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4年3月3日】我是大連港務局的一名退休職工，今年57歲。退休前，身體很不好，有心臟病、風濕病等，而且，因腿跌滑了筋，不能走路，能去的醫院都去了，都沒有治好，最後，我的左腿萎縮，變細，生活不能自理。96年有幸得法，明白了很多人生中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問題，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決心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一修到底。得法後短短幾個月，多種疾病不翼而飛，我嘗到了沒有病的滋味，生活幸福而祥和。＊大連市政府前上訪
99年7.20對法輪功鎮壓開始後，江澤民集團利用權勢，動用其控制的宣傳工具對大法造謠、誣陷，公檢法、部隊等所有專政工具來對付法輪功。7.20那天，我們到大連市信訪辦上訪，7月21日，遭到大連的公安警察（包括大連市公安局、各區分局、派出所）、防暴警察、武警部隊等大批人員的毆打，他們不分男女老幼，用電棍、木棒狠命地打學員，抓住學員的頭髮，往樹上、電線桿上撞，在地上拖，穿著皮鞋踢，他們已經完全失控了，就像瘋了一樣，全然不顧忌周圍的群眾。更有很多便衣，混雜在學員中，聽見那個學員說法輪功好、或對他們的暴行表示憤慨，馬上遞眼色給其他的便衣，馬上這位學員就會被抓走。
一位父親，帶著十歲左右的孩子，不知為甚麼，父親突然被便衣抓上警車，孩子大哭著“爸爸，還我爸爸！”那一天，大連市政府所在地──人民廣場是一片恐怖，所有堅持不離開的學員都被抓到各學校關押，用暴力逼迫每人登記自己的姓名、單位後，才被放走，有許多學員堅決不配合，不登記，被關到深夜11點。
＊ 北京上訪遭迫害
7月22日以後，從單位到街道、派出所，像過篩子一樣，用公職、房子、黨籍等一切來逼迫每一個學員與法輪功決裂。我居住所屬的街道、派出所，經常到我家騷擾，逼我交書、寫保證，讓鄰居監視我，保安整天在我家四週轉悠，我家平靜的生活被打亂。99年10月，我決定到北京上訪，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這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權利。
剛到北京，就感到一種陰森森的氣氛，到處是警車、警察、武裝人員，對走路的外地人逐個盤問“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只要說是，就立即被抓上警車，裝滿一車後，就開車，拉到一個警察大院，再用大客車拉到一個很大的體育場。我被拉去的時候，體育場內已經有幾千人了，都是從全國各地來上訪的學員。我們在露天體育場被關了整整一天，沒吃沒喝，也不許上廁所，分別被審問，到晚上8點多鐘，警察把學員分別拉往各監獄，我和另外一些同修，兩人一副手銬，銬在一起，被押上了大客車。車開了好幾個小時，深夜11點多鐘，到了北京郊區的“延慶監獄”。我們已經十六、七個小時沒吃沒喝了，可是，警察連夜提審，搜身，連繫頭髮的發卡、皮筋都被摘掉，打開頭髮搜查，衣服裏的錢，包括藏在內衣裏的全被搜去，鞋帶一律被扯掉。然後，我們分別被分到各監室。
那裏的監室是那種老式的、房間很小，木板墊在水泥台上就是床，很涼。每間牢房都關押著十五、六位學員，我們一同絕食抗議。白天，被一個個提出去審問，打罵是家常便飯。我被提審時，要我報姓名、地址，我堂堂正正地告訴他們：“我叫大法弟子，按照中央電視台宣傳的，有問題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向政府反映，我還沒找到信訪辦，就被你們抓到監獄來了，我沒犯法，為甚麼關押我？”警察勒令我以半蹲、半站的姿勢，兩手向前平伸，姿勢稍有不準，便拳打腳踢。有一位學員被罰蹲小凳，時間長了，從小凳上昏倒下來，警察就用針扎她的人中；還有的警察用電棍在學員的臉上畫著圈電擊，汗毛都電糊了，滿臉被電得通紅。回到監室後，又逼我們背監規。我們不背，警察們就對我們拳打腳踢，她們穿著皮鞋，在床上（大通鋪）將學員從這頭一腳一腳地踢到那頭，再從那頭一腳一腳地踢回來。一個姓李的年輕女警察，一邊踢，一邊大叫：“這叫仰臥起坐。”她們踢累了，就罰我們跪在硬木床上，不許動，跪不好的，就被打耳光。（那時，由於對正法認識不清，我們只是默默的承受，當成了消業）四、五天後，我們絕食的就被灌食了。