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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得法修煉、反迫害、講真象的故事
【明慧網2004年6月19日】 一、喜得大法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姐出身於一個普通的幹部家庭，現從事經濟工作。她本來不懂政治，但她的經歷總是與政治運動相連；她的工作與政治無關，但政治總是找到她。政治使她一生坎坷不平、歷盡艱辛。 她從小受無神論灌輸。10歲左右，她還在小學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由於她父親出生於一個破產地主家庭，個人又是幹部出身，讀了一點書，又喜好寫一點東西，1967年文革開始時被列入整治對象，被定為有歷史問題（“三青團員”）和有反動言論者。據她父親本人講，他的“三青團員”的來歷是不實的。當時他的一個往年的同學證實，那一年的學生都是集體加入三青團的，父親也屬其中。儘管當時父親寫了血書也無濟於事，調查工作無法進行。他的反黨言論的由來是利用當時出的各類香煙的品名，寫了一篇甚麼詩之類的東西，上綱上線就成為“反動”。在單位開他批鬥會時，母親叫大姐姊妹倆去看一下，結果她倆還沒到門前，就聽到振耳的“打倒×××（大姐父親的名字）”、“專政×××”的聲音，嚇得她們趕忙回到家裏。據說她父親當時戴著高帽子，跪在玻璃碴上，還要承受人們的打罵，晚上用火柴棍撐他的眼皮不讓睡覺，連夜寫交待材料。挨整幾個月後，她父親被入另冊下農村改造，十幾年後才予平反，但人已經老了。當時大姐不會思考甚麼政治，她父親也好像沒甚麼埋怨，只是消極地承受著，一直指望著平反。 至那時起，大姐的生活、工作、榮辱都與政治相連，都需要政治審查。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時，儘管大姐當時是知青模範，但由於家裏沒有權勢關係而與她無緣，而去的都是縣裏幹部的子女；招工時，由於大姐父親的問題未解決，招工單位無法選擇，只好到了當時人們都不願去的礦山；安排工種時由於政審不合格，不適合在勞資部門而調到財會部門。她當時不會思考，也沒有怨恨誰，就知道服從安排，叫幹啥就幹啥，並養成了認真、勤奮、踏實，埋頭拉車的習慣。 工作初期，大姐就形成了畏懼政治，不想涉及政治，政治像個怪物，莫名其妙，可以一時間將人置於可怕的境地；也可以讓你成為整治別人的工具，還覺得理所當然。 1980年，大姐開始處理個人姻緣。命運將她和一個政府行政幹部結合在一起。當時男方在她家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她在離城較遠的礦區工作。雖各處一地，但她們當時感情基礎較好，都比較注重精神道德。因為都有過感情挫折，所以大姐的標準是找一位德才兼備的伴侶，男方的標準是找一位平凡知己的女友。他們那時都講志同道合，相互理解。大姐的家在城區，父母姐妹都在城區工作，沒有經濟負擔，而男方的家在農村，父母年近七十，4個姐姐，3個出嫁，由於男方的大姐在家招的上門女婿，後因大姐病故後而另選別家。丟下兩個姪兒、姪女由他父母照看，經濟條件差、比較貧苦。 大姐沒有計較這些，毅然嫁給了他，半年後調回城區工作。她們結合後，丈夫的仕途可謂是青雲直上，先是當上了政府辦秘書，半年後考上了武大經濟管理系，學習了三年，畢業後省委組織部要留用，但他個人決意回家，被提拔為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擔任過體改委主任，市政府秘書長，97年通過全省幹部考試考評合格提拔為現在的副地級。而她則一直是搞好本職工作，理好家務，孝敬公婆，照看女兒，安置姪兒、姪女，幫助農村的親屬。所以在別人看來，他們家庭幸福美滿，男才女貌，丈夫也對她一直存感激之情。記得在結緣初期，在閑談個人取向時還曾說過笑話。她丈夫說搞行政工作的太枯燥，政治性強而施展不了才華；她說搞行政工作的太危險，說不定甚麼時候一場政治運動就被打成“甚麼派”或扣上“反革命”之類的大帽子。