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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連載：《江澤民其人》（六）
【明慧網2005年6月12日】（接前文） 第十一章：洪水滔天死保龍脈 草菅人命哀鴻遍野（1998） 1□小洪水引發大災難 1998年中國長江流域遭遇了一場世紀洪災。 儘管中共新聞媒體統一口徑稱此次洪水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但許多水利專家們卻認為，這場洪水本身其實並不算“特大”。衡量一場洪水大小的重要標準是最大洪峰流量。根據長江宜昌水文站的觀測資料，此次洪水期內最大洪峰流量是8月16日出現的63,600立方米／秒，略大於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60,300立方米／秒，但遠未達到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72,300立方米／秒，因此，專家認為此次洪水應該屬於“小洪水”。 然而這次洪災卻意外地釀成“高水位，重災情”。長達兩個多月之久的災難過去後，官方的內部統計證實：洪水受災人口近4億，死亡近5000人，直接經濟損失3000多億元。 國內曾對這場洪災的原因有過爭論，焦點是天災還是人禍。很多專家認為這次洪災雖是天災，但更主要的是人禍。其實，許多人可能還不知道，如果不是因為江澤民執意要嚴防死守，拒不分洪，這場災難的損失完全可以不必那麼慘烈。 2□嚴防死守 保江龍脈 1998年8月6日，長江上游第四次洪峰將到達湖北宜昌。湖北省委書記賈志傑和省長蔣祝平聯合呈上了啟用荊江分洪區的請示報告。中午12時，沙市的水位已經達到44.68米，超過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分洪區群眾開始向安全地帶轉移。16小時內，分洪區完成了33萬人、1.8萬頭耕牛的安全大轉移，但是荊江分洪閘最終沒有被開啟。 按照國務院專門制定的長江防洪計劃，一旦沙市的水位達到44.67米，荊江分洪區就必須開閘分洪。此後的8月12日和8月16日，荊江分洪區的居民兩次轉移，為分洪做好準備，而分洪閘依舊沒有打開。 8月17日9時沙市水位上升到歷史最高水位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高出0.55米。 在此前一天，8月16日22時30分，溫家寶在沙市聽取氣象、水文專家的匯報，決定是否要分洪。而江澤民則在四個小時前（18時20分）就已經發出命令，沿線部隊全部上堤，“軍民團結，死守決戰，奪取全勝”，否定了分洪方案。 事實上針對這次“特大”洪水，江指示中共中央確定了“嚴防死守、力保長江幹堤”的方針。在7月21日深夜12點，江澤民打電話給溫家寶副總理，要求“沿江各省做好迎戰洪峰的準備……，嚴防死守”。7月28日第三次洪峰正在通過武漢三鎮，當時新華社報導：江澤民對此“十分關切”，他在給溫家寶的電話中，要求“人在堤在”。8月14日江澤民在湖北省視察抗洪時指示：“堅決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大堤安全。” “嚴防死守”的口號被喊得震天響。在汛情的發展中，儘管洪水滔天、愈來愈猛，儘管地方多次呈請中央啟用荊江分蓄洪區，分洪的方案都沒有得到江澤民的批准。 其實利用分蓄洪區減輕洪水危害，是西方發達國家防洪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因為按協議使用分蓄洪區，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破壞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荊江分洪工程建成於1952年。在1954年特大洪水期間，荊江分洪區曾被三次啟用，使最高洪水位減低了0.96米。據專家分析，如果1998年利用荊江等分蓄洪區分洪，應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將8月17沙市的歷史最高水位45.22米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則長江水位就不會在荊江河段造成如此緊張的洪水險情。 外界一直難以理解江澤民為何拒不接受專家們的勸告，堅決不同意從荊江分洪。後來有人傳出，江澤民當時相信了在中南海走紅的一位易學先生透露的“要保龍脈”的“玄機”。江澤民相信如果從荊江分洪區分洪，主動決堤，就等於挖斷了自己的“龍脈”。1998年是虎年，正是江上台近10年的第一個本命之年，江澤民更是不敢怠慢，於是決心嚴防死守，決不可主動開閘洩洪。 中共號稱“無神論”，不過黨內很多高官卻非常相信風水，求神問卜的不計其數。毛澤東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衛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毛澤東在進北京前，有老道告訴毛四個數字“8341”。毛不解其意，但仍然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衛軍。後來毛死後，才知道“8341”是指毛活到83歲，從1935年遵義會議掌權到1976年逝世，一共掌握最高權力41年。 中共高層領導內部都知道江本人十分信奉風水、陰陽、命理。“六四”學生運動遭鎮壓後，江澤民也希望通過風水來延續統治，當時在北京做了三件事。一件事是給白洋澱灌水。北京六朝帝王之都，東西北三面環山，南面臨水，是所謂披山帶河的風水寶地。但是中共統治造成的生態危機使北京南面的白洋澱乾涸。因此江澤民打著恢復華北明珠的旗號，給白洋澱灌水，實際則是為了恢復北京的風水，以求江山永固。第二件事，則是加高天安門的旗桿。因為天安門放著個停屍房──毛主席紀念堂，破壞了故宮的風水，而旗桿的高度比停屍房還低，風水先生說這樣陰氣太重，於是江澤民又以揚國威，樹立愛國主義思想為名，增高旗桿。增高後的旗桿遠遠高於毛的紀念堂。第三件事是搬走天壇的土山。這個土山是毛澤東時代深挖洞廣積糧挖出的黃土，堆積在天壇公園朝天神路的西側，形成了一個比祈年殿還高的土山。在風水先生的指點下，江澤民命令把土山搬走，在原來的地方種上柏樹。 江很在意犯忌，雖然到處走，“鎮江”這個地方江澤民就從來不去，因為怕被鎮住，壞了風水。江澤民對下屬的言語吉凶更是敏感，誰要敢犯了江的忌，必給以顏色，連省級幹部都隨意撤換。 前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在任期間到機場熱情迎接江澤民到湖南考察。王茂林準備大大地款待江氏一行，早已為其安排好了一切。王茂林非常高興豪爽地對江說：“到了北京聽您的，到了湖南來聽我的。”這句話在中國人來講，都知道是盛情款待的意思。可獨裁意識極強的江澤民已經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維去考慮問題了，一聽“到了湖南來聽我的”這句話就認為是要奪權的讖語，極為不滿。事後沒過多久，就將王茂林調到北京當精神文明領導小組當副組長─一個形同虛設的職位。王茂林知道自己說錯了話，於是百般向江澤民表忠心，後來江終於給了他一個掌握實權的職位──“610”辦公室主任，結果2004年底被法輪功學員在海外告上法庭，並在反對迫害法輪功的“追查國際”組織那裏掛了號。 江澤民還喜歡好名字的吉利，比如滕文生、賈廷安、由喜貴、王滬寧等人有了好名字就可以升官，李長春的名字也很好，很受江澤民的重用。 這次長江大洪水，江死保其“龍脈”，拒絕啟用荊江分洪區洩洪。朱鎔基、溫家寶等人只得硬著頭皮執行江的指示，對外則說是洩洪會造成更大經濟損失。事實是，這次洪水期間，荊江分洪區的居民曾3次全部撤到安全地帶，為分洪做好了準備，可以說，萬事俱備，只等一聲令下即可分洪。 在江澤民的天平上，洪水災區億萬民眾的生死遠遠不如他的“龍脈”重要。 3□借機調兵 坐實軍權 江澤民拒不採用分洪方案的另一個原因，是要借此調動軍隊，真正掌握實權。 江澤民雖是軍委主席，但是一輩子沒摸過槍，更沒有老將軍們疆場拼殺的資本。沒有機會在軍中樹立威信，在關鍵時刻軍隊是否能無條件服從其指揮，江澤民心裏一直沒有底。鄧小平死後，江更加急於找機會建立自己在軍中的絕對權威。然而在和平時期大規模調遣、演練軍隊必須有一個正當的理由，否則勢必引起周邊地區的不安和抗議，甚至引發國際爭端。