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4年9月26日】我是1964年12月8日出生在一個窮苦的農民家庭中，我姐妹七個和父母生活在不到36平方米的三間瓦房中。3歲那年，我得了癆病，一直困擾10多年，從我記事起，我就一直在尋醫求藥中度日。白天黑夜喘不過氣來的我，胸脯老高老高的。那時睡覺必須用衣服及破東西墊的跟山坡一樣的形狀，我才能躺上去睡覺。而且整天身上的瘡總是長年不斷，黃水流到那兒就在那兒又發出新瘡，至今身上的疤痕也是層層疊疊。因為癆病的原因，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不能堅持上學就休了一年學。在我13歲那年，病了12年的父親便去世了。身體的病痛加上失去親人的痛苦時不時的襲擾我心。初中三年，就有三次輟學的念頭，皆因家境窘迫。母親拉扯七個孩子連吃飽了肚子都不能保證。所以在初三那年我決定了好好讀下去的時候，就開始經常失眠，忙累了一天的同學們躺下後都早早的睡過去了，可我還是輾轉反側，從那時起睡不著覺的痛苦就時常陪伴我。多病的童年儘管痛苦，可我姐妹卻受到了母親的良好教育與熏陶。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從來沒有罵過人，並且經常教育我們不要和別人打仗，不要罵別人，別人打你就躲開，在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年代，母親仍是囑咐：苦點不要緊，不要出去偷拿別人的東西。儘管語言簡樸，卻能體現出母親的品質。96年病重的母親在我家病逝後，自以為欠母親太多太多的我便萌生了隨母而去的念頭，儘管沒有成功，但精神壓力卻越來越大，整天整夜睡不著覺，大把大把的藥往肚子裏灌，不僅不見效果，反而形成了惡性循環，到了心慌出現早搏，心慌胸悶異常，經常嘔吐的狀況，隨之又引發頸椎病等頑疾，在這期間，我不僅學練別的氣功，而且學過太極拳、太極掌，跟老年人學過劍，跟年輕人學過舞，都無濟於事，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感覺無言以表。
挨到了98年中秋節的前三天，我終於堅持不了，休起了病假。病假期間，同事誠心的對我說：聽說煉法輪功效果挺好的，不妨你去試一試。在同事的誠心勸說下，我僅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於98年10月22日早來到了公園，開始煉法輪功。只以為一種袪病健身的普通氣功而已，結果兩個周後，胸悶心慌消失，不到一個月，全身的病痛不翼而飛，就連坐月子留下的10多年的腳後跟疼的症狀也消失了。病痛的根除，身體的變化，使得我心情輕鬆愉快，原本就很美滿的家變得更加和諧、溫馨、幸福。我的丈夫在見證大法在我身上的奇蹟後，公開向親朋好友、領導同事弘揚法輪大法，丈夫的姐姐也因此修煉了大法，當身體受益的我再次通讀《轉法輪》時，才更深刻的明白，大法不只給了我一個強健的身體，更教會了我如何做人，誠心誠意、善待他人，別人可以對我們不好，我們不能對別人不好。從此以後，我就按“真、善、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為人處世，無論在家庭，還是在單位都受到了贊成與肯定，我驚喜於“真、善、忍”的境界，在這時修煉了法輪大法，真覺幸運至極。
可是1999年的7.20邪惡瘋狂而至。殘酷的打壓迫害，鋪天蓋地，彌天的謊言接踵而至。不僅是對法輪功一無所知的善良百姓被謊言欺騙，連修煉了一段時間的大法學員也曾捫心自問：法輪功到底如何？當經過理智的分析，做出毅然的選擇後，堅如磐石的心雷打不動，這樣便有了億萬大法弟子前赴後繼，上訪證實大法，為大法說句公道話，為大陸百姓明白事實真象而遭受著史無前例的迫害。
