身。1999年“4．25”中南海事件後，劉長樂受羅幹的秘密派遣，與偽科學家何祚庥合作，從99年5月就開始對法輪功竭盡造謠之能事，製作誣陷法輪功和法輪功創始人的專題節目，並在北京印刷發行了一本專門誣蔑法輪功創始人的書，不但內容荒誕無稽、通篇謊言，而且用詞非常惡毒。鳳凰衛視以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包裝自己吸引觀眾，以貌似公正的外表全力配合江澤民進行欺騙宣傳，為鎮壓法輪功製造輿論，毒害了無數大陸和海外的華人。鳳凰衛視人員後來紛紛出事，劉長樂被揭發參與中國銀行前行長王雪冰經濟違規及犯罪活動，接受盤問調查，中文台副台長趙群力駕機墜毀身亡，女主播遭遇重大車禍，資訊台記者被綁架。
看到江澤民傾盡全力鎮壓法輪功，不少社會學家當時估計，“以中國政府的力量，法輪功堅持不了一個星期。”
不過江澤民失算了。他一直沒有搞清楚一個問題，法輪功實際上並不存在甚麼“骨幹”，所謂的“負責人”也僅僅是在集體煉功的時候拿個錄音機放音樂、或者有甚麼活動通知一下大家，除此之外，負責人與煉功點上的其他人沒有任何區別。每一個人都有各自在社會上的工作，每一個人也都根據對《轉法輪》的學習和了解去決定如何做。那種認為抓了“負責人”，法輪功就會群龍無首的情況並沒有出現。大規模抓捕反而使那些普通的學員也都站出來，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和平請願和講清真相的作用。
從7月20日凌晨開始，大量的法輪功學員開始從各地湧向北京為法輪功鳴冤、上訪，為自己的合法煉功權利申訴。7月21日和7月22日，中南海附近、西單、六部口、北海以及天安門等地不得不戒嚴。610辦公室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代價阻止群眾上訪，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嚴密封鎖，軍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然而，仍然有許多人步行或騎自行車，穿山越嶺趕赴北京。一些人在進京途中被當地公安截回並拘留，另一些人則成功到達北京。數萬上訪的學員被臨時關押在豐台和石景山的體育中心。
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匯集北京城區的上訪學員人數，最多時超過30萬，而北京城近郊區長期以來都維持大約70萬為法輪功上訪請願的人。這些人從政府官員、軍人、知識份子、學生、商人到普通農民，從小孩到白髮蒼蒼的老人都有。有些遠在四川、雲南、黑龍江、新疆的農民，甚至包括有些一輩子從沒有出過遠門的農村婦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訪的遙遙旅途。一名吉林白山的婦女，在坐車去北京上訪的時候被警察截在了遼寧，並被沒收了所有的財物。她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從漫天風雪的東北，沿路要飯，走到了北京。一個四川農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盤問時，打開自己的包袱，將9雙穿爛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說：“我走了這麼遠才到這兒，就為了說一句心裏話。法輪功好！政府錯了！”
當時到北京打橫幅抗議的至少有兩位省部級官員，出於安全考慮這裏不便透露他們的名字。他們也同樣被警察抓到，在詢問並核實他們的姓名和身份後，警察嚇了一大跳，趕緊讓原單位領了回去。這裏不但反映出修煉法輪功的人遍佈各個階層，同時也反映出江澤民的獨裁，連這樣高級別的幹部也無法向江進言。
上訪是中共在文革後為了解決大量冤假錯案而制定的有中國特色的官民溝通渠道，是弱勢群體討一個說法的最後希望。江澤民在對待法輪功時，卻制定了禁止為法輪功上訪的“公安六條”。中共石家莊市“610辦”在2005年農曆新年之際下發了迫害法輪功的工作部署通知，該通知中有“六防”，其中最後一防就是“防止法輪功利用法律手段和上訪搞對抗”。依法申訴被說成是“對抗”，就要被抓被判刑，“利用法律”就是“犯法”，這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一大隱蔽邪惡之處。可以說，江澤民在這方面是開了歷史的“先河”。
江澤民感到最難以想像的是，儘管他已經下令採取了極其嚴厲的措施對待上訪、請願──包括罰款、監禁、開除公職，以及家庭連坐、單位牽連等手段，這些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似乎不為所動。江澤民簡直無法相信世界上還有人會為了信仰而甘願犧牲一切物質利益。這些法輪功學員對信仰的堅定，也讓江更加妒嫉李先生，同時也更使他急於把法輪功鎮壓下去。
3. 法輪功與國際社會的反應
就在江澤民緊急動員鎮壓的時候，李洪志先生正好在澳大利亞悉尼參加世界各國部份學員主辦的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5月2日，李先生會見了《澳洲新報》、《自立快報》、《亞洲週刊》、中華電視公司等中文媒體的記者，當天下午，又會見了澳洲國家廣播電視局、《悉尼晨鋒報》、法新社等媒體的記者。
李先生在開場白中說：“我認為佛法是嚴肅的，通過媒體像做廣告一樣吹，這本身就是不嚴肅，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借用媒體來做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學員覺得好，學了之後，他就把自己心裏的感受，身體的好轉，整個狀態告訴他的親戚、朋友。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對自己的親屬撒謊，對自己的丈夫撒謊。那麼說出的話就是真實的，絕不會我受騙上當了，再叫我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再去上當，絕沒有這種事情。”
李先生還表示，“學員當中有許多是高級知識份子，有許多是科學家，有許多是博士、碩士，特別是在美國那個環境下，有很多，不下幾千人，那都是拿幾個學位的。這些人不聰明嗎？他們非常聰明。比如說，在我們中國大陸，有許多人是高級知識份子，有許多是高級幹部，甚至於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們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有過思想信仰，追求過，也有過盲目的信仰，也經歷了這樣、那樣的運動，這些人是傻子嗎？他絕不是，他能夠盲目地追求一個東西、盲目地信仰一個東西嗎？這些人是絕對不會。”
李先生的談話打消了國外許多人對法輪功的很多疑慮。所以江澤民在開始鎮壓法輪功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類似的、能夠澄清法輪功事實真相的訊息截堵在國門之外。
在中國開始鎮壓的同一天，李洪志先生發表了一篇聲明，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國際機構、善良的人們能給予支持和幫助，解決目前在中國發生的危機，同時希望中國政府及領導人不要把法輪功群眾當成敵人。
接下來的幾天裏，李先生接受各國媒體採訪，不斷說明一點：法輪功不會構成對任何政權的威脅，相反，對任何政府、國家和民族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7月22日，法輪功明慧網發表李先生給中央和政府領導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呼籲中國政府不要對無辜的法輪功群眾採取打壓政策，而應該通過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問題。他預言這種不計後果對修煉人的殘酷迫害，將最終導致國家和民族的災難。這是所有善良的人們都不願意看到的。
與國內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規模的和平請願同時發生的還有世界各國法輪功學員的聲援。7.20事件後，許多學員自發匯聚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康乃迪大道2300號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前靜坐和平請願。那以後的2個星期中，學員向美國各級政府、議員、媒體和世界170多個國家的駐美大使館，講述中國發生的迫害，希望他們能夠幫助法輪功學員跟中國政府對話。
很快，自由社會的各國政府和人權組織就做出反應。1999年7月至12月，加拿大政府、聯合國世界公民聯合會、澳大利亞、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等紛紛通過決議，強烈抗議和譴責中共這一侵犯人權和踐踏自由的行徑，並呼籲營救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4. 中共決策層
自從鎮壓命令下達以後，作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權力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竟然從此就從電視上消失了，一連半個多月沒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則江澤民座談國企脫困的新聞。本來國企三年脫困，是朱鎔基就任總理時的豪言壯語，如今這個領域也交給了江澤民，看來朱鎔基當時心灰意冷，一切都大撒把了。
在八月份的“人大”“三講”匯報上，李鵬說：“對法輪功人員不要追究參與沒參與，關鍵是看其思想認識是不是轉變了。這一點，一定要向同志們講明白。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轉化成敵我矛盾，要把握分寸。”這也是李鵬在刻意和江澤民殘酷鎮壓政策保持距離。
政治局委員們也對鎮壓不以為然。讓江澤民十分惱火的是，除山東、遼寧等少數省份外，許多省市對鎮壓不感興趣，對鎮壓的指令陽奉陰違，尤其南方一些省市如廣東，到1999底仍然有“法輪功絕大多數是好人”，“在廣東不判一個”等說法。被選為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錦濤、李長春也是消極敷衍、低調對待，不願和江一樣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江澤民沒辦法，2000年2月只好親自去廣東督戰。他批評廣東對法輪功“鎮壓不力”、“軟弱”，要李長春在政治局會議上做“檢討”，還親自給深圳市委發傳真要他們“守住陣地”……。在江澤民和羅幹的高壓下，廣東終於開始勞教法輪功學員，第一批被勞教的學員中就有胡錦濤的大學同班同學張孟業。有人對江澤民說：你這是一石二鳥，既給廣東省鎮壓法輪功開了先例（胡錦濤的同學都判了，誰還不能判？），又給胡錦濤套上了“出賣同學”、“不仁不義”的恥辱牌。
