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盤錦市教養院、馬三家教養院遭受的迫害


【明慧網2004年3月7日】我於98年喜得大法。學法煉功前患有膽囊炎、多發性子宮肌瘤、神經衰弱、萎縮性胃炎等多種疾病,嚴重時已接近胃癌,常噁心嘔吐,不能好好吃飯,人消瘦,煉功後,許多病很快就好了,人也胖了。江氏陷害法輪功後,我想向國家說句公道話,於2000年12月進京上訪被抓,直到2002年11月29日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才被釋放。

2000年12月剛到北京,我乘出租車去信訪局。路上,司機告訴我,信訪局門前全是警察,專抓為法輪功上訪的。我不想被抓,因為家裏還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顧。於是改變主意,司機說別白來一趟,到天安門、故宮看看吧 。我想也行。下車剛走不遠,就來了幾個武警。問我哪的人,來幹甚麼?不等我回答另一個就說:「別和她廢話。煉法輪功的都不罵人,她要罵一句就讓她走,不罵就帶走。」就這樣我因不罵人而被抓。被關押在海澱區拘留所四筒九號。我絕食抗議警察非法抓人,拒絕說姓名地址,因為不想給地方派出所和幹警帶來麻煩。為此,本監犯人郭美英和其他兩名女犯將菜和菜湯潑了我一身、一臉;揪頭髮打耳光,又剝光我的衣服,用一盆盆冷水將我從頭淋到腳。後又強迫我赤裸裸地在水泥地上站了三個小時。刺骨的寒風從頭上方的一個圓形通氣口吹來,凍得我渾身發抖,膽顫心寒,縮成一團幾乎不能站立。提審時,有三個男警察,其中一個打我耳光,用電棍擊打頭部,脖子被電出了水泡。另兩人滿口污言穢語不停地侮辱我。

幾天後,號長郭美英不讓我睡覺,同時還強迫我站著值班一夜,次日早上我甦醒後,她又對我拳打腳踢,耳光如雨點般地打個不停,在場的一位廣東的大法弟子說:「不要打了」。郭回手又將她打倒,接著又惡狠狠地舉起牙刷戳我的頭頂。掄起拖鞋發瘋似的向我劈頭蓋臉地打來,用裝滿水的礦泉水瓶猛擊我的頭部,直到將我打昏她才住手。我醒來後頭又暈又痛,臉部青紫色。雙耳聾了十多天。

又過了幾天,預審科一個姓沈的警察提審,他讓我頭朝下撅著,我不服從,他便掐住我的脖子,揪住頭髮,把我的頭狠狠地往牆上撞,我頭暈眼黑,但仍沒說出地址姓名,他看沒達到目的,便帶我去了女幹警值班室,對姓王的女警察(都叫她大王)說:「幫我收拾收拾她。」大王馬上叫來托管,命令四筒九號的全體犯人坐板,不許看電視,不許洗澡。這時我才知道,犯人打我全是幹警指使的。為了不讓犯人因我受到體罰,我說出了地址姓名。

2001年1月,我被押送到盤錦市看守所拘留,4月6日押送到盤錦市教養院。5月20日惡警開始給我強制洗腦,強迫我背雷鋒日記。背不下來就不讓睡覺,對我進行蹲、跪、馬步、雙手抱頭等各種姿勢的體罰。5月29日晚,副大隊長劉靜上樓大叫:「還不轉化,不打死你們,也得扒層皮。」說著便大打出手,狠狠地打我耳光,然後把我帶到樓下一個黑暗的房間裏,房間裏有四個警察:大隊長羿秀豔和幹警蔡麗、齊霞、王岩,她們逼我寫悔過書,我不寫,四人就按著我的手寫,但沒達到目的,於是羿秀豔下令:打。蔡麗用兩手打我耳光,打累了才住手。齊霞說:我還沒過癮呢。便劈頭蓋臉地向我打來,打的我兩耳轟鳴,兩眼冒金星;齊霞又用狼牙棒打我手和腳,痛得我難以忍受,左手被打得抽搐不止。然後又強行扒掉我的褲子,四人一起向我大腿內側、後背、腋下等處野獸般殘忍地亂掐亂擰,結果這幾處的皮膚全被掐破。她們四人又都抄起警棍打我臀部和兩腿,毒打一陣後將我拽起來問我轉不轉化,我說:不轉化。於是四人更加兇狠、殘酷地接著打。就這樣,我被無數次的拽起、按倒。當四人打累時,我已不能說話,連搖頭的力氣也沒有了。

