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自我時是另一番天地


【明慧網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老弟子。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面對當時鋪天蓋地的造謠、誣陷,層層層層的迫害、打壓,平日個人修煉階段沒修去的執著心非常明顯的暴露出來,其中最主要的是怕心。越怕,邪惡越專找我的怕心下手。它們把我定為我市十個輔導員及骨幹之一,在刑警隊非法審問我十多個小時。儘管怕,但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出賣其他同修,當時想,不能幹出賣佛的勾當。後來我在街上一見到警車就心跳,真是仿佛一草一木都長眼睛看著我一樣;看到同修也不敢打招呼,怕被惡人看見;聽到家裏電話響,心「撲通撲通」的跳好一陣子。公安局、派出所、學校、教委、組織部輪番找我,真覺得是「百苦一齊降,看其如何活」(《洪吟》〈苦其心志〉)的感覺。

偶爾靜下來時向內找,知道這是自己怕心招來的魔難。大法書不敢放在家裏,我就每天背《論語》。漸漸的,怕心少了。大約在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單位領導在做我「轉化工作」時,我堂堂正正的告訴他們:我沒錯,法輪大法是正法,我要堅修到底。他們非常恐慌,連忙彙報給教委、組織部。無論誰做我的工作,我都表示堅修到底的決心。說來也怪,自從我堂堂正正站出來之後,再也沒人來找我了,就連每天到我家「報到」的警察都不來了。恰好那年冬天單位不上班,我把《轉法輪》請回來,每天學法,堅持每天看三講或五講,最快時每天通讀一遍。每看過一遍,我就在紙上畫一道,五遍就是一個正字。一個冬天,看了七十多遍《轉法輪》,突然有一天,自己感覺好像沒甚麼可怕的了,那時就是有人拿刀、拿槍對著我問我「煉不煉」時,我都敢說「煉」了。我知道通過學法,「怕」的物質消去很多了,我該走出去為大法上訪說句公道話了。

進北京證實大法的經歷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和另一同修同去北京上訪。當時因為法理不清,沒分清個人修煉與正法修煉的關係,認為走到哪裏都得被當地接回來關押,沒有我一定要走到北京的正念,結果半路被截回當地,關在拘留所,受盡打、凍、餓、累等折磨。其間我七十多歲的老父親從外地趕來看我,流著淚求我,讀高中的小女兒也給我寫信,都叫我寫「不煉」,好回家。我知道,這是我放下對親情的執著的時候了,沒為其所動。四十二天後,我被迫寫了「不進京上訪」等四條「保證」才被放回,其中家人給當地的政保科長送出一千元錢,單位又交了一千元罰款。

由於法理不清,把邪惡所謂考驗當作自己應過的關,默默的承受,沒有及時反迫害。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學校強迫下崗,每月只給不足二百元的生活費。失去了工作,接踵而來的家庭魔難、社會壓力方方面面同時襲來,丈夫喝酒回來後總是拿我出氣,找茬罵我、打我,有時在大街上、在公婆家抓到就打。有一次從晚上九點打到凌晨三點,若不考慮自己是大法弟子,自殺罪更大,是破壞大法的行為,我真想從樓上跳下去。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把這種迫害當成了人對人的迫害,恨心、爭鬥心、不平衡的心理一直很重,忘了向內找,心性越來越低,魔難相對來說也就越大。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們七名同修一道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證實大法之路。在天安門廣場,我打開了條幅,喊出了積壓在心底很久的話:「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大法清白!還我師父清白!」然後被天安門的惡警綁架,輾轉分流到錦州市第二看守所。在那裏,我們不報姓名、地址,肩並肩,手挽手,形成一個堅強的整體,共同抵制邪惡的野蠻灌食等迫害。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令人盪氣迴腸,神聖悲壯。三十八天後,我被家人找到,被警察勒索八百元錢,其他同修有的是無條件釋放,我知道這是我沒放下對錢的執著。