江澤民一個人在台前大跳大叫，中央許多人卻像看小丑一樣看著他表演。
5. 脅迫朱鎔基
看到鎮壓的遲緩進展情勢，薄一波給江出主意說：“政府在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這和鎔基同志不重視、不公開表態有關。”
老百姓中流傳著一句話：“馬列主義一捲捲，毛澤東思想一本本，鄧小平理論一篇篇，江澤民學說一句句。”實在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了。實際上，江澤民的“三講”和“三個代表”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幾十個字而已，實在是算不上甚麼思想。然而，從鎮壓法輪功後，曾慶紅開始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推廣“三講”，江澤民也把“三講”作為個人樹碑立傳的好機會。
按照曾慶紅的想法，朱鎔基在“四.二五”事件中親自接見法輪功學員，他不出來講話，會給外界造成黨中央分裂的猜測。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譽，如果支持鎮壓，可以讓不少人倒向江澤民這邊，也可以讓那些來上訪的法輪功斷了希望。“三講”運動是一個很好的強迫朱鎔基表態的機會。
曾慶紅把這些分析告訴江澤民後，江立即把朱鎔基找去訓了一次話，大意是說，國務院部門“三講”進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鎔基把“三講”當作維護執政黨地位的運動重視起來。江澤民指責朱鎔基長期以來“不知道服從政治的大局，對黨中央的政策有抵觸情緒，消極應付。要知道，‘三講’中最重要的就是‘講政治’。鎮壓法輪功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江說，“鎔基同志，黨中央要求國務院不但要‘講政治’，而且要講好，要把推廣‘三講’和當前最大的政治結合好，否則就是分裂黨！”
從江辦出來，朱鎔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後朱鎔基還是違心地表態支持江澤民的鎮壓決定，也許他是不想再受當年被打成右派時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趙紫陽的淒慘狀況。
“三講”其實並沒有甚麼成效，老百姓中流傳著一副對聯，借用政治局委員吳官正和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名字說：“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講來講去無官正，反貪污反腐敗反墮落反來反去未見行。”
當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馬昭也是讓賈充在前面幹壞事，自己躲在後面；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把林彪、江青和張春橋等人推在前台；但鎮壓法輪功這樣愚蠢的毫無理性的行為，沒有多少人願意賣命，江澤民想躲在後頭都不行，所以只好事事衝在前頭，所有的黑鍋都自己當眾背上。他不但四.二五當晚連夜寫信給政治局，還在9月份參加在新西蘭奧克蘭的亞太經合會議上，親自給每個國家元首遞上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失盡體統。
江澤民滿心希望各國元首“干涉一下中國內政”，對他的鎮壓表示贊同，結果碰了個大釘子。克林頓通過美國國務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布了《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批評中國大陸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到三個月以後，克林頓在華盛頓的一次人權演講中，公開批評中國鎮壓法輪功，把逮捕法輪功成員稱為壓制人權的“一個麻煩例子”。當然，江澤民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賦人權，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敢說他江澤民鎮壓有理。看到遞小冊子收到了反效果，江澤民隨即祭起了兩頂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內政”和“反華”。
6. 勞民傷財的“慶典”
中共對法輪功的輿論批判每天不斷，新聞聯播中至少有一條以上的新聞是抹黑法輪功的。這種情形整整持續了大約兩個多月後，突然中斷了幾天，因為中共要為其奪取政權五十週年舉行一次大型慶祝活動，輿論上也因此要營造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來。
對五十週年慶典最翹首企盼的就是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了。他要在這一天把他的巨幅肖像和毛澤東、鄧小平並列起來，享受一下君臨天下的感覺；同時，他要像鄧在建政三十五週年的慶典上一樣，檢閱三軍，過一下軍委主席的癮；他還要讓“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之類的標語走上天安門廣場，以向全世界宣示他的權力。
當初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原則是五十週年慶典按照三十五週年慶典的規模辦，而在實際操作中這個原則被遠遠拋在一邊。慶典前，朱鎔基把計委的曾培炎和財政部長項懷誠找過去詳細詢問慶典工程的預算情況，得知各種獻禮工程、提高公務員和離退休人員等的工資，追加基礎設施建設等一共支出一千八百億元人民幣時，氣得雙唇緊閉，不發一語。後來他對工作人員說，“我這個總理甚麼也總理不了。比如北京這幾項大工程勞民傷財，毫無必要，但是我砍得動嗎？美國別說建國五十週年大慶，就是百年大慶，它華盛頓敢這樣搞嗎？誰搞誰下台。全國老百姓的錢能集中在首都用嗎？”
江澤民則說：“我的意見是，慶典要有氣勢。五十週年的慶祝活動主要算政治賬，不要過於拘泥經濟賬。何況我們現在的國力完全辦得到。”
其實，即使中國的國力確實辦得到，又有甚麼必要？江澤民這一次的揮霍，其耗費接近於100個希望工程，相當於救助2億多個學生的款項。這筆錢可以讓3千萬下崗工人生活一年（按每人月費500元計）。
當江澤民的車隊駛過天安門廣場，當他也學著鄧小平喊“同志們好”的時候，他卻不像鄧小平那麼自信滿滿。因為他知道，當年北大的同學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時，至少鄧得到了全國人民、至少是全國農民的擁戴，而他江澤民臨近慶典之前，卻把一億多善良百姓打成了敵人，這些人連帶他們的家屬和親朋好友是多麼龐大的一個數字！
7. 鎮壓升級
鎮壓已經快三個月了，慶典前後，來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源源不斷。讓江澤民弄不懂的是，這個看似不堪一擊的法輪功修煉者團體似乎具有出人意外的頑強生命力。
慶典結束的當天晚上，江澤民又找到了曾慶紅。他說，“現在每天的動態清樣上都有法輪功上訪的消息，前一段時間我命令信訪局把上訪人員直接抓走，現在進京的這些法輪功都改到天安門煉功抗議了。各個省每天都有人來，而且在國際上我們也很被動。”
曾慶紅說，“現在從常委、政治局委員到各級黨組織，對鎮壓都很消極。我建議：第一、各地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各地如有上訪的法輪功超過一定數量的，一把手撤職；第二、上訪人員中山東來的幾乎最多，告訴吳官正，如果再有上訪人員就撤銷他省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如果鎮壓得力，可以考慮他在十六大上當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錦濤的態度很曖昧，原來我們選定的第五代領導人李長春在廣東的鎮壓，也很不得力。我們必須採取措施。”
送走了曾慶紅，江澤民緊急召見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希望中科院組織一批院士宣揚科學和無神論，借此批判法輪功。路甬祥匯報說以何祚庥、莊逢甘、潘家錚為首的一批院士正準備聯絡一批宗教界人士成立一個揭批法輪功的組織，宣傳無神論，“把批判運動引向深入”。江澤民對路甬祥說的這幾個人很不以為然，讓路甬祥去做錢學森的工作。
中科院當時煉法輪功的人相當多，“四.二五”中南海請願時，站在府右街中南海正門對面大街的就是海淀區八大學院和中科院的教授和學生。由於中國科學院是中國最高科研教育機構，社會影響力極大，因此江澤民臨時決定將剛剛到上海冶金研究所擔任所長不到三個月的長子江綿恆馬上調中科院任副院長。
一般來說，一個理工科博士畢業的人，要先做博士後，然後擔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帶出一批博士並發表一批論文後，再擔任系主任、學院院長，非常有成就的才能評為院士。江綿恆學術上沒有建樹，直接擔任中科院副院長非常不合適，但江澤民既然提出來了，路甬祥也只能照辦。就這樣一天教授也沒做過的江綿恆就成了中科院的領導。
台灣中研院院長、諾貝爾獎金得主李遠哲對江澤民的安排嗤之以鼻。有人撰文說，“如果台灣今天就回歸大陸，台灣中研院合併到大陸中科院裏來，總不能讓台灣這麼個地方政府的中研院院長當堂堂大陸本土的中科院院長吧？你讓李遠哲在路甬祥手下聽吆喝就夠窩心的了，再讓他和江綿恆平級，人家怎麼能服氣！？”
就在江綿恆11月就任中科院副院長以前，他通過江澤民的關係於1999年10月22日成立了中國網通公司。如果說，一開始他是看上了電信領域是一個暴利行業的話，自從網通開始運營之後，他便以封鎖中國互聯網為第一優先任務了。
法輪功在海外擁有一大批科技驕子，擁有碩士及碩士以上學歷的在海外修煉者中佔相當大的比例，擁有博士、教授、系主任頭銜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北美的法輪功修煉者，一直利用他們掌握的最新科技，通過互聯網等手段突破網絡封鎖和國內學員互相呼應，不但把法輪功在國內受迫害的真相及時通報國際社會，同時也把國際社會對法輪功的聲援反饋國內。
8. 血債大家都要有份
以喬石為首的一批退休老幹部對江澤民的鎮壓十分反感。在1998年，喬石曾經對法輪功做過調查，並得出了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面對海外各國政府的壓力和國內不斷增長的上訪潮，政治局開會時開始有人提出停止鎮壓、給法輪功平反的聲音。