1998年入夏以來長江出現幾乎是全流域範圍的洪災威脅，江澤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1998年8月7日，長江的九江段幹堤決口。當晚，江澤民立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長江搶險工作的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總參謀長傅全有隨即下達命令，要求被指定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在接到命令後2小時內，必須無條件執行命令，迅速開往前線。 在這次軍隊“抗洪搶險”行動中，江澤民調集了廣州、濟南、南京、北京和瀋陽軍區，包括空軍、海軍、二炮、武警部隊以及解放軍沿江沿湖各大專院校，共計10多個集團軍、30萬官兵。114位將軍、5千多名師團級幹部聽從江澤民調度親臨長江大堤。在這場洪水中，總計出動官兵700萬人次，組織民兵和預備役人員500多萬人次，用兵總人數居然超過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遼沈、平津三大戰役解放軍人數的總和。 此外，江澤民在抗洪部隊中還進行了“指揮互換”的操演，如將廣州軍區和南京軍區的司令員對調指揮。這顯然與抗洪搶險毫不相干，完全是軍事演習的訓練內容。不但如此，抗洪部隊還經常接到換防“轉移陣地”的命令。例如，某摩托化師被緊急空投至武漢，再趕到800里之外的石首、監利──如果只是為了緊急搶險，直接空投石首、監利自然最快，何必讓將士空耗體力，而且還耽誤時間？又如，北京軍區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搶險，然後接到命令趕往湖北沙市，最後又急急趕赴湖南岳陽，如此等等。 實際上，冠冕堂皇的“抗洪搶險”口號，不過是使得江澤民“師出有名”，能夠在和平時期檢驗自己對軍隊的權威控制而已。如果採用分洪方案，江澤民就不可能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兵力調集和軍事操演，因此江無論如何堅持不分洪。災區億萬百姓的生命財產，不過是用來調兵遣將的砝碼，幾十萬官兵的性命，在江澤民眼裏也不過是兒戲。軍隊士兵們奮勇拼搏搶救人民的生命財產時，並不知道將百姓、官兵性命置於險境的正是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 在此期間，江澤民還特意過了一把軍委主席的幹癮。 8月13日上午，江澤民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一起乘飛機到湖北沙市，查看長江堤防重點險段的位置和參加抗洪搶險部隊的兵力部署。在飛機上，江澤民問張萬年：“現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隊？”張萬年答道：“解放軍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僅在湖北，就集結了8萬多兵力。濟南軍區、南京軍區還準備了5個師的兵力，正處於緊急出動狀態，可以隨時調用。這是解放戰爭渡江戰役以來，我軍在長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動。” 他們到達荊江大堤後，在眾多記者的攝像機和照相機鏡頭前，張萬年打開軍事地圖，向江澤民匯報了參加抗洪部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身穿軍服頭戴軍帽的江澤民像總指揮那樣地問張萬年：“濟南部隊現在哪裏？”張萬年指著地圖答道：“在武漢。”江澤民又問：“空降兵部隊呢？”張萬年答道：“在洪湖。”接著張萬年又向江澤民匯報……。”聽完匯報後江澤民發表演說：“事實證明，我們的部隊不愧是一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的，與老百姓有著魚水之情和血肉聯繫的人民軍隊。還是那句話：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過癮！”江澤民真是過足了軍委主席的幹癮。和平時期的司令不需要冒任何危險，如此指東道西，江的發揮可以演好幾遍。悲哀的是，如果真的是戰爭來臨，恐怕連江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不管怎樣，江澤民利用長江洪水，組織了自“抗美援朝”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在長江流域進行了一次渡江戰役以後的最大一次兵力調動，滿意地檢驗了軍隊不顧險情只聽命於自己“核心”地位的“政治覺悟”。通過這次調兵，江澤民真正地掌握了軍權，完成了第二、第三代之間的權力交接，這正是“嚴防死守”背後的第二個真實目的。 4□大堤決口 哀鴻遍野 洪水期間，江澤民除了不斷下令增派軍隊和武警，還指示各級官員務必增派人力物力嚴防死守大堤。據水利部門統計，僅長江沿途調動官兵及民工7,000萬人次以上，投入財力物力100億人民幣。 在江澤民不同意分洪的情況下，在“嚴防死守”、“要人給人，要物給物”的指示下，100多億元勞民傷財的財力物力投入並沒有收到成效。從8月1日到8月5日，長江嘉魚縣排洲段、九江段、江心洲等民垸先後潰堤，8月7日，長江主幹堤決口。 嘉魚縣外江民垸合鎮垸是在8月1日最先潰口，決口處經過官民五天五夜的圍堵、外圍炸沉船舶、打樁，固定鋪板，灌注泥石堵口等辦法終於堵住了。但8月5日，長江嘉魚縣排洲段、九江段、江心洲等民垸先後潰堤。 長江嘉魚縣排洲段大堤內人口密集，是土地肥沃、風調雨順的魚米之鄉，且工商業也很發達，工礦區林立。下游的二十多個鄉鎮近五十萬人口，年富力強的勞力都上堤築壩去了，滯留在家的都是年邁體弱的老人、婦女及初級中學以下的兒童。由於決口是發生在8月5日深夜，浸泡了一個多月的大堤終於抵抗不住越來越高漲的洪水的衝擊，洪水一下子就決開了50米的大口，以摧枯拉朽之勢向村莊、向工礦區、向學校、向農田奔洩。守衛在堤壩上的近100名武警官兵和民工當即被洪水捲走，睡夢中的老人、婦女及兒童有的還沒驚醒就已被洪水吞噬。驚惶失措的人們有的爬上屋簷、大樹，但不一會兒，屋簷和大樹就在洪水的衝擊中倒下了。祖祖輩輩的辛勤勞作創造的財富及棲身之地頃刻間化為烏有，雞鴨豬牛等牲畜多數葬身洪魔的大口。從8月5日深夜3點到第二天下午，短短的二十四小時裏，天塌地陷，數十公里內一片汪洋，洪流滔滔，哀鴻遍野。 大小官員們一面調配大車大船堵塞潰口，一面組織船隻在洪水中搶救倖存者。但一切都已經晚了，咆哮的洪魔，沒有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決口處推置糧袋、車輛也好，還是炸毀船舶也好，打幾個水泡就沒有了蹤影。救護洪水中的倖存者更是愛莫能助，鞭長莫及，因為船舶上的官兵在兇猛的洪水中自身難保。救援工作受到很大限制。 8月6日到7日，除了一部份爬上大樹、高樓的倖存者被救助以外，全縣1.1萬人“失蹤”。事後，湖北嘉魚縣的民政部門內部統計得知，全縣兩次決口期間，在洪水中死亡及失蹤婦女、兒童及老年人1.1萬人，官兵及民工1千多人，很多家庭妻離子散，有一些家庭全數葬身洪水，連屍體都沒有找到。 8月5日那天，長江下游的九江段、江心洲一同潰口，所幸這兩地潰口都在白天，人員傷亡要少一些。8月7日九江長江主幹堤決口，官員們一時間手忙腳亂，像熱鍋裏的螞蟻急得團團轉，指揮員手足無措，下令胡亂向決口處拋進物品，只要能裝的物資都向決口傾倒，推進大米、稻穀、黃豆等糧食達500萬噸，大卡車50多輛，炸沉船18艘，後來調集一支來自張家口地區約200人的堵漏特種兵團，採取了外圍打樁，固定鋪板，灌注泥石堵口，終於把決口堵上。此次潰堤共造成了82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除排洲灣死亡1.2萬人外，外江民垸合鎮垸、九江段、江心洲及九江長江的四次潰口共死亡平民百姓6千多人，損失財產達500多億元。 到了8月中旬，已有2.4億人因洪水肆虐而撤離家園，與此同時，洪災地區爆發了傳染病，此後災區人民一直承受著難以想像的痛苦。可是，被庫恩稱為“改變了中國”的江澤民，在這段時間做著甚麼呢？庫恩的書裏說9月初，江澤民邀請“15位傑出電影藝術家到中南海做客”，江澤民是要組織藝術家們為災區難民搞賑災義演嗎？錯了! 照江澤民的話說，那完全是他自己“心目中的開心一刻”。書中寫道，“曾慶紅看到自己的領導江澤民興致頗高，便邀請江背首詩。