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5月1日】當我讀完“九評共產黨”以後，被對中共惡黨的剖析如此透徹所感動。我過去經常想這樣一個問題：從開天闢地到現在，中國共產黨是最邪惡，最壞的一種怪物，集十惡之大全，無惡不作，如果有人說土匪最壞的話，那麼它搶走了你的東西或綁了你的票，你把它所要的東西和錢給了它們就沒有事了，你就可以放心的過日子了。如果有人說日本鬼子最壞的話，它殺了你家的人，或搶走了你的東西，也就沒有事了。而中共惡黨殺了你家的人或搶走了你家的東西，還要株連九族，再給你戴上一個大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連以後家裏生的小孩都是黑的，也要受牽連，它們製作了很多型號的大帽子，在空中懸著，隨時都能給不服它們心意的人扣上，如地富、反壞右分子、牛鬼蛇神、現行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不光是它們所謂的敵人，就是它們的朋友和給它們賣過命的人也隨時遭到它們的迫害。舉幾個例子：
1、五七年時在我們村有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男教師，和他母親相依為命過日子。這個人為人正直也很和氣。聽說在他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是被共產黨打死的。當他懂事的時候，問他母親，他父親是怎麼死的時。他母親為了不讓他心裏有負擔，就告訴他說是被壞人打死的。當到五七反右時，工作隊問他父親是怎麼死的時，他說是壞人打死的。就因為這句話，把他打成右派分子，判了20多年徒刑，下了大獄，迫害了姓李的教師一生。
2、我有一個姓孔的朋友，是個貧農。六0年他在部隊當兵，是個排級幹部，當時領導批准他回家探親，當他回到家中時，小弟弟妹妹都餓死了，父母也因為沒有吃的病倒在床上。等他回到部隊以後，上級領導問他回家的情況，叫他談談人民公社的新氣象。他問領導說：“讓說實話嗎？”領導說當然要說實話。他說：“我弟弟妹妹都餓死了，我父母也病倒在床上，沒有人照管。”領導說他是誣蔑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三面紅旗。把他開除軍籍，下放到邊疆勞動改造，再給扣上右派分子的大帽子，這個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了二十五年，才給平反的。大家試想一下，家裏都餓死了，還得說它們好，喊它們萬歲，不然就鎮壓你，多麼邪惡啊。
3、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民被共產黨欺騙得發瘋，一天三頓飯要三敬、三祝，還早請示、晚匯報，有些人父母死了他都不哭，毛澤東死的時候，他像哭瘋一樣，簡直要跟它去了一樣。那時我在東北邊疆的一個農場工作，我們當時住的房子很矮，屋裏很暗，很多地方都透風。東北又非常冷，很多工人家都是用報紙把牆糊上的。有一個姓王的老工人是個貧農，他住的就是用報紙糊上的。因為當時報紙上有很多毛澤東頭像，他沒注意到，在牆上釘了一根大釘子，想掛點東西，結果釘在了毛澤東的頭像上，被串門的人看見了就把他告了，把他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迫害了他一生，一直到他死。
4、還有一件事，當時我們工人住的都很集中，生產隊建了一個大廁所，所有工人都到這個廁所解手。有一個姓牛的工人是貧農，早晨上廁所出來時被另外一個工人看見了，當這個工人進廁所發現廁所裏有一塊被用過的報紙，上面有一個毛澤東的頭像。其實不知道是誰用過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天了，可是那個工人硬說是姓牛的用的，就去匯報了。把姓牛的抓起來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無奈幾天以後，姓牛的上吊自殺了。試想一下，在中共惡黨領導的社會裏，上哪去講理啊。
5、我是1949年生人，和建國同齡，可我也是深受中共惡黨迫害的。聽我父親講，他八歲時和我爺爺奶奶從大家分出來的，就三口人，老的老，小的小，村裏的壞人就欺負我們家，把我們兩家地中間界石挖出來，往我們這邊挪一塊，就把挪出的地方佔去了，把山場的界石挪一塊佔去了。我們是山村，每家的場院有上坡的，有下坡的，我家場院在下坡。收麥子時，上坡那家把水溝通到我們場院中間，下雨時，水直衝場院中間。還不敢說，說了就要打人。實在沒有辦法，我爺爺就把我父親送到武館練武去了。兩年以後，互相也沒打仗，他們都把界石挪回原位了。水溝也改過去了，這時我母親也過門了。練武到第三年，村裏來了共產黨，八路軍，要找一個村長。有個人說我們村裏有個練武的，當村長準行，正好今天來家了。有個當官的說：“走找他去。”他說這話正好叫我一個遠房親戚聽見了，他趕快跑來，給我父親報信。