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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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古勝博士）：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明慧焦點。照片中的這個女孩名叫王博，1996年開始修煉法輪功。99年夏天，18歲的王博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正當光明的前途在她面前展開的時候，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王博令人羨慕的中央音樂學院大學生的身份，使她成為中共610的目標，要樹立一個所謂的“轉化”典型。2002年4月，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向全國播出了兩集對王博一家的採訪。通過剪輯、歪曲，利用部份談話內容，來抹黑法輪功。
三年後，當事人王博終於擺脫了監禁，有機會向外界詳細講述了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是如何炮製出來的。她在過去的6年中遭受了令人難以想像的精神摧殘。
標題：焦點訪談背後的殘忍和欺騙
王博：全世界的民眾，你們好！
我是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王博。在2002年的時候，由於受中共政府人員的欺騙和利用，我上了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在這裏，我向李洪志師父認錯，也向所有被矇蔽的世人講清中共政府人員是如何欺騙、利用我，如何對我強制洗腦的。
我是在1996年接觸法輪功的，由於我當時正在上高中，課業非常緊張，所以我很少煉功和學法。在99年高考結束後，我剛剛要開始煉功，中共政府就開始了瘋狂的鎮壓法輪功。在2000年底的時候，我到天安門打橫幅向世人講清真相，告訴大家法輪大法是正法。就因為我說了真話，中共政府非法判我勞教三年。
在石家莊勞教所期間，勞教所的惡警一直都企圖將我轉化，當時他們一直都沒有辦法說服我。之後，我得知了自焚偽案。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裏，新華社有記者兩次對我們勞教所裏的學員進行採訪，也採訪了我。我當時對新華社的記者說：我在上中央音樂學院期間認識陳果，她不是真正煉法輪功的。雖然她以前煉過法輪功，但從99年我認識她的時候開始，她已經不看《轉法輪》，也不認為李洪志師父是我們的師父。她認為河南有一個叫劉某某的才是真正的“高人”，而且，還邀請我和我的母親去河南聽所謂的高人講法。我對此規勸她，告訴她這樣的行為是非常危險的，希望她不要再跟著劉某某等人一起，再聽信他們的話。當時陳果聽不進去。由於我們之間共同語言越來越少，所以後來也漸漸的疏遠了。我把這些話都告訴了新華社的記者。當時他們說他們做這個採訪是中央高層讓了解法輪功學員對自焚的態度。我的這番真話被他們傳給了中央。也就是因為這樣，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下了很大的力量迫害我。希望能夠將我洗腦，然後製造假的新聞來矇蔽世人。
主持人：2000年12月王博被關進石家莊市勞教所，同時關押的有許多的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她們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拒絕穿勞教所的犯人服。為了達到“轉化”王博的目地，2001年4月，石家莊市勞教所把王博作為所謂“頑固分子”，單獨送往北京新安勞教所進行洗腦。為此，石家莊勞教所還付了一萬元的洗腦費。
王博：在 2001年4月3號，我被他們強行裝到車裏，拉到新安勞教所，在那裏，我剛剛去的時候，他們騙我說是參觀甚麼展覽，我拒絕，等到當我送到新安勞教所裏面，將我送到所謂的“心理諮詢室”裏的時候，我都不清楚到底把我抓來是要幹甚麼，直到開始跟我談話，強迫我，要求我穿上他們當地的勞教服的時候，我才明白他們是要“轉化”我，我才第一次聽說了“轉化”這個詞。之後就是沒日沒夜的談話，不允許我睡覺，時間越來越長，我越來越疲勞，非常睏，已經睜不開眼睛，他們怕我睡覺，就強制我站起來，不讓我坐著。後來還曾經強制我蹲在牆角，抱著頭，不許我動。
