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明慧網2004年5月1日】

勵老師:您好!

讀罷你秋天的來信,很使我感動。信中的殷殷厚望,更使我想起許多,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社會大變動格局中我個人的遭遇。

我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小時候衣食無憂。長到十八歲,雖然社會的變遷和家庭的變故,也在我的心中投下了一些人生的陰影,但時代、家庭和學校仍把我塑造成了一個新中國最常見的那種理想主義青年。在我那時的心目中,解放全人類佔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我對於自己的期望,則是成為像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所說的「一個大公無私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高尚的人。」

1978年初,到農村插隊才幾個月的我,幸運地搭上了高考制度恢復後的第一班車,跨進了我嚮往中的大學之門。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禁錮了中國人幾十年的思想堤壩被衝開了,昔日萬馬齊喑的中國思想界,一下子冒出了多種多樣的聲音,仿佛真的迎來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時代。當時在大學校園裏求學的我們,多是科學和民主的信徒,立志要把「德先生」和「賽先生」請進中國,讓中國徹底告別專制與落後。當時,我們都天真地以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將由我們的雙手去完成,我們的理想一定能實現!而且很快就會實現!但沒多久,現實便將我們碰得頭破血流。幾乎與1959年相仿佛,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思想界的春天,成了一個短命的春天。

大學畢業後的那幾年,我因為理想嚴重受挫和個人感情生活的不順,情緒低落,對政治開始厭倦了,而對探討人生意義且具有悲觀主義色彩的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再後來,我考上了研究生。其後的那三年,中國思想界的空氣猶如早春,時冷時熱。1988年冬,我更黯然了,對中國的前途愈加失望。但與以前不同的是,那三年,我關注的重心已從昔日的社會現實轉向生命的意義。政治理想與現實社會的衝突和個人情感的碰壁,以及西方現代主義哲學的影響,漸漸的,將我引領上了追問人生意義的精神之旅。重要的已不是如何改變社會,而在於「人是甚麼?從那裏來?到那裏去?」為此,我拼命的向古今聖賢求取答案。然而,他們雖有種種精闢的見解,最終卻都不能使我完全信服。於是,我成了一個精神上的無家可歸者,「路不知怎麼延續,心不知如何啟程」,心中的痛苦和絕望,非有相同經歷者實難以體會。後來我之所以一度熱衷研究魯迅,正是因為他的作品所蘊涵的複雜悲涼的心境,引發了我極大的共鳴。因為沒有信仰可以堅守。再度工作後,面對撲面而來的商品大潮,我也只能在日下的世風中,跟著大家一起往下滑。

大約是1993年,一向對氣功感興趣,也曾練過一陣的我,買到一本講「靜坐」的書,跟著也練了起來。很快,身體明顯受益,而且還有一些超常的身體感受。到了1994年,我又讀到一本頗有點神奇色彩的書,裏面闡述了他對大乘佛教的理解,使我心嚮往之,動了入佛門的念。1995年初夏,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買到了一本李洪志先生的《轉法輪》,回家一口氣讀完,不禁欣喜萬分:「這不正是自己一直在苦苦尋覓而始終沒有找到的‘真經’嗎?」當時的那種感受,正如師尊在書中所言:「很多人經過長時間的煉功,也有的人沒有煉過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對真理、人生真諦的追求,在琢磨。他一旦學習了我們法輪大法以後,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人生當中許許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問題。可能伴隨著他的思想會來個昇華,他的心情會非常激動,這一點是肯定的。」如果說做一個純潔高尚的人自小就是我的理想,長大後的經歷一度使這種理想半途破滅,那麼,法輪功給予我的人生啟迪,歸結到一點,就是讓我真正明白了:為甚麼要做一個純潔高尚的人,以及如何做一個純潔高尚的人,從而使我又有了新的人生信仰和理想。而追求和實現這種信仰和理想,正是我修煉法輪功的目地所在,也是我的同道們的目地所在。

煉功幾年來,我沒有吃過一粒藥,進過一次醫院,但以前身上所有的各種毛病全都不治而癒。更重要的是,道德水平提高得很明顯。舉個例子,因為工作關係,我一度經常與商家打交道,三天兩頭就有人送我紅包和禮品,同行都羨慕,認為我「油水足」。但煉功後,我就痛下決心:今後凡有送我紅包者,能推掉的儘量推掉,實在推不掉,收下來後全部都捐給「希望工程」,連禮品也折算成相等的錢款,捐給「希望工程」。幾年中,我共捐給「希望工程」此類錢款幾萬元,因此被政府授予「‘希望工程’先進個人」稱號。可以說,在我的同行中,能做到這一點的幾乎鳳毛麟角。我之所以要在這裏跟勵老師提到這件事,並非是為了表揚自己,只是想說明法輪功在淨化煉功人心靈、提高其道德水平方面的明顯作用。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煉法輪功,我是絕對做不到這一點的。

總之,煉功後,我身體好了,道德水平提高了,從肉體到靈魂,都變得乾乾淨淨,像換了一個人一樣。我終於可以問心無愧的告慰自己,告慰那些曾經教育我要做一個好人的人:我每天都在向一個美好的目標──做一個純潔高尚的人──邁進。一句話,我得救了!

