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9月13日】8、民運之初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陳到北京飯店會見澳大利亞朋友。下樓時，我在電梯內碰見了香港《文匯報》駐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訴我們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頭沉重得像壓上了石頭。
這時每日騎車經過天安門突然具有了特殊意義。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發地在那裏聚集，借悼念周恩來發洩對“四人幫”的不滿。誰能預料胡耀邦之死不會引發“大地震”哪？
廣場上一天一個大變化，花圈越來越多，尺寸越來越大，悼詞越來越尖刻，直指官僚腐敗和老人政治。
與此同時，報社同仁也傳聞不斷：先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被撤職，導報停刊；即而徵集在京新聞從業人員簽名，呼籲上海市委撤銷相關錯誤決定。接著就是醞釀上街遊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學生陸續走出校門。而《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火上澆油，把大學生的積極性進一步“調動”起來。接著學生開始了絕食請願。
此時，我照常上午上課，下午上班，中午途經天安門廣場時，關注著那裏的變化。
5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聲吵醒，才知道李鵬宣布對北京實行戒嚴的命令。公共汽車那天停開。我不得不截了輛卡車來到天安門，根本沒看見軍隊的影子。搭車來到城南的大興縣境內，只見人山人海圍在一長串坦克和裝甲車周圍。我跳上其中的一輛，接過一個手提擴音器，就對現場群眾和軍人講了起來。那時腦子裏沒有恐懼，只有一念：盡我所能，聲援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從而避免流血情況。離開時，當地人特地找來一個年輕人護送我搭車回到市內。我就近去了光明日報社。
報社大樓位於虎坊橋，對面是前門飯店。我到時正是早上上班時間。只見樓前聚集著幾百人。走近才發現大家在聽四、五個北京航天大學的學生演講。他們急需新聞紙，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們流著眼淚，苦苦地等待著答覆。可人們卻像被甚麼施了魔法給定住似的，一言不發，一動不動，毫無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來保衛處處長周xx和人事處處長林國棟都在現場盯著大家的一舉一動。因遇羅錦《春天的童話》一書而被撤職的前副總編馬沛文也站在那裏，毫無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學生們跟前，對他們說：“來，我帶你們去拿紙去。”
在印刷廠，我請廠長把所拿的新聞紙全部記在我的賬上，從工資扣除。他二話沒說，就招呼我們動手搬。回到大門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見了。學生們把紙裝進一輛機動車，滿載而去。
9、屠殺令我覺醒
如果有誰這樣問我：從屠殺前到屠殺後，我本人經歷了甚麼變化？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屠殺斬斷了我對中共寄予的最後一線希望。不僅如此，還把我從以前的中共衛道士變成了中共的叛逆和掘墓人。6月4日夜裏，面對京城發生的一切，我憤怒異常，頭暈目炫。當即發誓：一定要逃出國門，把我掌握的機密全部捅出去，以這種形式報復中共的血腥暴行。