2000年正月初十，我拿著修煉一年的真實體會“真真正正的一個我”來到了北京，為大法說句公道話，結果被抓，被萊西公安接回來，當時我丈夫已任副書記。害怕受連累，影響前程的丈夫開始下狠手折磨我：一拳將我的右眼打的烏紫，以至於我20多天無法上班。他把我摁在地板上，脫下皮鞋，打了我十幾鞋底，第二天臀部全部紫黑。從此，就隔三差五的進行毆打：木棍敲下去，五道痕跡隨之高出大腿皮面，傷痕累累。他知道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棄“真、善、忍”信仰的，就把我拉到他的辦公室兼宿舍，軟硬兼施，他曾摟住我很動情的向我訴說他40年的嚮往與追求，希望我能原諒他的行為，並放棄修煉法輪功；他曾雙手卡住我的脖子，致使我好幾天不能下咽，連咽口水都困難，三天後，問我能不能跟單位領導下個保證，哪怕是口頭的也行，不煉法輪功，當聽到我說不能後，便拳打腳踢近半個鐘頭，致使我兩腿淤傷、腫脹，走路都很困難。從正月十四開始，我就時不時的遭受毒打和惡罵：捋住頭髮從床上往下拽，一縷一縷的頭髮就這樣被捋下來；捋住頭髮往牆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我坐在床上，他一腳踹上去，踹的我鼻破血流；我坐在炕上看書，他奪不下書，便抽我二十幾個耳光，打的我嘴破血流；我坐在沙發上，他不僅將煙灰撣在我身上、臉上侮辱我，還用煙頭燙我，扭臉腮……面對丈夫的打罵，我牢記師父的教誨：別人可以對我們不好，我們不能對別人不好。我經常苦口婆心的跟他講道理，講歷史教訓，講文革冤案，並且一如既往地照顧他80多歲的老母親、孩子和他，以至於後來我們離婚時，老人說“捨不得”。他甚至每次都是很無奈的重覆著這樣的話：我吃的是共產黨的，我不能不聽共產黨的，共產黨反對的，我不能支持，江澤民鎮壓的，我不能提倡。一直害怕我影響他提拔的丈夫在2000年的7月份被提升為鎮長，自以為這下該放心的丈夫不會再做如此的干涉了，結果，他不僅沒有收斂他的行為，相反卻有些變本加厲。
隨著謊言的日益荒唐，殘酷，不能沉默的心隨之動盪。為替師父說句公道話的誠心促使我決然的在2000年9月27日又走上了天安門，在中南海那個國家最高權威卻沒有正義感的南大門，我被擁進了警車，在府右街派出所，面對警察的訊問，我善意的講道理，可警察還是毫不客氣的動用了電棍，專電我的脖子、臉腮、雙手腕。我閉著眼睛，聽著那啪啪作響的電擊聲，我的心碎了：難道中國大陸連說句真話的人也容不下嗎？！直到我的脖子燒起了燎泡，這些燎泡，回來後十多天才長好，至今我的脖子兩邊的疤痕仍清晰可見。
害怕公安知道詳情的丈夫，親自帶上禮品，驅車來到北京交涉。丈夫一見到我氣恨地將我打倒在地，又把我身上穿的羽絨服扒掉。在路上他時不時的用乒乓球拍砍我的腿，辱罵我，就這樣一路上打罵不斷。回來後，直接送到公安局，由科長找來猶大騷擾，滿懷信心的政保科長向丈夫灌輸了自己的“工作計劃”後，於當晚把我拉回家。回家後，看到丈夫想發火而又不能發，強裝關心卻又很生硬的神態，我只想哭。結果從第二天上午家裏便成幫結隊的走進了那些“自以為是”的猶大。幾天下來，沒有結果，家裏人心急如焚，坐立不安，這些猶大由於看不見自己的功勞，便惡聲惡氣的罵我……