在我非常睏的情況下，他們強制讓我穿上了當地的勞教服，之後呢，我清醒的時候，我認為他們對我這些強行施加給我的東西都是不應該接受的，於是我要脫下這身勞教服。那裏的惡警就讓我坐在椅子上，然後把我的雙手，和椅子的兩個腿兒之間的那個橫樑銬在一起，也就是我的上身和大腿整個是重疊的，我的手基本上是觸地的。時間長了之後，我的手整個都變成黑的，而且腫的很厲害，到最後她們想把手銬解開的時候，已經解不開了，因為手腫的太厲害，手銬已經都嵌在手腕上了，這樣，到第6天的下午的時候，我已經沒有甚麼意識可言了，頭腦一片混亂，已經是非常非常的睏，根本沒有辦法正常思考問題，當時的感覺心都發慌，整個人只有一種傾向，就是睡覺。
主持人：王博描述的這個新安女子勞教所，位於北京市大興縣，又名天堂河勞教所。99年鎮壓法輪功以後，這裏曾非法關押過上千名法輪功學員。為達到上級規定的所謂“轉化率”，該勞教所不遺餘力的使用種種非人的手段殘酷折磨大法弟子。包括電刑、體罰、毒打、潑涼水、曬太陽、長時間不許上廁所等等。王博所遭受的，就是其中的一種：折磨肉體的同時還長時間不許睡覺。按照勞教所的說法就是：“不打你，不罵你，不讓你睡覺也能折磨死你！”。在被隔離，被連續6天不讓睡覺的所謂“幫教”下，王博承受不住了，被迫寫了所謂“悔過書”、“保證書”。隨後她被接回石家莊。而石家莊勞教所，為了鞏固這所謂的“轉化”成果，又是如何對待王博的呢？
王博：在4月13號，我被接回到石家莊勞教所的時候，我就發現，整個勞教所變化了，以前那種非常緊張的氣氛全都沒有了。其實，就是他們從上到下已經都策劃好的，對我進行欺騙的手段。當時在回去的車上的時候，勞教所的所長趙雲龍就說，等你回去你就知道了，勞教所已經都變樣了。當時，因為我糊塗了，還以為，真的和警察之間的這些矛盾都化解開了。當我進勞教所大門的時候，他們對我的歡迎儀式讓我覺得不是在迎接一個勞教所的人員，而是在迎接上級領導的視察。他們這種非常偽善的、這種假象，確實是迷惑了我。
勞教所的所有人員都被調動過，我被安排在了304中隊，在裏面，幾乎沒有我之前認識的法輪功學員，因為他們害怕我跟以前熟悉的法輪功學員接觸。而且，我看到幾乎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穿上了當時勞教所曾經多次強迫我們穿而我們都沒有穿的勞教服。
我當時心裏面還覺得比較奇怪。之後，我就聽一個法輪功學員偷偷的告訴我說，你知道嗎，在你離開了，你被他們抓到北京之後的，可能是第二天，這些惡警把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分批的都帶到樓下的大食堂裏邊去，然後把勞教服往桌上一堆，就開始挨個的過問，問穿不穿勞教服，只要說不穿的，馬上就會被拎到一邊去，就被電棍、被橡膠棒特別殘酷的毆打，一直打到人承受不住，然後說“我穿”為止。
這些事情過去了一個多月之後，在我們洗澡的時候，我還看到很多法輪功學員的屁股跟大腿全都是黑的，很多人她們在晚上睡覺的時候都根本不能躺，只能趴著。我當時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心裏特別難過。我沒有想到，他們居然會這樣，連六、七十歲的老人都不放過，都會這樣殘酷的毆打。
我當時心裏非常難過，我覺得我背叛了大法，我覺得在她們、在這些法輪功學員承受那麼大迫害的時候，我不知道，我也沒有跟她們在一起。所以，當時，惡警要我和法輪功學員說幾句話，意思是讓我轉化她們時，我對她們說，我說我看到大家，心裏非常難過，我知道大家吃了很多苦，我告訴大家說，我也不知道我現在的選擇是不是對的，我希望大家，如果願意的話能夠跟我談一談，能夠幫助我。當時，惡警一看我說這些，就不讓我說了，就讓我走了。
主持人：在石家莊勞教所，警察看王博不配合他們“轉化”其他法輪功學員，就組織了一批在勞教所裏被洗腦後背叛了大法的人，與警察一起給王博洗腦。
我根本就沒有想到，和我住在一起的這些都是被惡警特地安排在我周圍的人。我始終都是抱著對所有人都信任的態度，因為我當時被洗腦洗的也是自己不清楚到底怎麼是對怎麼是錯了，而且看到一些警察表面上對我們也是很和善，所以我就是自己有甚麼疑問，有甚麼想不通的地方就都說出來，根本對他們沒有甚麼設防。緊接著就是這樣一天一天這樣的被洗腦，一天一天的這樣的所謂“談話”。我哪兒想過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從上而下，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安排好了的，非常細緻，都是針對我一個人的。
