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大法弟子遭迫害紀實:被旅順215部隊精神病院注射有害藥物


【明慧網2004年3月3日】我是大連港務局的一名退休職工,今年57歲。退休前,身體很不好,有心臟病、風濕病等,而且,因腿跌滑了筋,不能走路,能去的醫院都去了,都沒有治好,最後,我的左腿萎縮,變細,生活不能自理。96年有幸得法,明白了很多人生中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問題,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決心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一修到底。得法後短短幾個月,多種疾病不翼而飛,我嘗到了沒有病的滋味,生活幸福而祥和。

*大連市政府前上訪

99年7.20法輪功鎮壓開始後,江澤民集團利用權勢,動用其控制的宣傳工具對大法造謠、誣陷,公檢法、部隊等所有專政工具來對付法輪功。7.20那天,我們到大連市信訪辦上訪,7月21日,遭到大連的公安警察(包括大連市公安局、各區分局、派出所)、防暴警察、武警部隊等大批人員的毆打,他們不分男女老幼,用電棍、木棒狠命地打學員,抓住學員的頭髮,往樹上、電線桿上撞,在地上拖,穿著皮鞋踢,他們已經完全失控了,就像瘋了一樣,全然不顧忌周圍的群眾。更有很多便衣,混雜在學員中,聽見那個學員說法輪功好、或對他們的暴行表示憤慨,馬上遞眼色給其他的便衣,馬上這位學員就會被抓走。

一位父親,帶著十歲左右的孩子,不知為甚麼,父親突然被便衣抓上警車,孩子大哭著「爸爸,還我爸爸!」那一天,大連市政府所在地──人民廣場是一片恐怖,所有堅持不離開的學員都被抓到各學校關押,用暴力逼迫每人登記自己的姓名、單位後,才被放走,有許多學員堅決不配合,不登記,被關到深夜11點。

* 北京上訪遭迫害

7月22日以後,從單位到街道、派出所,像過篩子一樣,用公職、房子、黨籍等一切來逼迫每一個學員與法輪功決裂。我居住所屬的街道、派出所,經常到我家騷擾,逼我交書、寫保證,讓鄰居監視我,保安整天在我家四週轉悠,我家平靜的生活被打亂。99年10月,我決定到北京上訪,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這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權利。

剛到北京,就感到一種陰森森的氣氛,到處是警車、警察、武裝人員,對走路的外地人逐個盤問「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只要說是,就立即被抓上警車,裝滿一車後,就開車,拉到一個警察大院,再用大客車拉到一個很大的體育場。我被拉去的時候,體育場內已經有幾千人了,都是從全國各地來上訪的學員。我們在露天體育場被關了整整一天,沒吃沒喝,也不許上廁所,分別被審問,到晚上8點多鐘,警察把學員分別拉往各監獄,我和另外一些同修,兩人一副手銬,銬在一起,被押上了大客車。車開了好幾個小時,深夜11點多鐘,到了北京郊區的「延慶監獄」。我們已經十六、七個小時沒吃沒喝了,可是,警察連夜提審,搜身,連繫頭髮的發卡、皮筋都被摘掉,打開頭髮搜查,衣服裏的錢,包括藏在內衣裏的全被搜去,鞋帶一律被扯掉。然後,我們分別被分到各監室。