江澤民聽後心情極其糟糕。如果給法輪功平反，就意味著他江澤民在全國人民面前摔了個大跟頭。誰不知道鎮壓是江澤民發動的？再說又把誰拋出去當替罪羊呢？
曾慶紅告訴江澤民，要想在政治局裏消滅平反聲音，就必須加大鎮壓力度。薄一波也給江澤民出主意說，“六四”之所以沒有人認真討論平反問題，就是因為殺人殺得多了，這個問題就改正不起了。一旦平反，我黨就得下台。現在鎮壓法輪功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所以政治局想犧牲江澤民，奪江的權。薄一波說：“我建議：第一、要打死幾個法輪功，有了人命，他們就得考慮他們要為平反付出的代價；第二、要讓常委和政治局人人公開表態支持鎮壓，這樣所有的血債大家都有一份兒；第三、宣布法輪大法研究會為非法組織遠遠不夠，這個定性必須升級，要讓老百姓覺得只要修煉法輪功就是犯罪。”
江澤民採納了建議。幾天以後，在吳官正的地盤裏，山東省招遠市張星鎮人趙金華因不肯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而遭到電擊、體罰和其他酷刑，10月7日被迫害致死。警察們按照上面的指示強迫趙金華放棄信仰，一邊打一邊問趙還煉不煉了，她至死都說煉。趙金華成為第一個被披露出來的遭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10月25日江澤民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採訪時公開稱法輪功為“邪教”，並表示人大常委會正準備表決防範和嚴厲打擊“邪教”的法律提案等。幾乎與此同時，十幾名來自瀋陽、北京的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紀念碑北側，打起了一幅5米多長白底紅字的橫幅“法輪大法弟子和平請願”。十五秒之後，周圍二十多名警察和便衣蜂擁而上，對這些弟子拳打腳踢，並將他們迅速帶走。
第二天，西方各大媒體都刊載了一則讓江澤民火冒三丈的新聞。十幾名法輪功學員避開警察層層圍堵，在北京郊區一家賓館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在場的外國記者講述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情況和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受到殘酷迫害的事實。許多駐京的西方大媒體記者都到場了解法輪功真相，並發出了相當準確的報導。江澤民當時仍在法國，接獲消息後厲聲喊道：“告訴羅幹立即破案，把這些開會的法輪功全部抓起來殺掉！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輪功！”在隨後的幾年裏，參加新聞發布會的法輪功學員當中，絕大多數已經被判刑、勞教或“失蹤”，其中丁延（32歲）和蔡銘陶（27歲）已經被迫害致死。
在對法輪功學員肆無忌憚的抓捕持續3個月後，甚至已經開始出現法輪功學員因為不放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後，面對國際社會強大的壓力，江澤民忽然發覺自己在鎮壓程序的部署上，有個難以掩蓋的重要漏洞：要對被抓法輪功學員定罪，竟然還沒有一個合適的法律依據。法輪功問題說到底是個信仰問題，是個思想問題，而現代法律不能對思想定罪，只能是對某種行為定罪。要想“治得了”法輪功，首先還得解決這一尷尬。
在江澤民的授意下，1999年10月30日九屆人大推出了一個所謂懲治“邪教”的決定。令國際社會好笑的是，江澤民居然迫不及待地命令法院依據這個10月30日通過的“法律”對早在7月份就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判刑。現代法律有兩個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不溯及既往。通俗地說，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就不能被判有罪。另外新的法律不能對頒布之前實施的行為定罪。但是江澤民卻用10月份制定的“法律”去給7月份以前法輪功學員的行為定罪。據說過去有個“百發百中”的“神箭手”，他的訣竅是先射出一箭，然後以中箭處為圓心畫靶子的圓圈。中共正是依靠這種手段保持著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
但必須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為止，中國的法律也沒有取締法輪功。雖然江澤民指示公安部在1999年7月發布過“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輪功學員煉功、上訪等），但公安部不是立法機關，因此“六禁止”並無法律效力。10月份人大頒布的“反邪教法”也不可能把法輪功定為邪教，因為法律在制定時只能說某種行為是犯罪，而不能說張三犯了罪。張三是否犯罪，取決於法院在審判時是否認定張三違反了某一條法律。所以，凡是“法輪功就是邪教”的說法，完全出自江澤民或人民日報，二者都無立法權，根本無法作為法庭判案的依據。
羅幹在江澤民的授意下，指示北京市中級法院於1999年12月26日開庭“審判”了原法輪功研究會成員李昌、王治文、紀烈武和姚潔，對他們處以最高達18年的徒刑。判刑所援引的正是這些無效的“法律”。更狡猾的是，羅幹特意選在了聖誕節過後的第二天，西方記者回國度假而不在北京的日子，以躲過國際社會的關注。當時，依照法庭公布的程序前往申請旁聽的300多名法輪功學員則全部被抓走拘留、甚至勞教。
9. WTO談判
江澤民現在迫切需要找一個機會和西方社會改善關係，也需要安撫國內因鎮壓而引起的民間怨氣，於是他又想到了WTO。
江澤民在美國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前召開政治局會議。江澤民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丟掉幻想，認為我們強硬一點，美國就會讓步。克林頓倒是不在乎和我們簽協議，但是美國國會不答應。1997年和今年4月份鎔基同志訪美的時候都因為美國國會從中作梗而沒有簽下來WTO，這次我們要繼續努力，必要的讓步是不可避免的。”
江澤民一直把加入WTO視為他個人樹碑立傳的好機會，因此在朱鎔基與美國代表團談判之際，一直都是他在幕後操作，所有的讓步最後都是江澤民親自拍板定下的。由於急於加入世貿，江澤民決定的讓步要比朱鎔基四月份美國之行的讓步大得多。10月15日，當雙方終於簽訂協議的時候，朱鎔基已經吸取了“功高震主”的教訓，沒有出席協議簽字儀式以及當晚在中南海舉行的慶祝酒會。《新聞週刊》評論說，一紙世貿協議使朱鎔基成了“隱形人”。
倒是江澤民喜氣洋洋地出席酒會並接見美國談判代表。他喜笑顏開地說：“人逢喜事精神爽”。
江澤民並沒有爽得太久。當時部署對法輪功的鎮壓是江澤民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無論江如何努力，又是派出駐外使節遊說，又是給各國元首親自遞上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國際社會卻並不買賬。1999年11月18日晚，美國眾議院全體議員通過了要求中國政府停止鎮壓法輪功的218號決議案；第二天下午，美國參議院也通過了內容相似的217號決議案。
決議指出，法輪功是一種主張和平、摒棄暴力的個人信仰，而中共對法輪功的取締不但違犯了中國的憲法，也違反了《國際公民政治權利條約》和《國際人權公約》；同時，數以千計的法輪功修煉者因為堅持信仰和向國際社會求助而被拘禁並在關押期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慘無人道的折磨。有鑑於此，決議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並要求美國政府竭盡全力，通過各種官方和民間渠道，包括聯合國人權組織，向中共發出強烈呼籲，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停止一切對他們的非人道待遇和迫害行動，並按照中國憲法恢復法輪功修煉者的信仰自由。
* * * * * *江澤民一意孤行鎮壓法輪功，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災難。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在其預言詩《諸世紀》中寫到，“1999年7月，恐怖大王從天而降……。”那一年7月20日，太陽系呈現災難天象，九大行星連成一個巨大的十字架，而就在同一天江政權開始對法輪功的鎮壓，江當時發話“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隨後中國被捲入持續6年的巨大災難，天文數字的財力物力被江拿來鎮壓法輪功，至今還在繼續。然而法輪功和平反迫害，講真相始終如一，以不變應萬變，從未退卻或消失，海外更是廣傳全球，日益贏得世界的理解和尊敬。
第十四章 黑箱作業出賣國土 民族敗類千古罪人（1999年底）
海參崴、伯力、尼布楚、廟街、外興安嶺、庫頁島、江東六十四屯……這些地名在中國人的頭腦中也許永遠都無法消除。炎黃子孫的祖先們在中國東北曾經留下了這片肥沃的土地，而如今它們卻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永遠的傷痛和屈辱。
1999年12月9日和10日，是中國人恥辱的日子。在這兩天裏，江澤民在北京與來訪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那片本來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門一樣回歸祖國的土地，卻被江澤民為了個人的目的，背著全國人民，拱手奉送給俄國，斷了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後路。
眾所周知，中俄邊界近百年來紛爭不斷，60年代甚至曾為此爆發戰爭。如果條約真的一勞永逸地和平解決了中俄邊界的百年糾紛，那麼可以說這是一個功蓋千秋的大事，一向好大喜功、號稱要發展“中俄戰略伙伴關係”的江澤民，絕不會錯過這個在媒體前大大露臉的機會。
但是，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中關於這個條約只有一個一百字的簡短介紹。在江澤民委託庫恩寫的《江澤民傳》中，對這樣一件關乎國家民族的大事甚至連提都不敢提。事實上，江澤民與葉利欽的這次北京會晤在其傳記中根本就找不到一絲蹤影。為甚麼江澤民要刪節歷史、刻意迴避這次“大國領袖”的會晤呢？