我當時感覺壓力很大，心裏真的越來越糊塗，其實現在才知道，肉體上的迫害真的不足以使人放棄自己的信仰，就是這種中共製造出來的洗腦，這種特別殘酷的熬著你，不讓你睡覺，消磨你的意志，當你神志不清的時候，這種偽善的欺騙和這種洗腦對人的迫害是最嚴重了，使很多人在這種殘酷的毆打，殘酷的這種酷刑的折磨下都沒有放棄修煉的學員，在這裏卻被他們欺騙了。在勞教所漫長的時間裏面，我們越來越糊塗。而且它們基本上不給我們自己的時間，每天都是安排得滿滿的，就是怕你去想，怕你去和大家一起交流法輪功裏面法理上的理解，就是希望把我們的腦子，把我們的整個人佔了，這樣的話，才能達到洗腦的鞏固的目的。
主持人：2001年的11月，在石家莊勞教所關押了近一年的王博，被通知提前解除勞教。但王博並沒有獲得自由。她被送到被稱作“洗腦班”的所謂“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訓中心”繼續接受洗腦。同時被要求協助迫害其他法輪功學員。這期間，王博的父親，原石家莊市鐵路分局機務段幹部王新中，遭到石家莊市“610”綁架毆打後設法逃離，被迫流離失所。為了抓捕王新中，“洗腦班”開始在王博身上下功夫。
王博：到了2001年的11月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說是所謂的提前解教，實際上是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訓中心”，也就是“洗腦班”，讓我到那裏去做所謂的 “助教”，協助他們洗腦，是很不好的。在那裏發現，看起來好像是自由了，但是實際上這種矇蔽和欺騙更深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精心安排好了的，怎麼樣去欺騙學員，都是設計好了方案的，針對每一個人，不同的情況，它能有不同的方法，就是挑你的弱點，對你進行迫害。而且它們還找我談話，談到我的父親。他們說“我們現在得知你的父親在外面事情做得挺大的，這要是被抓起來的話，怎麼也得判刑了。”然後還對我說，某某某剛剛被勞教了。他們經常會這樣旁敲側擊的說，讓我很擔心我的父親。而且它們的一些表現就是知道我的父親在甚麼地方，知道我的父親做的甚麼事情，他們只是現在不抓而已，只是希望我能做甚麼。我當時也是因為糊塗，不想讓我的父親再吃苦，最後他們就欺騙我，說如果我父親早些明白過來可能會更好一些，所以就配合了抓捕我父親的行動。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馬上就覺不對勁了。我就特別後悔，不管從哪個角度上來講，我都不應該把自己的父親騙到中心去被他們迫害。當時自己理解就是覺得，可能一時半會的，別人不會了解，但是事後的時候，我父親可能理解我的，我的這些想法都錯了。
主持人：這個時候，王博的母親，在工商銀行石家莊分行工作的劉淑芹，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功，被單位開除。她在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的時候被劫持，送到石家莊勞教所非法勞教三年。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支離破碎。但是中央電視台卻看中了王博年幼、善良、沒有社會經驗，要把他們一家人搬上屏幕，樹立成所謂“教育轉化”的典型。
王博：到2002年3月底的時候，我沒有得到任何事先的通知，也沒有得到過我的允許吧，這個洗腦班，他們通知我說，第二天四大媒體來採訪我，我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我和我的父親談這件事情，我們都感覺很突然。然後第二天的時候，焦點訪談，人民日報，新華社，他們就是來採訪我，我心裏還是膽膽突突的。見到了這次採訪我的人，主要是焦點訪談的記者李玉強，她跟我進行了一些談話，閒聊。在聊天的過程中的時候，她講到說，“中國政府一開始打壓法輪功這個決策是個錯誤的，他們把這麼多群眾推到了對立面上去，怎麼收場啊，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理智的。”然後她說，“好在現在政府它也是有這樣的想法，希望這些法輪功學員能夠明白過來呀，早些回到社會上，也是在彌補這一錯誤。”她的這些話確實對我起到了作用，而且我也是真的相信他們。我覺得作為記者，作為媒體，最重要的就是真實；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都是這樣想的，而且也都希望通過我們能夠告訴大家煉法輪功的人不是不理智的，更不會去做一些自焚的事情。我們在家裏面也都是，因為修煉法輪功之後，一家的矛盾化解開了，大家都是生活得很好，所以說，我們就這樣接受她的採訪。
