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5月18日】
1、第一次被綁架，遭辱罵、經濟勒索1999年11月末，我依法去北京上訪，只為說句實話：法輪大法好！我到天安門廣場證實大法，睡在廣場的地上。後被公社趙玉和、大隊公安任雙庫綁架，他們騙我說送我回家，結果把我關進看守所。10多天後家人來了，看守所人讓我在一張寫好的紙上簽我的名字，公社幹部為我擔保。簽完字我就感到不對，第二天我就和女管教說：“我不該寫上我的名字，我鄭重聲明，我寫的名字作廢！” 女管教用不堪入耳的語言把我大罵一通。第三天為我擔保的公社幹部來了，把我接回家。由於該幹部為我擔保，公社開大會把他批了一通，他還在大會上做了檢討。事後該幹部還說：罰了我一千塊錢，他先替我拿了。
2、第二次被綁架，遭上大掛、冷凍等酷刑和經濟勒索
2000年的一天，派出所和我要經文，我不給他們，所長忠林義氣急敗壞，野蠻的把我劫持進看守所。看守人員給我上大掛，還打我和其他的大法弟子。大冷的天，把我們趕到外邊往我們身上揚涼水，讓我們光著腳，凍我們，還譏笑說：赤腳大仙。兩個多月後回家，女兒說：“看守所勒索兩千元錢才讓你回來，借的錢都是有利息的。”
3、第三次被綁架，遭抄家、被逼迫給年輕人下跪、被毒打等折磨
2000年7月份，從看守所回來才幾個月，公安局開車到我家，我正給女兒做出嫁的被子，剛說幾句話，他們說：“我們是公安局的。”他們不出示任何證件，不說明任何理由，就開始抄家亂翻東西，翻完後又把我劫持進看守所。
在看守所一連非法提審三次，讓我說出在我家搜出的大法資料是從哪兒來的。我不說，他們對我連踢帶打，讓我給他們跪下，我不跪他們就踢我後腿，把我踢倒。還威脅我說：“你不說就天天讓你這樣。”我站起來，他們連打帶罵強制把我又按跪下，還說：“你女兒快到結婚的日子了，你想不想參加婚禮了，眼看快到日子了，就剩三天了，說了就放你回去。”我說：“我甚麼都知道就是不說，如果說了，你們又多迫害一個好人。”他們說：“你不是學真善忍嗎？不說就沒做到真。”我說：“這個真字在你們面前用，你們就迫害好人，我都50多歲了，給你們年輕人下跪，這不是倒反天綱嗎？”他們說：“現在就是倒反天綱。”
他們還找來大夫給我和其他同修打針，我們不讓：我們好好的打甚麼針？！看守所所長金朝錄領幾個惡人上大鋪往下拉我們，用大皮鞋往身上踢。
在公社派出所時，大隊把給我家來的信非法拆開了，我說因為這個事，我要告他們，所長忠林義說：“你告誰，我就是法，我說了算，誰讓你煉了。
”
4、第四次被綁架，農曆新年期間有家不能回
2001年臘月24日，我兒子剛結完婚，丈夫從看守所回來才一個月，在看守所被打得全身皮膚都是紫色的，手背都被打黑，還腫著呢。我正忙著準備過年，大隊公安領好幾個人在我家裏呆著就是不走，問我：“還上不上北京？”我說：“孩子剛結完婚沒有錢，沒想去。”任雙庫說：“以後去不去？”我說：“法沒正過來可能再去。”
我丈夫一早坐車上親戚家借錢過年。任雙庫給派出所打電話，一會就來車把我、我兒子、兒子的同學一起拉到派出所。進門看見我丈夫也在那兒，後把我們都劫持進了看守所。
臘月27日，三天內就抓來了300多人，我們號的大法弟子共91人，高喊：“放我們回家！大法無罪！師父沒罪！大法弟子無罪！窒息邪惡！鏟除邪惡！邪惡自滅！”喊了一上午，把看守所嚇壞了，防暴隊的都來了，帶著槍，在走廊裏來回走。