反迫害 講真相 救度有緣人

有了兩次被綁架的經歷,回來後產生了很重的怕心,怕被再次綁架怕罰款,出去做真相做的很少。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名同修給我送來了她寫好的證實法的條幅,按我當時的心性,出去掛就是強為,但一想到自己是老學員,我若不出去,會影響其他同修,沒有站在正法的基點上認識問題,用人心去作正法之事,可想而知,結果我和另一名同修被蹲坑的惡警綁架,在拘留所絕食十六天,第十八天送去勞教,勞教所拒收,被公安局又勒索去一千元錢才放回家。

回來後,我簡單的向內找,認為是怕心所致,自己在講真相方面做的很差。就在家裏學法、發正念、看明慧網的文章,為講真相做準備。通過學法、看同修交流文章,知道正法時間有限,救度眾生緊迫,我只給本單位的同事講過真相,教委從來沒去過,他們不明白真相,還扣壓我一千多元下崗工資,我一定要去對他們講真相。要不要回下崗費不重要,重要的是給他們一個擺放位置的機會。考慮到自己還是有點怕,我就打電話約教育系統的其他同修(她們也一樣被教委扣發了下崗工資),可是她們都不去。我去還是不去?我問自己,如果教育系統就你一個大法弟子,你就不修了嗎?你就不去救度那裏的眾生了嗎?我一定放下這個怕心、依賴心,我下定決心,就我一個人也去。

自從九九年九月份以來,我還是第一次來到教委大院,我心裏對師父說:「請師父加持我,我一定要救度這裏的有緣人。」頓時覺得自己非常高大。我先找到一把手,與他講扣壓我工資不對,又講了大法洪傳世界,電視媒體造謠等真相,他聽後,只是說:工資不歸我管,你去找某某某。我又去找二把手,講完真相又到三把手。這樣,一個個,最後找到財務科長。財務科長說:「是‘六一零’不讓發,你去找市政府‘六一零’。」轉了一圈,走到院子裏,我想:不對,我這不是被他們的安排帶動了嗎?不行,我還得回去,又回到財務科,對科長說:「是你扣發我的工資,怎麼讓我去找」六一零「呢,又不是」六一零「扣我,我就找你要。」科長只好找到管財務的二把手,又找到前任財務科長,三個人商量,最後找出一個名單,有教育系統被扣發工資的十幾名大法弟子的名字,下面落款是「六一零」,還是讓我去找「六一零」。我出來時又碰到主管財務的領導,給他又講了半天大法真相,他還提出了幾個問題,最後他表示:學法輪功的都是好人,他的一個朋友也是學法輪功的,電視說的真不一定是真事。回家的路上,想到這裏的有緣人的觀念的轉變,心裏沒有怕,只有儘快救人的緊迫感。

「六一零辦公室」是迫害法輪功的職能部門,專幹壞事,去那裏講真相,我真是連想都沒想過。去還是不去?我猶豫了,這時恰好另一同修給我打電話,說好第二天我們一起去「六一零」。第二天我倆一路發著正念,八點鐘就來到了「六一零」。主任恰好是這位同修的一個學生,很熱情的接待了我們。我們兩個坐在他的辦公室給他講真相,他非常專注的聽著,其間有幾次電話催他去省城開會,他都說有客人先不去,我倆幾次欲走都被他攔著,非得繼續聽我倆講。一直到十點半,我倆才離開。他布置他下屬一個科長與教委溝通,給我們發回扣壓的工資。第三天,教育系統的其他同修也都參與進來,我們有的帶傳單、真相光碟,教委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領導說:「將來你們法輪功平反了,你們哪位當了市長,可別忘了我們。」我們說:「我們不參與政治,但您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將來一定會有福報。」又過了十幾天,扣壓的工資發下來,其它系統的大法弟子也都找本單位,要回了扣壓的工資,一時間,百姓相傳:「法輪功要平反了,扣壓的工資都返回來了。」

值得一提的是,「六一零」那位科長與教委溝通時,想從中作梗,撈取個人好處。大家沒有買他的賬,繼續找那個明白真相的「六一零」領導。「六一零」這個主任當著我們的面把那個科長批評了一頓,沒過幾天,那個科長被撤職了。「六一零」這個主任也調離了(可能他不想再迫害法輪功了)。遺憾的是,當時沒給他那個科長講真相,使他被邪惡利用而對大法犯了罪。好在其他同修給他郵寄真相資料,以後再沒聽到有關他迫害法輪功的消息。