想不到這句笑話竟然在她身上不止一次的得以應驗。 九十年代初，由於種種原因，大姐身體素質全面下降，神經衰弱、頸椎增生、心臟病、腸胃病、關節炎等慢性病纏繞一身，精神上更是萎蘼不振，成天胡思亂想，活得很累、很迷惘。這期間，煉了幾種氣功，但大多都是假的，騙錢的，花了幾千元，由於不懂修煉的真正內涵和方法，執著追求功能，結果病不但未見好轉，還更加弱不禁風，最後只好放棄，住院治療。 1997年6月，經人介紹，大姐有幸得到法輪大法，一口氣看完三遍《轉法輪》，她認為法輪大法才是她真正在尋找的人生之本。一下子明白了人的生命是怎麼來的？人在世上為甚麼這多苦？人為甚麼擺脫不了生老病死？人活著究竟是為甚麼。幾十年來所不懂的問題都得到了答案，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義。說來奇怪，剛開始接觸大法，多年的病狀就無影無蹤了。她精神飽滿，心胸坦蕩；學法時渾身發熱；煉功中法輪、氣機旋轉，真是輕鬆美妙。面對這種神奇的變化，她還會有何疑慮呢？法輪大法確是真而不玄，她相見恨晚。那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常使她淚流滿面，是法輪大法給了她第二次生命。同時也找到了原來為甚麼不好病的原因在於自己的各種執著心太重、迷於個人利益太深所致。所以當她明白了這一切的時候，身體就發生了大的變化，原來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飛。 實踐使她相信大法不是迷信，她決定修煉下去。接下來她與其他大法學員一樣，以“真、善、忍”宇宙特性為指導，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實修心性。做到遵紀守法，幹好本職工作，遇到矛盾向內找，處處為別人著想，淡泊名利，捨棄不好的執著和慾望。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實踐，使得每個真修者修煉前後判若兩人，身心得以昇華。修煉後，她沒有一分錢的藥費列支，98年全局幹部身體測評，她成為了女同志中唯一的一個“優秀”等級。她不會再隨波逐流，捲入社會中的不正之風，甚麼貪圖享受、大吃大喝、打牌賭博、公物私得等都離她遠去。她還體會到，修煉前做好人與修煉後做好人在思想境界上是有區別的，其區別在於：修煉前只是一種表面上的約束，是為私的，為的是生活得更好；而修煉後則是一種內在的自我完善與提高的機制，處處為別人好。“真、善、忍”是宇宙的精神，要想身體好，就得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因為境界的昇華與身體的健康是一性的。當時全國人大的調查，說法輪功的袪病健身有效率達99.7%，對社會、對個人是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是千真萬確的。 得法初的兩年，是大姐一生中最慶幸、最輕鬆、最愉快的時候。97年，她丈夫通過全省幹部任職選拔考試，到某地任了副地級幹部，她和女兒也跟著調往一處，一家人幸福和睦，各自認真地做著自己應該做的事，都在做好人和更好的人。自得法後，她再也想不到那些傷心的事了，政治似乎遠離了她，她也遠離了政治，清靜本份，真正走上了一條重新做人之路，她感到非常慶幸。 二、講真象 揭露政治謊言 99年7月20日，當權者掀起了一場以謊言為基礎的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7到10月三個月，不經任何合法程序，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鋪天蓋地的鎮壓，使用了全國所有的新聞機器，各級政府全部捲入，人人都被拉入了政治迫害之中。 面對種種欺世謊言和打壓手段，大姐意識到，可怕的政治運動又找來了，來的如此兇惡。當權者因為妒忌，無視國家憲法賦予人的基本權利，竟以全中國人民的生命為代價來撒彌天大謊，多少人會被政治謊言所惑而幹下違背天理的事。