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 |
我1998年開始修煉，修煉中謹遵師父教誨，把學法修心放在第一位，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嚴格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內找，使自己的心性得到很大的提高。99年7﹒20後，憑著對師父的正信，對大法的正悟，堅定的走到了今天，而且從自身的經歷看，只要站在法上，聽師父的話，修煉其實並不難。
由於自己修煉的晚，所以時常覺得自己的根基與悟性不夠好，但有一點，從我開始決定修煉的那一刻起，我對大法的法理就深信不疑，當我遇到矛盾時，我能對照大法，尋找自己的問題；當我遇到困難，比如嚴重消業時，也從來沒有對大法產生半點懷疑，相反我能感受到自己是在修煉中，按照師父說的去做，所以修煉進程一直比較順利。
99年7月22日，鋪天蓋地的邪惡宣傳充斥著每個國人的心，也檢驗著每個大法弟子的正信。我學習《轉法輪》，按照大法法理去做，不斷改變自己，越來越好，從自身變化上來看，毫無疑問法輪大法就是好。我雖然沒見過師父，但創造大法教我做好人的師父能不好嗎？一個人若偽裝一時，但能偽裝一世嗎？要知道全世界人的眼睛是亮的，所以我深信我的師父，理智的分析與正確的判斷使我在邪惡的瘋狂迫害中堅定了信心。
第一個考驗就是交書。當時很多大法學員陸陸續續的交書了，有的全部上交，有的交一、二本應付過關。我是本單位在職的唯一一名修煉大法的黨員（還有一名退休的黨員已將所有的書全部上交）。支部書記好心好意的說：「你是黨員，交兩本不常看的書，應付一下，爭取主動。」我嚴肅的說：「我把書交了，我學甚麼？以後我上哪去買？我一本也不能交。」就這樣我一本也沒交，把大法書保護得很好。憑著這顆心，以後我遇到其它的危險也沒有被抄家。
根據「共產黨員不准修煉法輪功」的通知，組織上又對我例行公事，開支部會議討論我修煉的問題。會前，支部書記同我協商如何給我做結論，他深知我的為人，他說：「反正你們現在也不能集體煉功了，就說『退出集體煉功』，這樣不違背你修煉的原則，我也可以向上級交待。」由於我日常工作中的表現，大家心中有數，所以會上各位黨員發言也避開我修煉的問題，含糊其詞，就這樣通過了這一關。
但在工作生活中我從不迴避這個問題，無論領導、同事、親朋好友，只要一提法輪功，我就盡情的向他們講述法輪大法不是像電視中說的那樣，我修煉大法後身體健康了，心性提高了，我的行為、我的變化都是大法指導我的。雖然外部環境緊張，可我自己心理沒有壓力，我的修煉環境相對比較寬鬆。由於當時沒有認識到邪惡破壞大法，誣蔑師父的嚴重性，所以只侷限在自己生活的群體中洪法、講真象，只是本能的去做。
2000年2月的一天，我偶聞附近地區在週末有一個集體戶外煉功活動。我想：讓我知道了，就不是偶然的。我也知道出去集體煉功的後果，但作為一名大法弟子，這正是「能行不行見真象」（《心自明》）的時候，雖然當天我需要加班，但我把大法擺在第一位，我沒有自己偷偷的去，而是同愛人說了我要去參加戶外集體煉功，並告訴他我為甚麼要去。也許愛人當時被我純正的正念抑制住了，他和女兒（五歲）陪著我坐車去了。我下了車，告訴他煉完功我就回去，然後頭也沒回直接站到煉功的人群中，閉眼開始煉功。當時的心非常平靜，雖然也能聽到周圍人來人往的聲音，但一點怕心也沒有，直到半小時過去，被一個身體健壯、體重二百多斤的小伙子（熟識的人）拉走。在拉我的過程中，我想到師父說過十二級颱風都刮不動，於是我見到建築物就拽住，讓他拉不動我，可是最後還是被拉回他的家。原來我愛人下車後看到我去煉功，帶著女兒去了他家，他就來了。