幾經周折講真相 要回身份證

有了這次經歷,我想,正像師父在《轉法輪》中說的:「人類社會各行業都是應該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於幹甚麼職業。」又說:「在各種階層都可以做一個好人,不同階層存在不同的矛盾。」那麼我們在社會上遇到的各種人,都應該是我們救度的對像。我想:「六一零」的其他人員還被矇蔽,不知道真相,我們還應該去講。我和另一同修以要身份證的名義又去了「六一零」。那天,主要領導都去開會,只有一個人在。我倆給那個人講了很多大法真相。講明白後,那人表示,他今後一定記住我們告訴他的話。他還說:「你們也不是要身份證來了,是給我上政治課來了。」我們說:「不是政治課,是救你來了。」他連忙說:「是,是,是救我來了。」

第二天,我又來到「六一零」,找到管法輪功學員身份證的新任科長(原來那個科長被撤後的新任科長),當時屋裏好幾個人要身份證,都被他以上邊不讓給為名打發走了。我想,任何邪惡都沒有理由阻擋我要回我的身份證。他的辦公桌放一大摞法輪功人員轉化情況表,手裏正拿一份看。我一看,正是寫我的名字,上邊寫著「已轉化」,心想,管它呢,是單位寫的,又不是我寫的。我告訴了他我叫甚麼名字,來要身份證,他把手裏的那張表鎖在抽屜裏,對我說:不能給。我說,誰不讓給?他說是上邊。我問上邊是誰,他說共產黨唄。我當時說:哪個共產黨會說話?你給我找來。又問他:「身份證是你的?是我的?」他說:「當然是你的了。」我說:「既然是我的,為甚麼不給我呢?法律上明文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無權扣壓居民身份證,你們為甚麼執法犯法呢?江××不是說以法治國嗎,這不明擺著說假話嗎?又以德治國,是我的東西你們強行拿來不給我,這是甚麼道德?我看他無德又違法。聽他的,早晚把你們坑了。」

他說:「不是怕你們上北京嗎?」邊說邊翻鐵卷宗櫃給我找身份證。我說:「去不去北京是公民的自由。你就把所有大法弟子的身份證都鎖在你的鐵卷宗櫃裏,天安門照樣天天有證實法的。」

這時我順手翻了翻他辦公桌上的一摞表,裏邊有一些我熟悉的大法弟子的名字,都寫著「已轉化」。我想,被我看到了,決不是偶然的,特別是寫著我名字「已轉化」,我卻默認,這不是怕心嗎?我不是來講真相嗎?看到謊言為甚麼不敢揭穿呢?這符合「真、善、忍」標準嗎?他把所有的鐵櫃都打開,拿出很多身份證,一個一個去找,沒找到我的,我說:「沒找到不要緊,早晚能找到,我看到寫我名字的那張表,你拿來我看看。」

他不拿。我說:「你不拿,我也得告訴你,那張表寫我已轉化,那是你的下級在騙你,我修」真、善、忍「,做天底下最好的人,讓我往哪轉化呢?我還告訴你,不但我沒轉化,你桌子上這一摞表上寫轉化的都沒轉化,是有人騙你們,你們再騙上級,這都是江××教你們的。我為甚麼學大法呢,就因為大法是最正的。」接著我給他講大法在國內外洪傳真相,還講了文革後三種人的下場,最後說:「你還這樣年輕,別跟著瞎跑了,給自己留條後路吧。」他一聲不吭的邊抽煙邊聽著,最後他說:「你的身份證也許在公安局,我給你聯繫一下。」接著他要通了國保大隊的電話,告訴我到公安局去要。從那裏出來,他送我到門口。我囑咐他,告訴他的話一定要記住。他不住的點頭。