面對整部國家機器的參與，怎麼辦？這是擺在每個修煉者面前的一個非常嚴肅地問題，是選擇在逆境中，堅持真理，還是選擇委曲求全，放棄修煉？她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理性思考過程，決定了她應該走的路…… 1、給當地市委、政府一把手寫信 1999年9月，她向當地最高官員寫了一信反映大法修煉者心聲的一封信，講明了一些真象，並附上個人的修煉體會，希望當地政府部門給大法修煉者一個修煉環境。可是在當時政治的壓力下，地方政府選擇的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上面的精神，都強調要與中央政治保持一致，所以沒有任何結果。 2、到北京上訪 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來自中央高層，所以在當地反映實情無效的情況下，為了政府對法輪大法有一個公正的認識，大姐決定以自己修煉大法的親身實踐，向國家反映大法利國利民的事實，並認為採用國家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去上訪才是理智的辦法。 1999年10月，利用“十一”假期，她與幾個同修一行到北京上訪。原準備上訪後回來上班的，但到北京後，發現上訪局也休息，所以為了不違犯工作紀律，又要能夠上訪，於是大姐寫了一封信請人從郵局發給單位領導，說明為了不影響單位，如果到期不回單位上班，就給她作自動離職處理。後來由於上訪時間超過假期，於是她就沒急著回單位上班。在北京，她看到國家上訪局成了抓人局，天安門成為抓人的場所。只要回答是法輪功的，就抓人。上訪局門口各省市的警車便衣很多，為了不被抓，她和來自大連、長春的五名大法弟子一起聯名寫了上訪信寄往國務院上訪辦。 正當她們準備到天安門和平請願時，被當地的公安人員找到住處將她們押回。當時到北京上訪的學員，她們當地各縣市加起來就有近60人。當時在北京幾乎全部被綁架，分別關在不同監禁地，有的審訊時不報名，還遭到打罵和反背銬拇指（即一隻手由肩上到背後，一隻手由下到背後），一銬幾個小時，臉都變了色才取下。由於大姐的身份比較特殊，是政府官員的家屬，所以表面上還算是照顧，劫持回後，別人都送往派出所，她被採取監視居住的形式在招待所一個月。 公安把大姐當這次上訪去北京的組織者，並列成重點“轉化”對象。在招待所，每天都有市公安局的男女科長兩人、本單位的男女科長兩人跟著，吃住一起，公安要她交待所謂的行動，並寫保證書。還有親屬、單位的領導、同事都來過給她洗腦，要她表態。她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只是善意的給他們講真象。她給他們介紹了大法是甚麼，談了自己修煉後身心的變化，講了電視媒體的謊言誣陷。對聽到真象的一般幹部來講，他們雖然明白修大法是做好人，上訪也談不上甚麼錯，就是把政治看得至高無上，認為上面有精神說是錯的，你還要上訪就是錯的…… 大姐聽到這些後，給他們講了國家大家和個人小家的關係，道德良知與幸福美好的關係，可他們面對現實，很難接受。極權政治使人們喪失了做人的良知，正義、公德和道義。就這樣一個月內換了三個招待所，當地官員和警察花了公款上萬元，也沒有達到目地。 後來大姐才知道，市裏把她上北京當作一件政治大案對待，因她的身份直接可使本市當上政治“典型”，直接危及某些官員的政治生命。所以敏感至極：一是在她的丈夫要出國考查時，人已經到了飛機場，都把他截回來了，要他到京找她，浪費了出國經費上萬元。二是公安和單位派人到北京辦事處住下來，找她。公安派的人是刑警隊長，帶著她的傳真照片。其實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經過時，她看見他了，但她並不認識他，他也看到了她，只是拿不準就錯過了。據後來講他們在北京開支上萬元（包括一些不正當的個人開支或為了把她先領出來除名，給北京片區派出所2千元）。三是一個與她丈夫有成見的人，將她到北京的事告到省委副書記那裏去了，說是她丈夫對她上訪持支持態度。組織上沒給她處分，結果省裏專門寫來東西，要將對她的處理結果上報。