當時對我進行採訪的時間比較長，李玉強還說沒想到會有這麼多時間來採訪。當時採訪的時間大約得有3個小時，可是真正焦點訪談播放出來的時候，時間已經很短了，而且裏面的話都是經過刪減了，雖然有些話是我講的，但實際是已經變了，不是我真正要表達的意思。當時的時候，焦點訪談一播送完，李玉強就從北京打電話到洗腦班的辦公室裏，要我接電話。她說：“我就怕你不滿意，你也知道這些內容是經過刪減的，這是政治的需要，希望你不要生氣，因為上面要審查的。”所以我也想告訴這些記者，如果說你有這個職業的準則的話，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做這些迫害法輪功的音像資料了。我覺得做記者最起碼的應有職業道德，我認為大家都是普通的人，不要被這些政治所利用。你這樣做傷害了很多人，也許你不是有意這樣去做，這樣不但傷害了別人，也傷害了你自己。
尤其這裏要提的是，新華社在《人民日報》上一篇通稿，那裏面的話是完全篡改的，根本就不是我說的話，從我嘴裏不會說出那麼仇恨的話，不會說出那些煽風點火的話。當時我和我父親看了這份報紙後就非常生氣，我們沒有想過中國最大的報紙上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就是篡改了的、根本就和事實不符的言論，而且他有幾篇話起點就是在誣陷我，而且真的是我覺得他們其實就是在有意這樣做，他希望斷掉我從新走上修煉的路。我沒有說過那些話，可是我確實是接受了採訪，所以我就是要負責任的。這些話使我沒有勇氣再去面對法輪功學員，我覺得他們這樣做實在是太卑鄙了，他們只是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就可以這樣不擇手段、完全不講道德。我的父親也是因為這個，發現這個事情是一個騙局，我們都被他們利用了。
所以後來，我父親看到洗腦班迫害學員的手段越來越明目張膽的殘酷。當時有個學員被熬得摔在了地上，牙、嘴都被摔破了；還有的是在學員身上寫誣蔑法輪大法的字，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我的父親發現被騙了，後來就順利的離開了洗腦班。
主持人：王博的父親王新中，於2002年5月12日，成功擺脫了“洗腦中心”對他的監禁。中共非常害怕他們的媒體騙局被揭穿，從此以後，“洗腦中心” 對王博的控制更嚴了。
王博：在我父親順利的離開洗腦班之後，我就被警察強行的軟禁起來，沒有任何自由。當時的時候，我心裏特別難受。有一天晚上的時候，大概快11點了，我就跑到洗腦班的大廳，那個地方有電話，可以往外打電話，我就去打電話，當時有警衛在那裏24小時值班。當時我在電話裏我就對別人說， “我不想在這裏呆了，我一分鐘都呆不下去了。我想回家，我想從這裏出去。”
結果警衛一聽我說這個之後，一下就慌亂起來了。因為當時我父親已經離開了，警察們都非常的害怕，害怕我明白之後也會離開，也會跑掉。所以當時對我的一舉一動都是監視的非常得厲害，我在電話裏這麼一說，警衛就馬上報告了當時值班的警察，當時值班的警察叫孔繁運，很快的，他們不等我打完電話，直接把我的話筒拿了過去，扣了電話，然後好幾個警察架著我的胳膊，我基本上都離地了，飛快的把我架到房間裏去了，然後把我放到床上。
孔繁運走過來陰森森盯著我說：你剛才給誰打電話了？他後來確定了我打電話不是給法輪功學員打電話，然後他就問我說，“你打電話的時候說甚麼了”。我說我要回家，我不想在這兒呆，我是自由的，我不應該被關在這兒。孔繁運就說：“你為甚麼想回家啊？”