我是這樣被灌食的：五、六個男犯人把我摁在椅子上，雙臂被擰在背後，有一人在背後拽住雙臂，一人抓住頭髮往後仰，一人用鉗子將牙齒撬開，一人在前面踩住我的雙腳，這還沒開始灌，我已經被他們折磨得喘不過氣來，這時，一個人從口中往胃中下管子，動作野蠻，故意增加我的痛苦，然後灌進很多玉米麵糊，胃口被突然灌進這麼多東西，撐得非常難受，管子拔出來的時候，上面粘滿了鮮血。這是犯人灌食，而這裏的女警察就更狠了，前面提到的姓李的女警，看到學員痛苦的樣子，哈哈地狂笑著，把兩個袖子往上一擼：“來，給我灌幾個！”她把灌食的粗針管使勁往胃裏推，一邊推，一邊大笑：“我叫你‘生無所求，死不惜留’，再來一管，再來一管------”由於灌得太多、太快，玉米糊從胃裏翻上來，流滿衣衫。那段日子，我們度日如年，天天提審，天天被打，被罰、被摧殘性地灌食，晚上還不讓睡覺。僅僅十幾天，我們就被折磨得沒有了人樣，根本沒想著能活著出來。（當時，我橫下一條心，大不了一死。）很多同修被灌食灌得腹瀉很嚴重，獄醫害怕出現問題擔責任，一再向上反映，我們又被送回北京。臨走時，給我們結賬，一床被（舊被）80元，灌食一次100元，還有各種名目的收費，每個人都被收2000元左右，我們來時被搜去的錢，不夠的，就從其他的學員帳上扣，有的學員帶了3000多元，最後也沒返回多少錢，反正監獄壓根兒就沒打算返還給我們錢。
我和另外四位同修被押到北京一個監獄，具體名字我忘記了，只記得是一個“先進監獄”。一進去，先搜身，被罵一頓，然後，就被牢頭勒令洗“涼水澡”（北京的冬天很冷），每天一次，不洗不行。監室的牢頭叫一個17歲的賣淫女折磨我，她抓住我的頭髮打耳光，拽住我的衣服搖來晃去。每天，牢頭都要向警察報告我的情況，回來，再叫人打我。我所在的牢房，只有我一個修煉人，那些日子，我感到很苦很苦。在延慶監獄的時候，雖然身體上也很苦，但是和同修在一起，互相鼓勵，一同背法，再苦也能堅持。現在，我一個人每天被打被罵，沒有能說真心話的人，看不到法，接觸不到同修，以前背下來的經文很多也想不起來了，每天只好背《論語》、《洪吟》，儘量地抑制自己各種不好的心。由於陷在身體、精神的痛苦感受上，有時，我感到自己快要崩潰一般。
好長時間，才漸漸的平靜下來。於是，我問自己，我是誰，我來北京幹甚麼？為甚麼在這受苦？回答是，我是一個大法弟子，在大法被侮辱時，我要起到一個大法粒子的作用，用我的經歷證明大法是好的，是正的。
＊在‘精神病院’遭注射有害藥物的經歷和結果
被大連公安押回大連後，直接送到大連拘留所（位於姚家）關押了一個月。大連公安向我家人敲詐了5000元錢，說是押送的路費。回家後，因為我不放棄信仰，我被監視起來，身份證被春海派出所的片警梁坤扣押，街道、派出所和單位每天都要上門檢查我是否在家，監視的電話不斷，家中無一日寧靜。有一天，我出去買菜，家中電話沒人接，春海派出所的片警梁坤就到處找我，打電話給我妹妹，問我在哪。他們還命令我的鄰居們監視我，警察往鄰居家打電話，掌握我的情況。
2000年2月，我又被大連市公安局、市“610”綁架到大連戒毒所。被告知，如果寫“不修煉”的保證，就可以回家，否則，無限期辦洗腦班。被綁架去的同修堅決不寫保證，大家集體絕食抗議。洗腦班辦不下去了，他們就把人分送到看守所、精神病院，有的是單位接走的，有街道接走的。當時，我的單位來了幾個退休辦的人，說接我回家，那時，我正在絕食。在路上，我覺得車子走的方向不對，不是回家的路，便問他們，他們對我說：“先去辦點事。”結果，車子一直開到旅順215部隊醫院（精神病院）。
到了院內，他們叫我下車，我說：“你們看病號，我下車幹甚麼？”他們說：“我們看病號還帶你呀！”說著，就讓我下車，帶到二樓一個會議室，他們出去不知講了些甚麼，我感到不對勁，可能他們要做出損德的事，於是，我拿起衣服就下了樓，剛到門口，他們就追上來，把我往回拽，我使勁地抓住門欄杆，大聲地喊：“你們太卑鄙了！為甚麼騙我？”他們五、六個男的死死地拉著我，掰開我的手，連拖帶拉，把我拖到住院部的三樓──精神三科，我被剝下外衣，套上病號服，被強行注射藥物（不知是甚麼藥）。不一會兒，我就迷迷糊糊的甚麼也不知道了，眼前出現了幻覺，覺得床前圍滿了我的親屬，我想告訴他們我被迫害的情況，可是，嘴不聽使喚，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昏昏沉沉地一天，晚上值班的護理員好心地問我家電話（她可以悄悄地通知我家人），可我的嘴不聽使喚，口齒不清，腿也不聽使喚，到飯廳吃飯，勉強走到飯廳，就倒在地上，站不起來，那位好心的護理員把我背回床上，又把飯送到床邊，可是我的手也不好用，連菜都夾不上來，沒吃飯，就又迷糊過去了。不知甚麼時候，被推醒強行灌了幾片藥。就這樣，每天注射一針，早晚兩遍口服藥，整天昏昏沉沉的，眼前總是有幻覺。