這樣更加引起她家人的敏感和市裏的重視，馬上派人到她單位督辦，最後突擊性下發文件，做出了勸其退黨、行政記大過、扣發2個月工資（約2千元）、扣發全年獎金（約三千元）、行政降級、公務員測評為不稱職等一系列處罰，然後層層上報至省。在單位，進行公務員測評時，儘管測評前學習了省裏的文件，規定凡是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列為不稱職。但單位60來個職工（佔80%左右）卻都給她打的稱職和基本稱職。只有6票是不稱職，這6票就是當時考評組的領導成員。最後，測評結果並沒有按民主測評的結果辦，而是按文件規定，定她“不稱職”。 所以說，對她因去北京上訪學員，實施的非法關押、非法強行表態、罰款的行徑純屬至上而下的政治性迫害。再好的人，如果不符合當權者的意志，就可以對其實施政治迫害。雖然這次沒有對大姐實施暴力，可迫害的實質都是為了壓制人的基本自由，不許人們講真話，扭曲善良，是為了維護它的強權統治，讓人們屈從於當權者的意志，無尊嚴的活著，而且也嚴重的破壞中國憲法，是典型的以權代法和強權政治表現，同時沒有任何群眾基礎，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3、外出煉功及兩次非法關押 大姐始終認為，修煉法輪功是人身自由，沒有錯。當權者說法輪功有錯是有政治目地的。我們就是遵守憲法，讓事實說明一切，應該繼續證實大法，外出煉功。2000年3月24日清晨，她們7人自發外出煉功。不一會，就被公安發現了，警車將她們拉到公安局，並不聽解釋，不由分說將她們非法關押在看守所，行政拘留一個星期。對於大姐，公安先是找了單位領導，又請示上級和市裏，還問她自己怎麼辦？是不是再到招待所。大姐說，如果你們再將我監視居住，拿公家的錢財吃喝，花上幾千上萬，讓人們誤解法輪功，我不會配合！如果那樣，我就絕食。 於是他們將她送進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一週。這期間她絕食5天。2000年6月23日，聽說有學員將外出煉功，於是大姐在家人的反對下，也去煉功了。在煉功場上，公安將十幾名法輪功學員連抓帶推逼上警車帶走，由於她堅決不上車，說還要按時去上班就走了。公安惡警當時聽了說，你還想去上班？ 下午，他們指使下麵片所的3名惡警到辦公室將她騙走。這次她不配合一切審訊、簽字等，晚上他們將她送到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這次執行的是非法刑事拘押，要判刑的那種，還說像她這樣，至少判三年勞教。她們十幾名外出煉功的，加上5個到北京被綁架回來的，將近二十多名女學員，分別關兩個獄室。她開始所在的獄室只有一個法輪功學員，是到北京上訪的，還帶著腳鐐手銬。大姐問是為何故，她說是因為煉功而被迫害，並挨了鞭打。第二天，她的手脫銬出來，被姓黎的所長看到，就帶人進來準備將她重新銬上，當時大姐在一旁說，她沒有錯，不應該給她上銬。那個所長問，你是誰？給她一齊銬上。就這樣不由分說將她倆銬在一起，每人銬上一隻手一隻腳，一週後才取下。這給她們的行動帶來極大不便，但她們仍然堅持背法、煉功。煉功時常有值班的幹警打擾，有時撒沙，有時撥水，有時威脅，可她們並不理睬，幾天後，惡警就不再干擾了。這與前幾批學員為開創環境所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一週後，她們開始看《轉法輪》，那位學員隨身帶的一種小版本的。過了幾天，又進來1個學員，她們一起傳看。一天，那個年紀大的老學員在睡板上看書，由於視力有限，坐到床鋪中間看。不想又被姓黎的所長看見，叫交出來，她沒動。黎接著就叫3個惡警進來搶。當時大姐將書用雙手拿在自己的面前，心想決不能叫他們搶去。在3個男惡警的搶奪下，她們3人也進行著保護，在睡板上翻來滾去，最後書還是被惡警搶去。 接著，惡警又給她們3人都戴了腳鐐手銬。那個看書的學員一個人銬一副；她們又是兩個人銬一起。給大姐銬鐐的惡警還對她說，你的丈夫巴不得你早點死，免得影響他，可見其人性的扭曲程度。