後來獲悉有人舉報後，警察等到大法弟子煉完一小時功後將大法弟子都抓走了，投入了看守所。而我當天又回去上班了，我心裏很難受。事後和其他同修交流，有的同修說我修的不夠標準，所以沒被抓，因為當時很多大法弟子都誤認為進看守所才算修的高，尤其一些大家公認修的比較好的同修也這樣說。當時我不知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但我向內找自己，我知道我當時的心態特別純淨，決心也很大，在這一點上我沒有做錯甚麼，可能在修煉中我確實有差距，但這正是我修煉的動力，以後我更應紮實的、更加精進的修煉。
2000年6月的一天，單位領導在開會時對大法信口雌黃促動了我，我決定進京上訪，並隨身攜帶了幾封上訪信。從北京站下車後，我直接來到站前郵局，給北京市信訪局發出一封上訪信，然後打車來到天安門廣場，打出了四米長的「法輪大法」橫幅，隨之而來的就是非法綁架、關押。
既然我敢於進京，我就一點怕心也沒有，這時真的感到名利情全都放下了。在警車上，我交給警察一封上訪信，希望他們能代為轉達。到前門派出所，我坦然的自報姓名，當警察問到是黨員嗎？我回答：「是」。警察說：「黨員來最能說明問題。」我當時眼淚就出來了，我感謝師父借警察的嘴點化我，同時也慚愧，就是由於「黨員」的身份，所以遲遲沒有來，因為我一直相信「黨」能做出正確決斷。
接下來，被接到本地駐京辦事處。我又向他們遞交一封上訪信。他們互相傳看後，同我聊起來，我心裏一直沒有把他們當作惡人，就是憑著善心，深入淺出的向他們洪法並回答他們提出的各方面問題，氣氛比較融洽。有的警察向我講起他們自己經歷的一些神奇事情，並相信善有善報。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警察有宗教信仰，當大家都同我談時，他一直沒參與，後來他單獨與我溝通一些宗教方面的問題，我給他一一做了答覆。他又說他有一個姪子得肝病，治療花了很多錢，而且各種方法（指巫術）都使了也不好，他問我：煉法輪功能好嗎？我肯定的告訴他，只要真心學煉，肯定會好。我看得出他是誠心的同我交流，而且也能感到他已經信服了。在那裏24小時，他們一直沒難為我，而且在我被單位派人接走之前，把他們的通訊信息都留給我，他們來自本市各個不同的派出所。
由於我在天安門廣場舉起的條幅較大，據他們中的領導講，已經將我的姓名反饋到本省了，所以誰也不敢認領我打出的條幅，因為他們畢竟不是修煉人，我也沒有怨他們的想法。臨走時，他們都送出大門，還囑咐說：別再來了。不希望我再次遭受這種待遇。談到這裏，我只是想說，警察也是人，他們也有善良的一面，只要我們心裏不打結，真正拿出善心，向他們洪法、救度他們，我感覺真的能熔化他們。
從北京回來的路上，我一直向接我的三個人洪法，我講自己得法前遇到的一些科學上解釋不了的經歷，講自己得法的經過以及在大法中修煉的變化，以及大法在科學中得到的證實，這些事實足以證明大法是正確的，迫害大法是錯誤的，我作為一名黨員，有義務向黨反映實情，說真話。一名男支部書記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我覺得你們陸續都得去北京。」（因為當時我地進京上訪的大法弟子並不多）而接我的人中有一名女支部書記，她是一個趨炎附勢的人，一路上她雖然沒有發表誹謗大法的言論，但她總是用「黨員的身份」來壓我，問我煉不煉了，要我擺正立場。我清楚的告訴她：「正因為是黨員，我才去的北京，黨員有權利、有義務向黨反映不同的意見，而且是為黨負責，我才進京講真話，所以我是最合格的黨員，無論面對甚麼人我都可以問心無愧的說，我做到了黨章對黨員的要求，這也是因為我修煉法輪大法才做到的。」她後來也不說了。