江從不怯場，他用俄語背了首詩。”“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澤民主動地坐下來開始彈琴。曾慶紅立即請嘉賓們一起跟著唱。”“江演奏的是俄羅斯舊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年輕女演員跟著唱了起來。接著，大家唱起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鄉》。“由於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詞，大家都唱了起來───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在長江變成“汪洋大海”威脅著億萬人民的生命時，江澤民卻高唱著“大海啊故鄉”，一向講究避諱的江澤民這時卻又百無禁忌了，其心中何曾有一點關心人民疾苦的影子？ 1998年舉行的第七屆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原水利部長、九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楊振懷在分析洪水造成重大損失原因時說：未按原規劃使用分、蓄洪區，是致使洪水逼高的主要原因。 面對這一重大的決策失誤，江澤民指示媒體進行全面掩蓋，官員們統一口徑、統一上報人員死亡及財產損失的數據，將統計數據縮小到最低限度。人員死亡與財產損失，實際情況是官方報導的五十倍以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江澤民違反自然規律、廢棄水利專家荊江分洪的建議造成的慘重損失，庫恩的書寫道：“江讚揚了人們取得的成績，並稱他們的抗洪鬥爭證明了黨、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人民解放軍的重要作用”。江澤民還不忘把中華民族扯上來為自己粉飾罪過。他說：“這一勝利還充份說明中華民族具有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是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偉大民族。”凝聚在哪裏呢，當然只是在江“核心”的周圍。 在中共的宣傳機器中，在“百年一遇特大洪水”說辭下，如此慘重的人禍彷彿真的只是一場天災，江澤民的罪責被完全掩蓋過去。 這一謊言，不禁令人想起1959－1961年的那三年飢荒災難。在那段時間裏，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多達3000多萬人，是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因饑饉死亡最多的一次，是8年抗日戰爭期間因戰亂死亡人數的1.5倍。中共官方把這一災難歸咎於“特大自然災害”。 但後來學者們卻發現，在那三年中，中國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和旱災，屬正常年景。發生如此慘禍的原因，是因為中共1958年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運動，把中國搞得民窮財盡，而當局為粉飾太平沒有採取救災措施。在國內人民處於極度飢餓狀態下，還繼續支援“社會主義小兄弟”國家，導致中國餓死那麼多人。然而，一直到今天，三年飢荒的真相還被官方封閉著不敢讓百姓知道，因此很多中國人把這場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人禍當成了天災──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面對這場慘絕人寰的世紀洪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庫恩的《江澤民傳》裏竟寫道：“大洪水展現了江澤民作為工程師和詩人兩方面的才華。”是的，罔顧客觀規律，為了個人私利拒不分洪，可以無視數億災民的性命財產安危，這就是“江澤民作為工程師和詩人”的特殊才華。 5□貓哭耗子 現場做秀 這場前所未有的洪水災難，還成了給江澤民臉上貼金、顯示他“英明形象”的機會。把壞事變成“好事”，把自己造成的巨大災難，變成為自己歌功頌德的機會，這是江澤民最擅長的本事。 8月13日，潰口堵上、洪水下落後，江澤民來到了湖北，在武警官兵鐵桶般的保護下，他手拿麥克風，滿面愁容地到長江大堤上發表了“精彩”的演講，“抗洪搶險是沿江地區當前的頭等大事，堅決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大堤安全”，對著攝像鏡頭喊出了“堅定信心，決戰到底”等口號。 新華社荊州1998年8月13日發表了這樣的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等一起，今天冒著酷暑親赴湖北長江抗洪搶險第一線，看望、慰問抗洪第一線的廣大軍民，指導抗洪搶險鬥爭。”在這樣的時候，江澤民的“喉舌”們總是知趣地避開了此時最需要關注的災民，避開了所有的“陰暗面”，把聚光燈照向帶領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黨的核心”。 自洪水退後，宣傳部接到指示，要借“江主席”領導“抗洪鬥爭勝利的豐功偉績”之勢，為“江核心”造輿論，新一輪造神運動悄悄進行。於是中共的宣傳口徑和江澤民講話的底氣都有明顯的提升。 6□蹊蹺的洪水 1998年這場大水來得實在蹊蹺。 在發大水的時候，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江澤民，江澤民，江水淹死人，就是說江澤民上台會帶來水災。 此說法並非完全空穴來風。1996年，江澤民去南方路過一著名寺院。在大殿上香後，江澤民便來到鐘樓。不料方丈以善言百般相勸：“施主萬不可在此撞鐘。”江澤民大為不悅，毫不理會，撞響了古鐘。老方丈當場半晌無語，只是默默垂淚不已。後來有人得知，老方丈曾言道，江澤民本蟾王轉世，鐘聲一響，必定引發中原水族作怪，從此中原大水連年，再難平安。 在那之後，中國大陸水災似乎確實比過去來得猛了。在98年這一江澤民的本命年，中國出現了前所未見的洪災。在後來幾年，中國洪災仍然頻繁。 蟾王鐘聲一說，或許有點難以考證。但江澤民的確嗜水出名，一生不能離水，出訪時亦不忘隨時到水裏泡泡，媒體上流傳很廣的就有他在夏威夷和死海游泳的照片，他入住的酒店也多選養有水生尤物。江的突出的蛤蟆眼及大嘴薄唇外貌特徵酷似蛤蟆，五指張開的爪式鼓掌方式乃江的獨家專利。 國外近年來人們從研究聖經《啟示錄》、諾查丹瑪斯的《諸世紀》、唐朝《推背圖》等古今中外的著名預言中，發現江澤民在現在扮演著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給中國以至全世界都帶來災難。 江的出身和水有密切關係。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曾預言“一個虎年出生的三水之人將給東方帶來巨大災難”。江澤民1926虎年出生在江蘇（一水），發跡於上海（二水），到北京後當上“三位一體”後居於中南海（三水）。提拔他發跡的幾個人也帶水性，例如江冒認江上青為養父而得到張愛萍的提拔，萍有水字；在上海得到汪道涵的提拔，汪有水字。江的政治恩人薄一波，幫他搞掉北京幫，波帶水字。大家知道蛤蟆平生喜水忌土厭火，所以紫陽、喬石等必犯其忌。 浙江余姚縣（現在改為市）有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1982年，河姆渡遺址經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招牌題詞是由喬石寫的。江澤民得勢後1992年9月去參觀，看到題詞是喬石寫的，臉沉得很厲害。喬石名字的土石就是克江澤民的水，江容不下喬石，看見他的題詞就生氣。於是1993年5月，終於藉口博物館整理後重新對外開放，把喬石的題詞拿下來，掛上了江澤民的題詞。 令人驚嘆的是唐朝《推背圖》第五十像直接預言了這場和江有關的洪災，第五十像的圖示畫的是一隻很兇的虎在草叢中尋食，成攻襲之勢，其讖語中一句“獸貴人賤”寓意深刻。 第五十像頌曰：“虎頭人遇虎頭年，白米盈倉不值錢，豺狼結隊街中走，撥盡風雲始見天” “虎頭人遇虎頭年，白米盈倉不值錢”指屬虎的當權者江澤民（“虎頭人”）在1998寅虎之年（“虎頭年”），出於私利不正常處理洪水導致嚴重洪災。