其實在獄室看書是允許的，其他犯人都可帶進很多雜誌、小說等，為了減輕獄警的監管負擔。可對法輪功學員來講，只要看大法書就不行。書被搶後，幾位同修悟到應該絕食，維護她們的權利和尊嚴，要回她們的書。 7月23日，正準備絕食之際，惡警點名要大姐出去。當時她不知何故，由於還戴著銬子，就兩人一起出去將她的銬子解開，但仍沒有因此而給另一個學員也解開，相反將銬子讓她一個人戴上。出去後，她們單位的工會幹事給大姐講，家裏父親病危，與公安辦了手續，回家幾天。當時大姐還沒有離婚，於是單位去了一輛車押著她回老家。當時她來不及回家換身衣服，整理頭髮，赤著腳穿著看守所發的男式42碼塑料拖鞋就上路了。 在車上，她聽說父親是犯了心臟病，已去世。本來她父親是有心臟病，可為她的事，加劇了病情。她哭了，很悲哀。父親對她學功開始並不反對，可他臨死之前還沒有明白真象，還對大法有誤解啊。他本身就是幹部出生，經歷過文革政治迫害。因此對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倍感敏感。所以7.20後，多次勸她放棄修煉，生怕女婿因此與她離婚。 這次她被非法關押後，父親在電話中從她丈夫那裏知道了消息，所以不長時間就去世了。母親看到大姐後，哭得很傷心，說她看到大姐後比父親之死更傷心。當晚家裏姐姐、妹妹、妹夫像開鬥爭會似的指責她，只有母親和丈夫沒有怪她。她當時也沒多說甚麼，辦完喪事後第二天，就跟車回到自己的家。次日，單位打電話並來車，又送她到了看守所。這次她順便帶進一本小版本的《轉法輪》。接下來的日子，她們通讀《轉法輪》近三十遍。 這次非法關押期間，市政法委書記（1次）、市公安局副局長（3次）、還有單位的科長、黨辦主任、丈夫的工作秘書（3次）、民政局幹事（1次）不斷找她，反復給她洗腦。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副局長開始2次和她談“政策”，要她表個態。大姐給他講了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是錯誤的，說法輪功就是修煉，是受強權政治迫害後，才去上訪講真象，修煉人都是好人。大姐說講真話沒有錯。這次非法關押近七十多天，最後下面縣市的轉走幾人，市裏8人被非法勞教，一年、一年半不等。就她一人由於離了婚，作了保外監視的處罰。可是，對法輪功學員實行任何政治迫害都是錯誤的，因為對法輪功的適用法律存在立法問題，所以真正的罪犯正是這場政治迫害的發動者和直接參與者。 4、家庭離異 8月中旬就在大姐父親去世後二十來天裏，屍骨未寒。丈夫的工作秘書就到看守所找她說了幾句套話後，掏出離婚協議書要她簽字。意思是你不轉變，只有分離。於是她只好簽了。同時出來後大姐悟到不應該簽字，不應該配合。但他們說，當時你不簽字，組織上也要出面辦離婚手續，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後來大姐隱約知道，這裏有組織決定的因素，同時有她丈夫要進市委常委班子的因素，也有丈夫本人的名利因素。後來聽她們單位的人說，到她們單位辦蓋章手續的是政府秘書長辦的，辦完後對她單位的領導說，手續辦完了，今後一切與我們無關了。 大姐修煉前後都是出了名的賢妻良母，修煉後更是支持家人的工作，處處都嚴格要求自己，不僅自己廉潔奉公，不搞特殊化，還時常提醒家人做反腐倡廉的表率，是公認的好人。 在她家庭離異問題上，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7.20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來勢兇猛，政府官員首當其衝地捲入其中。她丈夫隨即開始敏感，繼而害怕，同時開始對大法不理解，甚至阻攔。無論她怎麼給他講法輪功不是參與政治，是依法反映真實情況，他都聽不進去。說功法好在家煉，管好自己就行，外出就是搞政治，你們功法再好也不能影響我的工作，你是好人不能代表別人都是好人，總是把法輪功學員的正常上訪看作是常人參與政治的一種行為。7.20鎮壓法輪功以來，他成天在擔心受怕。