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1月7日】近一時期有很多海外同修做了大量向北京地區講真象的工作。很多海外同修本來就承擔著好幾項海外的大法工作，還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慈悲挽救北京的世人。與此相比，很多在講真象上一直不夠積極甚至始終沒有做過的北京學員真的應該對照反省自身的不足，至少應該做好身邊講真象的工作。由於很多海外同修是用電子郵件或自動電話、傳真的方式講真象，很難了解北京世人的反應，有一些海外同修對如何向北京地區講真象提出了一些問題。我想把我這些年在北京講真象的一點體會與同修們分享一下，我所講到的都只是在北京地區看到的一種普遍現象，並不是一概而論，謹供海外同修參考，不必受此局限。也希望北京地區其他講真象經驗豐富的同修，在注意帶動周圍北京同修也都更努力的做好三件事的同時，能夠加以補充，方便海外同修。
海外與大陸的環境非常不同，有些理念在海外是被世人普遍認可的，但是在大陸多年的壓制下生活的人，特別是在邪惡勢力的中心北京生活的人頭腦中都多多少少有這方面的束縛，看問題所採用的角度和方式都比較負面。所以如果真象材料是立論文章，最好看一看文中證明這個道理的那些隱含的理是否是北京人能夠直接接受的，很可能我們認為順理成章的事還要再加一個鋪墊，來闡述前一個理。
比如訴江，如果直接告訴北京人這件事，很多人都會馬上把思想集中到我們能否做成上，用他們多年被鎮壓的經驗得出法輪功根本做不成的結論，甚至覺得我們在做一件無意義的事。如果前面加上一些鋪墊，使人們看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看到其它暴君的下場，看到江××被起訴後在世界上面臨的尷尬局面……，北京人才能想到起訴本身的意義而不再看重結果，因為北京人普遍厭惡江××，講到這一步時大家都會拍手稱快。
有些海外同修擔心真象材料中如果有提到時局或××黨的內容北京人會不接受，認為我們參與政治。其實不必擔心。我理解師父所講的“不政治”，已經表明了大法中沒有任何與政治有關的因素。我們既不會參與政治，更不會因為怕參與政治而與所有與政治有關的事件繞著走。
師父說：“萬古事 為法來”（《戲一台》）。當今的世界更是沒有與正法毫不相干的事。雖然那些用來類比的事情當中可能也加入了變異的政治概念，但我們提到它們的時候關心的只是其中的道義因素，而不關心任何群體與政權的利益，我們講出的是真善忍大法的制約力量在其中的體現，用來啟發世人思考法輪功在中國的遭遇和國家、民族與每個人將來的結果。
北京人長期生活在中國的政治中心，他們比中國任何地方的人都關心時事。比如有的外地人到北京出差，聽到北京人全在討論抓捕薩達姆的事，外地人很驚訝的問北京人：“薩達姆被不被抓和你們北京人的生活有甚麼關係？”但北京人就是比較關心這些事。雖然這會使北京人比外地人有更多的政治觀念，但是至少他們還關心著自己身外所發生的事，這就可以作為我們講真象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師父讓我們講真象時要順著別人的執著講，所以北京人的政治觀念恰恰是我們講真象的方便，前提是我們自己頭腦清醒，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大法弟子，做事的基點在救度世人。想當初師父面對我們這些被現代科學造就的變異人講法時並沒有迴避科學，而是利用了我們所執著的科學講，最終還破除了我們的科學觀念，但師父始終講的是法而不是科學。同理，我們在救度眾生中也可以利用世人所執著的政治給他們講，但我們講的是大法真象可不是政治。這種方式在北京講真象效果非常好。
比如在伊拉克戰爭開始不久，中國大陸的媒體就流露出明顯的傾向，對美軍誤傷平民的事大加渲染，卻對被薩達姆殘害多年的伊拉克人的情況提到的越來越少。我有時講真象時會先說：“咱們國家的媒體想怎麼報就怎麼報，薩達姆秘密屠殺了多少異己啊。可中國的媒體一點不關心那麼多人的死活，卻要求美國的炸彈都得長上眼睛。”北京人會馬上樂著同意，然後我會再說：“那是因為中國的那些當權者這麼多年都和薩達姆一樣濫殺無辜。他們當然不願去揭自己同類的短。”然後講一下文革中冤死的人，緊接著馬上開始講法輪功在中國受迫害的真象。北京人會自然的同情法輪功，痛斥暴君。
關於××黨的問題這些年我們在北京講真象從來就沒有迴避過。北京是首都，北京人了解的中國官員的貪污腐敗的內情最多，北京人受到××黨的迫害和鎮壓也堪稱世界之最。絕大多數北京人心中都壓抑著對××黨的滿腹仇怨和一腔怒火，即便是那些利用××黨發了財的大款都不例外，社會方方面面的人都在背地裏痛斥××黨，包括××黨自己的幹部和軍隊的幹部。雖然也有個別人對××黨會有認同，但這個比例比外地人小得多。
幾年來我在講真象時經常會說：“它把地主都鎮壓了它就是最大的地主，它把資本家都公私合營了它就是最大的資本家。甚麼叫把土地和錢都交給國家由人民做主？誰是國家？誰代表人民？”北京人會說：“說的對！”我也會那樣說：“資本主義社會總統要自由競爭，幹不好下台。封建社會雖然是一個人說了算，但至少當皇帝的還要想著把國家移交給自己的兒子，人民都是自己的臣子，總不能太揮霍，何況也不乏明君。××黨不但任人唯親，還都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就剩貪了！”北京人都說：“就是那麼回事！”我有時會用第三者的身份這樣說：“7.22鎮壓法輪功的時候組織大家學習，我們那個書記拿著文件念：法輪功的真善忍就是不真不善和不忍。我聽了真可笑，那些御用文人上過學沒有，空前的大病句。這樣說來××黨的貪官污吏就都是大清官唄！”北京市民們往往哈哈大笑說：“說的好！它們就是那個意思！”