究其原因，是因為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中間隱藏著驚天黑幕。在《議定書》中，江澤民出賣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寶貴領土，相當於東北三省面積的總和，也相當於幾十個台灣；江澤民還將圖們江出海口劃給俄國，封死了中國東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江澤民出賣的中國北方領土有幾大塊，一塊是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興地區”，另一塊是烏蘇裏江以東的“烏東地區”，有40萬平方公里，還有就是唐努烏梁海地區，有17萬平方公里，以及庫頁島，有7.64萬平方公里。
該《議定書》徹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間中國官兵浴血奮戰換來的中俄邊界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承認了從中華民國到歷屆中共政府都拒絕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包括《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僅如此，《議定書》還將大片未經簽約而被沙俄強佔的領土永久性地劃歸俄國，這其中包括1953年聯合國大會表決裁定為中國領土的唐努烏梁海地區（約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貴州省面積），還包括連不平等條約《璦琿條約》都承認是中國領土的江東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面積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開始即歸中國管轄、在《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明確劃歸中國的庫頁島（7.6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台灣面積）。
中國歷代政府曾盡力抵制俄國的入侵，自中華民國以來的歷屆中國政府也都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中共政權也曾聲明並堅守：“對於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的邊界線，中國歷屆政府都未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予承認。”
這是因為，首先，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2條規定“以威脅或使用武力而獲締結”的條約無效。而中國和沙皇俄國以及前蘇聯簽訂的一系列割地賠款的條約，如《璦琿條約》、《北京條約》以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都是屬於武力威脅下的典型不平等條約，因而是不具備法律效力的。比如清政府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曾經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列島永久割讓給日本，但是因為《馬關條約》屬於不平等條約，所以日本戰敗後，中華民國政府就恢復了對台灣的主權。如果援引《馬關條約》為先例，過去割讓給沙俄和前蘇聯的土地，現在的中國政府完全可以理直氣壯的討回。其次，前蘇聯列寧政府也曾經正式宣布這些土地歸屬中國，一度要歸還這些領土，這也是中國將來討還領土的法理依據。
至於連不平等條約都沒有簽，卻被沙俄直接侵略強佔的唐努烏梁海地區、江東六十四屯、庫頁島等中國領土，更是完全可以依法討還的。但江澤民不但不討還，反而又拱手送出去，因此被知情國人稱之為“當代最大的賣國賊”。
更令人髮指的是，江澤民簽訂的賣國條約實際上斬斷了中華民族的生路。中國人的祖先留下的這片遼闊而肥沃的土地，不僅覆蓋著大片原始森林，而且蘊藏豐量的礦產和石油，是未來中華民族騰飛和崛起最寶貴的生存資源。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原始荒漠及徹底荒漠化的國土約佔國土總面積的33%，嚴重水土流失的國土約佔38%，而剩下生存條件較好的國土只佔國土總面積的不到1/3！中華民族的人口重心已經從中原黃河流域向東南退到沿海一弧、沿（長）江一線，背後已是大海。人口還在繼續增加，耕地還在繼續減少，環境還在繼續破壞。中國國土對人口的承載力已逼近極限。江澤民出賣的這片遼闊富饒的土地本來是中國未來生存和發展的希望，實際上江澤民已經把中華民族的後路徹底斬斷，把炎黃子孫逼入絕境！
許多人對江澤民為甚麼簽訂賣國條約感到不可思議。本書的第二章實際上已經給出了答案。作為克格勃發展的遠東局特務，這個身份一旦暴露，無論是江澤民還是共產黨都可能會立即垮台。實際上，這也是中共內部在後來了解情況後不肯追究江澤民責任的原因。
因為領土問題牽扯到複雜的歷史恩怨和民族感情，一向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但有鑑於賣國問題是江澤民另一個無法解釋也無法迴避的罪行，本書不得不單獨開闢此章，從歷史背景、國際法規定、對中國的影響、江出賣領土的背後原因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等方面進行詳細闡述。從中人們不難發現，這塊本來中國可以理直氣壯討回、蘇聯也曾願意歸還，而且對中國未來發展具有巨大戰略意義的領土，卻被江澤民因為個人私利盤算而拱手相送，給中國人帶來恥辱，給中國未來留下巨大隱患。
1. 領土主權
歷史上的俄羅斯是個歐洲國家，與中國並不接壤。沙皇時代，沙俄開始侵略擴張。當時的侵略者侵入中國東北，強佔黑龍江流域雅克薩等地，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康熙大帝於1685年派兵收復東北失地，兩度攻克雅克薩，俄軍傷亡慘重，被迫投降。1689年9月7日，沙俄與清政府在尼布楚舉行談判，並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條約規定：中俄以格爾必齊河、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至海和額爾古納河為界，以北屬俄國，以南屬中國。這是中俄雙方在平等基礎上簽訂的條約，也可作為中俄邊界談判的法律依據，然而這一條約卻在江澤民的手中被徹底否定了。
1840年以後，清政府腐敗軟弱，沙皇俄國乘虛而入。遍觀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雖然不乏割地賠款的內容，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俄國一樣侵吞了如此多的中國領土。更為惡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被其他國家佔領的中國領土絕大多數都歸還了中國，唯有前蘇聯不但寸土未還，反而對中國進一步地蠶食侵吞。
沙俄在入侵中國的過程中，簽訂了十七個不平等條約，其中侵佔土地最多的有三個，即《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加起來一共從中國割走超過1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
《璦琿條約》
1856年10月（咸豐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1858年5月，英法聯軍攻佔大沽，天津告急，北京震動。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乘機率領俄國哥薩克軍隊直逼璦琿城下，以“助華防英”為藉口，在兩艘炮艦護送下來到璦琿城內與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會晤談判，要求撕毀中俄《尼布楚條約》，強佔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地區。在沙俄的武力威脅之下，奕山終於屈服，被迫於28日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璦琿條約》。
《璦琿條約》共3條。主要內容為：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歸俄國，璦琿對岸精奇哩江（今俄國結雅河）上游東南的一小塊地區（後稱江東六十四屯）保留中國方面的永久居住權和管轄權；烏蘇裏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原屬中國內河的黑龍江和烏蘇裏江只准中、俄兩國船隻航行。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當時沒有批准《璦琿條約》，還處分了奕山等人。
《北京條約》
1860年（咸豐十年）10月，英法聯軍攻佔北京西郊，咸豐帝攜後妃及親貴逃往熱河行宮（今河北承德郊外），其弟恭親王奕欣在京，接洽議和事宜。奕欣求和心切，請求俄國駐華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調停。伊格那季耶夫乘機要挾，要求清政府同意他就領土問題所提出的要求。11月14日，奕欣被迫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北京條約》除了承認《璦琿條約》以外，還把烏蘇裏江以東的中國領土（約四十萬平方公里）也由共管而改為劃歸俄國，並規定中俄西部邊界將另行重新劃定，至此中國在東北喪失土地大約一百萬平方公里。黑龍江口至圖們江口大約40萬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區也劃歸俄國，從而使中國失去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
