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4月3日】自從我上大學，我腦海出現許多疑問，家庭的經濟狀況，看到現實中有比我富裕的人家，我總覺得這個生活充滿著不公平。為甚麼貧困的是我和大部份的人？為甚麼會有富裕的人？為甚麼有殘疾和困苦的人，有完美和幸福的人？那些疑問使我對上帝感到失望。不是說上帝非常公正和智慧嗎？這個情形使我逐漸的遠離上帝，遠離之前與我親近的上帝。當時，因物質上的貧乏，我向上帝提出激烈的抗議。我也看到同族生活在貧困線上受苦，我不能接受如此的不公。
在那樣紛亂的情緒下，我認識了左翼分子。在90年代初，左傾分子在印尼幾個大城市活躍起來。他們所謂民主化與社會改革的政治導向吸引了我。我覺得對我族社會各種問題的根源，找到了新的看法，我似乎也找到了走向改革的出路。我開始對馬列主義發生興趣。我好幾次參加共產主義基本原則的學習班。共產主義的旨意說：“到現在所有的社會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在新理念的帶動下，我遠離宗教之意更堅決。我覺得以前我篤信宗教，是因為有家庭無理智推動的成分。那時，我也非常贊同馬列主義其中的一套理論說：“宗教是社會的鴉片”。認為宗教使經濟和社會問題在人的腦海中消沉。從此我宣布自己是無神論者，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命運的存在。
毛澤東是我曾經崇拜的革命家之一。他的語錄曾是我最主要的讀物。我以為他真能夠振興他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難題。我也曾佩服毛澤東敢發動文化大革命，毀滅迷信和中國古老傳統舊習俗的勇氣。過分崇拜把我塑造成一個十足的“毛迷”。
隨著前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垮台，把共產主義運動當成可以達到民主改革和社會改變的一種工具，是否是最恰當的選擇這個思想，逼我重新思考。我最後決定退出黨組織，放棄共產主義。
雖然我在意識上已經改變，但我對宗教的信仰還沒有完全恢復，始終認為宗教沒有多大益處，現實生活上，宗教流派之間的歧見，通常是造成社會騷亂的導火線。我的道德觀念和心性下滑得很快。因為不信有神在，我敢侵犯神的戒律。我家庭的經濟難題，更把我推向毀滅的邊沿。
坦白說，我很擔心自己下滑的道德，好幾次想改過，但屢次失敗。內心的焦慮又帶我重新走進宗教領域。我開始研究傳統宗教，研究幾個被宗教以外的信仰流派團體確認為正確的修行之學說。我開始接受那些學說，肯定正信，肯定神的存在，相信有更高的神操縱宇宙和眾生。我甚至曾經規劃自己在40歲就擺脫紅塵世俗過活。
後來我發現，對信仰的深入了解，不能保證我的道德能夠回升，我可以控制自己在一定時間內不做壞事，可是我無法完全洗滌我的惡習。這使我焦慮。不斷的尋找能真正嚴格約束人心的心法，使我不再犯罪。在這個過程中，我有幸在2000年的雅加達法輪大法介紹班認識了法輪功。我從最基本的袪病健身，一直到看了《轉法輪》和師父其他的經文，才驚覺這就是我尋找已久的路。師父經文博大的內涵，使我立即決定修煉法輪大法。
以前困擾我、使我遠離宗教的種種問題，我從大法中獲得解釋。知道有貧困也有富裕的前因後果，師父在《轉法輪》中講得很清楚：“因為人在以前做過壞事而產生的業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難。遭罪就是在還業債，所以，誰也不能夠隨便改動它，改動了就等於欠債可以不還；也不能夠隨便任意去做，否則，就等於在做壞事。”
初學法感覺很吃重，摔摔打打了好多次。隨著我對師父講的宇宙法理的更高的理解，我在道德和心性方方面面有了巨大的改變。能夠得法，是我的萬幸，大法指導我走在正路上，使我唾棄我以前的惡習。現在，在正法的洪勢當中，我盡所能做好大法弟子應做的三件事，那就是學好法，發正念和講清真象。
從師父後期的經文，以及閱讀了《九評共產黨》之後，我才真正的認識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它不擇手段來實現它所謂的“人間天堂”假象。我從書本上讀到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輝煌成就原來都是假的。千千萬萬非正常死亡的中國百姓和失去宗教信仰的自由，這些都是中國因共產黨而付出的巨大代價。江氏集團和共產黨互相利用發動的對法輪功的鎮壓，更凸顯了共產黨的邪惡，我很慶幸自己已經離開共產主義。
我曾淪陷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無神論的經歷，使我有責任敲醒那些還被共產黨製造經濟繁榮假象矇蔽的人們，師父在2005年2月15日《向世間轉輪》的經文說：“……其黨現在不但行了惡，而且罪不可赦，性質不同了，自然也就禍及了中共的黨徒。人不退出，那就是它的一份子、一個粒子、它組成的一部份，也就成了眾神消除的目標。當人類這一幕開始的時候，是不會再有機會給人了。”
最後，在這個珍貴的機緣裏，我要向偉大的師父表達我最忠誠的謝意，師父指導我從歧途回歸正路。我將遵照師父的要求，在講清真象中，也要揭露共產黨的邪惡本性，所以我提醒自己和同修們，一起把九評廣而發之，讓更多的人知道共產黨的邪惡本性。
（2005年棉蘭印尼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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