由於我涉“案”情節“嚴重”，且有被偷拍照片作證，我上了黑名單，隨時可能在夜間被抄走。好在報社領導和報社的片警全力保我，使我暫時還能照常上學和工作。到了6月中旬，情況有變。一天下午，報社領導派人找我談話，告訴我近日可能要把我緝拿歸案。一旦發生，報社再保我就有些被動。不如報社派人帶我去投案自首，這樣報社保我會好作的多。我當即同意。就這樣報社用專車，由專人陪著，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
報社的片警為我作了頭次筆供。按他的囑咐，我能推掉的就推掉，能不說的就不說。當天夜裏，宣武分局的一位老警察對我再次提審，反復盤問我向學生提供新聞紙的事情經過，看得出來他們想搞清楚我是否與他們認識並事先串通。
派出所那時早已人滿為患。“犯人”都坐在地上，隨時可能被頭戴鋼盔、懷抱衝鋒槍的“解放軍”用拳腳或槍托子“解放”一番。片警後來看我坐得太久，就以“提審”為由把我帶到他的宿舍。他自己掏腰包為我買飯，讓我睡在他的床上休息，還請我介紹美國見聞。就這樣經過30多個小時之後，報社把我保了出來，直接送回報社。報社年輕人為我買了兩個大西瓜，問我想吃甚麼飯，我說只想喝粥吃鹹菜。他們隨即為我準備了一鍋米粥。
總之，屠殺之後的紅色恐怖時期，我有驚無險的平安度過。
我依舊上午上學，下午工作。光陰荏然，學校課程都已學完，就剩下實習了。由於參與6.4，學校拒絕安排我到北京寬街中醫院和沙灘針灸門診部實習。可這恰恰為我找到比前者更好的實習去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經以前的鄰居黃廣生的介紹，他的親戚，著名針灸專家王修身大夫接受我在他的三處診所實習。當我把此事告訴我母親後，她對我講：“王大夫一定會收你的。因為文革之後，王大夫沒有工作，他們曾找我幫過忙。”
針灸小巧玲瓏，既見效快，又便於旅行，我知道它是日後出逃的最好職業掩護。所幸的是，在王大夫身邊實習的半年裏，他把他歷代單傳的絕技──眼內進針，統統傳授予我。為我半年後八方行醫，雲遊各地，伺機出境，鋪平了道路。多年之後，王大夫應邀到加州講學，我得知後請他到新澤西一聚。這時他才告訴我眼內進針絕技的由來。原來共產黨打下江山後，20出頭的王大夫負責調查散居京城的前朝名醫。他被前清御醫金一針老先生慧眼看中，秘密收為義子，接受滿姓，並在三年之內盡傳眼內進針之密訣。老人為了讓王大夫掌握進針手感，多次讓他在金老先生眼內進針。就這樣在金老先生悄然長逝之日，王大夫已聲譽鵲起。
1990年10月1日光明日報社在樓內登出通告，宣布開除了我的公職。同時被開除的另一個是著名女記者戴晴。這是根據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做出的決定。我很開心，因為至此最重要的監視手段已被他們解除了。
10、別了，北京
既然已開除了公職且“取保候審”也早已解除，我估量出逃之日已經到來。我事先托朋友為妻子申請到一本護照，希望她先出國門，這樣我可以從容地找路子出境。可好事多磨，探親訪友簽證屢遭拒絕。沒辦法我只好決定先走一步。為了預防意外，給她帶來不幸，我建議我們離婚，這樣即使萬一事情敗露，身陷囹圄，她不至於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視。她拒絕了。出於無奈，我只好冒此風險了。臨行前，我鄭重告訴她，只要我能活著出去，我一定很快把她接出來。
1991年元旦剛過，我便悄然離家，登上南下列車。本想從雲南中緬邊境出境，一路跑到泰國。因邊境身份證沒有辦成，只好放棄這一方案，改走廣州，希望從水路或陸路偷渡到香港。
朋友阿J是個仗義疏財、交際很廣的生意人。他抱怨我來的不是時候。若早來半年，會很容易聯繫上“黃雀行動”*的營救管道，抵達香港。現在只好另找機會了。