早在19世紀初，沙俄就開始覬覦中國西部地區。道光皇帝在位時，沙俄就武裝侵佔了巴爾喀什湖東南的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區。咸豐四年（1854）又強佔阿拉木圖，把伊犁河下游一帶據為己有。1864年（同治三年）9月，清政府處於外有沙俄大軍壓境、內有新疆回民反清舉事的形勢下，與沙俄在塔城談判。在沙俄武力威脅和政治訛詐下，清政府於10月7日被迫簽訂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通過《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沙俄將中國西境的3個大湖──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塞克湖，連同周圍廣大地區，共達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佔為己有。（註：前蘇聯解體後，現在的俄羅斯版圖不同於沙俄帝國，原中國西北這些地區現在被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佔有，已不屬於現在的俄羅斯。）
其他不平等條約
同治十年（1871），沙俄又脅迫清政府簽訂《中俄伊犁條約》，隨後於光緒八年至十年強迫清政府訂立了5個勘界議定書，分段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邊界。沙俄通過《中俄伊犁條約》和勘界議定書，共割佔了塔城東北和伊犁、喀什噶爾以西約7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未經簽約而被搶佔的領土
沙皇俄國除了逼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訂立城下之盟，以條約的形式侵吞中華國土外，還公然使用武力對條約規定為中國領土的地區進行吞併。
1900年7月中下旬，沙俄藉口中國發生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出動17萬大軍將《璦琿條約》中劃歸中國的江東六十四屯圍住，對數萬居民進行凶殘殺戮。女人遭到姦污，許多人被俄軍燒死，逃出者不足半。一時逃出村子者在黑龍江邊被俄羅斯追兵射殺，血染江水，未及過江者被一同逼入江中。江東六十四屯自此被沙俄霸佔。
江東六十四屯的大屠殺是一段浸透了血淚的歷史，罪魁禍首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葉利欽為尼古拉二世舉行葬禮，江澤民不但未做一聲指責或抗議，竟然還主動撲到葉利欽的懷裏，摟住葉利欽的脖子與其親熱，連葉利欽都感到突然和尷尬，其醜態被外國記者攝入鏡頭發表出來，令人不堪目睹。不僅如此，江澤民甚至到俄羅斯親自給屠殺了千千萬萬中國老百姓的凶殘的哥薩克兇手們祭奠致敬，並在《議定書》中將江東六十四屯出賣給俄羅斯。
庫頁島是中國最大的島嶼，位於黑龍江出海口之東，東面和北面臨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韃靼海峽與大陸相望。南隔宗谷海峽與日本接壤。從中國金代開始庫頁島即歸中國管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亦規定庫頁島屬於中國。該島面積7.6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台灣。1789年，沙俄的遠征軍殺入該島，趕走了島上的原住民──鮮卑族赫哲人，獨吞了島上豐富的煤礦和油礦。
唐努烏梁海，地處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薩彥嶺，南抵唐努山，是位於兩山之間的狹長地帶，總面積約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貴州省那麼大。俄國先是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策劃該地區獨立，隨後於1944年將該地區併入版圖。唐努烏梁海的居民以漢人為主，從清政府、民國政府到中共毛澤東政府，歷來都不承認其獨立的合法性，1953年聯合國大會表決亦將唐努烏梁海地區裁決為中國領土。
歷屆中共政府的態度
領土問題在中國是個極其敏感的問題，歷任領導人都不敢輕舉妄動去承認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
按《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在武力威脅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沒有合法性，所以對以上不平等條約，歷屆中國政府也都未予承認。1972年，毛澤東開始以官方名義通知前蘇聯及其大使館，提出“九不平等條約論”，即堅決拒絕承認俄國強加給中國的十七個不平等條約中的九個。中國加入聯合國後，毛澤東也通知聯合國，中國不接受這九個不平等條約。1972年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時說：“蘇聯佔領我們的領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國和紅色蘇聯佔領的。這些佔領的領土我們沒法數清楚，有的中國政府，比如說國民黨政府和清政府，聲明的比我還多。我現在要的是以國際法聲明最少的部份，那都是有清楚歷史根據屬於中國的地方。”
1978年10月中共發言人指出，1960年至1969年蘇俄奪走185平方英里中國領土，1972至1977年在新疆伊犁奪走1080平方英里領土。同時還指出：除去中俄有爭議地區之外，俄又霸佔中國3475平方英里土地。
1979年9月29日中國透露：新疆20個地區俄中有爭議領土約有11600平方英里至29696平方英里。
1982年1月8日李先念指出，中俄邊境有爭議地區達9萬平方公里，全被俄國佔領。
簡單的歷史回顧說明，從沙皇俄國到蘇共建政，俄羅斯一直對中國的土地進行巧取豪奪，而從民國政府到毛澤東，都沒有敢承認這些條約和佔領地的合法性。
2. 前蘇聯一度宣布歸還強佔領土
從沙皇俄國到後來十月革命後的蘇聯，都一直處心積慮地侵佔中國的土地，但只有在蘇維埃共產政權剛剛建立期間例外。因為那時的蘇聯不堪一擊，隨時都有被西方強國消滅的危險，所以列寧為拉攏中國共同抵抗蘇聯的敵人，一度提出要歸還這些領土。
列寧在1919年發表對華宣言，聲稱“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1920年9月27日，前蘇聯政府又宣布：“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宣言》）
列寧未及實踐他的諾言就去世了。斯大林掌權後，先是否認那個“對華宣言”的存在，繼而殺人滅口，將簽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列文．卡拉罕作為“叛國犯”槍決。
不管斯大林承認不承認，此宣言被正式簽署就是合法文件，兩國都必須遵守。到了江澤民掌權時卻不可思議地推翻了這個宣言，把應該歸還給中國的土地秘密送給了俄國。
3. 未談判先簽約
中國改革開放後，吉林省一直希望打開圖們江出海口，這對吉林省經濟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直接關係到吉林省經濟能否騰飛。
為早日實施通海計劃，幾年來省政府投巨資完善琿春市及周邊的市政、公路、鐵路的基礎設施建設，並多次與俄方談判。因為當年割讓圖們江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等因素，經過三年多的努力，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已有誠意與中方合作建港出海。正當談判進展順利，即將進入決策的重要階段，江澤民卻背地裏在喪權辱國的“中俄東段勘界議定書”上簽了字，讓中方代表傻了眼。至此，圖們江出海口幾乎被徹底封死，吉林百姓多年來盼望的開邊通海戰略計劃變成了一堆廢紙！
一位多次參加中俄關於圖們江出海口合作問題談判的中方代表悲憤地說：“每次談判，我們都引經據典，據理力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沒想到在具有決定性的那次重要會議上（中俄簽定領土條約的同一時間段），開始時俄方代表仍同往常一樣，態度比較溫和，不料中途出去接了一個緊急電話，回來後就一反常態，非常強硬地拒絕合作，使非常有利於我方的談判被迫擱淺。”
這位代表後來才知道中俄已簽了領土條約，當時中央沒人及時通知他們。而俄國人卻立即告知了參加圖們江出海口合作談判的俄方代表，使其立即變被動為主動。據說江澤民那麼痛快就在喪權辱國的“中俄東段勘界議定書”上簽字，令當時在場參加領土談判的俄羅斯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吉林省喊了五年、並已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財力的“開邊通海戰略”，至此徹底化為了烏有。
2000年12月，在中共吉林省委制定的《吉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上，洋洋灑灑幾萬字，隻字未敢再提“開邊通海”之宏偉戰略。
4. 江澤民從每人手裏搶走一畝土地
根據中國1990年《締結條約程序法》第7條規定，有六種條約國家主席無權直接簽署，而必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批准，其中第一項為“友好合作條約、和平條約等政治性條約”，第二項為“有關領土和劃定邊界的條約”。
這裏不需要甚麼高深的知識，只需要常識就明白了。一方面，江澤民從未經過民眾選票授權，他是被中共元老看中而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因此他沒有權力代表13億中國人民去簽訂條約。另一方面，中國的領土歸全體民眾所有，而非江澤民私人土地，在如此重大問題上，豈能只由中共獨裁下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更應該在全國廣而告之，必要時可通過全民公投方式決定這些領土的歸屬。
而中國民眾對江澤民簽訂的中俄邊界的新條約，卻一直被蒙在鼓裏，到今天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由於中共片面強調經濟發展，造成生態環境的不斷破壞，中國可耕地面積已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人均近2畝，減少到目前的人均1.4畝，而且還在進一步減少。江澤民割讓的100萬平方公里絕大部份都是極其肥沃的土地。家喻戶曉的歌詞“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描繪的就是東三省的沃土，而被江澤民割讓的土地甚至更加肥沃，有人形象地比喻說，那裏的土“攥一把都流油”。按照一平方公里合1500畝計算，江澤民出賣的國土相當於從13億中國人每人手中奪走1畝肥沃的可耕地。
5. 江澤民給中國造成的國家安全隱患
中國近代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林則徐被道光皇帝發配至新疆後，他覺察到沙俄蓄謀侵略中國的野心，臨終前幾個月，曾大聲疾呼，告誡國人：“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不幸的是，由於江澤民的賣國行徑，我們這一代人終於見證了歷史的這一幕。