眾人為了擋住大堤缺口，把許多的糧食當雜物拋入河中浪費掉，滾滾而來的洪水，更沖毀了無數“白米盈倉”，這些平日最值錢的東西瞬間就成為一錢不值的廢物了。 後兩句“豺狼結隊街中走 撥盡風雲始見天”暗示了一場正邪較量大風暴的來臨與結局，形象比喻出江執政期間的軍警司法等國家機器的行為表現。 五十像中金聖嘆批注說：“此像遇寅年遭大亂，君昏臣暴，下民無生，息之日，又一亂也。” 前兩句讀者自明，後面“息之日，又一亂也。”喻98年大洪災之亂剛過，未及喘息，1999年江對法輪功的鎮壓接踵而來，這“又一亂也”，將在下章詳細講述。 7□印尼排華事件 大洪水顯示江澤民對於有多少中國人葬身洪水是毫不在意的，任何一次重大的天災人禍，能利用來鞏固自己權力的，江澤民就會充份利用，否則就假裝甚麼也沒看見。 如果說1998年的洪水還有天災成分，那麼華人同一年在印尼面臨的就完全是一場人禍。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印尼發生排華事件，印尼華人財產遭到大規模的搶劫破壞，兩千多名華人被殺死，數百名華裔婦女被集體強姦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姦殺。 全世界對這種野蠻行徑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怒。美國國會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都發表聲明加以譴責，很多國家政界領導人和社會團體紛紛對印尼政府進行了強烈指責。新聞媒體進行了大量的揭露和報導。全世界的海外華人情緒激憤，他們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進行譴責。 而此時，江澤民竟然指示：印尼發生的暴行是印尼的內政，對此報刊不報導，政府不干涉。當時國內新聞媒體對中國人民封鎖消息，事發半個月後才有一兩個小報做了零星報導。中國對印尼的巨額援助，仍然按照原來計劃進行。印尼政府對暴行的熟視無睹和沒有及時採取必要的平暴措施，與江的這種曖昧態度是緊密相關的。事實上，如果江澤民代表中國政府發表任何公開聲明或警告，印尼華人當時的狀況就不會那麼淒慘無助，而且中國政府在那種環境下完全有權利，也有義務那樣做。但江為了不影響自己與印尼當權者的關係，又一次罔顧人民死活，當了縮頭烏龜。 江澤民的所作所為，讓全世界華人心冷，也令海外華僑丟盡臉面──一個具有5千年文明歷史的泱泱大國政府，居然連最起碼的道義都沒有。面對屠殺和強姦炎黃子孫的暴行，江澤民居然厚顏聲稱甚麼“不干涉內政”。江澤民視人命如草芥的冷酷本性、遇事膽小如鼠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第十二章：法輪常轉和平請願 神州大地山雨欲來（1999上半年） 1999年可謂是中國的多事之秋。 一向被稱為火藥桶的巴爾幹半島發生了塞爾維亞軍隊大規模屠殺阿爾巴尼亞平民的種族清洗事件，超過一百五十萬阿爾巴尼亞人逃離家園。據難民描述，至少在科索沃省內有75座城市和村莊發生了大規模屠殺，被集體處決的阿族人達到5000人以上。 當時國際社會對於米洛捨維奇的屠殺罪行群情激憤，然而中國大陸卻因為一言堂的宣傳對此一無所知。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的杯葛，聯合國未能採取軍事行動，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於3月24日對南斯拉夫實施空襲。 1.“消氣外交” 當時人大會議已經結束兩個星期，朱鎔基總理在人大的記者會上談及出訪美國的問題時曾經說：“因為既然你們有氣，我就要去給你們消消氣。”但北約空襲開始，再去美國商談WTO問題並做大幅度讓步，恐怕無以安撫國內已經被煽動起來的民族情緒，但不去商談似乎又錯過了一個大好時機。 政治局專門為此召開會議，進行討論。李鵬和錢其琛都反對朱鎔基的美國之行，認為他所謂的“消氣外交”是有求於人，也是示弱於人。但江澤民極力主張朱如期動身。談成的話，自然歸功於總書記，並會成為江任期內可以載入史冊的成績；談不成，也可以煞一煞朱鎔基功高震主的銳氣。在江澤民當時和幕僚的一些談話中，似乎江澤民更希望朱鎩羽而歸。 如果不是因為江澤民需要朱鎔基為他收拾千瘡百孔的經濟爛攤子，他根本就不會去用朱。從上海開始，江就一直妒忌朱鎔基的魅力。朱鎔基每次接見記者和會議發言都能夠說出一些真誠而又感人肺腑的話，不但比江的講話要實在，更顯得充滿正氣或人情味，就連香港台灣的漂亮女記者們也常常對朱老總投以敬佩的目光。 朱鎔基的態度是很明朗的，他看到加入世貿會對中國的農業、電信和金融業造成衝擊，另外國營企業效率低下，公平競爭會導致許多企業倒閉，因此並不想做太大讓步。但江澤民指示他說：“我看中美之間農產品協定、電信、金融領域都可以答應美國的要求，我們一到美國就宣布同意簽署《農業合作協議》，我想可以和克林頓達成一種默契，其它的慢慢答應，爭取打個漂亮的政治仗。” 朱鎔基此次“消氣外交”可謂大受挫折，儘管所有的讓步都經過江澤民的同意，但因為美國不認為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又提出很多附加條件，到朱回國的時候，簽署WTO已經基本沒有指望了。中共元老們卻對朱鎔基的讓步十分不滿。一直深居簡出的喬石知道江扮演的角色後十分氣憤，他說：“國家利益至上，這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忘記的。”萬里、宋平等人甚至罵這些協議是新“二十一條”。江澤民一看形勢不對，就耍了個滑頭，用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回應元老的指責──“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這一切責任輕輕巧巧地推到了朱鎔基身上。 4月21日，朱鎔基訪美歸來。江澤民為了避免和朱鎔基見面，帶著中辦的人去湖北開會，並授意李嵐清去了遼寧。朱鎔基回來時，歡迎場面冷冷清清。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江變過臉來責問朱“談判為何要超越政治局當初確定的底線”，並故意當著朱的面，表揚和朱一起出訪的吳儀說：“吳儀同志敢於堅持立場，不以原則做交易”，讓朱非常難堪。 看到朱鎔基的銳氣消磨了許多，江澤民有一種揚眉吐氣的快感。 2. 中共早已了解法輪功 中共建政後逢“九”必亂似乎成了規律：1949年建政；1959年，鎮壓西藏“叛亂”並與印度開戰；1969年和蘇聯打了一仗；1979年有中越戰爭；1989年先是鎮壓了西藏“騷亂”，接著就是“六四”屠城；1999年則發生了“鎮壓法輪功”事件。 外界對法輪功有兩種誤解：其一是認為在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他對法輪功並不了解，中共高層也幾乎對法輪功一無所知──這完全不符合事實；其二是認為鎮壓和迫害是從1999年開始的，在此之前，中共一直和法輪功和平共處──這也不確切。 事實上，中共高層對法輪功很早就了解，也非常清楚。但其中也有人試圖攪渾水，中間出現不少波折。 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開始傳法，當時在北京紫竹院有一個相當大的煉功點。紫竹院附近有許多退休老幹部，有的是部隊的退役將軍，也有的是國務院或中央機關的退休高幹。這些人的資歷比江澤民、朱鎔基、羅幹、李嵐清等人老得多，是屬於真正的被中共稱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有的人甚至是參加過長征的。十五大的這些常委原來都是他們的下屬，屬於小字輩。 國務院有個退休幹部姓周，原來是朱鎔基的上級，見到朱的時候都叫小朱。這些退休幹部閑著無事，練氣功的人非常多，互相之間也走動很頻繁。他們開始煉功後，也向後來這些身居高位的下屬介紹過法輪功。 至少在1996年以前，紫竹院就有一位法輪功學員親自到江澤民的家裏教王冶坪煉功。 李嵐清原來在外經貿部當部長，他是另一位法輪功學員的頂頭上司，兩人原來關係不錯。早在1995年，這位學員也說起過向老部長李嵐清介紹法輪功的事，但他主要是介紹法輪功對國家和民族的益處，還給了李嵐清一本《轉法輪》。 李鵬也看過《轉法輪》，是他的電力工業部的一個副部長給他的。由於中南海裏江住李鵬隔壁，所以李鵬也送了一本《轉法輪》給江澤民。 