大姐去北京後，給他留的紙條當時沒看見，滿街到處找她；後來去出國時，到機場被截回來；他本人親自到北京找她；後又有人告狀到省裏當作典型抓；進常委省委組織部要考查；市委對他施加的壓力；派出所公安經常打電話到家裏點名；還時常到家騷擾等。家人的承受也是很大的。 大概在2000年2月，她丈夫怕她再出去上訪煉功，說你要再出去，你就寫了離婚協議再出去。大姐不能保證她今後不出去，於是她就寫了離婚申請交給她們單位，當時單位退給了她，她也覺得不對，馬上給丈夫說不應該寫，要收回，因為她沒有離婚的理由，可他卻給有關領導匯了報。 2000年5月，她丈夫自己寫了一張離婚申請，要大姐簽字，大姐問他想好了沒有，他說想好了，於是大姐寫上了“我修煉法輪功近三年，沒有危害社會和家庭，只是他感到很痛苦，這不是我的本願”，然後簽了名字。後來她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時，政府出面找她單位蓋公章用的就是這張申請書。 5、搜家迫害 自1999年10月北京上訪回來後，市裏將大姐列作重點監控對象。公安有點名和查實的規定，每逢節假日、敏感日均要點名核實，看是否在家；發現兩名以上的法輪功學員在一起的，可按集會處理。她由片所的一名姓陳的副所長負責洗腦。他說如果她有甚麼事，他就要擔責任。警察還經常給她單位責任人打電話，通報情況。開始一段時間是每週打一次電話點名，不在家就到家找人。 2001年7月19日，他和一個政委、一個女警晚上到大姐家，當時有一個學員在她家坐。大姐不知道他們來幹甚麼，還對他們客氣的倒了茶，心想是給他們講真象的機會。那個政委說，你住這麼好的房子，還反共產黨。大姐說我沒有反共產黨，只是反對迫害法輪功。他說像你這樣的人，判100次勞教都不算多，接著他拿出一張公安局搜查證，叫大姐簽名，說今晚專門到你家查抄。大姐不簽，不再理它。他們三人就每個房間翻起來，看找不到甚麼，就問那個學員是誰，叫甚麼名，然後就將她帶到公安局查實，罰了2000元才放人。後來據說這天是全國性的大搜查。 大概在2001年10月份的一個晚上，他們又叫大姐的門，這次她怎麼也不開門，他們騙她說找她談心，大姐說對不起，要談明天到辦公室談，接著將門鈴掛上，不再理睬。大姐意識到，現在她應該用正念和憲法賦予的權利保護自己。有師在，在法在，堂堂正正。然後他們在下面打她的電話，她不接。後來他們又找她單位領導，要他們協助來叫她開門，單位領導問有甚麼證據沒有，他們說不出來，就沒敢再來。 6、洗腦班的邪惡 據大姐所知，市區內對法輪功學員辦過3次洗腦班。她被迫參加過一次。第二次她堅決拒絕去。第三次範圍很小。第一次洗腦班是2000年3月，參加人數大概20多人，由市直工委、政法委、公安局等單位籌辦，每人2千元費用，每人一間房，每個單位派1個“幫教”。當時是北京在開人大會，怕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而辦，時間半個月。由於大姐當時給中央人大寫了一封短信，講真象，後來信被市裏到郵局查出。為此，他們很害怕。 他們將大姐送到洗腦班時，洗腦班已經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了。在洗腦班，他們請了宣傳部門的講師講政治，大家都不聽，有的提意見，有的請假，有的提別的問題，實在辦不下去了，就讓每人留在招待室裏不管了。這期間，有關領導找她談，叫她“轉化”，她說根本不可能，法輪功這麼好，大家都怎麼樣在做好人，憲法也有信仰自由的規定等，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都沒有違法，政治運動是錯的，媒體報導是謊言，你們跟上面跑是危險的。他們說不過她就走了，後來跟她丈夫說她慷慨激昂。她認為她說的對，今後應注意點口氣。但給法輪功學員洗腦是絕對錯誤的，是當權者的政治陰謀。那些直接參與給大法學員洗腦的人是在助紂為虐。 第二次洗腦班大概在2000年5月。大姐堅決拒絕參加。後聽說這次班很邪惡，由市“610”直接操辦，用的是軍人、地方是民兵訓練基地，單位和公安逼迫大法學員參加，有的還遭強制綁架，他們以軍訓為由，對大法弟子進行超負荷體罰，並且每天強迫其聽誣蔑大法的文章，看誹謗師尊及誣陷大法的漫畫，若不配合，則長時間在陽光下暴曬、跑步等。 