那裏的監室是那種老式的、房間很小,木板墊在水泥台上就是床,很涼。每間牢房都關押著十五、六位學員,我們一同絕食抗議。白天,被一個個提出去審問,打罵是家常便飯。我被提審時,要我報姓名、地址,我堂堂正正地告訴他們:「我叫大法弟子,按照中央電視台宣傳的,有問題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向政府反映,我還沒找到信訪辦,就被你們抓到監獄來了,我沒犯法,為甚麼關押我?」警察勒令我以半蹲、半站的姿勢,兩手向前平伸,姿勢稍有不準,便拳打腳踢。有一位學員被罰蹲小凳,時間長了,從小凳上昏倒下來,警察就用針扎她的人中;還有的警察用電棍在學員的臉上畫著圈電擊,汗毛都電糊了,滿臉被電得通紅。回到監室後,又逼我們背監規。我們不背,警察們就對我們拳打腳踢,她們穿著皮鞋,在床上(大通鋪)將學員從這頭一腳一腳地踢到那頭,再從那頭一腳一腳地踢回來。一個姓李的年輕女警察,一邊踢,一邊大叫:「這叫仰臥起坐。」她們踢累了,就罰我們跪在硬木床上,不許動,跪不好的,就被打耳光。(那時,由於對正法認識不清,我們只是默默的承受,當成了消業)四、五天後,我們絕食的就被灌食了。我是這樣被灌食的:五、六個男犯人把我摁在椅子上,雙臂被擰在背後,有一人在背後拽住雙臂,一人抓住頭髮往後仰,一人用鉗子將牙齒撬開,一人在前面踩住我的雙腳,這還沒開始灌,我已經被他們折磨得喘不過氣來,這時,一個人從口中往胃中下管子,動作野蠻,故意增加我的痛苦,然後灌進很多玉米麵糊,胃口被突然灌進這麼多東西,撐得非常難受,管子拔出來的時候,上面粘滿了鮮血。這是犯人灌食,而這裏的女警察就更狠了,前面提到的姓李的女警,看到學員痛苦的樣子,哈哈地狂笑著,把兩個袖子往上一擼:「來,給我灌幾個!」她把灌食的粗針管使勁往胃裏推,一邊推,一邊大笑:「我叫你‘生無所求,死不惜留’,再來一管,再來一管------」由於灌得太多、太快,玉米糊從胃裏翻上來,流滿衣衫。那段日子,我們度日如年,天天提審,天天被打,被罰、被摧殘性地灌食,晚上還不讓睡覺。僅僅十幾天,我們就被折磨得沒有了人樣,根本沒想著能活著出來。(當時,我橫下一條心,大不了一死。)很多同修被灌食灌得腹瀉很嚴重,獄醫害怕出現問題擔責任,一再向上反映,我們又被送回北京。臨走時,給我們結賬,一床被(舊被)80元,灌食一次100元,還有各種名目的收費,每個人都被收2000元左右,我們來時被搜去的錢,不夠的,就從其他的學員帳上扣,有的學員帶了3000多元,最後也沒返回多少錢,反正監獄壓根兒就沒打算返還給我們錢。

我和另外四位同修被押到北京一個監獄,具體名字我忘記了,只記得是一個「先進監獄」。一進去,先搜身,被罵一頓,然後,就被牢頭勒令洗「涼水澡」(北京的冬天很冷),每天一次,不洗不行。監室的牢頭叫一個17歲的賣淫女折磨我,她抓住我的頭髮打耳光,拽住我的衣服搖來晃去。每天,牢頭都要向警察報告我的情況,回來,再叫人打我。我所在的牢房,只有我一個修煉人,那些日子,我感到很苦很苦。在延慶監獄的時候,雖然身體上也很苦,但是和同修在一起,互相鼓勵,一同背法,再苦也能堅持。現在,我一個人每天被打被罵,沒有能說真心話的人,看不到法,接觸不到同修,以前背下來的經文很多也想不起來了,每天只好背《論語》、《洪吟》,儘量地抑制自己各種不好的心。由於陷在身體、精神的痛苦感受上,有時,我感到自己快要崩潰一般。

好長時間,才漸漸的平靜下來。於是,我問自己,我是誰,我來北京幹甚麼?為甚麼在這受苦?回答是,我是一個大法弟子,在大法被侮辱時,我要起到一個大法粒子的作用,用我的經歷證明大法是好的,是正的。

*在‘精神病院’遭注射有害藥物的經歷和結果

被大連公安押回大連後,直接送到大連拘留所(位於姚家)關押了一個月。大連公安向我家人敲詐了5000元錢,說是押送的路費。回家後,因為我不放棄信仰,我被監視起來,身份證被春海派出所的片警梁坤扣押,街道、派出所和單位每天都要上門檢查我是否在家,監視的電話不斷,家中無一日寧靜。有一天,我出去買菜,家中電話沒人接,春海派出所的片警梁坤就到處找我,打電話給我妹妹,問我在哪。他們還命令我的鄰居們監視我,警察往鄰居家打電話,掌握我的情況。

2000年2月,我又被大連市公安局、市「610」綁架到大連戒毒所。被告知,如果寫「不修煉」的保證,就可以回家,否則,無限期辦洗腦班。被綁架去的同修堅決不寫保證,大家集體絕食抗議。洗腦班辦不下去了,他們就把人分送到看守所、精神病院,有的是單位接走的,有街道接走的。當時,我的單位來了幾個退休辦的人,說接我回家,那時,我正在絕食。在路上,我覺得車子走的方向不對,不是回家的路,便問他們,他們對我說:「先去辦點事。」結果,車子一直開到旅順215部隊醫院(精神病院)。