江澤民原來在武漢熱工所的上級也煉功，江澤民和武漢熱工所的人聚會時，老同事也給他當面介紹過法輪功。江澤民後來說他1999年4月25日才第一次聽說法輪功，這是公然撒謊。1996年，江澤民去視察中央電視台，看見一個工作人員桌子上有一本《轉法輪》，還對這位工作人員說“《轉法輪》，這本書挺不錯。” 羅幹也是在1995年就知道法輪功的，是他原來在機械科學院的老上級和老同事介紹的。 胡錦濤至少在1998年就了解了法輪功。他原來在清華的同學張孟業得了肝硬化肝腹水，面色青黑浮腫，被醫院判了死刑，後來修煉法輪功後起死回生。清華校友聚會時，張孟業在1998、1999年兩度到北京當面向胡錦濤介紹他的親身經歷，並給胡錦濤的夫人寄過法輪功的書籍，希望他們也能煉功改善身體，胡錦濤夫人曾回寄明信卡以表謝意。1999年的那次聚會正好是“4.25”當天（萬名法輪功學員在國家信訪局和平上訪）。胡錦濤夫婦在參加清華同學聚會後回中南海時看到了這一奇觀，隨即通過在北京的同班同學轉告了正在南下火車上的張孟業，提醒他注意。 從1992年開始，各大部委就有人開始煉功，人數越來越多，有的在任副部長也煉。從部長、副總理到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政協主席、副主席，幾乎人人都看過《轉法輪》。中共七個政治局常委的夫人也都練過法輪功。當時法輪功因其對人身體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人傳人，速度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到1999年，大陸真正看過《轉法輪》的超過一億人。 3. 山雨欲來風滿樓 李洪志大師學員眾多，其中也難免有猶大。在傳法初期，有幾個長春的負責人一再違反法輪功的規定，貪污挪用當時十分緊張的資金，篡改法輪功的功法等，李大師一再給他們改過的機會，但遺憾的是這些人最終還是走上了與法輪功對立的路。從1994年開始，他們就向中共13個部委寫信誣告法輪功，寫了幾十萬字，三大本，羅列12條罪狀，卻沒有任何事實根據。這些材料就是中共1999年剛剛開始鎮壓法輪功時所羅列的那些誣蔑之詞。 1995年2月9日，中國法輪功研究會向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並轉報有關部門）寫了三份詳細的匯報材料，其中有一份專門針對長春8個人的揭發材料逐條解釋了事實真相。當時很多領導得知真相後都非常驚訝，還說：“原來法輪功這麼好，那為甚麼你們不跟我們聯繫呀？我們一直不知道你們呀！希望今後多聯繫。”這樣，1994年底的誣告揭發材料事件就算解決了。 關於氣功，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經作過一個著名的批示。1980年2月，由《自然雜誌》編輯部主持，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人體特異功能討論會，邀請一些特異功能人士進行現場測試，胡耀邦也派秘書到場參加鑑定。胡耀邦在北京親自寫了一個字條並密封於容器中，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派秘書送來鑑定。後來秘書把特異功能者透視看到的字樣帶回去，胡耀邦檢查他親自密封的容器，核對字條，終於確信人體特異功能的存在。不久胡耀邦指示中宣部，對氣功和特異功能“不宣傳、不爭論、不批評”。同時，允許少數人進行研究。82年4月，中宣部下發了傳達這個精神的通知。這就是著名的“三不”政策。 1996年的時候，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趁負責氣功的副部長出國一個多月之際，召集十個中央大報總編開會，要光明日報刊登詆毀法輪功的文章，並要其它各大報轉載。隨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徐光春這麼做實際上違反了胡耀邦制定的“三不”政策，想通過打擊法輪功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就想給法輪功扣一個“初級簡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報都有許多人修煉法輪功，真正執行鎮壓的國家機器──公安部中煉功的人就更多。原來公安部的部長王芳是個氣功愛好者，夫人則是虔誠的佛教徒。後來王芳退休後到了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受到王部長影響，公安部練氣功的人相當多。尤其到了司長、局長、處長這一級，還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廳的廳局長就是法輪功學員。法輪功研究會的成員葉浩和李昌原來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長、處長。 1996年的鎮壓根本沒來得及開始就收到了幾十萬封群眾來信，澄清法輪功的真相，後來不了了之。羅幹在1997、1998年兩次想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進行鎮壓。這倒不是因為法輪功做錯了甚麼，而是羅幹那時當了中央政法委書記，官兒坐到頭了，要想繼續往上升，就必須做出大動作來。這個和戰爭時期軍人尤其受到重視一樣。羅幹也想把水攪渾，這樣他這個政法委書記才能成為政治焦點。 羅幹當時發的文件明顯帶有構陷的性質，先是聲稱法輪功是“邪教”，然後讓各地公安去搜集證據，等於“先定罪，後調查”。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去臥底。但是法輪功無底可臥，因為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來去自由，誰願意來煉都行，不願意了就走，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臥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成為堅定的學員。 但羅幹的兩次“調查”還是在一些地區造成了嚴重後果。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4000多元。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只給白條。由此引起40餘人到公安部上訪；1000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還出現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羅幹搜集不到資料也很著急。他發現公安部這些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也煉。羅的鎮壓命令下去之後，相關的負責人不要說抓緊落實，反而連動都不動。羅幹在1996年開始為此特意改組公安部，不但把編製改了，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 朱鎔基知道這件事情後把羅幹叫去訓了一頓，說他“放著大案要案不抓，卻用最高級的特務手段對付老百姓”。搞得羅幹灰頭土臉，但是他仗著和江澤民關係好，把朱鎔基對法輪功的一份正面批示扣在手裏，沒有下發。 4. “科痞”何祚庥 1998年5月，羅幹連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電視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對北京電視台《北京特快》節目的一個記者造謠，說中科院一個孫姓的研究生，因練法輪功導致精神病。實際上孫當時表現的不正常狀態和法輪功毫無關係。孫的室友和孫的同學都多次以詳細具體事實向何講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在電台竟仍用同一假證栽贓法輪功，純屬故意。許多從法輪功中受益的人自發去北京電視台澄清事實真相。北京電視台的一個副台長看到法輪功學員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後立即決定製作節目挽回錯誤宣傳的影響。事情得以圓滿解決。 何祚庥號稱是“兩院院士”，實為政治投機分子。