三、揭露政治謊言全面講清真象 在上訪、煉功被抓的情況下，大姐意識到，中國的強權政治已經強權到了極點。我們對被謊言迷惑的廣大受害者來講，還應該盡最大的善心去講清真象，去盡力相救。同時意識到講真象的難度也是相當大的，是一個持之以恆的過程。 1、傾盡所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下來，大姐僅剩下一個飯碗，白天上班要搞好工作，緊張工作之餘，時間很有限。每天基本上是早上五點起床煉功至七點，趕緊梳洗後七點半去乘車上班，晚上下班五點半一進門就開始學法至七點，然後邊吃飯，過聽新聞。七點半接著學法至9點左右，然後開始做真象工作，中途還要發正念，每天只能學兩講《轉法輪》，中午時間學其他講法和外出處理有關事情，常常工作至深夜，總覺時間太快，不夠用。 3年來，其思想也經歷了一個由感性到理性的昇華過程，她並不強求別人，只是抱著最大的善心做自己應該做的──就是針對這場政治謊言和殘暴行徑，揭露邪惡，講清真象，使該得救的人得救。同時針對講真象中遇到的難點問題，靜心作理性的思考，對中國的強權政治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2、竭力挽救。在講真象過程中，她認為最難接受的是行政官員。他們大多是無神論者，有一定地位，比較清高，固執已見，政治名利、政治觀點已取代了他們的思想，成了他們衡量事物的標準，是強權政治的執行者，是最危險的階層，而且還帶動許多不明白真象的人。大姐覺得更有責任、有義務讓他們明白真象。 （1）大量派發資料。與其他學員配合，針對各類人員和行政幹部及知識界、企業人士的名單，根據他們文化層次較高的特點，如市級、縣級的政府幹部，教育界、司法部門、企業幹部等，主要發一些理性較強、事實清楚的真象資料。與其他大法弟子配合，對這些人長期大量地講著真象，從本地和外地派發資料。 （2）重點講述真象。針對比較熟悉的執政幹部、親屬、朋友、同事等，採取有針對性地重點派發或寫信講真象，大多採用靈活多樣的形式發送。從揭露政治謊言、法輪功為甚麼不是參與政治、為何講真象等問題一一說清；並從人生哲理、歷史規律、道德良知、科學知識、法律人權、中外預言等諸多方面進行啟發，希望他們能夠理智清醒，擺放好生命的未來。 3、迷霧漸散。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在揭露謊言、講清真象方面付出了他們的所有。有多少弟子被非法抓、打、判、甚至被迫害致死。但這一切都沒能動搖他們證實大法的心。他們的真誠和善良，使人們在強權政治迫害的鐵證如山面前開始清醒。 （1）家人及親屬的關心。3年來，她母親、姐姐、妹妹、女兒及其他親屬，開始理解和支持她。原來他們認為她出去講真話是不顧親情，現在他們看到她並不是那樣，事實是當權者在作惡，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逢年過節照樣來往，有困難照樣幫助。他們經常囑咐她要注意安全，不要叫公安再抓去，同時為了她的安全，幫著做一點講真象的工作，雖然做不到去修，但卻能理解。她母親70多歲，毅然決定跟她過，也看書在修，幫著做家務和一些輔助事情。她真高興，她想大法學員的親屬們，大多都能得救。誰也不會再相信法輪功學員會去殺人、自焚，政治謊言再也騙不了明白真象的人了。 （2）同事、朋友們的變化。除了口頭講真象外，她在單位把工作搞好也是在講真象。單位同事在與她接觸中，都認為她是好人，而且說她境界高，從未有損公肥私的想法和行為，從不大吃大喝，打牌賭博。對工作認真負責。雖然她年近五十，但仍然精力充沛，兢兢業業。他們基本上都能接受真象，雖然表現麻木，做不到正義支持，但也不至於去做助紂為虐的事。另外，她所住的大院（政府大院）的一般幹部，都認為她是好人，沒有誰歧視她。還有退休老幹部對她說，你愛人不該離婚，現在的政治運動，大家心裏都有一本帳，要我正確對待。她看到大多數人都是明白的，只是他們還不敢站出來支持而已。 四、對強權政治的理性思考 對講真象中反應出的一些問題，也促使她做過一些理性思考。 