我就覺得怎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問出來啊。我就哭著情緒很激動的反問，“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想回家，他還需要理由嗎？”然後，他們看我的態度完全不同於以前了，不是那種信任的挺友好的嘛，我當時整個對他們是一種針鋒相對了。孔繁運當時看著我，用手指著我惡狠狠的說，“你思想有問題！你越是這樣，我們越是不讓你出去，就讓你在這裏呆著！”我當時聽這話的時候，我第一次發現他們原來是這樣的：他們根本就不是真正對你好，關心你、愛護你，他們就是死死的守著他們費盡千辛萬苦才騙來的這麼一個“轉化成果”。他們覺得我父親一旦走了，而且當時全國各地的很多人都來所謂的參觀，看看王博，看看王博的父親。結果我的父親一跑，他們所有的事情都停下來了，就像是掉進谷底一樣的，特別的無精打采，特別的傷了元氣一樣，再不像以前那麼瘋狂的轉化了，瘋狂的迫害了，一下子不行了。他們最懼怕的就是我也清醒的走了，所有的警察都覺得在當班的時候，你可千萬不能出事，我就是這樣關你，我不會給你任何的同情、不會給你任何的自由，因為這是從上而下就是這麼死死的看著我，絕對不能讓我再出任何事情，讓他們的更加不知所措，更加的所有的“成果”都毀滅了，他們不能接受這一點，所以他們死死的看著我。
我在這個時候一下子發現了，原來他們的一切都是騙人的，他們所謂的“關心”等那些東西都是假的，全都曝光了。過去沒有甚麼事情的時候，還跟你笑啊，說話啊，還感覺“一團和氣”的，可是一旦事情不順他們的意了，立刻真實的面目就暴露出來了。
這樣的生活一直這樣延續下去，當時我的思想壓力本來就非常大。一方面為自己上了焦點訪談，接受這些媒體採訪後，被他們歪曲事實報導出去，全國全世界看到這些報導，我覺得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把父親騙到洗腦班來，這件事情真是很不道德的。而且我的父親雖然離開了洗腦班，但是警察到處搜捕我的父親，我很為我的父親擔心，同時，他們又剝奪了我的自由，完全把我看管起來。
他們也怕，怕這個洗腦班這樣迫害我，被擴散到社會上去，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樣我越來越被孤立，沒有人跟我說話，我每天這樣失去自由的這樣呆著。我從小到大接觸的人也不是很多，我沒有想過，在政治下面居然會是人與人之間都是勾心鬥角，你是不應該去相信別人的。我覺得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所以我都是發自內心的去相信其他人，去信任別人，去對別人好。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們對我的好，原來都是為了利用我；他們對我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有他們的陰謀的。
主持人：為了保住所謂的“轉化成果”，2002年9月，河北省“洗腦中心”安排王博復學，重新回到中央音樂學院。但是王博仍然沒有自由，因為610安排了對王博的特殊“照顧”。
王博：後來警察就開始來找我，跟我談，問我想不想回去上學。我是知道他們的企圖其實就是想要靠這個來給他們自己的這種政治目的吧，他們希望給他們自己仕途上往上爬呀，積累他們這個砝碼的。所以我當時知道，如果說我要走這一步的話，壓力特別的大，而且我也不想回去了。我就說我不想回去上學了。然後他們不罷休，還是用這種偽善的，翻來覆去，沒完沒了。我當時覺得，自己還是要修煉啊，不能讓人家覺得好像怎麼學也不想上了，甚麼都不幹了，所以說自己也挺矛盾，最後我就只能說，如果我能回去上學的話，我會很珍惜的。
我知道他們要把我推上典型，他們要把我樹起來，然後要大家都看這是他們所謂“轉化”的成果。我不想這樣被他們利用，但是在勞教所裏，你沒有任何的自由，你的任何言行可能都會被他們認為是甚麼樣的情況存在，就會繼續又是對你這種永無休止的迫害。
我回到學校之後，一開始的時候，有三個警察跟著我。兩個男警察，是每天要在學校和學校周邊去轉；還有一個女警察，對我進行貼身的監視，和我住在一個房間了。我沒有和其他同學住在一起，住在一個單獨的地方。我的壓力很大，這根本就沒有正常人的生活，我根本就沒有獲得自由。他們就怕我接觸到其他的法輪功學員，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謊言，根本就持續不了。所以說，他們是一直這樣看著我，表面上說是為我的安全著想，其實就是怕我知道了他們的謊言，徹底認清他們的面目。
到了暑假或寒假的時候，一放假，警察就會用車把我直接接到洗腦班，根本不允許我回家。回到洗腦班後，我沒有任何自由，不允許出大鐵門。我多次跟他們說，我要求回家，我要求出去，可是他們都不允許，頂多就是派一個警察跟著我，派個車出去，而且只是呆很短的時間必須回來。