他善於在科學家面前冒充政治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學家，尤其善於從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真正的科學。由於鼓吹“自然科學的階級性”，何祚庥得到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賞識，大學畢業後轉到中宣部從事意識形態宣傳，利用他井底之蛙的見識，在科技界到處揮舞大棒。 舉例來說，上個世紀初凱庫勒發現苯的環形結構，之後數十年化學家對此結構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後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泡林提出“共振論”概念，合理地解釋了凱庫勒模型，此為量子力學在化學結構學的開始。但是何祚庥等指責已經被證明的凱庫勒模型是“階級調和論在科學界的反映”，中國大批的結構化學專家因此受株連而檢查“資產階級立場”，中國量子力學研究因此受到嚴重衝擊而長時間中斷。 著名猶太裔學者維納曾在清華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1965年，他研究發現，老鷹在捕捉兔子時很少失手，這是因為老鷹腦子中有一套反饋閉環系統，能根據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斷調整自己的飛行路線，直至成功。如果將類似的系統裝在高射炮上，將使命中率大為提高。由此維納認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而何祚庥認為階級之間尚不能調和，更妄論生物與非生物了。何祚庥等人再一次揮舞“階級調和論”的棒子把多位科學家打入冷宮。 何祚庥還掄起意識形態的棍子批判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用馬列主義批判蓋爾曼獲得諾貝爾獎的“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轉而批判氣功，聲稱是“偽科學”。人稱何祚庥“人老心紅，戰士風采依舊，棍法依然嫻熟”。 因為何祚庥打擊科學、維護中共意識形態有功，《紅旗》雜誌力薦他當了中科院的院士。何則繼續利用他的院士頭銜拍中共、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馬屁。2001年，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宣傳如火如荼，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學研討會上發言說“量子力學的運動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精神”，當即有幾位正直的學者拂袖而去。而更多的人則是敢怒不敢言。 因為羅幹想借打法輪功向江澤民邀功請賞，羅的連襟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遺餘力地打著科學的外衣詆毀法輪功。因為何祚庥的名聲實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親自指示，今後北京市的媒體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騙言論，對氣功仍舊執行中央“不干涉、不宣傳、不打棍子”的政策。 5. 中央調查結論 國家體育總局也於1998年5月對法輪功進行了全面調查了解。9月由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為配合此次調查，對廣東12553名法輪功學員進行表格抽樣調查，結果表明袪病健身總有效率為97.9%。10月20日，國家體總派到長春和哈爾濱的調研組組長發表講話說：“我們認為法輪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錯，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效果是很顯著的，這個要充份肯定的。”其間，大連、北京等地對法輪功功效的民間調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結果。 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法輪功繼續快速發展，到1999年初，國內有媒體在報導健身運動的時候提到法輪功的煉功人達到了一億。同時《轉法輪》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傳到世界三十個國家和地區。不少西方人甚至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中文，只希望能像中國法輪功學員一樣能夠讀懂《轉法輪》的中文原著。 1999年2月，美國一家權威性雜誌《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發表文章談到了法輪功在健身方面的好處：“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說：‘法輪功和其他氣功可以使每人每年節省醫藥費1000元。如果煉功人是一億，就可以節省一千億元。朱鎔基對此非常高興。國家可以更好地使用這筆錢。’” 6. “四．二五事件” 何祚庥因為無法繼續在北京刊登誣蔑法輪功的文章，就跑到天津的一家小報──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上發表了《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一文，將明顯違背法輪功原則的表現歸罪在法輪功頭上，暗示讀者修煉法輪功會出大問題，甚至導致亡國。許多法輪功學員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實，不但學員們的合法煉功權利會受到威脅，煉功群眾還可能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骯髒的政治鬥爭中去。於是數千名法輪功學員自發陸續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在雙方和平理性的會談即將結束，出版社方面準備發聲明更正之際，天津市突然出動防暴警察，驅散請願人士，毆打並逮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海外媒體直指羅幹是此次暴力行動的直接指揮。天津市政府也對去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說，鎮壓是北京的命令，並鼓勵他們去北京反映情況。 消息傳到北京，當時的北京法輪功研究會負責人李昌、王治文、紀烈武等商談後，決定於4月25日去北京上訪，得知這一行動的法輪功學員也相互聯絡，結果那天緊鄰中南海的國家信訪局外請願人群達到一萬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那時，朱鎔基剛剛訪美歸來不久。受過右派之冤的朱鎔基顯然把群眾上訪視為對政府的信任，更何況他於1998年在法輪功問題上曾親筆作過正面批示，因此他一改中共對於民間請願不接觸、不對話、不妥協的傳統，親自接見上訪人群。 朱鎔基說：“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你們有甚麼問題，你們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朱停了一下，又接著說，“我也沒法和你們這麼多人一起談呀！” 由於法輪功學員都是自發前往的，彼此大多不認識，並沒有甚麼代表，於是朱鎔基就點了最先主動舉手的三個人。朱鎔基一邊轉身帶著三位代表朝中南海西門走，一邊大聲問道：“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這幾個人都愕然回答：“我們沒有聽說呀！”朱鎔基可能意識到他的批示被壓下去了，馬上換了話題說：“我找信訪局局長跟你們談，找副秘書長跟你們談。”說著轉向工作人員，吩咐找人。 