二零零一年底,市裏準備辦洗腦班,他通過一個熟人告訴我,辦洗腦班沒有我。我為一個生命能在十字路口認真做出選擇而欣慰。當然那次洗腦班在同修的正念中沒辦成,這是後話。

從「六一零」出來去公安局。去不去?我又猶豫了。那天口袋裏還揣著不乾膠等真相資料。我們市裏的公安局很邪惡,在綁架法輪功學員上一直走在全地區的前面;大法弟子除了被綁架到那裏審問外,幾乎沒人敢到那裏講真相,我一個人去這個魔窟還真是膽怯。轉念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師在,有法在,怕甚麼?去。隻身一人去了公安局。很順利,屋裏只有兩個人。我一說要身份證,一人從抽屜裏翻出身份證就領我去複印,原件沒給我,路上問我很多關於正法的問題,我都正面回答並給他講了真相,又把身份證複印件送到教委(領工資用)。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書記問我「還煉不煉?」當時屋裏很多人,我說:咋不煉呢?都是教人做好人,又講起了真相。那個書記害怕了,忙說:「快別說了。」收下我的身份證就走了。

二零零二年八月,學校又要身份證。我去公安局時,丈夫怕我出事,跟我一起去。那是週一早晨,管身份證的人還沒來,屋裏有很多人說是要開會。一個人問我,你還煉嗎?我平靜的回答:煉,電視裏說的那些都是騙人的。又講了自焚真相。這時國保大隊隊長進來了,一聽我在講真相,開門把我推出來,邪惡的說:「我們沒人聽,願意煉回家煉去。」到走廊一看,丈夫的臉都嚇白了,忙說:你快走吧,我給你要。

我出去轉了一圈,心想:師父在《二零零二年華盛頓DC法會上講法》中說:「哪裏出現了問題,哪裏就是需要你們去講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難了就繞開走。當看到給我們帶來了損失,看到我們證實法有障礙時,不要繞開走,要面對它去講清真相、去救度生命。」

我要回去。當我返回公安局時,會開完了,那個管身份證的又像上次一樣給我複印了一張。

回到家裏我想,不能就這樣被邪惡支出來,我一定要回自己的身份證,同時也要講真相,讓那裏的生命有一個明白真相的機會。第二天,我自己又去了國保大隊,我說我要拿回我的身份證,他們說不給,我說扣壓居民身份證違法,將來法輪功平反了,誰扣壓過我的身份證,就是一條罪名。接著我就講大法真相,屋內三四個人吧,都認真聽。這時過來一個警察,這人在當地很邪惡,上過惡人榜,對我說:「你再辦一個身份證不就得了?」我說:「我有身份證,又沒丟,為啥再辦一個呢?」又給他們講善惡有報的道理。這時後進來的那個人說:「把身份證給她吧。」就這樣,我堂堂正正的要回了我的身份證。

勞教所裏反迫害、整體證實大法的經歷

二零零三年初,我在明慧網上看過一篇大法弟子寫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我忘了,只記得大意是她不會被勞教,她沒有那顆心,如果她真是被勞教了,她一定利用這個機會到勞教所除惡,帶領那裏的同修一起闖出魔窟。看到這篇文章後,我的心狂跳不停,一邊為這個同修的境界感到可貴,另一方面怕自己被安排到勞教所,心裏不停的對師父說:「師父,我不要這樣的安排。」

我們家附近是飯店,每次走路路過看到他們買成捆的大蔥我都想:這是告訴我到勞教所帶領那裏的同修一起往出衝。有這個念後又馬上說:這不是我想的,我不要這樣的安排。反覆多天都是這樣,通過學法、發正念,向內找,我找出我有一顆怕勞教、怕吃苦的心,一定要放下。幾天內不想這個問題了,但偶爾還想起來,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在家冒出一個念頭,現在就是勞教我也不怕了。結果第三天,我再一次被邪惡綁架。

這一次我沒有怕,誤認為是師父安排,現在想就是怕勞教的心長期不去,被邪惡鑽了空子。當時被非法勞教一年,送到全省臭名昭著的女子勞教所,我給自己定了兩個目標:一是無論那裏多麼瘋狂、邪惡,一定要不被轉化;二是要帶動那些違心寫「決裂書」的大法學員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煉之路,及時回到正法中來。我和那裏的幾名同修互相配合,正念正行,使我所在大隊裏的專門謗師謗法的學習班解散、幫教隊解散;大多數同修在師父的加持下,在我們的帶動鼓勵下,及時發表了「嚴正聲明」,強大了那裏的正的因素的場,改變了環境。一年到期後,我基本上實現了自己制定的兩個目標。