當然這都只是個引子，揭露出××黨凶殘自私的本質後馬上開始講它們對法輪功的鎮壓，北京人會一點障礙都沒有馬上就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些會說：“那煤球明明是黑的，××黨硬說是白的！”有些會說：“××黨算是爛透了！它以為它掌握了全國的槍桿子就沒人能推翻它？它自己毀了自己！”還有些人更是直接了當的說：“到頭了！我現在就等著造反呢！”有些北京市民說：“法輪功了不起！中國人這些年都被打悶了，是需要有這樣一些人用生命和鮮血喚醒中國人的良知了。××黨用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畜生！”
最近海外媒體大紀元推出的《九評××黨》在京城百姓當中大受歡迎，廣為流傳。所以我們在向北京人講真象中不用太顧慮他們會不接受這方面的話題，只要我們是按師父說的，揭露的是××黨對法輪功的鎮壓就沒有問題。
有些海外同修說，看著自己準備的真象材料自己心裏都打鼓，懷疑破不了北京人的殼。其實大可不必。其一，因為我們的基點是放在救度眾生上，我們發出的那一念很重要，會使同樣的材料產生不一樣的份量。所以咱們自己的心態首先要穩，不必過於擔心。其二，幾乎沒有幾個北京人會因為看了文字的真象材料就明白了真象的，所以大家根本不必強求自己的真象材料能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
我這樣講，意思只是大家不必給自己加太重的心理負擔，並不是說海外同修做的這些工作不起作用，這是北京人自身特點造成的。
北京人真是太可憐了。恐怕沒有哪一個群體的人被這樣多次的欺騙和傷害過。經歷了太多的欺騙和傷害後，北京人變得不願再相信任何人。外地人相對來說要單純些，××黨宣傳法輪功不好，他們相信了，再一跟他們講清大法真象，他們又馬上明白了。北京人不是這樣。××黨的謊言北京人不肯相信，法輪功的文字材料北京人有很多都看了超過了10份，他們只是當作有這樣一種說法，還是不全信。
所以針對這種情況，最近一兩年很多以前發材料發的非常好的北京弟子把講真象的重點轉移到了面對面講真象上。對此有些外地同修誤解是不是北京學員害怕了，其實這部份北京弟子前些年能堅持在邪惡的中心發真象材料早就煉就了超凡的勇氣，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因地制宜，發揮零距離的優勢，直接去徹底破除北京人表面的那層殼，而且速度非常快。雖然這樣北京街頭能看到的文字材料少了，但由於海外同修的大力幫助，北京人郵箱和電話上的文字真象更多了。海外同修的文字材料雖然很難直接破殼，但卻能清除另外空間的邪惡因素，而且也使北京人知道了更多的信息，這樣就使北京弟子在面對面講真象時更快捷，更方便。大家裏應外合，整體配合就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另外很多北京人對於文字上的東西喜歡自己思考，有些人告訴我他們看到迫害文章時不希望有任何評論，只希望把發生的事告訴他們，讓他們自己去判斷，如果有評論，一些人他們反而覺得這件事不夠真實，是為了評論而寫的。所以我想或許我們提供的迫害真象如果不是第一人稱寫的，最好採用沒有過多評論的那種。在面對面講真象時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可能是因為互動的交流我們說出的話北京人聽了也可以馬上做出反饋，這種互動的方式不會有被灌輸的感覺。
最後一點海外同修向北京人講真象時不用因為他們受矇蔽深而有所顧慮，如果發出的念是善念，想的是北京那邊兒一定是一位非常可貴的北京人，我想是最好的。我對北京出租車司機講過許多次真象，我每次遇到的司機幾乎都不明真象，可是卻隨著時間的變化他們聽真象後的反應在變，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北京人是多麼的豪爽和仗義。
2000年司機們伸著手夠我遞給他們的傳單，如果一群司機一起休息，我給了其中一人傳單，其他人還會向我要。2001年時向司機們直接講真象，他們聽明白了表示贊同。2003年他們不但表示贊同，還說“還沒聽夠呢。希望下回還拉你，再聽你講講。”2004年上半年，我講了一路真象後很多司機提出不收我的零頭了，我說：“那可不行！你們掙的就是這點辛苦錢，油錢猛漲，份錢又不降，每個人都抹這一、兩塊，你們就賠死了。”司機們說：“你還真體諒我們。”“那當然，法輪功教的就是為別人著想。”到了2004年下半年，有些司機還沒開到目地地，就把表停了，我攔都攔不住。到了之後我想要比計價器上的錢再多付一些，他們執意不要，說：“這一路上收穫不少，講得太好了，以後再遇到才好呢！”
多好的北京人哪！舊勢力卻為了障礙他們認識大法，按照舊宇宙極端絕對的相生相剋的理給他們安排了最大的障礙，可他們的生命來源又是非常高的，對應了很多的生命。所以我們真的應該齊心協力去救度這些可貴的北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