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19日，全國大搜捕之前，我家和家裏的電話早已被監控。記得同修7月15號給我打來電話，約好第二天早上去曲陽，早四點多剛出家門，警車就開來了。東風路派出所的副所長曹亮、警員郝偉攔住了我的去路，不允許我外出。我和他們講法律，堅持要走，他用手機請示了分局長，放我走了。到了汽車站，又有一位40多歲的男警察攔住我們，要帶我們去值班室檢查，我們堅決不去，最後放我們上了車。但警車一直跟到曲陽，並且便衣警察還跟蹤到了同修家中。三天後，7月19日，東風路派出所曹亮帶人抄了我的家，所有大法書籍，連煉靜功時用的坐墊都一起抄走了。我在外地，他們通過我家的電話，從外地把我抓到，關進保定看守所。在看守所裏，保定公安局的負責人威脅：如不退出法輪功組織就送牆那邊去（省監獄）。
第二次，我從看守所出來後，去派出所說明我們的真實情況，曹亮讓我寫份書面材料，寫好交給他後，他說：法輪功好，那你就進去煉吧。又把我強行送進了看守所，我老伴又請客又送禮托人才放出了我。
第三次，我給保定信訪局和北京寫了兩封信，被老伴發現了，臨上班前和我喊了幾句，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下，他為我的安危著急。下午兩點多，我家的大鐵門被砸得山響，開門後曹亮氣勢洶洶的衝了進來，問我寫甚麼信呢、給誰寫的，把信交給他，我說需要時會交給你。我心想：兩口子早上剛說的事，下午派出所就知道了？晚上老伴回來，我們懷疑可能家裏有竊聽的東西。過了兩天，派出所通知我到派出所去接我兒子。我兒子去北京上訪被押回，關到派出所。孩子被大字形狀銬在暖氣管上一宿，吃飯時我再三要求才給打開。晚上又把我娘倆押送看守所。我和我兒子同時被抓，我母親一下病倒了。我是獨生女，兒子由母親從小帶大，老人每天哭啼。鄰居說，每天晚上都聽見你媽大聲哭，誰也勸不了。因悲痛欲絕，我媽住院了。我們被抓，我愛人腦血栓，家中老弱病殘無人照顧，老人是靠同修和我母親的工友在醫院伺候。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找到了分局，托了人才放出我們娘倆。我們出來三天，我母親就含冤去世了。安葬了老人，戶籍警又找到我家，強行讓我們把兒子的戶口遷走，說他受不了（上面的壓力）。
第四次，我去北京上訪，在天安門被抓，押送看守所，並責令單位開除我。單位領導認為不合法，沒同意，3個月後交了5000元罰款還有保人才放出了我。此後每逢敏感日，居委會、辦事處、單位領導都要來我家。有一次辦事處要居委會書記找我，書記說：別逼了，再逼就逼上梁山了。
第五次，是2000年兩會期間，派出所又從家裏把我強行押進拘留所。
第六次，強行送順平瑤山洗腦班，有政法委盧書記帶隊，印製的保證書，本人單位家屬簽字，違反一條罰款2─3萬元。每天不讓吃飽，早上吃一個小饅頭，鹹菜；中午一個小饅頭，每天卻要交35元生活費。
第七次，我因在東風路掛大法條幅被非法勞教一年。勞教期間，每天強制勞動十幾個小時。我絕食抗議，為了讓我放棄修煉，在我絕食期間，監警反而用刑事犯給我暴力灌食（即借灌食實施酷刑）：後邊一人把我胳膊一背，一人用螺絲刀撬開嘴，用螺絲刀頂住上嗓，乾嘔半天，連打帶踢。連刑事犯都看不下去了。強迫看洗腦片，還用厚厚的書猛擊我的頭頂，罰站，6天不讓睡覺。站了10天，腳腫得不能穿鞋。搧耳光、擰胳膊、踢打。在勞教期間，我的老父親孤身一人，見人就訴說，見到穿警服的（門衛）就求人家幫我們說說好話，想見見我。我勞教幾個月後，他也住院了，人快不行了，老伴到勞教所想讓我回去看看老人，勞教所不讓請假，我父親就這樣離開了人世。解教後，已是家破人亡，只有我和老伴。兒子有家難回，女兒在我勞教期間遠嫁他鄉。
我老伴因這幾年的迫害和摧殘，也得了驚嚇症，鄰居敲門聲重點，他都會從睡夢中驚醒，跳下床，對我說：快藏起來，快藏起來。這種精神上的恐怖，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我想全世界善良有正義感的人們都應該來了解此事，停止迫害，讓光明和美好來到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