軍隊後撤邊界五百公里不設防
江澤民以軍委主席的身份命令中國邊防軍後撤，500公里不設防，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4個國家不設防地帶只有100公里寬（只有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幾個地段例外）。100公里以外，這4個國家共“擁有13萬兵力（其中俄軍為12萬人）、3900輛坦克（其中90%是俄羅斯的）、5800輛裝甲戰車（俄羅斯所佔的份額當時和後來都是90%）、4500門大炮、290架作戰飛機和434架直升機”。而中共要駐軍必須在500公里之外。
這個秘密是2002年俄羅斯新聞社軍事評論員維克多．利托夫金披露出來的。原因是俄國有人大叫“吃了虧”，為澄清事實，說明俄國不但沒吃虧，還佔了大便宜，利托夫金寫了一篇文章。確實是這樣，真打起仗來，人家在100公里外出擊，中共軍隊要從500公里外出擊。
利托夫金的文章透露：“為了加強軍事領域的相互信任，北京採取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措施，承擔了單方面的義務，即：做到在與這幾個國家交界的邊界地區，在500公里寬的沿邊地帶，除邊防人員外沒有任何軍隊。對俄羅斯和其它幾個獨聯體國家來說，這條沿邊的‘不設防地帶’則只有100公里寬”。
文章用調侃傻瓜的口氣說：“俄中兩國在‘不設防地帶’100公里寬和500公里寬這種寬度上的‘不對等’，其理由說起來其實相當地簡單，即我們之所以不能像中國人那樣將自己的軍隊從邊界線後撤500公里，是因為對我們來說這筆費用實在是太高了。……中國對這種狀況表示理解。”
俄國那不設防的100公里地帶是森林荒野，退出並不損失甚麼，但中國退出的那500公里寬的地帶都是耗費巨資的軍事設施。全部毀掉損失巨大。為何江澤民不簽定個“對等”條約呢？俄國撤退費用太高，難道中國軍隊撤退的費用不高嗎？別說中國沒錢，就是有錢也不能簽這種喪權辱國的條約。
文章對俄國人透了實底：“削減中國邊境一帶的（俄羅斯）駐軍，尤其是拿它的費用同從東歐和波羅的海沿岸3國撤軍的費用相比，對我們俄羅斯來說，實際上是沒有花錢。”
也就是說，俄羅斯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陳兵十餘萬，武器足備，而江澤民竟然令中方不設防，國防國防，何防之有？
當時，駐守在那裏的中國邊防官兵對這個條約義憤填膺，堅決不肯執行命令。為了儘快後撤讓俄國滿意，江澤民把了解真相的北方邊防軍全部調往福建。是甚麼原因使江澤民如此迫不及待、一意孤行呢？庫恩的書中間接回答了這個問題。
庫恩在年跨度“1989--1996年”的第7章用的題目是“領導地位”，清楚說明了江澤民當時的處境非常危險。此章的摘要中說，“江澤民採取了一系列戰略行動鞏固自己不斷上升的政治實力”，“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國防戰略的秘密會議，參加人員包括總參軍官和各軍區司令。但其深層目的是在最近影響深遠的人事變動後確保軍隊的忠誠。”
這個章節摘要一語道破江澤民當時的恐懼心理，江擔心鄧小平隨時可能會把自己撤掉，於是在內部拼命送出軍銜、用腐蝕軍官打造自己在軍隊中的地盤。這還不能使江澤民安心，他希望取得俄羅斯等鄰國從外部全力幫自己鞏固權力。這就是江澤民為了權欲而秘密簽定500公里不設防的不平等條約的一個重要原因。
地緣政治
由於地緣關係，俄羅斯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並假借合作、交流等名義伺機蠶食中國領土，竊取中國情報。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沙皇俄國以共同防禦日本在亞洲的霸權為名，誘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俄密約》，又稱《防禦同盟條約》，取得了中東鐵路的築路權，將鐵路從西伯利亞直接通過黑龍江、吉林地方修到海參崴。其目的就是可以運用“鐵路征服政策”，將侵略勢力滲透到中國東北，把黑龍江、吉林等滿蒙地區囊括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以便最終實現吞併中國東三省的野心。後該陰謀因1904年日俄戰爭而破產。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戰役已經接近尾聲。前蘇聯、美國和英國首腦在前蘇聯的雅爾塔舉行會議，為讓日本儘快投降，英美敦促前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斯大林乘機脅迫民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當時在莫斯科談判的蔣經國問斯大林，“你為甚麼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甚麼出產？”斯大林回答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斯大林拿出地圖，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人民日報》在2001年7月31日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1958年7月，前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通報了前蘇聯方面的一項建議，由於前蘇聯的地理條件，他們的艦隊活動範圍受限制，而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因此希望中蘇共同建立一隻聯合艦隊，共同對付美國。對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事情，毛澤東聽了之後當時就表示了不滿。再聯想到前日前蘇聯要求在中國建立中蘇共管的長波電台一事，毛澤東更為光火。於是毛澤東要求赫魯曉夫親自來北京商談此事。1958年7月31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到中國訪問，當天與毛澤東舉行會談。毛澤東幾次要求赫魯曉夫解釋甚麼叫“共同艦隊”，而赫魯曉夫則吞吞吐吐，無法回答，並再三表示一個艦隊由兩個國家來指揮是不可想像的。
俄羅斯新聞社2002年12月18日的那篇文章還透露說：“有趣的是，即便在俄羅斯前國防部長伊格爾．羅季奧諾夫1997年訪問北京之際，當他把中國稱之為‘21世紀俄羅斯的潛在對手’的時候，俄中兩國互信的氣氛都沒有受到一點兒影響。北京方面把他的這番話僅僅看作是這位將軍的權宜之計，是他‘在向本國政府施加壓力，以便為武裝力量的發展獲得更多的撥款’。”
由此可見，俄羅斯從來也沒有拿中國當作朋友，而是定位為“21世紀俄羅斯的潛在對手”。而江澤民竟然毫不防備，繼續與俄簽訂邊界裁軍協定，命令中國國防軍從已經後撤的國境線再後撤，500公里內不設防，主動實現杜金教授《基本地緣政治》一書中俄國要求建立的緩衝地帶，放棄國防，給俄軍大開方便之門。
6. 賣國條約斬斷民族生路
賣國條約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傷害，人們現在根本無法估量，它已經遠遠超出了民族尊嚴、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範疇。該條約對於中華民族的未來將成為致命一擊。2000年12月28日，一位著名作家曾在他題為“斬斷民族生路的《中俄邊界新約》”的文章中指出：“中國之劫之難之兇之險，百年以降，唯此為大。”
這絕非危言聳聽。
中國雖然號稱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為世界上第三大國家，然而中國的人均可耕地面積卻只有1.4畝，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美國的九分之一。中國許多地區的自然條件十分惡劣。西邊是高原，西北是荒漠，正北是草原和沙漠，東南是大海。生存條件較好的國土，面積約為300萬平方公里，僅僅佔國土總面積的29%。當中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沉迷在說“不”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樣的囈語中時，即使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也不得不考慮在人口密度已經接近土地、能源、淡水、礦產與森林資源承載能力的極限時，中國二十一世紀的生存空間在哪裏？
在199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政府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表面上政府是要開發西部地區的經濟，改變西部地區封閉落後的局面，打破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格局，並將生態環境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特色產業作為西部三大發展重點。內行人卻對此政策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讀。
從30年代胡煥庸先生發現中國人口分布的胡煥庸線（指從黑龍江璦琿到雲南騰衝的近似分割中國東部人口密集區和西部稀疏區的直線）以來，中國人口分布的宏觀格局幾乎沒有任何變化。胡煥庸線的西北面積為全國64%，人口僅佔5.6%；東南面積為36%，人口卻佔94.4%；文明重心傾斜於東南已無可置疑。近半個世紀來，中國人口重心點始終在東南靠海的一個百餘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內徘徊。由於人口增加、過度開發和環境惡化等因素交相作用，中國人口與文明的重心繼續向生存環境較好的東南部轉移。然而現在東南部地區的開發已經全部完成，繼續往東南走就只能走到太平洋裏去了。
“西部大開發”真的會讓我們走出困境嗎？就在國務院提出這一戰略後不久，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的一位研究員發表了題目為《中國人口分布與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報告。報告中說“由於西部地區大多為高原、荒漠，土地可墾殖率低，而且遠離沿海，……所以西部地區人口承載力比中東部地區低得多。……西部地區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環境災害要比中東部地區嚴重得多。……從人口承載力與人口壓力的對比關係來說，儘管西部地區人口密度很低，但西部地區人口超載更加嚴重。因此西部地區相對於中東部地區的人口密度不僅不能增加，相反應該降低。”西部的人口需要繼續遷移出來，東部卻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我們還能退到哪裏？