一週後，我被轉到旁邊的病房，不用天天打針，但仍然是一天兩遍口服藥，我才慢慢的能下床走路了。每天早上，要在床前站立等候主任查房、問話。一天，主任問我：“這幾天感覺怎麼樣？還跟不跟他們瞎鬧事了？還上不上北京了？”我看出他沒有好意，也不願多說甚麼，只說“我沒鬧事。”他說：“那你怎麼想的？”我不知該怎樣回答，就順嘴說：“我沒想。”他說：“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第二天，我的藥量就增加了，查房時，他又問我想沒想好，我說還沒想，結果，藥量又增加了，一連幾天，我的藥越來越多，從開始的每次三片到最後每次十幾片。每次吃藥，都到藥房排隊當面咽下藥、喝水，張嘴檢查，看藥咽沒咽下。我的藥不僅增多，而且，每週五，還把我帶到實驗室內，關上門，逼我咽下兩片黃色大藥片，張嘴仔細檢查後，再把我放出來。我被這些藥折磨得整天頭昏、噁心、渾身乏力，我決定找科主任談談，別再給我加藥了。於是，我把我為甚麼煉功和煉功受益的情況講給他聽，他還真的不了解我們，他所知道的都是一言堂的謊言。我告訴他，法輪功是叫人做好人的，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權利，鎮壓法輪功是錯的。科主任說，國家怎麼還會錯呢？我告訴他，文化大革命時期，打倒了一大批幹部，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成工賊、內奸、特務，不都是錯的嗎？最後，我要求減藥，他說，只能減兩小片。
我進來不久，我所在的單位又送進一位學員，也是從這一期洗腦班來的，她在重病房被注射藥物後，先是昏迷，然後就出現幻覺，蹲在地上，滿地亂撿，說是滿地都是蟲子。我難受得把她扶到床上，一會兒，她又滿地撿。科辦公室黑板上寫著我倆的名字，要求嚴格地監督我倆吃藥的情況。
我在精神病院被關押了四個多月，每天被藥物折磨得昏昏沉沉的，並伴有噁心、四肢無力，全身水腫，整個人變了形。最痛苦的是和那些瘋子生活在一起，每天上午必須和瘋子到俱樂部搞“精神療法”──唱、跳。我倆每次只能坐在最後一排背法。常有個別的男女瘋子在座位後面做讓人噁心的事。在這樣骯髒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們心中有這部法，我的精神會崩潰的。在這裏，我也曾經有過精神支持不住的感覺，心中很亂，好像馬上就支持不住了，我也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心裏一再告誡自己，我不能瘋。我便反復地背法，抑制各種不好的念頭，排除各種干擾，努力使心情平靜下來。江澤民集團要將好人折磨成瘋子，是大法，使我在最危難的時候度過了難關。
在精神病院期間，我所在單位的女工部長曾經來看過我們幾次，起初，我以為她是關心本單位女工受迫害的事，心裏很是感動，誰知，她滿口說的都是“趕緊寫保證（不練功），否則就別想出去了。”我明白她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來助紂為虐的，其實，她也知道我們倆在單位都是好職工，這位同修是局裏的勞模，我是多年的先進工作者。我們沒想到，在我們受迫害時，單位領導能如此是非不分，助紂為虐，把自己單位的職工送進精神病院迫害。所以說，江澤民發動的這場運動，不僅是對法輪功的迫害，他對全中國人、對全人類都犯了重罪。
四個月後，科主任與我單位聯繫，我被單位接走。科主任一直把我送到門口，他臉上是一副愧疚的表情，我有些不解。我出去後不久，眼睛開始爛了，睜眼都很困難，耳朵內外爛的流黃水，頭皮、脖子等處都爛得很重，流黃水，並且又癢又疼，鑽心般地難受，這時，我才明白科主任的表情意味著甚麼，原來，他知道給我吃了甚麼藥，藥物會導致我怎樣的痛苦。
後來，看到網上有不少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遭受迫害，有一位學員問大夫，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為甚麼要這樣對待我們？大夫說，沒辦法，上面叫這樣做的，我們不能為了你們而丟了飯碗，你們也別亂跑，跑出去也沒甚麼用，你們出去不爛掉也得死掉，醫院也沒辦法。
