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中國江氏政府宣布取締法輪功。我不理解，這麼好的功法為甚麼要取締呢？2000年2月，我寫了一封上訪信到北京去證實法輪大法好。沒想到，我到了北京就被武警抓住送到分局，分局叫當地派出所把我接回來送進拘留所。蓬萊公安姓曲的人提審我，問我甚麼文化程度，我說是小學文化。他一看信的內容就說：這不是你寫的，小學文化寫不出來，是誰教你的。我說誰也沒教，就是我寫的。他不相信，就打了我幾耳光。他的手打痛了，就拿起我的左手打我的左臉，又拿起我的右手打我的右臉；後來，又用一尺多長、一寸半多寬的木板輪流打我的左右手；然後，用拳頭往我胸口上打；另一個人又踢我幾腳。我沒有恨他們，我想他們還不明白真象才這樣做。我說：那是我寫的，不信你拿筆來我寫給你們看看。他們拿筆和紙來我就寫，一張信紙寫了一半他們拿去看，又要我往下寫，我又寫了一會，他們看看說不用寫了，把我送回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裏煉功被武警看見，就推了我一個跟頭，問我幹甚麼，我說我要煉功。他說誰叫你煉的，我說我自己要煉的，鍛煉身體多好。「大法不離身，心存真善忍；世間大羅漢，神鬼懼十分。」（《威德》）我背了一段法，他抽起一條毛巾當鞭子就抽我。我說：你先別打，我功還沒煉完呢。他氣得把我的腿扒拉下來走了，不管怎樣我還是把功煉完了。在拘留所裏，有的功友記不住法，我就把我記住的法寫給她們看。有一次被一個姓聶的幹警發現奪去了狠狠地打了我一個耳光。58歲的功友張健榮學法時，被女幹警發現，女幹警罵罵咧咧奪去，用畫報往她臉上打。半個月的拘留期到了，丈夫來交上235元錢帶我回家。
6、7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地裏幹活，鄉派出所來我村通知，馬上拉我們法輪功學員到鄉里開會，學習學習就回來。晚上10點多鐘開完會，還不讓我們回家，把我們十多個人關在一所學校裏。蚊子很多，同修們有的睡在小木凳上，有的趴在桌子上，我躺在水泥地上，睡不著時就打坐。第二天，鄉派出所的人問我們還煉不煉，我們說煉，就把我和劉常美又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裏，我和功友背法煉功，惡警決定給我加七天的拘留期，給另外我村的兩位功友加5天。他們沒有嚇住我，我還是繼續領大家學法煉功，惡警把我送進了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裏和一個功友煉功，一個幹警打了我一耳光，又打了唐會先一耳光。然後，給我們帶上手銬，我們還能打坐。又給我戴上腳鐐，我還能背法。他們又用寬膠帶把我的嘴纏起來。功友一煉功，就把我們五六個人的胳膊銬起來，從遞飯的門洞口裏一塊掛上。有的學員手腕勒出了血，一個功友叫吳美蘭，被銬上後暈了過去，把屎拉在褲子裏。
2000年冬天，我和同村的功友王益春又一次進京證實大法。我們在天安門廣場剛打開橫幅，就被警察奪去。王益春高呼：「法輪大法好！」我說：「善良的人們，我們的師父說：『人無德，天災人禍。』」我又喊：「法輪常轉！佛法無邊！」我們又一次被抓進分局，分局叫當地派出所把我們接回來。有個幹警打我倆耳光，扭耳朵，罵罵咧咧地說：「我們因為你們工資開不出去，獎金也沒了。」後來收了我們20元手續費，把我們送進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我們一煉功，惡人不是打我們耳光扭耳朵，就是戴手銬。有一次把我們四個人用手銬緊緊地銬一起，直不起腰來，蹲不下去。還有一次惡警讓我蹲下要把我銬在床腿上。我剛蹲下，他一腳把我踢倒在牆上，我的臉撞了一個大包，連眼睛都發青。我跟他們說我要小便，他們不給開手銬，問我煉不煉了，我說煉，他們就不給開手銬。把我憋得雙腿跪在地上一天，也沒開手銬。晚上讓我吃飯，我不吃開始絕食，四頓飯沒吃才打開手銬。我在看守所裏一個月，煉了28天功，帶了28天的手銬。有一次幹警放進一個男罪犯揪著我的頭髮打耳光，而後把我拌倒在地，在地上打我，問我還煉不煉。我說：「煉。」他繼續打，功友們把他拉開，說：她沒犯罪，不准打。幹警才叫男罪犯出去。還有一個功友叫申玉梅，在北京上訪時，被兩個武警輪流用皮鞋打她，打了半個小時，鼻子流了很多血，昏了過去，又用涼水把她潑回來了。
一個月的看守期到了，三個功友判勞教3年，一個功友判勞教2年。當時，勞教所沒有床位，就在拘留所又住了一個月，才送勞教所。
一個月後我被關到勞教所。開始，隊長不讓新學員見別的學員，也不讓接觸，強迫我們放棄修煉。只要我們堅持修煉，就經常不讓睡覺，直到寫了悔過書、保證書才讓睡覺。當時我去的時候，由於學法不深，受到一邪悟者的影響，放棄了修煉，甚至還影響了一些學員也不修煉了。
很多學員以前有各種各樣的病，後來煉法輪功病都好了。轉化後一些學員舊病復發，她們煉煉功，奇效又顯出來了。我村魏景榮轉化前5、6年沒吃一粒藥，身體非常好。轉化後他喘不上氣來，到醫院治療化了500多元錢，吃藥、打針、輸吊瓶，病還是不好。後來，在家裏煉功，身體又恢復健康。
現在想來，我很對不起這些學員，對不起大法，更對不起師父。我向師父認罪，向大法認罪，向被我轉化的修煉者認罪。我要再一次高呼：法輪大法好！還師父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