我回家的那天,管教和大隊長還逼我寫「決裂書」,不然的話就叫「六一零」接去直接送洗腦班。在同修的強大正念加持下,「六一零」早晨去了,手續沒辦好走了,晚上三點勞教所才把我放出來。我出來後,「六一零」又去時撲了個空,送我出來的管教和大隊長都說:「你命真好。」我知道她們指的是我沒轉化、沒加期,還沒挨打(剛去時,有一管教打我一嘴巴)。我知道師父在保護我,沒有師父我連自己的生命都沒保障。師父只看我們這顆心,我當時只是想,那麼多沒轉化的、後歸正的同修中,我第一個出來,我一定走好走正這條路,給後面的同修減少魔難。至於出來是送洗腦班還是看守所,我都不管了,也不怕,我有師父,不是它們說了算,是我師父說了算。也許就我這堅定的一念,使我順利的回到了家中。

歸正自己 善解家庭環境

回家後,通過學法,我深刻的向內找,這幾年我這麼多次被關押、勞教,主要原因就是我做講真相的事時,不修自己,錯過了很多應該去執著心的機會,有時這個心去掉了,另一個執著心又來了,把這場迫害當成了人對人的迫害,遇到問題時不向內找,總是找對方的不足,遇到魔難時,馬上發正念鏟除背後的邪惡因素,而忘了找自己的哪顆心招致了魔難,師父講的法每天也在看,但是心不淨,很少對照自己,像前面說的要身份證一事,當時自己覺得做的很好,可現在想起來,那麼強的爭鬥心,語言也不善,若不是師父保護,恐怕會真的遇到麻煩。在家庭中,對待丈夫只把他當成了自己的家人,覺得他應該理解我,很少跟他講真相,對他也不善;作為大法弟子的家屬,他承受了很多苦;我的執著心不去,他被舊勢力利用著幹著造業的事;如果我有熔化鋼鐵般的慈悲,他一定會改變過來的。

找到自己這些不足後,我每天保持靜心學法,反覆對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知道不對,馬上改正,對待丈夫從生活上關心他。他慢慢的也改變了,有時還能幫我講真相、發光碟,也看師父講法錄像,對我做正法的事,偶爾也會說幾句難聽的,那都是我心性有問題、提醒我向內找,他多數都是告訴我注意安全。《九評》發表後,他及時做了「三退」,孩子也很理解、支持我,還把她們的同學領回來叫我給做「三退」。原來對我不理解的父親、母親也開始學法。

我一直有放不下對錢財執著的心,這也是邪惡迫害我失去工作,一次次被罰款的藉口。我下決心一定要放下這顆心,師父說:「執著於錢,乃求財假修,壞教、壞法,空度百年並非修佛」(《精進要旨》〈修者忌〉),我怎能做假修的呢?慢慢的,我放下了這顆心,一切都變了。兩個孩子,大孩子讀研,小女兒讀本科,原來學費、生活費都沒著落,可當我放下對錢的執著後,一切都在師尊的慈悲呵護下,得到了妥善解決,我沒有理由不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

我抓緊時間向世人講真相,勸人做「三退」,熟人、陌生人;馬路邊、出租車上、公共汽車上、壽宴上、婚禮上,用各種方式講。一次在一老年親屬的生日宴席上,我代表親屬講話,用話筒面對一百多親朋和錄像機平靜的講著大法真相,講完後,贏得了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我知道,那是生命明白的一面發自內心的感謝。隨身帶去的真相資料,護身符、光碟被索要一空,明白真相的表弟還多要幾份替我發放,我發自內心的為這些生命感到高興。

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但我都會在法中歸正,隨著正法進程的加快,我們更應抓緊一切時間,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生命,兌現自己的誓約,圓滿隨師還。

(第二屆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書面交流大會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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