即使這樣,惡警羿秀豔大叫:「上邊有令,打死算自殺」。劉靜說:還不轉化,上樓繼續「飛」(一種體罰動作)。她們又把我拖到樓梯口,此時我呼吸困難,已失去了知覺。甦醒後她們又拽起雙腳將我拖回暗室,這時,我的手腳、面部、胸口感覺麻木、舌硬,呼吸將要停止,惡警們見我奄奄一息,害怕我死了她們承擔法律責任,立即叫來救護車,輸氧時我再次昏厥。這樣,她們慌張得把我送進醫院,次日早晨甦醒過來,我才知道,自己已被經過了一夜的緊張搶救。

後來,蔡麗、王岩將我帶回教養院。由於我連續高燒兩天,6月1日便去盤錦市第一人民醫院檢查:臀部淤血過多需要手術排淤血。在不通知我家屬的情況下做了手術。臀部兩側放出淤血600毫升左右,住院25天,我家人全然不知。後來,我母親、姐姐、嫂子來看我時,嫂子說鄰居問她:「你家老三被打,你家人知道嗎?」嫂子說:「不可能,如果打得那樣,教養院不可能不通知家人」。然後問我是真的嗎?我沒回答,便脫下褲子讓嫂子看,看到做手術留下的兩條清晰刀口痕跡,嫂子哭了,流著痛心的淚水說:看來外邊發的(法輪功真象)傳單確實是真的。當時劉靜在場氣急敗壞地說:「就你這樣,不打死你都不解我心頭之恨。」

8月7日 ,教養院又對我強制洗腦,把我單獨關在一個房間,門窗都緊關,放音樂的聲音震耳欲聾,又強制背雷鋒日記,並罰站直至雙腿腫脹,不能彎曲。後來又強迫坐凳子,腿伸直,小腿肚子下一個凳子, 背不能彎曲,此時正值夏天,臀部出汗,塑料凳子不透氣,導致皮膚脫落,可見血絲,鑽心地疼。就這樣早晨4點鐘起床,凌晨2點鐘睡覺,每天22小時,40多天的苦力體罰,使我一看書就頭痛欲裂。惡警羿秀豔說我與她對抗,於是把我關進了小號,左手離地半尺左右,右手高過頭頂,在身後將雙手分別反銬在水管上,無法站立也無法坐下,身後是一個水坑,閥門漏水,兩腳踩在坑邊,往後一點兒就掉到坑裏。給我上了這樣殘酷的刑罰,我兩臀酸痛不止,腿肚顫抖抽搐,到第四天晚上,我再次感覺頭暈地轉、噁心、嘔吐不止,她們才將手銬打開。

11月份,迫害折磨繼續升級,我被關在樓上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實行「定位管理」。四人三張床,不准相互說話,門窗都用報紙糊住,不透空氣,也沒陽光,白天門窗緊閉,晚上門上鎖,吃住大小便都在屋裏,真令人喘不過氣來,簡直就是人間地獄似的,我在這裏又禁閉了50多天。

2002年3月18日,盤錦邪惡幹警使盡了招,不管怎麼毒打和折磨,都絲毫沒有動搖我堅信法輪大法的心,我與呂淑萱、陳桂玉等二十幾名同修被遣送到邪惡勢力的黑窩─-馬三家教養院,在那裏,大法弟子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一切都是強制的。

到馬三家的第一天,把我安排在綜合樓,那裏的警察指使惡徒給我洗腦,灌輸邪悟的東西,派兩名「包夾」監督我,還不停地說,不停地講,目的是使我轉化,放棄大法:有人每天負責記錄我的詳細情況並及時上報。如有事,「包夾」找「坐班」,「坐班」找「四防」,「四防」報告隊長。「包夾」、「坐班」、「四防」都是由猶大來做,替警察效力的工具,幹著助紂為虐的事。無論她們怎麼講,我根本不聽,時時刻刻背經文;對我轉化無效,惡警便多次換包夾,增加包夾人數。最多達到十幾人圍著我,七嘴八舌地說個沒完,反正想方設法讓我放棄修煉,我就一直背經文抵制,偶爾聽到誹謗師父、大法的語言,心裏也很難受,又替她們惋惜,因為她們也曾經是修煉者,是大法的受益者。

