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1月26日】我在1995年患了嚴重的肺結核，那時我剛成家一年多，女兒才幾個月，病魔的降臨對我和我的家庭是個沉重的打擊。接下來因為醫療費的問題我父母和我婆家人發生了爭論。我住進了醫院，治療了三個月的時間病情也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最後因為付不起醫療費只好出院，在父母家療養。在這之後，婆家和我父母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最後，我治病所花的全部費用都由我的父母承擔了。我小弟從小就體弱多病，十幾歲時就開始住院，現在又加了我一個病號，這對於父母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都是雪上加霜。
1996年，小弟病重，我的病又復發，我倆同時住進河北官廳醫院，在同一間病房。父親同時陪著兩個病號。儘管父母不說，我也知道他們的壓力。父親總是嘆氣，母親兩鬢白髮漸增，他們承受著煎熬。父母用東湊西借的錢為我們姐弟倆治病，我們在醫院住了三個月後出院。可小弟的病卻越來越重，就在我們出院不到半年，小弟被病魔奪去了生命，那年他才二十三歲。就在小弟去世幾個月以後，也就是1997年2月，我的病又復發，母親又借錢把我送進醫院，又在醫院治療了三個月。這時我和婆家因醫療費的問題鬧到法庭。我精神壓力很大，我明白我的病無藥根除，而且我又是過敏體質，吃過的藥不能再吃，那時我覺的自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在第三次出院不久，一天我和姑姑去公園晨練，幸運的遇到了法輪大法。當我看到“真、善、忍”三個字時激動不已，我就要做個好人，做一個無私無我的人。從此以後，我從小事做起，一點一點按“真、善、忍”歸正自己，隨著思想昇華，道德的提高，師尊給我淨化了身體，使我治療將近三年都治不好的病在煉了大法三個月後徹底根治。是法輪大法拯救了我和我的父母，使我們從不幸中徹底解脫出來。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出於妒嫉，他踐踏憲法，剝奪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剝奪學員依法上訪的權利，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殘酷的鎮壓。
2004年9月21日上午，我去朋友家串門，內蒙古太僕寺旗國保大隊長馮國良、警察李××、張天來等五人非法闖入朋友家，將我和另兩位朋友非法綁架。我被他們帶到了公安局三樓，張天來非法審訊我，我不配合他們任何的非法要求。給我照相時我不照，馮國良上前揪住我的頭髮強行給我拍照。在當天下午6點左右將我們三人送到太僕寺旗新蓋起的看守所。在看守所時，我喊出了積壓已久的肺腑之聲“法輪大法好”，一個警察揪住我的頭髮就打。我絕食抗議這非法的迫害，第二天上午8點多，我又一次喊出“還法輪大法清白”“還李洪志師父清白”“真、善、忍沒有錯”“做好人沒有錯”“請立即釋放我們”。看守所所長薛貴生狠狠的在我胸部左側打了一拳，使我在半個月後還痛。他又用一米多長的繩子折成雙股把我的嘴勒住，讓幾個武警將我的手反銬在背後，並威脅說：“你再喊，就把你捆在床上。”我被迫害了五天才放回家，臨走時被國保大隊長馮國良非法扣了一百元錢，沒給任何收據；在看守所又被扣了七十五元錢，給了收據，說是飯錢，而我在看守所期間一直在絕食抗議迫害，沒吃過這裏一口飯。
我沒有犯法，只是依法行使憲法賦予我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只是想按照“真、善、忍”做個好人。身為警察，職責應該是懲惡揚善，弘揚正氣，可是他們卻迫害無辜，把拳頭、電棍、手銬、腳鐐、酷刑用在善良的百姓身上，藉口是“這是上邊的命令，妻兒老小要吃飯”，正義二字在他們面前是那麼蒼白無力。
江澤民遲早要受到正義的審判，我多麼急切的盼望這些人快快清醒，不做江澤民的陪葬品。我真心的希望他們能給自己，給家人，給後代選擇一個真正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