在春節的時候，人家都在家過年，他們給我安排了一天轉遍所有的親戚。我去姥姥家，姨姨們趕緊給我做飯，生怕我還沒有吃上飯，就被他們接走。家門口警察的車停著，好多警察在外面等著，還沒說幾句話呢，就硬要把我拉走。因為我知道他們這些人根本就是不講道理，所以我也沒有跟家裏人說甚麼，我也沒有要求家裏人把我接出去。因為我不希望我的親人再去接觸他們，我不希望我的親人再看到這些警察的嘴臉之後再去生氣。反正我自己做錯了，我自己就去承擔。所以當時的時候，就一個人呆在洗腦班裏面，甚麼事情也沒有辦法跟別人講，很痛苦。
在中央音樂學院的三年中，一直有一名警察和我住在一起，監視我，這三年來，他們換過幾個，就這樣一直延續下來，從來沒有間斷過。在學校裏，他們要求我不允許我自己出校門，如果說我出校門，就必須要有警察跟著。他們一直在給我灌輸錯誤的認識，就是造謠嘛，就說外面的法輪功啊，一直在惦記我，就想把我綁架走，想把我弄小黑屋子裏，把我綁起來，一定要反轉化。他們就這樣嚇唬我。在學校期間的時候，我一直都是沒有自由。而且我心理壓力很大，你想一個正常的學生，在學校期間，包括甚麼學校組織春遊甚麼的我都不參加，我怎麼參加呢，我參加的時候，旁邊跟著一個警察，誰有心情啊，這是甚麼樣的生活啊。
主持人：王博逐漸意識到自己被欺騙和利用了，良心的責問和愧疚使她經歷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時期。現在，她想告訴人們，她當時內心的痛苦和無奈，她又是如何從困境中走出來的。
王博：我越來也越看清了他們的面目，但是由於我長期看不到法理，沒有辦法和其他人接觸，所以我沒有辦法化解，我對他們的怨恨越來越深。自己的精神狀態是非常不好。經常就是大哭，我經常有時候中午一個人的時候，實在受不了了，就放聲的大哭。而且我的這種自虐的心理越來越強，我就開始亂吃藥。因為在我還有自由的時候，我爺爺是高血壓，我給我爺爺買過降壓藥，我還沒有空給爺爺送去，他們就軟禁了我，不再給我任何自由。然後我就開始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降壓藥，然後就是暈倒，磕的頭上也是包，摔得很厲害。有一次把尾骨也摔壞了，當時就覺得活著真的是沒有甚麼意義。還被他們這樣誣陷了。
後來還有一次。就是有一點甚麼小事，都可能刺激我做出一些自殘的事情，有一次我就把左手腕，特別狠的拿刀子割了三刀，血一下子就流出來了，當時流出來的時候，我就忽然想到了師父說不讓自殺、自殘，都是不對的，是不理智的，所以我就停下來了。之後我二姨他們來洗腦班看我的時候，因為是夏天，雖然我一直在擋，但他們還是看到了。他們說，王博，你的胳膊怎麼了，你的手腕怎麼了？那是甚麼呀？我怕他們擔心，所以我就說我過鐵門的時候不小心劃的。有的時候，自己沒有自由，就真的是想自殺。
我就這樣一直被他們關押著，沒有任何的自由。我一個人呆著的時候，經常會想：我把它們都當作相信自己一樣的去信任，可是他們對待我，都是用了欺騙；我就像小丑一樣被他們愚弄。我想我可能是他們見過的最傻的一個人。我是最蠢的，居然會這麼的相信他們。我的心理壓力特別的大，心態也越來越不好，總是想著自殺，那個時候我特別想用我的死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根本就不是法輪功害了人，害死我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一家人修煉之後，生活都充滿了希望。我從小很不好的脾氣，也是變得越來越好。心態也是向好的方面發展。可是自從被中國政府欺騙，被他們迫害轉化之後，我的心理越來越陰暗了，看不到希望，只覺得自己很可悲。好幾次都控制不了自己，就想自殺，可是每次的時候，我都會想到，師父的法中說過，自殺是有罪的。我就想我既然做錯了，那我就應該承擔，我就應該去面對，如果我死了的話，那不就是畏罪自殺嗎？而且我還擔心要是我死了，惡黨又會製造謠言，它可能又會說，啊，王博回去練法輪功，結果自殺了。所以我想，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我都一定要活下去，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惡黨一直在胡說，“練法輪功的人怎麼怎麼自殺，法輪功會讓人自殺”可是現在我就可以告訴全世界所有的人，雖然那個時候我糊塗了，我不再煉了。但是在關鍵的時候，在我要放棄自己的生命的時候，竟然是大法，是我想到了李洪志師父的話，所以我才活下來的。
主持人2002年8月，王博的父親王新中在明慧網公開將迫害的真實情況講了出來，並將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利用他們一家造假來誣陷法輪功的內幕，通過文字和錄像向外界曝光。河北省610異常惱怒，到處懸賞抓他。10月底，王新中被山西省太原市610綁架。為挽回政治資本，河北“洗腦中心”想再次利用這一家人。