到了院內,他們叫我下車,我說:「你們看病號,我下車幹甚麼?」他們說:「我們看病號還帶你呀!」說著,就讓我下車,帶到二樓一個會議室,他們出去不知講了些甚麼,我感到不對勁,可能他們要做出損德的事,於是,我拿起衣服就下了樓,剛到門口,他們就追上來,把我往回拽,我使勁地抓住門欄杆,大聲地喊:「你們太卑鄙了!為甚麼騙我?」他們五、六個男的死死地拉著我,掰開我的手,連拖帶拉,把我拖到住院部的三樓──精神三科,我被剝下外衣,套上病號服,被強行注射藥物(不知是甚麼藥)。不一會兒,我就迷迷糊糊的甚麼也不知道了,眼前出現了幻覺,覺得床前圍滿了我的親屬,我想告訴他們我被迫害的情況,可是,嘴不聽使喚,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昏昏沉沉地一天,晚上值班的護理員好心地問我家電話(她可以悄悄地通知我家人),可我的嘴不聽使喚,口齒不清,腿也不聽使喚,到飯廳吃飯,勉強走到飯廳,就倒在地上,站不起來,那位好心的護理員把我背回床上,又把飯送到床邊,可是我的手也不好用,連菜都夾不上來,沒吃飯,就又迷糊過去了。不知甚麼時候,被推醒強行灌了幾片藥。就這樣,每天注射一針,早晚兩遍口服藥,整天昏昏沉沉的,眼前總是有幻覺。

一週後,我被轉到旁邊的病房,不用天天打針,但仍然是一天兩遍口服藥,我才慢慢的能下床走路了。每天早上,要在床前站立等候主任查房、問話。一天,主任問我:「這幾天感覺怎麼樣?還跟不跟他們瞎鬧事了?還上不上北京了?」我看出他沒有好意,也不願多說甚麼,只說「我沒鬧事。」他說:「那你怎麼想的?」我不知該怎樣回答,就順嘴說:「我沒想。」他說:「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第二天,我的藥量就增加了,查房時,他又問我想沒想好,我說還沒想,結果,藥量又增加了,一連幾天,我的藥越來越多,從開始的每次三片到最後每次十幾片。每次吃藥,都到藥房排隊當面咽下藥、喝水,張嘴檢查,看藥咽沒咽下。我的藥不僅增多,而且,每週五,還把我帶到實驗室內,關上門,逼我咽下兩片黃色大藥片,張嘴仔細檢查後,再把我放出來。我被這些藥折磨得整天頭昏、噁心、渾身乏力,我決定找科主任談談,別再給我加藥了。於是,我把我為甚麼煉功和煉功受益的情況講給他聽,他還真的不了解我們,他所知道的都是一言堂的謊言。我告訴他,法輪功是叫人做好人的,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權利,鎮壓法輪功是錯的。科主任說,國家怎麼還會錯呢?我告訴他,文化大革命時期,打倒了一大批幹部,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成工賊、內奸、特務,不都是錯的嗎?最後,我要求減藥,他說,只能減兩小片。

我進來不久,我所在的單位又送進一位學員,也是從這一期洗腦班來的,她在重病房被注射藥物後,先是昏迷,然後就出現幻覺,蹲在地上,滿地亂撿,說是滿地都是蟲子。我難受得把她扶到床上,一會兒,她又滿地撿。科辦公室黑板上寫著我倆的名字,要求嚴格地監督我倆吃藥的情況。

我在精神病院被關押了四個多月,每天被藥物折磨得昏昏沉沉的,並伴有噁心、四肢無力,全身水腫,整個人變了形。最痛苦的是和那些瘋子生活在一起,每天上午必須和瘋子到俱樂部搞「精神療法」──唱、跳。我倆每次只能坐在最後一排背法。常有個別的男女瘋子在座位後面做讓人噁心的事。在這樣骯髒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們心中有這部法,我的精神會崩潰的。在這裏,我也曾經有過精神支持不住的感覺,心中很亂,好像馬上就支持不住了,我也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心裏一再告誡自己,我不能瘋。我便反覆地背法,抑制各種不好的念頭,排除各種干擾,努力使心情平靜下來。江澤民集團要將好人折磨成瘋子,是大法,使我在最危難的時候度過了難關。

在精神病院期間,我所在單位的女工部長曾經來看過我們幾次,起初,我以為她是關心本單位女工受迫害的事,心裏很是感動,誰知,她滿口說的都是「趕緊寫保證(不練功),否則就別想出去了。」我明白她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來助紂為虐的,其實,她也知道我們倆在單位都是好職工,這位同修是局裏的勞模,我是多年的先進工作者。我們沒想到,在我們受迫害時,單位領導能如此是非不分,助紂為虐,把自己單位的職工送進精神病院迫害。所以說,江澤民發動的這場運動,不僅是對法輪功的迫害,他對全中國人、對全人類都犯了重罪。

四個月後,科主任與我單位聯繫,我被單位接走。科主任一直把我送到門口,他臉上是一副愧疚的表情,我有些不解。我出去後不久,眼睛開始爛了,睜眼都很困難,耳朵內外爛的流黃水,頭皮、脖子等處都爛得很重,流黃水,並且又癢又疼,鑽心般地難受,這時,我才明白科主任的表情意味著甚麼,原來,他知道給我吃了甚麼藥,藥物會導致我怎樣的痛苦。