唯一的答案是東北。如果我們真的可以按照國際法和平談判收復失地的話，二十一世紀的中華民族仍將大有可為。《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所喪失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相當於東北三省的面積之和，而且位於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以及烏蘇裏江以東，那是我們的先人留給我們的原始森林和肥沃的土地，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後契機。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沒有了領土這種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十幾億人的命運實堪憂慮。而江澤民卻將這一片攸關國民經濟發展和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問題的遼闊疆域，大筆一揮，兵不血刃地合法落入俄羅斯版圖。這無疑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條約。
7. 江澤民出賣給其它國家的領土
對於中越、中印、中國和其它前蘇聯國家等領土爭端的解決，中共官方媒體也從來不敢公布條約的內容，所有出賣領土利益都屬於黑箱作業。
江澤民和塔吉克、吉爾吉斯以及哈薩克，簽訂了中塔吉邊界劃定協定、中吉哈邊界劃定協定等，基本放棄了所有爭端國土。例如他與塔吉克斯坦總統賴克莫諾夫簽約，將靠近帕米爾地區的27,000平方公里的爭議土地出賣給塔國，而中國僅得到1000平方公里。這是塔吉克的通訊社報導了有關條約內容，才在海外曝光。
江澤民在1996年出訪菲律賓，主動提出放棄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共同進行經濟開發。
1996年11月底，江澤民訪問印度，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為中印按照現在的控制線劃分邊界定下基調，這就等於承認了麥克馬洪線，放棄了喜馬拉雅山南麓肥沃的9萬平方公里領土。
1999年12月30日，江澤民批准《中國和越南陸地邊界條約》，將數百位將士浴血苦戰付出生命而守衛的雲南老山和廣西法卡山劃歸越南，麻栗坡的愛國忠魂將永遠埋骨越南。
這裏我們需要特別談一談釣魚島。
釣魚島的歸屬問題十分微妙。從歷史來看，釣魚島理所當然是中國的領土，但問題是台灣和大陸都在聲明對釣魚島的主權。圍繞釣魚島發生過幾件大事，一個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大清因為戰敗而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永久割讓台灣和附屬島嶼，此時釣魚島作為台灣島的一部份割讓給了日本。另一個是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馬關條約》廢除，日本對釣魚島佔領的“合法性”也相應失效，但日本在歸還台灣和澎湖列島時，未予歸還釣魚島，而是將其劃給沖繩縣管理，結果為今天的主權爭議埋下伏筆。
雖然釣魚島本身只有幾個荒島，面積也只有6平方公里多一點，但按照199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來看，此島嶼還包含74萬平方公里的“海洋經濟專屬區”。1967年聯合國勘探發現此海域蘊藏著8百億桶的原油，按照現在國際原油市場價格每桶50美元計算，其價值將達4萬億美元，相當於現在大陸每年GDP的四倍。
按說這麼大一筆財富，江澤民如果真是為民族大計考慮，至少也應該先拿過來再說，不管是按照歷史上的“先佔權”、按照《開羅宣言》、還是按照《波茨坦公告》或《中日聯合聲明》，中國收回對釣魚島的主權都是合理合法、名正言順的。但是江澤民偏不，抱著“寧予友邦，不予家奴”的態度，不但自己不努力爭取，對於中華民國（台灣）的努力還經常諷刺和掣肘。
在釣魚島問題上，江澤民完全不表態也是做不到的，原因就是釣魚島屬於台灣的附屬島嶼，其歸屬問題應該是和台灣共進退的，更何況台灣在這個問題上比中共強硬得多，甚至台灣的國防部副部長陳肇敏2003年年初在立法院還表示，釣魚島是台灣領土，如果非戰不可，台軍一定會維護領土完整。
這樣，江澤民在宣示對台灣的主權時，就不能不順帶上釣魚島，但是態度之強硬和軟弱卻有天壤之別。江澤民對台灣從來都是“不放棄使用武力”，而當日本派出警察和直升飛機到釣魚島抓中國人，等於是在中國擁有主權的土地上抓人時，江澤民卻通過發言人說“關於中日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我們一直主張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
在2003年，保釣人士為紀念“九一八”事變，申請了50人規模的駐京日本使館前抗議活動，江澤民手下的警察以“擾亂社會治安”為名拒絕了申請。
江澤民以平等條約的形式，把凡是有爭議的領土一律出賣，從來不經人大事先授權，更未交與全國人民討論和投票，實為賣國賊！當他高喊“愛國”、民族主義、“反華勢力”、“圍堵中國”等調子的時候，最大的反華勢力恰恰就是他自己。
8. 江澤民是主動賣國
1999年底江澤民在簽訂賣國條約時，已經是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最高當權者，所以該條約的簽署與否，責任全在於江自己一人。退一步講，即使賣國條約的簽署曾得到黨內干政大老的暗示或人大授權，他也完全可以拒絕簽字，否則就是甘當歷史罪人，這裏僅舉兩例說明。
在二戰將要結束時，蔣介石希望斯大林能夠出兵東北消滅侵華日軍，當時去莫斯科談判的是蔣經國和宋子文。斯大林堅持要讓外蒙古舉行全民公投以決定是否脫離民國政府而獨立。蔣介石於萬般無奈下，讓宋子文在協議書上簽字。宋子文接到電報後，立即辭去外交部部長職務。儘管協議是讓外蒙公投，而非割讓外蒙古，但他仍然認為他簽了協議就會成為民族罪人。最後在協議上簽字的是接任外交部長的王世傑。
另一個具有可比性的故事為大清駐俄全權公使楊儒的經歷。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8月19日，一直覬覦著中國東北的俄國人認為：“將額爾古納河與阿穆爾河的右岸和烏蘇裏江左岸滿洲的一部份歸入我們的領土是絕對必要的。”9月11日，15萬俄軍全線越過中俄邊界，將大清國數以千計的邊民趕入黑龍江中淹死後迅速佔領東北全境。10月1日攻佔瀋陽，強迫盛京將軍增祺簽下《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奉天交地章程》要求遣散駐守瀋陽的清軍，營口暫由俄國管理，拆毀東北各處炮台和軍火庫……
1901年1月4日，清廷命駐俄公使楊儒為全權大臣，“與俄在彼得堡辦理交收東三省事宜”。楊儒為國家主權據理力爭。3月25日，俄國人將楊儒關在俄外交部裏威逼利誘，揚言如果還不答應俄方條件，他們就要宣布“將滿洲改做俄國的一個省”。同時又引誘說，只要楊儒一簽字，俄國立刻為他在彼得堡“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享用一生”。楊儒勃然變色，再次拒絕俄方威逼利誘。俄國人惱羞成怒，最後竟將楊儒從樓上扔了下去。楊儒墜地，嚴重受傷，滿面鮮血地躺在異國的大街上。3月28日，悲憤已極的國人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拒俄”集會，全國不分南北紛紛上書，反對將東北主權出賣給俄國。俄國人見勢不好，怕各國乘機威脅俄國在華已有的利益，4月3日被迫聲明“條約暫罷”。楊儒成為大清國在那段屈辱的歷史中少有的死不低頭的官員。
江澤民所處的時代和歷史上簽訂一切不平等條約時完全不同。中國並未與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印度等國開戰，更非簽訂城下之盟，何況中方理直，外方理屈。堅持中國固有領土不但義不容辭，而且毫無危險。以其當時身處的三位一體最高權位而言，完全可以說，江澤民是主動賣國，鐵案如山。
針對海內外掀起的討伐江澤民賣國罪行的大潮，江本人是如何應對的呢？他有沒有找到推卸責任的替罪羊呢？沒有。前面提到，他在自己的傳記中居然把這次領土簽約事件徹底隱瞞了。這是江做賊心虛的最好註腳。
9. 賣國是為了隱瞞漢奸歷史
中俄東西段邊界從1991年開始勘察，當時正逢蘇共下台，俄羅斯經濟進入大蕭條時期，而中國在鄧小平南巡後，國力開始大發展，歐美國家與中國關係也從“六四”之後的冷凍期走向恢復。從當時國際環境來看，正是俄羅斯有求於中國的時候，中國實在沒有必要、更沒有理由無條件承認過去所有不平等條約，但是江澤民居然就承認了。
這讓許多人對江澤民為甚麼簽訂賣國條約感到百思不解。本書的第二章曾經講過，1945年前蘇聯紅軍突襲東北，獲得土肥原賢二的全部特工系統檔案，當然包括江澤民曾接受培訓的青年幹訓班的文字及照片檔案。此後在江澤民留學前蘇聯時，前蘇聯情報部門查看江澤民的檔案，發現了江澤民充當漢奸的歷史，便威逼利誘將其發展為遠東局特務。
1991年5月，江澤民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出訪前蘇聯，在參觀利加喬夫汽車製造廠時，克格勃就特意安排江澤民“巧遇”當年讓江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前蘇聯色情間諜克拉娃。江澤民曾是克格勃的遠東局特務，這個身份一旦暴露，江可能立刻就會下台，甚至死無葬身之地。江澤民當然心知肚明，因此，不管多大的國家利益，江澤民也要跟俄羅斯做這筆交易。
而江澤民一旦簽署條約，生米煮成熟飯，共產黨也怕公開條約詳情導致政黨垮台，這是中共內部在後來了解情況後不肯追究江澤民責任的原因。江澤民知道，如果要犯錯誤，就一定要犯到中共一改正就相當於殺人犯投案自首的程度，這樣自己反而才不會被追究責任。