王博：我的父親因為識破了他們的這些欺騙的手段，所以離開洗腦班了之後，做了一個說明真相的光盤，徹底的揭露了洗腦班怎麼樣迫害法輪功學員，而且聲明所有被他們迫害的時候所說所寫的一切作廢。那麼這些警察就氣急敗壞，就想要利用各種機會，再去做這種欺騙世人的影像材料，散布到社會上去，有好幾次他們想要給我錄像。記得是有一次，是過年的時候，忽然洗腦班的一個警察就來找我，說，王博，你今天去勞教所看一下你的父母吧，因為過年嘛，有聯歡會，你的父親從二大隊也過來了，你們難得聚一聚，當時我就覺得奇怪，他們怎麼主動要我去勞教所。以前的時候，我要想看我的父母，都得是跟他們說了之後，他們批准之後我才能去。而這次他們主動找我，我就覺得挺奇怪了。所以我就說，“啊，我今天不能去，我不想去了。”然後這警察走了之後，沒多久她又來了，說：“王博，你還是去吧。”我就覺得這裏面肯定有事。我就覺得他們要是想錄像，想要做甚麼，那我就不去了。如果沒有這些的話，我就去。所以，我就跟了警察到了洗腦班大鐵門，在辦出門手續的時候我就看見勞教所的一個警察扛著攝像機正在對我笑呢。當時我就對這個跟著我的警察說，如果你們要錄像的話，我就不去了。當時這個警察的臉就變了。她說，你等一下，她就回去請示了一下。過一會她回來後，就對扛攝像機的警察說：“那你就別去了。”這樣我放心了，這個警察就跟著我一塊去了勞教所。
我到了勞教所，我在勞教所剛剛跟我父母坐下來，還沒有說幾句話的時候，我就發現對著我的遠處，有一個警察扛著攝像機，正在靠近我們呢，然後我對我父母說過之後，我們仨人就趕快低下身子，低下頭，不讓他錄，然後這個警察他還叫我，因為我認識他。他叫我的時候，希望我跟他打招呼，趁機他好錄像嘛，我就跟他說，你不要錄了，我們不允許錄像。他不聽，然後我們只好這樣低著頭，不讓他錄。當然他想從不同的角度一直想錄像，但我和父母是圍成一圈坐著的，所以最後他們也沒有得逞。這是一次。
還有一次是在我看媽媽的時候，我媽媽跟我講，說，王博，你知不知道，有一個電影，叫“深淵”的，是專門攻擊法輪功的，裏面有你。我說不可能啊，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我當時聽了就蒙了。我媽媽說裏面有你的照片。我當時聽了非常氣憤，他們怎麼能夠這樣隨便用我的照片去攻擊大法，而且根本不經過我的允許。他們也不敢讓我知道，這就是他們幹的這些事情。
還有我的父親後來在山西的時候，被他們抓住關在看守所裏面，我非常擔心我的父親，我聽說我的父親在那裏面已經都不能走路了，然後我就提出來想去山西去看看我的父親。他們不允許，然後他們還說，那都是謠言，你父親在那兒挺好的。然後，在非典前期的時候，我在學校上學，功課也很緊。它們就跟我說，要我參加一個報告會。而且還要我參加一場演出。我說我功課很緊，我不要參加這些了，結果警察就對我說，你看，你父親在山西呀，他這個事件鬧得這麼大，要是判刑也得判十幾年的。其實他們的意思是很明顯的，就是要我來配合他們，如果我不配合他們的話，可能我的父親就會受到甚麼樣的連累。
當時的時候，我確實很擔心我父親的情況，因為我聽說和我父親一起被抓的丁立紅已經被迫害死了，丁立紅我以前也認識，就是我爸爸單位的同事，那麼好的一個人說沒有就沒有了。我也確實是挺害怕的。我在想，我真的是擔心如果自己不配合他們，他們真的是甚麼事情也做得出來。我很擔心萬一我父親真的有甚麼事情，被他們抓住了弱點，所以被逼迫得很不情願的參加了報告會，和演出節目。他們看我在準備材料的時候，非常不積極，整天低著頭也不出聲，他們不住的說，你的父親怎麼怎麼樣了，我們會盡力的。他們就是利用這種威脅的手段，利用我們一家三口中的一個人去威脅另外兩個人，我們都像被他們綁架的人質一樣，大家經常會受到他們的威脅。
我現在才發現，最險惡的就是他們笑著騙你。如果說這個兇神惡煞地對待你的話，你還能夠看清真相。可是他們對待我的時候，他們總是笑瞇瞇的，可是使出來的招都是特別陰的，所以我長時間對他們根本就認識不清楚。他們總是用各種方法，看到你擔心甚麼，看到你擔心你的父親，那麼他們就會利用這一點。然後，就很狡猾地去要求你。
我在上學的期間的時候，他們又開始要將我發展成為“黨員”。當時的時候我聽這個就挺反感的。我可以說很糊塗，被他們欺騙，看起來我好像像小孩一樣，怎麼糊弄怎麼是，但是，我絕對不會入黨。我都已經被他們折騰成這樣子了，我想如果我要是再去入黨的話，他們就更可以控制我了。我還是比較了解他們那一套，就是“你是黨員，你是黨培養的，你是國家培養的，所以說以後遇到甚麼事情的時候你必須要服從黨，黨讓你做甚麼你就必須做甚麼，否則你就是叛黨。”我絕對不會讓他們這樣子迫害我，所以說他們最終也沒有達到目的。
