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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膠州市宋玉玲一家遭迫害事實
【明慧網2004年11月10日】我叫宋玉玲，今年四十八歲，家住山東省膠州市南關街道辦事處王家小莊村。九七年十一月份喜得法輪大法。修煉前我患有嚴重的腎癌、風濕性關節炎、胃病及各種婦科病，得法後通過煉功學法修心性，我的病全部不翼而飛！ 法輪大法不僅給了我好身體，也交給了我們做好人及更高尚的人的道理，我們都用師父教導的法理對照自己，事事先想到別人，記得98年冬的一場大雪，我們村同修早上四點多鐘不約而同的起來掃雪，把村大街打掃乾淨後，想到小學生們上學容易滑倒，又把小學生上學的路掃乾淨。各家各戶早上出來掃雪時，看到大街上和通往外村學校的路都已掃完，都說我們大法學員是難得的好人。就這樣的事還很多，我們用實際行動證實了大法。 然而邪惡的鎮壓開始了，99年7月20日我第一次想進京上訪，被膠州車站警察攔住並扣了車票，送回村辦公室，這時我才知道我們村所有大法學員都被非法抄家，他們搶走了我們心愛的法輪大法書籍和師父講法錄音帶，裝了滿滿一麻袋。他們逼迫我們蹲在地上，而看守我們的派出所和辦事處的人，卻揮霍著從我們這兒勒索的錢大吃大喝，罵罵咧咧，這就是“人民警察”的形象，在這裏非法關押三天三夜，並每人罰款五十元。 為了討回公道，同年農曆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再次進京上訪，剛到北京，就被警察抓捕到膠州駐京辦事處，後遣送回膠州收容所在此非法關押一月多，那裏專門關押上訪被抓回來的學員，條件極差，家人送來食物根本拿不進來，都被看守人非法扣留，每頓飯一個小饅頭就一塊蘿蔔條鹹菜，卻向我們索要每天二十八元生活費。 2000年正月初九，我和我村的幾名大法學員又無故被綁架到南關派出所非法關押一天後，又轉到南關辦事處一間陰森的小屋裏。惡警陳本祿和陳培金，用拳頭專打胸部，用腳踢身體的下半部份，搧耳光，而且口出狂言，我絕食四天後，最終把摩托車和冰箱拿去抵押，才把我放回家。 2000年農曆五月二十三我再次進京，在天安門廣場被抓並送到北京石景山體育場，這裏臨時關押著來自全國各地上訪的大法學員。我和大家擠著坐了一宿，又被送到青島駐京辦事處，非法搜了身，南關派出所惡警馬振強去認領，對我大罵並踢了我兩腳，回來後被送進膠州精神病醫院，剛進門他們就給我注射損害神經的藥物。我在那裏關了一天，被家人要了出來，罰款二百二十元。江氏集團謊稱煉法輪功煉出精神病，而我卻親眼目睹正常理智的大法學員由於長時間強行服用大把大把的藥片和注射損害神經的藥物，被迫害的神智不清，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而他們卻受江氏集團權利、利益的驅使在真正的害人，醫德何在，良心何在？ 我的丈夫王明江（已被非法判刑5年，關押在山東濰北監獄），判刑前曾兩次分別與1999年7月20日和2000年初和我關押在一起。後因惡警不定期騷擾，被迫流離失所在外近三年半，於今年2月28號被非法拘捕。始初關押在南關派出所，市公安局刑警大隊的惡警卑鄙至極，逼供是用盡嚴刑拷打，我只知道被困在一個小鐵籠子裏，只能長期蜷坐著，臀部上的肉都爛了，在南關派出所關押了十八天，又非法轉到市看守所，5個月後非法判刑轉到濰北監獄，現情況不詳。 我和丈夫流離失所4年多了，我的女兒上班供弟弟上學，還得照顧弟弟，每天還想念著爸爸媽媽，到了晚上連燈都不敢開，說話都不敢大聲說。江氏集團給我們家帶來的災難，真是罄竹難書。一個幸福和睦的家庭就這樣破碎了。
我和丈夫流離失所在外的這幾年中，邪惡還不忘對我在家的兩個孩子進行恐嚇騷擾，他們每次都是一行十幾人，夜間十一點以後來敲窗砸門，（他們也知幹的是見不得人的事，白天不敢來）兩個孩子從熟睡中驚醒，還得在恐慌中給他們開門，開門慢了就又打又罵。門一開，他們就像一窩土匪一擁而入，翻箱倒櫃，折騰個底朝天，搶走了錄音機，大法書籍和師父講法錄音帶。有一次那幫惡警半夜十二點又來騷擾，他們用萬能鑰匙把我們家門打開，兩個惡警把我十六歲的兒子按在沙發上，其他惡警像土匪似的又把我們家給翻了個底朝天，睡覺的炕都給掀了。其中一個惡警翻出來的錢往兜裏揣，我兒子說：“那是我姐姐掙的錢供我上學用的，不要拿我家的錢。”女兒被嚇的只知道哭，最後一無所獲，強行把女兒上班騎的摩托車被推走。可憐的女兒一直哭喊著追到大街上，他們還是置之不理，後來惡警想方勒索了3400多錢，才把車要回來。記得女兒跟我說：“媽，就那次我哭得最傷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