1、江氏集團對法輪功的打壓，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最邪惡的強權政治運動。 （1）江氏集團操控所有宣傳工具，面向全世界系統地傳播欺世謊言。1999年7.20以後，當權者操控國家強權政治統治下所固有的政治性媒體系統，報紙、電台、電視、網站等全部捲入，公然將構陷法輪功的各種欺世謊言覆蓋全世界，甚麼“天安門自焚”、“京城血案”、投毒殺人案“等謊言眾所皆知，煽動世界人民對法輪功的仇恨，達到鏟除異己的目地。 （2）啟動整個國家機器，系統進行打壓。1999年6月，當權者為打壓法輪功，授權成立了“610”辦公室，各級黨委、政府、軍隊、警察、司法、各部門、單位、居委會、學校、各黨派、宗教團體等從上至下系統地對法輪功進行持續的鎮壓、監控和迫害，這種打壓運動是全方位進行的，謊言的宣傳也是無處不在。人人都在受強權政治的擺布，開會、揭批、簽名等不擇手段。每個真修的大法學員更在被迫害之中。 （3）大搞謊言“一言堂”，系統酷刑迫害，系統進行信息封鎖。在這場迫害中，當權者除了發動全國新聞媒體造假，動用整個國家機器鎮壓外，還大量非法抓捕講真象的學員，非法關押進行酷刑折磨。它的政策是“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從中世紀的刑具到現代化的電棍，從政府官員親自動手到逼迫犯人作惡，是歷史之最。幾年來，上千大法學員被無辜迫害致死，十幾萬人被送進監獄與勞教所和精神病院，非法判刑的至少有六千人。同時對大法及大法學員的被迫害的真象進行嚴密地信息封鎖，如各大網站的封鎖及各種監控措施等，使中國民眾聽不到第二個聲音，妄圖使對法輪功的酷刑迫害在暗中進行。 （4）全方位的滅絕性洗腦。當權者發動這場對法輪功的政治打壓運動，可以說是對全中國人民的政治洗腦運動。它對大法學員實施的非法酷刑、強行送精神病院注射迷魂藥、各種洗腦班、看政治謊言錄像、逼迫大法學員和旅客在法輪功創始人的畫像上踩等；還有迫使人們在旅遊觀光場合罵創始人、百萬人簽名、看“×教”圖片展、看誣陷電影、學校課本誹謗、考試答題、傳達秘密文件、新聞報到、討論發言、親情勸說轉化等，真可以說是無其不有，不擇手段，目地是逼迫修煉的大法學員轉化、放棄修煉，逼迫人們接受強權，屈從強權，遠離正信，將人們帶向罪惡。 （5）反人類罪惡。當權者對法輪功的鎮壓最邪惡之處在於它的反人類性質。它以個人意志強行發動了這場鎮壓，並強迫政府接受其非理性的、違憲的個人決定，隨後成立了專門鎮壓機構，凌駕於國家憲法之上，對以真善忍為準則的群體進行鎮壓，並下達滅絕政策，全國上下殘酷地、系統的迫害法輪功學員。它是對全人類正義良知的踐踏，它迫害的是整個人類賴以生存的道德、尊嚴和良知。這種罪惡並不完全表現為明處殺人放火，而是政治謊言掩蓋著政治假理，表面施捨性的假善迷惑、動搖和毀滅著整個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道德基礎。 俗話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2002年10月，江訪美期間，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及親屬以群體滅絕罪將其及610辦公室告上美國聯邦法庭。目前全世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多個起訴江及同伙的案件在進行。中央羅幹、曾慶紅、李嵐清、丁關根；湖北公安副廳長趙志飛、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北京市長劉淇、遼寧副省長夏德仁等高官被訴海外法庭。其中缺席審判宣判丁關根、劉淇、夏德仁有罪。與此同時，法輪大法已經傳遍世界60多個國家及地區，修煉者處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為原則做好人，受到各國政府、團體上千項褒獎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