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修煉之前，身體有多種疾病，例如：三叉神經痛、高血壓，低血壓等。這些疾病帶來的痛苦和壓力使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很嚴重的影響。有一天，我終於連工作的能力都失去了，無奈之下，辦理了退職。1997年5月為了治病，我回到了中國。開始了求醫問藥的艱苦歷程。跑了很多路，也喝了很多的苦藥湯。回日本時還帶回好多藥丸。真是花了好多錢，走了好多冤枉路，可是病情並沒有徹底的好轉。
就在我為疾病的痛苦還得不到解決、心情鬱悶的時候，1998年7月，我的朋友把法輪大法介紹給了我，我立即看書，並在功友的幫助下學會了動作。只用了兩個月的功夫，那些困擾了我多年的頑疾就全部消失了，我活在沒有疾病的輕鬆與喜悅裏。通過學法，我認識到大法不僅有祛病健身的奇效，還能使人們的道德回升，更是一部登天的階梯。正是因為他精闢、深邃的道理在中國甚至世界上沒有通過任何廣告的效應，只是這樣人傳人心傳心的傳遍全國以至世界。一億人在修煉，一億個好人在越變越好，不僅給國家節省了大量的醫藥費，還在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道德在回升。這麼好的大法，我怎麼也想不到竟會招來小人的妒忌，一場殘酷的鎮壓開始了。江氏集團用盡各種卑鄙的手段，開始了一連串的造謠和誣陷。並且迫害死了上千名法輪功學員。
因為我親身體會了大法的真實不虛，而且又親身受益，我清楚的知道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的「依據」都是杜撰的造謠和誣陷，為了還大法清白，還師父清白，從此我開始了隨師正法之路。我曾經多次回國上訪，並積極參加海外的洪法講真象活動，呼籲全世界善良的人們都來制止這場迫害。
我曾經在99年兩次回國上訪，但是都被拒絕入境，遣返回日本。
其中的後一次上訪，我從日本飛到北京，那是一九九九年的12月28日，在入境時再次被拘留，我們同行的十幾人被關押在機場的拘留所裏，印象裏最深的是關押的房間都是鐵門鐵窗，警察在密切監視著我們，並且強行給我們拍照並審訊我們，記得那晚是大年三十，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我們又被強行遣返回日本。
2002年6月10日我第二次來到香港，在機場就被扣留了，當時被扣留的有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的學員共11人。香港警察全副武裝有15人左右，突然對關押在機場的一間屋子裏的我們開始了武力遣返，當時有一名日本學員竟被帆布毯子緊緊包裹捆綁著要給抬到飛機上，我們當時都極力反對這種侵犯人權的野蠻做法。結果，我們中有的學員被按在沙發上，有的被武警架走，我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被一個武警架起來，被迫面向牆站立並且不讓動。當時有的學員被用毯子強行綁走，剩下的學員絕食兩天兩夜，後來我們還是被他們非法遣返回日本了。
我在回國上訪時，被拒絕入境，護照上被蓋了註銷的印章。在2001年我的護照快沒有頁數了，便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要求護照更新，可是他們說：「你的事我們不管，你在上面有名字，你是2000年回中國上訪一千多人裏的一個（所謂的黑名單）。有位叫吳小寅的負責人見了我，他要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書，我當然不能答應，所以造成了我3年沒有護照，給我的生活帶來很多不便，比如找工作因為沒有護照，經常碰壁，出國因為沒有護照而不能去簽證。（直到後來才知道，可以在日本的出入國管理局辦理一個再入國許可證，來暫時解決出國的問題。）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只是因為煉一種讓人們身心健康的功法，就剝奪了我回國的權利和護照更新的權利。這種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憲法的無視是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所不可想像的。我相信，大法總有昭雪的那一天，迫害好人的壞人也總有受到歷史的審判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