12天後,我被送到二大隊二分隊的寢室,這裏是大法弟子集中的地方。我繼續被強制洗腦,安排我去一個教室,還有其他堅定的學員及其包夾共20多人,屋裏亂哄哄的。一天上午,我繼續背經文抵制洗腦,惡徒們看我不聽,氣壞了,一個四防氣急敗壞地向我撲來,「啪」推開窗戶,惡狠狠地抓住我,連掐帶打,當時我想:盤錦教養院的淒慘折磨,我一直是默默地承受著,現在我不應該再這樣下去了,應該主動地抵制迫害,堅決不配合邪惡。這樣,我與她們發生了第一次正面衝突,接著上來五、六個惡徒打算強行把我拖到沒人的地方──水房。因為邪惡是最怕曝光的,在這裏折磨學員,周圍有許多見證人。我堅決不配合,不順從,她們拽我、拖我、推我的同時,我竭盡全力地掙扎著;當把我拽到鐵門時,我死死地拽住鐵門並大聲高喊「不許打人,不許打人」。大隊長張秀榮和分隊長王秋菊聞聲而來,把我帶到值班室。問我事情經過,我問隊長,這裏能允許隨便打人嗎?隊長支支吾吾,敷衍了幾句:這裏不允許打人。又說:「她們是打你嗎?不是在幫助你嗎!」豈有此理!惡狠狠地連掐帶打算是幫助人?沒有惡警撐腰,她們敢打人嗎?真是執法者在犯法、在踐踏法律!

這件事發生後,邪惡者們把我帶到一間破爛的小倉庫,看樣子這屋很少用,找來幾名猶大單獨給我灌輸亂七八糟邪悟的東西。每天上午從早5:00 ── 11:30左右,她們有時對我似乎不錯:給我唱歌、哄我、逗我、與我搬脖子討近乎。我太清楚了,這都是偽善;我一如既往,繼續背經文抵制,啥都不配合,有時我也回她們幾句:「你們可以折磨我的身體,你們能改變我的心嗎?」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週。

一週後,我又被送回二分隊的寢室,全室共有二十三、四人,按規定,來到這裏都必須幹活,強化勞動。我想:我沒有觸犯法律,不應該勞教,我是被惡警綁架來的,我是冤枉的,所以我堅決不幹活。我坐著小凳面對著門口,背著經文呆著。還有兩位功友也不幹活。一位是「證實」,她是一名60多歲的老太太 ,從北京到馬三家一直沒說姓名地址,名字就叫「證實」,也受盡了數不清的慘不忍睹的非人折磨,她很堅強,也很了不起,後來聽說她通過絕食抗議被無罪釋放了。另一位是30多歲的朱雲。這樣,我們三人不約而同站在一起,天天坐著不幹活,抗議不公對待。十幾天後,「證實」因絕食被調走,又調來一名堅定的大法弟子崔亞寧。很快,朱雲和崔亞寧相繼認識到:以脫掉勞教服的方式來證實大法是冤枉的,自己是無罪的。這又觸怒了惡警,派爪牙把她們相繼綁起來,兩手反綁站著銬在床欄杆上,限制上廁所,限制洗漱,到吃飯時放開,可還是三天沒給朱雲飯吃。

我眼睜睜地看著兩位功友遭到如此地摧殘和折磨,心裏像刀扎一樣難受,她們那種捍衛真理,不畏強暴的精神和行為感染著我,對我觸動非常大。我於6月24日開始也脫掉勞教服以示抗議。因此也觸怒了惡警,從當天開始不准我下樓吃飯,因此我也開始了絕食。我想:修煉「真、善、忍」哪有錯呀!做好人沒錯,卻反遭這樣的迫害,於是我27日撞牆抗議迫害。當時在場者有:堅定者石秀珍和室長曲樹芳。室長立即報告隊長,惡警張秀榮趕來,她狠狠地抽打我耳光,另一惡警項隊長使勁用腳踢我,當我很吃力地站起來再次撞頭反抗時她們才住手,喊惡徒們把我又拖到另外樓的一樓單獨房間,繼續使新招折磨我。