回到本地，直接把我送到公安局。在公安局裏我依然心態平和，鎮定自若。在錄口供的時候，還是講，但涉及到原則問題，我嚴肅對待，因為當時很多大法弟子在面對警察時出於「真」就毫不隱諱，甚至認為進看守所層次就高了。我也看到了在我之前別的大法弟子的筆錄，有的同修在筆錄中還提及別的同修，結果牽連有的同修進看守所。我覺得從保護同修的角度也不能這樣，所以當警察問到我一些原則問題時，我絕不含糊，比如：「誰組織進京的？」「沒人組織，我自己想去就去了，大法沒有組織。」「條幅從哪裏來的？」「我以前集體煉功時就有的，那時候允許。」「你們住地還有沒有煉功的？」「沒有。」這樣從我口裏一點也得不到迫害大法、大法弟子的信息。
我一到公安局，我愛人也找熟人來到公安局。警察明確表示，只要寫一份保證，就可以放我回家。我說：「我去北京幹甚麼去了？非得到公安局走一趟，說一句不煉了就回家，那我還不如就在家呆著。所以我不會寫的。」我的態度非常堅決，他們也沒硬逼我。相反當時還有一個大法弟子寫了保證後，警察說不合格，又讓她罵師父，她說保證可以寫，但不能罵師父。這時她的丈夫也來威逼她、罵她，並動手打了她。從她的表現，我清楚看到了邪惡得寸進尺變本加厲考驗大法弟子、迫害大法弟子。那位大法弟子的丈夫求我愛人勸我，認為我若寫了，那位大法弟子也能寫。我愛人告訴他，勸不動。我當時真有種「世間大羅漢，神鬼懼十分」（《威德》）的感覺。從我回到本地，我就意識到將面臨親情的考驗，我頭腦非常清晰。愛人的朋友試圖勸我，我無需多言，一個堅毅的眼神過去，這些因素就都解體了。
我被送進了看守所。進了看守所，第一關就是搜身，我身上帶著手抄的《洪吟》。由於夏天穿的很少，很容易搜出來，而且我一進去時，就看到了一本熟悉的小本《精進要旨》，那是我認識的一位同修的，警察故意在我面前炫耀，我心中升起一念，「一個不動就制萬動」，結果，警察連胸罩也沒放過，可是沒搜到我帶的《洪吟》，這樣我順利的帶進了監室。那裏《轉法輪》、《精進要旨》都有，就缺《洪吟》，我再一次感受到正念的威力與佛恩浩蕩。
看守所裏雖然吃的是加鹽的苞米麵粥和苞米麵發糕，但這種伙食難不倒我，在裝了二十多人的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室的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室內，每天白天除了「坐板」，一日三餐，自願打掃衛生外，其餘的閒暇時間就是不斷的向被關押的常人洪法。這些人大多數都比較善良，所以比較容易接受大法，於是大法弟子就教她們背《洪吟》，晚上就寢後大法弟子在被窩裏偷偷的學法。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在我看來很平常，甚至有些安逸，我意識到不對頭：難道在看守所裏這樣按部就班的就是很多大法弟子認為的高層次嗎？絕對不對！修煉是去人執著心的過程，這樣安逸能是修煉嗎？接下來，《走向圓滿》發表，大量的大法弟子走出去，被抓進看守所。有的大法弟子進來就開始煉功，對我觸動很大。但只要煉功，就要挨打，那麼粗的膠皮管子，任意往大法弟子身上抽。自己煉不煉？煉，就得挨打。自己經過在法理上的較量，煉！大法弟子就應該煉功。說也奇怪，我第一天早晨煉功，當天值班的警察並沒打我們，只是讓我們走出監舍到大廳面牆站著。我們不約而同的轉過身開始煉動功，警察過來指問是誰帶的頭，我們都說沒人帶頭，自己想煉，可是警察偏偏把我叫出來，說我帶的頭，讓我「蹶著」。我沒有照辦，而是利用這個機會向警察洪法，那個警察也問了我一些問題，我都一一的給他解答了，最後我告訴他們要善待大法弟子。吃早飯的時候讓我們回到了監舍。八點鐘例行檢查，我聽到那個警察在走廊說：「要善待大法弟子。」第二天早晨我們煉功，又把我們叫到監外，站了一個小時放回號內。