我父親提前走了。當他們趕到我家時，問父親哪去了，我爺爺說沒回來。那個當官的說：“根據可靠情報，剛才還在家裏，現在走了。”就把我爺爺奶奶和母親抓走了，大門貼上了封條。我父親聽說以後，就回來了，沒有辦法就當了這個村長。以後又給八路軍當保管員，以後又領民兵出常備民夫抬擔架。家裏的地沒人種了，就雇了一個長工和一個半拉子。到土改時，家裏一共14畝山崗薄地，勉強解決溫飽。那個土改工作隊長說：“在這個窮山裏，你家屬於比較好的，還雇了一大一小兩個人。”就強迫給劃了個富農成份，把給它們賣了這麼多年革命的人推到敵人堆裏去了。如果不出去幹革命也就不用雇人了，也不至於劃成富農了。把家裏的財產都搶了。又過了二年多，又來了個複查鬥爭，又把家裏清洗了一遍。想想看，中共惡黨的心都讓狗吃了。到我出生時，用他們說法真是家貧如洗了。在我兩歲時，因家中沒有吃的，我奶奶有點小病沒錢醫治，才50多歲就過早的去世了。在我三歲時，我母親又在飢寒交迫中含恨離開了人間。在我四歲時，家裏來了一位繼母，這位繼母對兄弟們很好，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家中依然是很苦的。
到58年冬天，實在沒有辦法了，我父親就領著我們全家逃荒到東北一個農場去了。到了東北以後，那裏天氣非常寒冷，又沒有錢買棉衣，又正趕上三年大飢荒，能活下來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所受的苦沒法形容，到我上學時依然吃不飽，穿不暖。到六四年，惡黨又搞了一個四清運動，那時我念五年級，在我們班，我的成績是最好的，儘管那樣，也受到學校的歧視，說甚麼家庭出身不好，同學們也看不起我，有的還欺侮我。舉個例子，我們那個學校離村七八里遠，造成去上學，中午帶飯，晚上放學回家。天天這樣，就在我們同學中有兄弟倆，是貧下中農，哥哥比我大一歲，弟弟比我小一歲，他們兄弟兩天天中午逼著我，把我的中午飯分一半給他們，不然就打我，我回家還不敢說。就這樣，一直受著他們的欺侮。有一天他弟弟感冒了，沒去上學，我想這下報仇的機會來了，放學時我提前走了，在半路上等著他，等他一到，我就把他打了。他去我們家告狀，說我把他打了。等我回家時，父親狠狠的打了我一頓，當我說出來他們兄弟倆每天分我一半乾糧時，我父親也掉淚了，說人家是貧下中農，咱惹不起啊，所以我就讀了五年書，就不念了，再也不想去那個學校了，秋天我就參加工作了。參加工作以後，並沒有改變環境，因為出身不好，它們說政治不可靠，凡是好一點的工作就不讓我幹，把最累，最髒，最苦的活讓我去幹。那時我才是個十四歲的孩子，給的錢也是最少的。
到66年，文化大革命時更是雪上加霜，整天喊口號，打倒資產階級，狠抓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叫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和家庭劃清界限，每天還要有思想匯報，匯報家裏人都說了甚麼，有沒有變天賬，真是有冤無處訴。就是因為這個事，為了和家庭劃清界限，我就要求調到了一個很邊遠的邊疆農場工作。原以為這下可行了，沒想到，用它們的話說，天下烏鴉一般黑，還是以政治不可靠為由，把最累最髒最苦的活叫我幹。當時我想：只有努力工作，來彌補自己的不足，沒想到不管怎麼努力工作，也換不來它們的同情，因為它們的心是黑的。
當我21歲時，終於想明白了一個問題，要想改變命運，就得有我自己要走的路。這時，我認識了一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醫生，是個女的，也是受過惡黨迫害的。她跟我說：“要想出人頭地，必須要有一技之長。”在她的幫助下，我開始發憤自學中國古代中醫學。在以後幾年中，不斷有人找我看病，環境也慢慢的改變了。
到24歲時，有幸接觸了氣功，以後又認識了位非常有學識的老先生，那時他90多歲了，他給了我一些古代中醫書，還有《周易》，《玉匣記》，《增冊補義》，《梅花易數》等書，還給了一本古本的《推背圖》。他跟我說；“我老了，趕不上，將來有一位叫十八子的大聖人，出世傳法度人，掌管乾坤，你以後要能拜他為師，那是很了不起的。”
我又認識了一位修道的人，是他們那一門的掌門人，60多歲，也非常有學識，我跟他說：“我拜你為師吧。”他說：“我發現你的根基比我深，咱就兄弟相稱吧。”所以，以後我就叫他道兄。他對我說：再過幾年，也就是師父出山傳法的年代，有一位姓李的大聖人出世傳法救度眾生，掌管乾坤，我們都是他的徒弟。當時他還不知道，師父在吉林長春某地方，他還說有深山修道的都見過師父，所以，以後這些年我一直在尋找師父。當我第一次看到《轉法輪》時，我馬上意識到：我找到真正的師父了，因為修煉的目地明確，所以一直很堅定，從來沒有動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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