後來,看到網上有不少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遭受迫害,有一位學員問大夫,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為甚麼要這樣對待我們?大夫說,沒辦法,上面叫這樣做的,我們不能為了你們而丟了飯碗,你們也別亂跑,跑出去也沒甚麼用,你們出去不爛掉也得死掉,醫院也沒辦法。

從2000年夏天出院就開始爛,直到現在,耳朵內外和頭皮都還有幾處流黃水,2000年至2002年,整整兩年,爛的最厲害。我如果不是煉功人,確實就爛掉了。見到我的熟人,看我的樣子慘不忍睹,了解我的經歷後,都哭了,「××黨做事太損了,傷天害理呀!」

像我這樣的何止我一個人呢?2000年,在戒毒所期間,大連第二中學的教師李紅,她被送進大連市精神病院,出院後,也是從兩眼開始爛,因為向單位領導、同事講在精神病院遭受的迫害,被單位領導上報,結果,李紅被判教養兩年,送到臭名昭著的馬三家教養院。直到有人去看她時,她身上還在爛。人被折磨得沒有了原樣,頭髮都變白了。

*被迫流離失所

我出院後,一直被我所在的單位、街道、派出所監視,他們常來我家,看我在幹甚麼。2002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家準備女兒的婚事,晚上八點多鐘,派出所的梁坤、趙廣元,和街道的兩名女工作人員,闖入我家,兇狠地問我,還煉不煉,我和他們講真相,他們說「我們不管,今天,你就說煉還是不煉。」我堅定地說「煉!」他們立即開始抄家。將我的大法手抄本、煉功帶抄走,並叫我去派出所。當時,我想,女兒不修煉,三年來,她經受了一次次的恐嚇、失去媽媽的痛苦,這次的婚事又被他們攪得不能辦了,我實在不忍心她再受傷害。於是,我就隨他們去了派出所。(這是執著親情而導致我配合了邪惡,結果反而傷害了自己的親人。)

到了派出所,很快,又有兩名學員被劫持來了,一名快70歲的老學員,腿上還有傷,走路都困難,也被抓來,派出所抓人都抓瘋了!晚上10點多鐘,我們被押送到位於南關嶺的大連拘留所(即姚家拘留所,‘姚家’是地名)。拘留所內,抓來了很多學員,看來,又是到了4.25敏感日,大連公安大規模抓捕。我對警察說:「你們簡直沒有法律了,說抓就抓,說押就押,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是你們。從現在開始,我絕食絕水,來抗議你們的非法綁架行為!」我知道,我離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標準要求相差太遠,這一次,一定要做好,決不配合邪惡的命令。我不穿馬夾(拘留所內犯罪嫌疑人的標誌),不背監規等等。開始,監室的一位女人很兇,後來,在學員不斷地講真相中,她了解了大法,主動的幫助我們。我後來被灌食,她主動要背我去,並告訴我,「你們派出所的人最壞,看守所這幾天給他們掛電話,叫他們來接你,他們就不接,昨天,你所來人了解你的情況,要給你判刑,說你一吃飯,馬上就轉走。有幾個人被放出去幾天,又抓回來判刑了。」我告訴她:記住大法好,會有福報的。她說:我出去後,要找煉功人。那幾天,我的身體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獄醫天天來給我量血壓。其實,我早有準備,心想:就是失去身體,我也在證實大法。我把給家屬寫的遺書揣在兜裏,告訴他們,不要相信邪惡的謊言,我不會自殺,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迫害死的。拘留所的教導員來做工作,勸我吃飯,我就向他講真相。他氣得大叫「我告訴你,你的禍闖大了,你永遠別想出去了。」我知道他說了不算,心裏對師父說:師父,邪惡迫害我決不承認,堅決鏟除。13天後,派出所通知我家人,把我接回家了。我在親友家休養了幾天。不久,派出所警察又開著警車到處找我,幾次開車到我女兒單位逼問我的下落,在單位造聲勢,單位領導找我女兒談話,要她把我交出來,女兒說,你們實在不行,就開除我吧!

為了不連累別人,我被迫流離失所。後來,我聽說,那天晚上,和我一起被綁架的兩位同修,從拘留所出來後不久,又被判教養,劫持到瀋陽馬三家迫害。其中,年齡大的那位學員叫段麗薇,是在深夜12點,被派出所梁坤帶人抓走的。另一位叫馬雪清,是在工作單位被抓的,這位學員不配合邪惡,是被邪惡抬上警車的。

現在,我被邪惡迫害得有家不能回,沒有正常的生活環境,我的親人為此也遭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而江澤民利用其掌握的宣傳工具,欺騙老百姓,挑動不明真相的人們仇恨法輪功,怨恨大法學員,我要用我的親身經歷,揭開江澤民集團的欺世謊言,讓人們都看清這場迫害的真相,從而真正了解法輪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