下午點名83人被非法送去勞教，我在看守所呆了四個多月，要兩千多元伙食費，我沒有錢給。所長去我們當地調查，確實沒有，回來把我大罵一通，最後放我們回家了。鄉政府和大隊要把我家的地收回去，不讓我們種，農民沒地了怎麼活？我說：“不讓種地，我們全家人都上北京去。”他們說：“嚇唬你們，你們好好種地吧！”
5、第五次被綁架，歷經劫難不改修煉之志
2002年4月20日，派出所和村長董福山到我家非法抄家，後把我和吳寶旺一起劫持進看守所。第三天讓摁手印，我也不是犯人，摁甚麼手印！他們連打帶拉強迫我摁，我把手攥緊拳頭不從，他們就掰我的手，兩個人來回掰也掰不開。所長告訴找獄醫來往我手上扎針，不一會防暴隊的也來了，一邊站四個人，我向他們。第二天才發現手被他們摁了個大青包。
來到看守所25天，吳寶旺就被他們虐殺，他們用濃度很大的鹽水給吳寶旺野蠻灌食，將食管插破，鹽水把人都淹上了，但看守所通知家人：因腦溢血而死。
6、人間地獄──哈爾濱女子監獄
2003年月4日，我被送進小號，一天給兩次稀水，有點面，沒有多少。整天伸直兩腿坐著，不許變姿式，晚上不給被蓋，凍得睡不著覺，餓得站起來就要昏倒。
2003年7月31日是崔大隊長的班，但沒上班。犯人曲桂賢說夏大隊找我談話，可還沒進夏大隊辦公室的門，六個打手拿著手銬蜂擁而上，給我上刑：背寶劍，即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在後背銬上。犯人吳立群、王波濤、韓建英、劉淑霞、侯英麗、吳立群拿著電棍折磨我，一會臉朝上把我按在地上，一會臉朝下往扣子上踹，還把扣子連人一塊提起來使勁打。吳立群長得又高又大，對我拳打腳踢，一會踢凳子上，一會兒踢桌子上，把我像皮球一樣在她們之間推來推去。吳立群還用圍群蒙住我的頭，把脖子勒上往後拉，用膠帶把嘴粘了4層。打累了，歇會兒再打，一邊打一邊說：“這就是人間地獄。”
從下午1點打到快4點了，王波濤還在我衣服上寫大“犯”字，連背心也寫上了。吳立群拿著電棍往後背上電，打的全身青一塊紫一塊，手銬都刻進了骨頭，胳臂好幾個月手都不敢往後背深，梳頭都痛。
2003年8月份的一天，崔大隊問我：“你媽來了，你見不見？”我說：“我見。”她說：“想見，你得說你是犯人。”我說：“我不是犯人。為啥叫我說假話哪？”崔大隊說：“不說就不讓見。”母親沒見著我，回家路上滿嘴是大泡，到家一頭倒在床上，再沒起來。死後張著嘴，睜著眼，含冤而死，把冤屈帶進了墳墓。
一次，我給女兒寫信，崔大隊發現後把信、本、筆都拿走了。我上辦公室要了兩次，她說都給撕了。我說：到過年了，我給女兒寫封信，誰沒有兒女？！本和筆都是我借的。崔大隊說：誰借誰活該，不許你們寫信。
2004年3月10日，我們五樓15個大法弟子被用酷刑：上大掛，兩手背銬掛吊至上鋪最高處，腳不著地。我歲數大受不了，昏過去了。但醒來後，他們還接著吊。犯人王圓圓說：再昏過去就往身上潑涼水。幹事周瑩還說：“就是迫害你們了！”
2004年5月15日又把我吊起來，把手背吊到上鋪最高處，崔大隊還把30多大法弟子關在10平方米的小屋裏坐著，從早上六點到晚上七點半。我們問崔大隊，為啥給我們上大掛，她一臉的流氓相，說：“我不知道，誰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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