從2000年夏天出院就開始爛，直到現在，耳朵內外和頭皮都還有幾處流黃水，2000年至2002年，整整兩年，爛的最厲害。我如果不是煉功人，確實就爛掉了。見到我的熟人，看我的樣子慘不忍睹，了解我的經歷後，都哭了，“××黨做事太損了，傷天害理呀！”
像我這樣的何止我一個人呢？2000年，在戒毒所期間，大連第二中學的教師李紅，她被送進大連市精神病院，出院後，也是從兩眼開始爛，因為向單位領導、同事講在精神病院遭受的迫害，被單位領導上報，結果，李紅被判教養兩年，送到臭名昭著的馬三家教養院。直到有人去看她時，她身上還在爛。人被折磨得沒有了原樣，頭髮都變白了。
＊被迫流離失所
我出院後，一直被我所在的單位、街道、派出所監視，他們常來我家，看我在幹甚麼。2002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家準備女兒的婚事，晚上八點多鐘，派出所的梁坤、趙廣元，和街道的兩名女工作人員，闖入我家，兇狠地問我，還煉不煉，我和他們講真相，他們說“我們不管，今天，你就說煉還是不煉。”我堅定地說“煉！”他們立即開始抄家。將我的大法手抄本、煉功帶抄走，並叫我去派出所。當時，我想，女兒不修煉，三年來，她經受了一次次的恐嚇、失去媽媽的痛苦，這次的婚事又被他們攪得不能辦了，我實在不忍心她再受傷害。於是，我就隨他們去了派出所。（這是執著親情而導致我配合了邪惡，結果反而傷害了自己的親人。）
到了派出所，很快，又有兩名學員被劫持來了，一名快70歲的老學員，腿上還有傷，走路都困難，也被抓來，派出所抓人都抓瘋了！晚上10點多鐘，我們被押送到位於南關嶺的大連拘留所（即姚家拘留所，‘姚家’是地名）。拘留所內，抓來了很多學員，看來，又是到了4.25敏感日，大連公安大規模抓捕。我對警察說：“你們簡直沒有法律了，說抓就抓，說押就押，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是你們。從現在開始，我絕食絕水，來抗議你們的非法綁架行為！”我知道，我離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標準要求相差太遠，這一次，一定要做好，決不配合邪惡的命令。我不穿馬夾（拘留所內犯罪嫌疑人的標誌），不背監規等等。開始，監室的一位女人很兇，後來，在學員不斷地講真相中，她了解了大法，主動的幫助我們。我後來被灌食，她主動要背我去，並告訴我，“你們派出所的人最壞，看守所這幾天給他們掛電話，叫他們來接你，他們就不接，昨天，你所來人了解你的情況，要給你判刑，說你一吃飯，馬上就轉走。有幾個人被放出去幾天，又抓回來判刑了。”我告訴她：記住大法好，會有福報的。她說：我出去後，要找煉功人。那幾天，我的身體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獄醫天天來給我量血壓。其實，我早有準備，心想：就是失去身體，我也在證實大法。我把給家屬寫的遺書揣在兜裏，告訴他們，不要相信邪惡的謊言，我不會自殺，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迫害死的。拘留所的教導員來做工作，勸我吃飯，我就向他講真相。他氣得大叫“我告訴你，你的禍闖大了，你永遠別想出去了。”我知道他說了不算，心裏對師父說：師父，邪惡迫害我決不承認，堅決鏟除。13天後，派出所通知我家人，把我接回家了。我在親友家休養了幾天。不久，派出所警察又開著警車到處找我，幾次開車到我女兒單位逼問我的下落，在單位造聲勢，單位領導找我女兒談話，要她把我交出來，女兒說，你們實在不行，就開除我吧！
為了不連累別人，我被迫流離失所。後來，我聽說，那天晚上，和我一起被綁架的兩位同修，從拘留所出來後不久，又被判教養，劫持到瀋陽馬三家迫害。其中，年齡大的那位學員叫段麗薇，是在深夜12點，被派出所梁坤帶人抓走的。另一位叫馬雪清，是在工作單位被抓的，這位學員不配合邪惡，是被邪惡抬上警車的。
現在，我被邪惡迫害得有家不能回，沒有正常的生活環境，我的親人為此也遭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而江澤民利用其掌握的宣傳工具，欺騙老百姓，挑動不明真相的人們仇恨法輪功，怨恨大法學員，我要用我的親身經歷，揭開江澤民集團的欺世謊言，讓人們都看清這場迫害的真相，從而真正了解法輪大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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