後來我也聽我的母親說，我母親剛剛被他們抓住的時候，他們就對我母親這樣說，“把你的孩子送回到學校去，還要她入黨，以後給安排工作。”其實他們一步步的也就要這樣進行的。但是後來他們可能也發現了，並不像他們所想的那樣。我們都已經認清了，不會再輕易地受他們這種擺布。
主持人：目前，王博一家已經擺脫了河北610辦公室和“洗腦中心”的控制，在好心人的幫助下，生活在一個隱蔽安全的地方。六年前一個剛考上大學的18歲天真少女，如今剛剛從煉獄般的迫害中走出來。在走過了被勞教、被欺騙、被迫害洗腦、並被利用來製造騙局誣蔑法輪功的六年之後，如今的王博是如何認識這一切的呢？
王博：這幾年裏我也一直在思考，自己為甚麼性格中有這種懦弱，為甚麼會這麼聽人家擺布？然後我就想著想著就追到了小的時候。就像我們初中政治課本裏面就說，人民代表大會呢，是代表人民行使這個國家權利，然後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是同時又講當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不一致的時候，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要服從國家利益。當時我就不明白，我就想不通。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也就是說人民應該是高於一切的，人民利益是高於一切的。那為甚麼當人民--我們個人的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發生了不一致的時候，我們就要服從呢？如果集體、國家出了錯的時候，我們也要服從嗎？這怎麼體現出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
其實，就是中國共產惡黨多年來對下一代的灌輸就是這樣的：它讓你不自覺的放棄自己，它讓你根本意識不到應該維護自己的權利。它不讓你去說話，它不允許你去提出和它不一樣的意見，否則就是在參與政治。後來我想明白了。就是說如果我說我擁護共產惡黨，這就不叫參與政治。可是如果我對共產黨有看法，我要提它的問題，那就叫參與政治，然後，中國老百姓被多年來這些運動搞怕了，就覺得別參與政治，別參與政治，所有這些想法，其實都是被共產惡黨已經歪曲過了，老百姓都已經被它傷透了心了。大家只能是後來形成一種錯誤的觀念，而且就是覺得我們這是“明哲保身”。惡黨說甚麼都別吭聲，它打你也別吭聲，它怎麼欺負你、怎麼迫害你，你不吭聲不就得了嗎？你越吭聲它就越要迫害你。在中國根本就沒有人權可言，人沒有自己的最基本的尊嚴，就是這樣。我真正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真的是發現，只有真正的脫離共產惡黨，才能真正的獲得自由，也才知道做人的尊嚴是甚麼樣的。
在這裏我也想跟所有善良的民眾，其中也包括一些想要醒悟的這些迫害法輪功的人，我想對你們說不要害怕，你越是害怕，那麼他們就會越是迫害你，惡黨就會越去迫害你。我們都是有良知的人，只要你能夠勇敢的站出來，能夠面對自己，就像我今天這樣，那麼都是有機會的。你會真正的體會到良心上的安寧是甚麼，你立於世間，立於天地之間，你感到心裏是安寧的，沒有做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每個人都會犯錯，關鍵就是我們能夠認識到。希望所有的人，能夠真正了解法輪大法是甚麼，能夠真正的去看一看，到底誰在迫害民眾，中國怎麼樣才能有希望？希望每個人能為自己選擇美好的未來。
主持人（古勝博士）：觀眾朋友，王博的這段心路歷程和她一家所遭受的迫害經歷，善良的人很難想像。如今王博衝破牢籠，把事實真相告訴給我們，讓我們清楚的看到，中共為了達到“鏟除”法輪功的目地，是如何用盡心機、不擇手段的。但是，王博作為一名大法修煉者，從最為邪惡的迫害中走過來了，更多的世人也由此了解了真相，欺騙和謊言再也無法蠱惑人心。這正像人們都知道的，謊言不能永遠掩蓋真相；邪不壓正，這是不變的天理。
感謝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我們下次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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