幾天後，丈夫的大姐又找來一個保險公司的邪悟者來騷擾，根本就不認識她的我沒有給她機會，結果丈夫就把我從炕上拖至客廳，我不能容忍猶大的自高自大，大言不慚，所以在我多次“送客”無效的情況下，獨自走出了家門，結果丈夫又捋住我的頭髮把我從樓下拖至家，摔在客廳。猶大自覺沒趣灰溜溜的走了。在“轉化”工作不見效的情況下，丈夫又耍起了脾氣：他把我新買的羽絨服燒掉，晚上睡覺不讓我蓋被子；咬我的左胳膊出血，傷痕二十多天才好，至今疤痕深深；用腳踹我小腹處，致使小腹與大腿根處嚴重淤血；大清早，一邊往盛滿水的浴池裏摁我，一邊說：我再叫你煉；他還經常偷拿我放在家裏的大法書、煉功帶，摔壞我煉功用的錄音機至少3塊。無計可施的丈夫真也做出侮辱自己人格的事：早晨四點多，我正準備煉功，腿還沒盤上，他便一聲不響的走到我身邊，向我身上撒尿，我問他為甚麼這麼缺德，他說：對待煉法輪功的，就該這樣！其實，靜下心來時，我與丈夫也經常談論法輪功，丈夫曾多次感慨：人應有信仰自由，要是國家不禁止，我不會逼你的，我要是平民百姓，我也不會強迫你的，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作比自己生命都重要的丈夫，在江澤民株連九族的迫害中對我所作的任何行為不也是真的懼怕江澤民的株連九族而無可奈何的選擇嗎？！用盡了心想強逼我放棄信仰的丈夫自知來硬的已經無效了，便於2001年3月，又伙同政法委、公安局、610辦公室把正在給學生上課的我誘騙至學校大門口的車上，綁架到收容所，本來打算辦七天班，學校每天出一名女教師日夜“陪伴”我，結果一天下來，“連政法委書記都不放在眼裏”的我第二天被送到勞教所。
我一個女性進入全部關押男人的勞教所，在勞教人員的眼中，我不知有多大的權威，其實這正是丈夫請客、送禮、找關係的結果。往返勞教所，在勞教所負責的賓館寄宿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趁丈夫不注意時，我走出了賓館，搭上了回去的車。下午四點左右，我到了家，家裏人看到我回來了，大喜。結果兩個多小時後，我硬是赤腳被政法委的人和丈夫、司機抬上樓下的車中，再次送往勞教所。可以想像，無助的我還有甚麼人身自由啊！在勞教所，邪悟猶大四五人一幫，陪伴我，整天整夜的不讓我睡覺，偽善的講述著自己的親身經歷及認識，三四天後我回家了，由於不能容忍洗腦這種迫害及違心後良心上的無言的譴責和家庭成員的監視，我便於4月2日離家出走。在4月24日我被四處找我的人給撞上了，他們報了公安局，也就在4月24日那天我被拘留了。在拘留所裏，在我絕食抗議非法關押的第四天，丈夫又通融公安、610、政法委第三次把我送進勞教所洗腦，經過出走、拘留、送勞教所的一連串的迫害中，大小領導們基本上都知道了我，當然可以說我是跟丈夫沾的這個“光”。原本穩穩當當的鎮長也因此受到了株連，被貶到萊西體委任副主任，這個在好多人眼中很有前程、很有能力的丈夫一夜之間啞然了。氣急敗壞的丈夫把全部的怨恨毫無保留的撒向了我。兩年多協議離婚沒有結果的他開始在受到株連後害怕孩子的將來會受到更嚴重的影響，便又提出了離婚，儘管找盡了能利用的領導、同事、朋友、親人。在我既不同意離婚，又不能放棄“真、善、忍”的選擇中，丈夫無奈的起訴了。起訴前，他曾與女兒抱頭痛哭過多次，那種感情上的捨不得與重壓下的無奈讓我也痛苦不已。冷靜下來後，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你可以起訴離婚，但我不能放棄自己做人的準則，更不能放棄“真、善、忍”的信仰。可以想像出丈夫在做出這一關係到自己與孩子的命運前程時的決定是多麼的艱難與違心，可在江澤民鎮壓法輪大法的今天，這個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卻被活生生的撕碎了。既撕碎了丈夫的前程，也撕碎了孩子的幸福與希望。身體的殘忍可以目睹，精神上的摧殘與打擊那是靠想像能想像得出來的嗎？！