2005年，曾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因為“六四事件”憤而辭職的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被內地扣查。據外界傳媒消息，程翔被捕是由於在《明報》發表多篇署名為“鐘國仁”的文章，專欄裏詳細披露“中俄邊界”協定的種種細節，稱之為二十一世紀最荒唐的‘代民做主’的醜劇。據香港報界確認，鐘國仁就是程翔在《明報》專欄上的筆名。鐘國仁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國政府為甚麼不敢向老百姓公布和解釋條約的三大苦衷：一是它表示中共在這個問題上連被它譏笑為賣國而趕下台的國民黨政權都不如；二是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比共產黨其他領導人都不如；三這個標誌著中國正式放棄偌大一塊領土的條約，從談判的過程到最後簽署，都沒有公開過。
中共對民間揭露江澤民賣國的問題惱羞成怒，在許多官方網站的論壇上，“中俄邊界”一度成了被封鎖的關鍵詞。中國地圖出版社的地圖愛好者論壇因有人談及江東六十四屯等被江出賣的領土而居然被關閉。
10. 公審江澤民或可成為討還領土的唯一希望
儘管如此，按照1969年5月聯合國通過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討還江澤民出賣的領土還有最後一線希望，那就是“公審江澤民”！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條規定，條約以“詐欺”、“賄賂”、“強迫”、“武力威脅”所締結者無效。
江澤民實際上是為了保住總書記寶座而以出賣領土為代價換取俄羅斯不揭露他的克格勃遠東局間諜身份。在此種情況下，江澤民無論批准或簽訂甚麼條約，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規定都是無效的。如果江澤民在領土問題上遭到中國人民的審判，那麼他簽訂的條約自然也就會不能算數。
所以，徹底調查江澤民簽約的動機和整個過程，將其罪行公之於眾並追究其法律責任，或許可以成為中國討還北方領土的最後機會。
11. 炒作黑瞎子島掩蓋賣國
1999年12月9日江澤民秘密簽訂的《議定書》，連當時的國防部長遲浩田都不許過問。遲浩田後來聽到一些消息，問起條約的事情，結果收到的是1999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面官方關於此條約的只有100多字的簡短介紹。
2002年10月，江澤民訪問美國之前，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在華盛頓DC國家記者俱樂部召開新聞發布會，要求江澤民公布條約內容，並表示炎黃子孫有權知道到底還有哪些土地屬於中國。海內外報紙和網站廣泛報導了這條消息。
幾天以後，2002年10月14日和15日中共算是做了一個可笑的回應。在江氏喉舌《人民日報》網站的頭版圖片新聞，一個本來應該刊登國內外最重大新聞或政治動向的地方，破天荒地連續兩天刊登十餘幅照片，大標題為《組圖：遼闊邊疆神秘邊界 中俄蒙邊界掠影》和《組圖：中俄蒙邊界路漫漫 各口岸建設日日新》，未配任何文字報導。大概也是因為實在是無話可說吧。
中國國內外有許多批評者一直強烈指責江澤民在涉及重大國家利益的中俄邊界談判問題上黑箱作業，不允許民眾過問和討論。
然而，2004年10月17日後，情況忽然發生了變化。中共終於開始公開報導中俄邊境問題。北京媒體報導說，中國外長李肇星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北京簽署《中俄關於兩國邊界東段的補充協定》，加上原有的《中俄東段國界協定》、《中俄西段國界協定》，使4300多公里的中俄邊界“問題獲得徹底解決”。
這個報導很讓人費解，既然宣布簽署了“兩國邊界東段的補充協定”，那麼為何“協定”卻沒有公布過？更奇怪的是《中俄東段國界協定》、《中俄西段國界協定》用“原有的”一筆帶過，到底“原有”到哪一年還是個謎。還有，這四個協定的內容至今沒有公布出來，中俄邊界問題徹底解決到甚麼程度更是個謎。這個謎需要由江澤民來揭謎底。
中共對於海內外追究江澤民出賣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佔98%中俄東段邊界的《東段協定》噤若寒蟬，而在2005年突然對於只佔2%邊界的《東段協定的補充書》大肆炒作，說是《補充書》拿回來了半塊黑瞎子島。其實，這是中共為了掩蓋江澤民賣國罪行而應付中國百姓的一個招術。
2005年5月31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盛世良做客新華網，提出一個觀點，說是“把以前失去的屬於自己的領土要回來了100多平方公里，這畢竟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在舊中國，中國從來都是丟失領土，從來沒有依法要回來一小塊領土，這是第一次。”這是個甚麼邏輯呢？好比有人被搶了1萬塊錢，本來完全有理由都要回來，可有一天，對方只還了1塊錢，被搶的人竟說，“好，那9999塊不要了。歸還1塊錢畢竟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還有比這更走狗奴才的邏輯嗎？
其實黑瞎子島在1929年“中東路事件”時被斯大林領導的蘇軍佔領，其本身就是中共甘當蘇共走狗、赤裸裸賣國的明證。
1929年5月27日，蘇俄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召集遠東各地重要共產黨幹部舉行共產國際會議，商討對華侵略事宜。此時被中方發現，經搜查捉到蘇共、中共黨員39人，查收到擾亂中國秩序、企圖分化中國的文件等共數萬冊。
1929年7月，東北地方當局根據中華民國政府要逐步在中國境內收回中國主權的決定，根據1919、1920年蘇俄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布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1929年8月，蘇俄非但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而且宣布與中國斷交，並調動10萬大軍，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自衛，命張學良負責國境邊防，兵分東西兩路，進行阻擊和抵抗。史稱“中東路事件”。
同時，斯大林在1929年9月26日給中共發來了指示：“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俄，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又頻頻發來電報，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俄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俄’，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時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的劉少奇稱：“中東路事件”是帝國主義對蘇聯武裝進攻的開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60號通告，標題是“執行武裝保衛蘇俄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於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裝暴動，牽制中華民國政府軍，使之難以北調抗蘇，與蘇俄在北方的武裝侵華里應外合。黑瞎子島就是在這次“中東路事件”中被蘇俄強佔的。
蘇俄侵華、佔領黑瞎子島過程中，中共為一黨之私竟甘當漢奸、走狗，出賣民族利益。而如今，中共居然把只收回一小部份本來完全屬於中國的黑瞎子島稱為自己的“功績”。果真如此，婊子也可立牌坊了。
更令人憤慨的是，據《南方週末》記者近距離的環島觀察，在劃歸給中國的西部一部份中，基本上沒有甚麼開發的痕跡，全是濕地以及茂密的青草和低矮樹木。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報導中提到，還給中國的土地上，除了乾草和鮮魚，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俄國曾規劃將黑瞎子島分成四個區：生態區、農場區、休閑體育區和住宅區。劃給中國的，是他們想作為生態區的那一塊，也就是最荒涼的部份。黑龍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所長李傳勛說“不管怎麼說，要開發黑瞎子島，還需要時間和充份的論證。”
而俄羅斯得到了甚麼呢？一位史學家亞歷山大－維甚涅夫斯基說：“這些島嶼還真不是俄羅斯的。”但俄遠東聯邦區總統全權代表普利科夫斯基說，根據兩方的協定，所有哈巴羅夫斯克居民在島上開發和使用過的設施，都留在了俄羅斯境內。
據俄羅斯媒體報導，黑瞎子島面積300多平方公里，島上自然資源豐富多樣，70％的面積可用做耕地、割草場或者牧場，島上棲息著珍貴的毛皮獸和水鳥，在黑龍江及其支流以及河灘湖泊中有許多種魚類，比整個伏爾加河流域的還要多。這裏現在已有果菜園15000個左右，有成千上萬的市民到這裏觀光。島嶼每年出產4000多噸土豆，夏天可餵養1500頭牛，年產奶量可達1700噸。島上有10個農場，幾個城中工業企業的旅遊基地。在大烏蘇里斯基島上坐落著兩個有常住人口的村莊。這些肥土沃野本來都應該歸還中國，現在卻把好處永遠留給了俄羅斯。
這就是連俄國人都承認應該歸還給中國的黑瞎子島簽約事件。拿回一塊荒地，把值錢的部份徹底送給俄國，這明明是賣國，中共卻把自己打扮成“英雄”。
※ ※ ※ ※江澤民賣國的動機，同秦檜賣國求榮如出一轍：其一是力求自保，保自己的間諜歷史不被公開；其二是求榮，求得俄羅斯的對自己政治權勢的支持。江澤民採取了非常卑鄙的手段。中共同俄羅斯的領土談判一直在進行，其中的關鍵是談判底線的確定。江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另搞一套，把鄧小平的調子當幌子，私自確立底線，黑箱作業，搞先下手為強，並盡可能封鎖消息，隱藏很深，包括中共內部高層都不知詳情。可是沒有不透風的牆，高層人士，特別是軍方高級將領，如遲浩田等了解到部份事實真相後，江澤民就開始耍賴，擺出“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把個人的責任與中共存亡捆綁在一起，逼人緘口。這時，面對絕對可以引發全國抗議的政府賣國行為，中共害怕了，維持權力統治成為了他們共同的最高利益。於是，2005年6月，在把大部份黑瞎子島徹底送出、僅拿回一點兒土地後，江澤民立即指示開動國家機器，把相當於他所出賣領土萬分之一面積的利益，誇大成40年談判巨大成就，中共也上下大肆炒作，以點蓋面，掩蓋其真正的賣國行徑，欺騙人民。江與中共沆瀣一氣、互為利用找到了共同感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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