第三天早晨，幾個監室大法弟子起來煉功，當我們監室內的大法弟子開始煉功後，本號內值夜的小姑娘（刑事犯）報告管教，結果又將煉功的所有大法弟子都帶到大廳。這一天值班的這幾個警察都是比較愛打人的，我做好了充份的思想準備，既然想煉功，就不怕挨打。結果這幾個男警察並沒有打我們，而是把值夜班的負責我所在監室的女警察叫來，這個警察平時同大法弟子談話時態度很好，可是當大法弟子煉功，她卻非常狠心。她開始向我們咆哮，讓我們蹶著，我們不蹶著，她拿著膠皮棒一邊打大法弟子還一邊數落著。大法弟子都不蹶著，她說：「你們不蹶，就讓號裏的刑事犯蹶著。」這時有個小大法弟子流下了眼淚，說：「別讓刑事犯跟著受罰了。」就這樣大家陸續的蹶了。我認識到這是用情來干擾大法弟子的正念，所以我抱著一念，打死也不蹶著，所以打我最狠，但我卻不覺得疼。最後她看我還是不蹶，就惡毒的說：「你不蹶，我找幾個男犯按著，看你蹶不蹶。」我不知道她們會使甚麼樣的手段，無奈的也蹶了。她說：「我值夜班，剛睡下就讓你們鬧醒，你們知道可憐刑事犯，可卻不為我著想。」於是她讓號內的刑事犯都蹶著，而且刑事犯都挨了打。後來，又不讓我們蹶著，而是在大廳內罰跑我們(據同修說，她在打我的時候把腰扭了)。體罰到六點多鐘，我說我想上廁所，她說再跑一會，她到監室內一看，向管教報告我們煉功的那個小姑娘心臟病犯了，昏厥過去，這樣體罰才都停止。女警察說：「讓你們煉，差點鬧出人命來。」這些刑事犯也都怨聲載道，說：「你們進來關一個月，到時就放了，回家再煉唄，你們煉功我們還得受罰。」我們就向她們講真象，去除她們的誤解。為了緩和矛盾，隨後的幾天也沒再煉功。這一天每個被打的人身上都留下了傷痕，有的人整個臀部已全部紫紅，我身上只留下一點打青的痕跡，我知道我的痛師父都替我承擔了，師父只看我堅修的決心。
被關押的幾日，愛人帶著他的一些朋友，還有我單位同事來探視兩次。探視走正常渠道很費勁，需要到幾個部門簽字，大家來看我很不容易。從常人的角度講，他們出於關心，擔心可能失去工作等物質利益，對我進京的舉動不理解，希望我能妥協，早點出去，還可以挽回以後的一些損失。在看守所裏會見，警察站在我身後，我滔滔不絕的向大家講，告訴他們：「當你的恩人面對不公正的對待時，你就一直保持沉默嗎？當一個病入膏肓的人在大法中得救時，他會怎麼做呢？中國人講良心，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的師父給我們那麼多，我從大法中受益，我能不說句公道話嗎？我是一名黨員，在黨有錯誤決定時，我能不說句真話嗎？」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這個人不隨波逐流，勸不動，就又想別的招。愛人問我，我被關押的事是否告訴家裏，我家哥姐很多，而且母親當時已經75歲了，身體一直不好。我說：「這件事你自己把握，你覺得怎麼做合適就怎麼做。」結果他一直沒告訴家人。愛人說他肝痛，肝病犯了。我知道他的情況，他自己在家帶孩子，又得往各處跑營救我，我也想到了他很辛苦。我告訴他：「你如果覺得難受，支持不住就趕緊上醫院，但我告訴你，因為我修煉大法，一人煉功全家受益，你肯定沒事。」結果愛人也沒吃藥打針，甚麼事也沒有。他們看還是說不動我，又說我女兒想我，整天在家哭，要媽媽。我女兒我最了解，我平時教她背《洪吟》，經常給她講大法法理，我對她有信心，所以我說：「如果女兒想我，你們就把她帶來，我跟她說，她甚麼都能明白。」結果他們也沒帶女兒來看我。外面的人能想到的招都用了，也沒有動搖我。我被無罪釋放後，據單位同事講，我身後的那些警察氣得直翻白眼。
在看守所裏，只能晚上偷偷的學法，煉功也無法堅持，而且在這裏我暫時也找不到自己該去的執著心，師父講過：「整個人的修煉過程就是不斷的去人的執著心的過程。」（《轉法輪》）我沒有執著心，在這裏還呆甚麼？從法上我悟到我該出去了，但我並沒有追求這個結果。（待續）
（首屆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書面交流大會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