不幸並沒有放過我及家人。就在丈夫起訴決定12月29日開庭判決的前一天，也就是12月28日晚學後，我到一朋友家打聽一下有關離婚程序時被惡人舉報，於12月28日晚，我與其他幾位大法弟子被抓進城關派出所。12月29日，在別無選擇的事實面前，丈夫又通融法庭的工作人員在派出所臨時開庭，判決離婚。12月29日下午警察又將我們四人送往拘留所，除我身體不合格而被拉回外，其餘三人都被拘留一個月，並在拘留期滿後被勞教兩年。他們把我關在收容所，我覺這不是關好人的地方，我沒有錯，更沒有罪，所以我就在12月31日中午警察睡覺後，拿著大門鑰匙，脫下手銬，開門走了出來，從此在外漂泊了九個月，這淒涼的、被迫的選擇僅僅是對我一個人的迫害嗎？這不是對人權、人身自由的踐踏嗎？難道這不是鎮壓法輪大法的淫威者的罪惡嗎？！
2002年8月17日我與大法弟子孟去監獄看望她的女兒（因堅修大法被非法判刑5年）時，在火車站無故被盤問被抓。在8月18日下午由公安、610、中學將我倆接回來，關在派出所。兩天後，該學員被鎮派出所接走。我於8月21日，被送往勞教所，結果勞教所不收。這幫江澤民的爪牙，喪失人性又把我拉回送進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們把我綁在床上給我打針，由於我抵制他們的任何要求，他們就整天把我手腳綁在床上，胸前再拉上一根布條固定，這樣全身都不能動，大小便有女病人負責；一個姓趙的男護士把我綁在床上給我灌藥，灌得我臉上、耳朵裏、頭髮上沾滿了水。由於我絕食抗議，他們就給我灌食，指頭粗的膠皮管子插在鼻孔，不只是喘氣困難、噁心，有時真有窒息的感覺，灌完後他們不僅不取掉管子，還惡聲惡氣地說：讓你好好嘗嘗！並揚言：你絕食也飛不出去！他們隔十天左右給我打一次針，找來五六個男精神病人，把我摁在水泥地上強行打針，也不知注射的是甚麼藥物，在裏面住了不到兩個月，我開始覺噁心、乏力、精力不集中、視線模糊、看不清室內電視、身體發僵、翻身費力。在這時，我的姐姐去看我，兩個姐姐看到我恍惚的神情，姐姐哭了，姐姐沒想到被抓前看到那個健康快樂的我已木然，姐姐害怕我繼續住下去有生命危險，便開始為我的出院奔忙，一個多月中，跑了多少腿，流了多少眼淚，說了多少好話，真的數不過來。在姐姐的強烈要求與再三保證下，我於臘月27日由姐姐、姐夫接回姐姐家。這時的我就目光呆滯、神情麻木，身體僵硬，視線模糊，晚上睡覺翻不過身來，渾身顫抖、站不穩、坐不住，四個多月沒來例假。其狀活生生的一個精神病患者。難怪2003年正月上班後，有的老師議論：怎麼真的像得了精神病的？這不是當權者迫害大法弟子的又一見證嗎？
在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大法的這四年多中，我們學校領導也沒有擺脫株連，跟我也不知挨了多少批評，大會小會時不時的被點名，所以即使在我教學成績第一名的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的給我評了不合格的等級。在2001年、2003年連續兩次兩年一進級的工資變動上，我硬是全部被不予辦理的擱置了，皆因我修煉法輪大法。在我受迫害的這幾年中，家裏的親人為我擔驚受怕，不到50歲的姐姐由於過度擔心我的安全，頭髮已花白了一大部份。親人們看到我被迫害，儘管心疼，卻又迫於形勢不敢言語；即使面對精神病院的殘忍，也只能憤慨而已。從我的經歷不難看出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手段惡極，不僅迫害大法弟子，還要株連家人及領導，激起家人及單位領導對大法弟子的仇恨。其實，中國大陸被迫妻離子散的何止我一人，無數大法弟子承受著難以想像的折磨與痛苦，有的失去了生命，無辜的大法弟子的親人也在默默的承受著無名的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