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大阪中國領事館剝奪我國籍權的經過（圖）
通過學法煉功，我體會到《轉法輪》能使人的道德回升這是真的；修煉大法後身體沒有病是真的；走路一身輕是真的；工作不累是真的；遇事找自己不生氣是真的……太多太多的真的說不完。
99年7．20炎熱的夏天，爸爸和來我家學法交流的功友都先後被帶到鄉政府，晚上關禁閉白天曬太陽，長期關押每天給很少的食物，不准家屬探望，逼迫交法輪功的書籍，不准煉功，以勞教、反黨反國家罪等恐嚇。三年多來在我的家鄉我知道的被打死的法輪功學員有兩人，內傷後死亡的有兩人，打傷致殘的多人，還有被裝入麻袋被七八個鎮政府幹部毒打的有三人，強行勞教的多人，電棍老虎凳不讓睡覺逼迫說髒話看黃色電視進行洗腦轉化。這以上是2002年我在國內我知道的情況。最近看明慧網得知僅坊子地區一地就有四人被迫害致死。我自己的姐姐被裝入麻袋毒打逃走後，我的媽媽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下離開了人世……很多很多的傷天害理的事說不完，道不盡。
為了向中央政府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我來到北京上訪。在天安門廣場，我被警察無理拘留，18天的牢獄生活使我知道了：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雖然每個看守房間都有監規明確規定不准打人，但身穿警服的人民警察不但當著我們很多大法學員的面在折磨一精神失常的老百姓，還直接告訴犯人打我，不准我煉功。並且時常有各省駐北京辦事處的專門負責遣返北京上訪者回地方的人。因地方政府的黑暗才千里迢迢來到北京上訪的，說句公道話。這問題沒解決又被遣返家鄉。
2002年我與認識五年的愛人結婚嫁到日本。然而遠嫁日本的我並沒有逃脫江氏流氓集團的迫害。當我的護照丟失而向駐大阪中國領事館申請補發時，卻因我是法輪功學員領事館拒絕補發我新護照。事情的過程是這樣的：
2003年9月中旬，我的護照丟失。當我確認護照丟失後，我以最快的速度來到大阪領事館諮詢要求補發新護照，遺憾的是我被警察當在門外，原因是我修煉法輪功，說是領事館有規定。我因來回需六個小時，並且護照丟失後及時上報也是法律的規定。我是中國人不能進入我中國的領館這怎麼可能呢。我只有見到領館的工作人員我才想信。我靜靜的等在門外，中午吃飯時間我終於聽到說中國話的工作人員出來了。我攔住一位年輕的女工作人員。我誠懇的向她說明來意，並且告訴她我是修煉法輪功的，並簡短的告訴她國內鎮壓法輪功的情況，希望她能理解。她思考後告訴我所需文件匆匆走了。
2003年10月下旬，我備齊文件再到領事館時我卻被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推出門外，即使站在門外的台階上也不行，她說：「領事說不行就不行。」我流著淚回到了家。我不能接受。因我從小接受的是愛國愛黨的教育，唱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現在怎麼都像是敵人。我的精神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後在日本籍丈夫電話掛失的幫助下，領事館讓我一個月後可備好文件再去領館辦理護照，可能是他們不知道辦護照的人是我。在這等待的一個月中我將我知道的國內鎮壓法輪功的情況以寫信的方式分別寄給了六位領事。
2004年1月28日，我再次來到大阪領事館，一位姓紅的領事受理了我的文件並給了我一個取證單和一個電話號碼，讓我一個月後打電話問一下辦好了沒有。
2004年2月23日，我打電話給紅領事問護照辦好了沒有。他說：「我正想找你，你的文件不符合要求，你必需換一家報社登護照遺失聲明。」原來是我的護照的遺失聲明登在《大紀元時報》上，而該報刊登了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被迫害的真實情況。我說：「你們的規定說任何一家中文報紙都可以。」他說：「我們不承認《大紀元時報》。」我向他要一個換一家報社的文字說明，他說他不會寫，他也不代表領館。只要我換了報社登護照遺失聲明，馬上給我護照。
2004年5月，我再次到領館要我的護照，見到專管法輪功的趙大為領事。他不讓我講話，並打電話叫來日本警察要趕我走。我說我不走，我是來要我的護照的。於是趙大為又叫來兩個日本警官，給他們施壓，企圖讓他們逮捕我。後來警官告訴我說，領館那樣做是不對的。
2004年6月底，因南非槍擊事件我又到領事館請願，同時去要我的護照。紅領事還是那句話：「換另一家報社登護照遺失聲明。」我說：「不是很多人都登大紀元辦護照，你們都給他們辦理了。」他說：「他們不煉法輪功。」我說：「你多次說不是因為我煉法輪功不給我護照。」他馬上說：「我那樣說過嗎？就是因為你煉法輪功！如果我那樣說過，我向你道歉。」
在國內，我的親人們在遭受著慘無人道的迫害；在國外，我自己也被剝奪了一個公民的最基本的權利──國籍權。我在此向全世界善良的人們呼籲：請幫助我要回我的護照，那是我的天賦人權；請幫助營救我的在國內的親人們；請幫助制止這場殘酷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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