當然,如同歷史上的基督教、佛教、道教一樣,法輪功是有神論,與實證科學是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在社會日趨多元化的今天,人們對他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萬萬沒想到的是,法輪功會被當權者誣陷。當今世界,邪教確實泛濫成災,但法輪功不是邪教,正如基督教不是邪教一樣。這是我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了解的事實所做出的冷靜判斷。說到底,一種信仰是不是邪教,不是由政府說了算,而是取決於事實究竟如何。如果悖離事實,即使是政府的決定,遲早也會被歷史推翻。歷史上,基督教不是也曾被當權者定為邪教嗎?而真相究竟如何,今天已毋庸置疑。

那麼,為甚麼現在仍有一部份民眾相信政府所說的呢?原因很簡單,這就是官方輿論長期對他們進行欺騙、灌輸謊言的結果。

在專制體制下,人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知情權」,輿論完全是政治的工具,歷次政治運動中,被置於死地的對手們從來都無權為自己辯護,只能聽任「一言堂」的宣傳機器隨心所欲的往自己身上潑盡髒水,安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媒體上連篇累牘拋出的所謂「事實材料」,都是按照特定的政治需要,被炮製或重新組裝的。在這種嚴密的新聞封鎖下,普通百姓根本無法從合法渠道獲得任何真實的信息,很難不受輿論的欺騙和矇蔽。從建國初期的胡風一案到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再到文革和1976年的四五運動與1989年的六四,中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領教了這種造假輿論的厲害,真是鋪天蓋地,所向披靡呀!在現代傳媒空前發達的今天,其威力之大,更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登峰造極的地步。我相信,今天如果再發生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媒體上如果再接二連三的像當年那樣拋出證明劉少奇或王少奇是「叛徒、特務、內奸、工賊」的所謂「事實材料」,信以為真者一定不在少數。如今,一提起法輪功,很多人馬上便會想起媒體上報導的所謂「圍攻中南海」、「天安門自焚」等等栽贓陷害,但未來,當歷史翻過這一頁,真象大白於天下時,人們便會恍然大悟:「原來媒體當年的報導竟是這麼回事。」古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近來頗想做一件事,就是把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每起冤案發生時官方公布的定罪材料和平反後公開的事實真象編成一本對照集,讓善良但屢遭愚弄的人從中得到深刻的教益。

聽了我解釋,有人也許會問,「如果法輪功真象你說得這麼好,政府為甚麼要取締呢?」問得好!我認為,這就是「階級鬥爭思維」及由此導致的「政治過敏症」作祟的結果。

自1996年以來,公安部門曾多次欲給法輪功定罪,法輪功的書籍也遭到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查封,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更刊發了一些不符合事實真象的報導,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自身的聲譽,法輪功學員根據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合法權利,才相繼去了一些單位、地方政府,直到最後到中南海國務院信訪辦集體上訪。誰知當權小人江澤民聞知後竟氣急敗壞,以其邪惡小人特有的思維猜度我們修煉人,認定中南海上訪是法輪功學員在「向政府顯示力量」,法輪功吸引了大量的黨員、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是在「與黨爭奪群眾」。殊不知,我們修煉人根本對權力沒有任何興趣,我們只是想有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小人之心,禍國殃民呀。

作為知情者和受益者,在法輪功被誣陷迫害後,我一直堅持為自己的信仰說公道話,將我所知道的真象告訴人們,為此,我多次被警方拘留,直至去年被判勞教。兩年多來,我數次進過派出所、拘留所,最後到了監獄,親身經歷和了解了許多可怕的黑幕,我可以負責任的說,在官方所謂「解決和處理」的過程中,充滿了對人權的侵犯。到目前為止,法輪功學員為講清真象所做的一切,始終是和平理性的,真正做到了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但警方對待我們的是甚麼?是暴力!赤裸裸的暴力! !即使是婦孺老弱,他們都不放過。而這一切,在我們的媒體上,你不會看到一個字、一個鏡頭(國外媒體有大量報導)。舉一個例子說,按照官方的要求,被勞教的法輪功學員都必須「轉化」,即認罪悔過和揭批自己的信仰和老師,但明白真象而且親身收益的人,誰願意說違心話呢?為此,獄方竟然明目張膽,置法律於不顧,用盡各種手段,包括體罰、超體能的勞動、「車輪戰」直至上刑,強制大家「轉化」。有的幹警甚至公開對我們說,「你不‘轉化’,我就叫你生不如死。」在我呆過的勞教所,我曾兩次親耳聽見過同室的功友被用電警棍殘忍的摧殘後所發出的恐怖的慘叫聲,而他之所以遭到如此折磨,僅僅是因為他不願「悔過」。

說實話,我也曾猶豫過,要不要給勵老師寫這封信。勵老師已是快九十的高齡,何必再在你面前提起這些過於沉重的話題;但想想自己幾年前曾向勵老師介紹過法輪功,如今世事滄桑,是非混淆,作為一個有良知和知道真象的學生,明知如此,卻沉默不言,怎麼能說是對老師真正負責呢?相信勵老師一定能理解我的這份心意和心情。

時已隆冬,勵老師年事又高,閱信後不必作復。紙短意長,在此謹祝勵老師健康長壽,新年快樂。


學生: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