法輪功學員的要求很簡單，第一、天津放人；第二、煉功自由；第三、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朱鎔基立即指示天津方面放人。 實際會談進行得並不十分順利，政法委書記羅幹、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剛、公安部部長賈春旺、國務院副秘書長崔佔福以及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孟學農等與法輪功學員對話，但是因為江未給出談話底線，羅幹又想找法輪功的麻煩，沒有答應任何要求。後來法輪功研究會的李昌（公安部官員）、王友群（監察部官員）等五人也進了中南海進行對話。 在國務院工作人員和法輪功代表會談之際，上萬名學員一直在外靜靜等候。到晚上八點多，會談完畢，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經釋放被捕的法輪功學員後，中南海前的法輪功學員也很快散去，臨行時，地上連一片碎紙都沒有留下。 海外媒體一片讚譽之聲，既讚賞法輪功學員的和平理性，也讚賞政府的開明，並稱這是中共建政後官民第一次和平理性的對話，開中共歷史之先河。 事情如果這樣落幕無疑是個皆大歡喜的局面，但是卻有一個人暴跳如雷，這個人就是江澤民。 7. 江澤民的妒忌 江澤民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妒恨由來已久。早在1993年，江澤民就常常聽別人說起李先生的大名。 江澤民身邊有人對法輪功很感興趣，也了解到不少關於法輪功的消息，回來時不時地給江澤民透露點，如誰誰得了甚麼病給練好了，誰誰躺著抬進來、站著走出去。他偶爾也會說起李大師提及某些高層領導人前世的事情。這時江就會越聽越著急，他最想知道的是自己的前世到底是誰。有一天，江澤民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一聽到那人來了，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急切地問：“李大師說到我沒有？有沒有說我是誰轉生的？”那人說沒有，江澤民滿臉的失望和惱怒給在場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冶坪是在1994年跟人學過法輪功的。有一天晚上，王冶坪練功的時候，感到旁邊有人學著她比劃，睜開眼一看，原來江澤民正在旁邊偷偷地比比劃劃，兩隻手也交叉在腹前。看見王冶坪發現了，江澤民惱羞成怒，命令老婆以後不許再練。他的說法是：“連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誰還來信我這個總書記！” 江澤民那個時候還非常喜歡學李先生的手勢和動作。最典型的就是兩手交叉於腹前的姿勢。原來江澤民發表講話的時候，手沒地方擱，就向身體兩側直直地伸著。後來發現李先生總是兩手疊扣在小腹前，之後，江也開始跟著學。 1995年，江澤民開始“三講”，無論中共中央怎麼賣力去推廣，全國從上到下也都是“認認真真走過場”，沒有幾個當作甚麼著作去學，但是江澤民卻到處都能看到《轉法輪》這本書，也知道全國煉功的人增長極快。那些修煉法輪功後身心受益的人對李大師的尊敬和感恩不是用語言能夠形容的。更讓江澤民受不了的是，時不時總有人在江的耳邊說起李大師的高風亮節，欽佩之情溢於言表。 1998年，中國經歷了一場洪災。江澤民當時在視察一處大堤時，看到一群人在埋頭苦幹。江很得意，對手下說：這些人一定是共產黨員。叫過來一問，結果回答說是煉法輪功的學員。江當時就妒火中燒，陰著臉掉頭走開了。 如果說那些都僅僅讓江澤民心裏不舒服的話，“四．二五”事件則讓江澤民感到很恐懼。 作為“六四”屠殺的參與者和最大受益者，時值“六四”十週年之際，江想當然地擔心會重演十年前風起雲湧的群眾抗議活動。“六四”留給江澤民的除了一根紅朝“核心”的權杖外，還有一個深刻的教訓，那就是決不能聽任事態的發展而必須提早鎮壓，否則鎮壓的成本會大大提高。 江在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北京衛戍區，詢問如果法輪功深夜仍然不撤，駐京軍隊是否可以立即集結，並架走中南海附近的法輪功學員。接電話的人立刻表態：“北京軍區時刻準備聽從江主席的指揮。”江澤民十分滿意，懸著的心也放下來一點，後來此人被江連升了好幾級。 下午的時候，江又給由喜貴打電話，讓他儘快佈置戒嚴，江說他要出來“視察”一下情況。 江的“視察”是在防彈轎車那深色玻璃後進行的，法輪功學員的前面是為江的視察而特意布下的武警警戒線。在江澤民看來，法輪功的人數之多是在和黨爭奪群眾，方式之和平理性是因為組織嚴密，來到中南海就是公開和他江澤民叫板，更令他受不了的是他居然看到了幾十位肩上有軍銜的軍人，這些軍人竟然會追隨法輪功而不去追隨他這個軍委主席。 此時，外電對此事件雙方的讚賞，無疑也是對朱鎔基的讚賞，對江澤民來說等於火上澆油。 自從1994年10月的中共四中全會正式宣布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權力交接已經完成，江澤民在曾慶紅的輔佐下在政治上打了幾次勝仗，從倒陳希同、到鞏固軍權，從陳雲、鄧小平等相繼作古，到香港回歸，江澤民一步步在中央站穩了腳跟。 雖然如此，江澤民既達不到毛澤東“老子天下第一”的氣魄，也沒有鄧小平一言九鼎的份量。每一件大事情，都需要常委或政治局集體討論通過。這次江澤民看到了法輪功是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和平團體，認為找到了一個沒有任何威脅的對手。江澤民盤算：利用打擊法輪功來強迫全黨表態，看看誰在此時會站在他自己這邊，這和趙高以“指鹿為馬”來考驗群臣忠心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此外，儘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江澤民還是極力把法輪功描繪成有“海外敵對勢力”支持的“危險”政治團體，這樣就使得他對法輪功群眾鎮壓的個人決定具有了特別意義──如果江的決定“在危難時刻挽救了黨”，那麼無疑他將在黨內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其他人很難有反對的理由。江澤民相信，不出三個月一定能迅速消滅法輪功。因為這幾十年來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個人生不如死。江澤民盤算，一旦這次毫無風險的鎮壓成功，從此自己就可以在黨內享有傲人的政治資本。 8. 剛愎自用 於是，4月25日當晚，江澤民第一次在沒有徵求任何人意見的情況下，模仿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給政治局全體人員寫了一封信。江在信中假裝憂心忡忡地說：“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為了說服眾常委支持自己的判斷，江又在信中問道：“（法輪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這是一個新的信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儘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江還說：“對法輪功這種組織，不能低估其帶有宗教色彩的號召力，有關部門必須加強研究並制定防範措施；由於法輪功總部在國外，這次行動不排除該組織有境外背景的可能。” 這封信隨後被中辦作為通知印發，並特別註明：“請注意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要求的是：學習貫徹落實，不是徵求意見、或討論研究。” 在“四.二五事件”的第二天，羅幹、賈慶林和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商討處理意見。江澤民一進入會場，臉色就十分難看。他掏出一疊材料，甩在了桌子上說：“誰說找不到法輪功學員聚眾中南海的蛛絲馬跡？互聯網上就有法輪功學員聚集中南海的通知。這次居住在四面八方的兩萬多名學員，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進入北京，在事先有組織的情況下一朝之間包圍中南海，而公安部門竟然事先毫不知情，這樣的失職決不允許再發生！”