從6月28日晚開始,強制給我灌食,29日開始鼻飼,灌得都是餵雞用的玉米糊,用的工具有鋼勺和木棍。鋼勺是用撬開牙齒的,木棍是在撬開牙齒後立即插入絕食者的嗓子眼處。也是一種非常殘忍的酷刑,非常難受。每次灌食時,多數由惡警張秀榮和王秋菊指揮,五、六名叛徒行動。從嘴灌食共有四次,我拼命地抵抗哪次也沒灌進去。有一次王秋菊狠狠地掐住我的鼻子,其他五、六名猶大們蜂擁而上按著我用鋼勺撬牙齒,準備插進木棍,我竭盡全力死死地咬住舌頭,堅決不配合她們迫害我,結果把舌頭都咬破了我也沒張口,當時憋得我頭昏迷、腦脹脹的,心裏難受的滋味無以言表。直到舌頭流血,邪惡也沒灌進去、沒得逞。王氣壞了, 不罷休,再次狠狠地掐住我的鼻子,吩咐爪牙們再下黑手,當舌頭的血與玉米糊混在一起時,實在沒撬開,惡警更加生氣,眼睛瞪得很大,氣呼呼地走了。惡警還說:「這鋼勺太軟了,得找個硬的!」多殘忍呀,簡直沒有了人性。還有一次,灌食時防止我抵抗;邪惡將我手銬上又加幾道繩子綁住手,兩腳用幾道繩子綁在一起固定在床上不能彎曲;胸部又加幾道繩子固定在床上。就這樣,我渾身被五花大綁,一點兒都動彈不了,連綁幾天,才允許我上廁所,每天鼻飼灌三次,大概有一個多月。

灌食期間,王秋菊等幾個叛徒拿著勞教服強制我穿,我仍拒絕。她們如強盜般地再次行惡,強行按住我,打開一支手銬,套上一隻衣袖,再打開另一支手銬再套上另一隻衣袖,這樣強制我穿上了勞教服。儘管這樣,我也堅決不配合、不順從,我就用牙極力地咬著,被銬著的手極力地挪著,將近用一天的時間才艱難地把強行套在我身上的勞教服扯壞了,就這樣,她們強行給我套上,我就扯壞,共扯壞了三件勞教服,有很長時間,邪惡們沒再給我強行套勞教服。

邪惡之徒不甘心,再次強迫我穿勞教服,我還拒絕。她們又使一招,每天早晨鼻飼灌食,中午、晚上由幾個猶大們拖著去食堂,其實,我一直在絕食,這樣做就是想辦法折磨我。一次王秋菊又把我叫到值班室並對我說:「我告訴你,讓你死不了,活不起,活受罪,就折磨你。」新一輪迫害又開始了。她指使惡徒們剝光我的衣服,王還大聲叫著:「胸罩也別留下。」她們只給我留一條短褲,強行把勞教服又套在我身上,當我回到寢室時,我所有的衣服都被搜走了,只剩一卷衛生紙。惡警還說:「如果她再脫勞教服,就給她錄像,看看吧,煉法輪功都成了精神病了,不知羞醜。」還有,每天上、下樓去食堂惡徒們頭高腳低地拖著我,有時,褲子都快拽掉了,臀部、腿部常常被樓梯咯得青一塊、紫一塊的。我感到莫大的侮辱,無處申冤,無處告狀。

還記得9月份教養院召開了一次會議。堅定者拒絕參加。惡警們便指使爪牙們一個一個地抬到會場。我和石秀珍就是被這樣強行抬去的。當公布大法弟子李冬青、李黎明、宋彩虹因拒絕轉化改判大刑被押送大北監獄的惡令時,李冬青帶頭大聲高喊口號抗議:「我沒違法,沒犯罪!」「我要人權,要信仰自由!」我和石秀珍等大法弟子也大聲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震耳欲聾的聲音此起彼伏,響徹會場,震懾邪惡,惡警們像熱鍋上的螞蟻亂作一團。只能指使爪牙們將我們一個個抬走,正法場面精彩感人。會後喊口號的學員們大都被加了期,時間長短不等。可能因為我多次抗議,她們也乾沒招吧,沒給我加期和體罰等。

在姐姐來探視我那段時間,見我很瘦,便問王秋菊一天幾次灌食,她說一天三次,其實一天一次。身為執法者竟信口雌黃,欺騙家人。

9月23日,又改為每日三次灌食,因我總是噁心、嘔吐、胃脹,鼻子出血勉強進行兩次,直到2002年11月29日,我絕食達5個月零5天,身體極度虛弱,體重減到60斤左右,全身只剩下6克血色素,馬三家教養院害怕承擔迫害我致死的責任,立即通知我的家人趕快接回去,這樣我才獲得了自由。

絕食期間,教養院用於迫害我所需費用達一萬多元人民幣,其中3000元是威脅家人所要的現金,如家人沒帶錢就不讓接見,其餘的是借據。這些費用基本用於給我灌食和輸液。

我回顧自己所走過的正法之路,每一關每一難都是憑藉著對師父對大法的正信才闖了過來。師父的慈悲無時不現!

在這裏,我正告那些惡徒們:為了自己的未來,快快放下手中的刑具吧!否則,天理昭昭,報應無窮。快快醒來吧,悔過自新,回頭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