江轉頭看著羅幹，聲色俱厲地說：“我們的安全部門，還有北京市都如此麻木。都危及政權本身了，還一點沒有感覺。同志們呀，這是多麼可怕。如果不引以為鑑，誰能保證不來第二次、第三次？” 接著，江澤民開始裝傻，“聽到法輪功這個名詞，除了感到希奇古怪，真不知道這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是怎樣成立的，頭頭兒是誰？” 政治局七個常委，除了江澤民之外，其他人都明確表達了反對意見。朱鎔基說：“法輪功的學員以中老年人居多，婦女居多，他們最大願望無非就是健身而已。一位法輪功學員說‘現在工作單位對生病又不報銷醫藥費，而法輪功可以強身健體，有何不好？再說現在下崗工人那麼多，法輪功可以增進道德品質，群眾從不鬧事，比先進模範還先進模範，這麼好的活動，政府為甚麼不支持。’所以我覺得，說這些人有政治企圖，講不過去。另外，我們不能再用搞運動的方式解決思想問題，這樣不利於經濟建設這個大前提，更不利於國家對外開放的形象。法輪功中如果有害群之馬，我們要處理，至於普通煉功群眾，就讓他們練去吧！” 江澤民一下子站起來，指著朱鎔基的鼻子喊道“糊塗！糊塗！糊塗！亡黨亡國啊！我很痛心，我們的同志政治敏銳度如此之低。法輪功問題不抓緊解決，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那總書記說怎麼辦？”羅幹小心翼翼地問道。 “滅掉！滅掉！堅決滅掉！”江澤民揮著雙手喊道，“現在當務之急是查清楚法輪功的人數、分布和負責人的情況，每個機關、單位、居委會都要查到。同志們，法輪功在和我們爭奪群眾，我們一定要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上升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一查到底，決不姑息！” 整個政治局會議期間，江澤民又跳又叫，聲嘶力竭。其他常委看到江這個樣子，都沉默了。 其實，江澤民如此氣急敗壞還有一個沒有說出口的原因，就是喬石對法輪功的支持。 喬石雖然在十五大上退休，但是他把鄧小平指定胡錦濤為第四代領導核心的秘密，向全世界公開，等於宣布江澤民到十六大就必須退休，而且只能傳位給胡錦濤。不管江如何想繼續連任或提拔自己的人馬接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都做不到了。僅此一點，凡是喬石支持的，江澤民就都要反對。就像當年楊尚昆兄弟提拔的100名中高級將領中，有一些人並不屬於楊尚昆派系，被提拔僅僅是因為工作能力出色，但鼠肚雞腸的江澤民就一定要把名單上的所有人降級使用，比如四十二歲就任副總參謀長的何其宗，只因為受到楊家兄弟的器重，在江澤民得勢後被發配到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官降一級，而且永不提升。 出於同樣的偏狹心理，由於喬石支持法輪功，江澤民就偏偏要鎮壓，而且要往死裏打。 喬石不但在1998年做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還特意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訓，令江澤民大為不悅，當即批示（大意）：寫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並把報告推給羅幹。羅幹心領神會，以“法輪功有國外政治背景”為由，不斷製造事端，嫁禍法輪功。 李瑞環對於鎮壓是非常反對的，在各種場合他都表達他的不滿，但可惜他既沒有組織保障，又處在一個花瓶黨派主席的身份，說了也是白說。當時中國流行一個順口溜，中國四大閑：大款的老婆，領導的錢，下崗職工，李瑞環。 9. 用假情報為鎮壓羅織“依據” 江澤民和曾慶紅看到了情報系統對於奪取和鞏固權力、打擊異己，能夠發揮巨大的政治作用，所以一直想把國家安全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江澤民當上總書記後，為了控制國家安全部，成立了“中央政策研究組”來指揮國家安全部收集情報。到了1997年，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組織部長的曾慶紅安排自己的人當國家安全部部長，江澤民和曾慶紅終於直接把國家安全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江澤民由於妒嫉失去了理智，一心要鎮壓法輪功，但是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都不同意，覺得沒有依據。為了脅迫其他人同意，江澤民和曾慶紅終於想了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利用國家安全部來製造鎮壓的“依據”。於是國家安全部在美國的特工很快就送來了自己製作的假情報，說：法輪功創始人後面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支持，CIA給法輪功提供了數千萬美元的經費。這些“重大敵情”通過國家安全部傳到了高層，其他政治局常委難辨真假。 正如1992年十四大之前，江澤民和曾慶紅叫人在北京四處散發謠言，說楊尚昆、楊白冰兄弟要“奪軍權”和“平反六四”，在欺騙鄧小平的時候起到了一個極其關鍵的作用，江澤民和曾慶紅這一次只是故伎重演。 由於中共對“敵對勢力”的高度戒心、恐懼以及仇恨，江澤民用這些“確鑿的證據”說，這是要“亡黨亡國”呀，必須要全力鎮壓。經過江澤民的策劃把事情上升到了“亡黨亡國”的高度上，中共最怕的就是“亡黨”，也沒人敢承擔“亡國”的帽子，其他政治局常委哪敢再反對江澤民鎮壓？最後江澤民“統一”了思想，開動中共暴力機器全面鎮壓法輪功。 江澤民和曾慶紅通過國家安全部造謠說法輪功後面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支持，不僅迷惑了眾多中國人，甚至也欺騙了不少外國人。例如，法國人一直不太服氣美國人做西方社會的領頭羊，常常和美國人較勁，當初法國人盲信了中共的情報，後來通過自己的情報系統經過長時間和多方了解，最後知道了沒有這回事，才對法輪功放鬆了警惕。現在國際社會都知道，法輪功背後沒有任何政治勢力。 10. “縮頭烏龜” 1999年的5月8日，在北約和南斯拉夫交戰期間，中國大使館遭三枚導彈襲擊，三名記者死亡。美方稱誤炸，但中方不認可。 事件發生後，軍方要求江澤民以軍委主席的身份立刻穿上軍裝發表電視講話；也有人建議江澤民穿上西服，以國家主席的身份發表電視抗議，並立即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高層吵成一團。 遇事膽小如鼠的江澤民此時慌了手腳，根本不知道應該說甚麼，抗議到甚麼程度。在和曾慶紅商量後，他決定把這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交給胡錦濤去辦，當時胡是國家副主席，這種事怎麼也輪不到他出頭，除非正職病危。所以，要麼國家主席江澤民出面，要麼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面，但是江曾在這個時候考慮的是一石二鳥的毒計，如果朱鎔基在這個時候不出面，憤怒的人群自然會把炸館之事和朱鎔基的“消氣外交”聯繫起來，把怒火發在朱鎔基身上，讓他繼續去背黑鍋。另一方面一定讓胡錦濤出面，如果胡對美國的態度表現軟弱，會使他在憤怒百姓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太強硬，必然會引發兩國關係緊張，這都可能成為十六大不許胡錦濤接班的理由。 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裏，江澤民一直沒有露面，中國民眾對於集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於一身的江澤民的表現非常憤慨。到第二天晚上，人們才看到胡錦濤在電視上發表講話。到第三天，江澤民還是沒有露面，好像從人間蒸發掉了。中國人民大學開始出現“江澤民──縮頭烏龜”，“中央領導人都死光了”等標語，全國上下，群情激憤。 （待續）
中共報刊更是假借外國報刊之口，繼續吹捧江澤民。甚至選用一些肉麻又可笑的語句為標題、副標題，赤裸裸地將江澤民捧上與毛、鄧平起平坐的“偉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