廣東緊鄰香港。這種地理特點在1949年以後為無數青年人逃離共產黨專制制度提供了獨特的機會。文革期間，港英當局曾一度接受所有逃離大陸的偷渡客，引發大規模的偷渡風潮。阿J那時前後偷渡過三次，都因“運氣不佳”功虧一簣。據他介紹，他的同齡人中10個裏有7、8個都曾偷渡過。1983年我陪美國合眾社的資深記者訪問深圳時，他曾指著那裏的海域講述大批中國青年人為逃離文革和貧困葬身海底的情況。可那時的我對這些根本聽不進，加上共產黨封鎖消息，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偷渡高潮時的絕望和瘋狂。如今，我也要與他們為伍了。想到這裏，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為了謀生阿J勸我去大街賣水果。我告訴他我可以行醫看病。他覺得不可思議，問我甚麼時候又學會了看病的。我便把這幾年的學醫經歷講給他聽。說來湊巧，他當時正犯腰痛，就問我能否治療。我說可以。就這樣他成了我在廣州的第一個病人。很快他岳母的腰痛、朋友的不孕症都被我治癒。
接著他把我介紹到缺醫少藥的高要縣農村。我很快建立了聲譽，慕名找我看病的患者絡繹不絕。後來我又被他的朋友請到韶關地區行醫。在那兒，我碰上一次奇特經歷，使我對生命的認識再次眼界大開。
*指6.4屠殺後，海外一些機構營救流亡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
11、慧菊居士*
韶關西北方有一小縣，依山傍水，風景宜人。境內有古剎，更有篤信神佛的信眾。慧菊居士就是這樣的一位。那年她40出頭，靠耕作謀生。幾年前一次開荒，她從野桃樹下挖出一個罈子，內藏一尊佛像。因家境貧寒，她數次動念想把佛像變賣，每次都沒成交。商人指責她拿銅佛像冒充金佛像。可等商人一走，銅像又被專人鑑定為金像了。佛像曾三次托夢給她，暗示她不可變賣。可她見財眼開，一意孤行。第三次之後她大病一場，高燒一月。就在她丈夫擔心她要死時，佛像又給他托夢，告訴他她不會有事的。很快她莫名奇妙地康復了。從此，具備了一些特異功能，比如，可以根據姓氏講出此人的過去，當時和未來之事。
我去訪她的那天恰好是六一兒童節。我特地準備了一個袖珍錄音機，裝上新電池，希望聽不明白的地方可反復聽聽。
她家地處一個小盆地，草房的四牆用黃土脫坯壘成。四週種的是稻子還有煙葉。她聽明白我們的來意後，對我要錄音的要求沒有作答覆。就這樣她穿上袈裟，敬上香，在一種奇異的狀態下，把我的過去、當時和未來說了一遍。懂當地方言的朋友一邊聽一邊翻成普通話，大意是：89年我有難，但沒有造成傷害。我此時是治病救人的醫生，已交好運，能出國，能去美國，走得越早越好；而幫我出國的朋友就在我身邊；並說妻子半年後與我團聚；還說我災難都已過，很快發橫財，43歲再發橫財；總之，上帝為我安排好了一切。
憑她對我過去和當時的準確介紹，我覺得她對我未來的預料不會沒有根據的。讓我感到吃驚和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人的一生好像是一盤錄像帶。她可以任意觀看查閱，而我或其他人卻沒有這種特權。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錄音機倒轉，重新播放錄音時，竟發現裏面甚麼也沒有錄上去！再次試驗錄音機的錄音功能，結果發現一切又正常了！現實科學理論在我心中建立的根據地就這樣瞬間土崩瓦解了。從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但又有了一個新的疑問：為甚麼信佛的她卻對我講出“上帝”這麼一個與佛教不相容的概念？
*非原名
12、難忘的8月22日
1991年8月22日是我平生一個難以忘懷的日子。這一天我在惠州惠東縣某地看到了俄國發生政變，戈爾巴喬夫被軟禁的電視新聞。與此同時，載我去香港的漁船已經抵達，就等我夜間上船，回返香港。
那時在廣東沿海做人口偷渡買賣的漁船，主要是廣東和香港的漁民。廣東漁民一般不做帶人去香港的買賣，因為港英水警對大陸漁船盤查十分嚴格。相對來說對香港漁船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他們一般相信香港漁民不會冒沒收漁船和懲處走私人口重罪的風險而偷渡人口。而中共的海上巡邏隊對返航途中的香港漁船也基本不查。
除此之外，中共對偷渡客的防範主要是在夜間抽查沿海地區的旅店，扣押所有可疑人員。我抵達惠東縣某地時，當地朋友根據“情報”，及時把我們從旅店撤出。那一夜我是在他家房頂上躲過隨時可能出現的“臨時”檢查的。
惠州是自清朝以來的走私重鎮。歷朝歷代都曾在這裏“稽查”走私，卻從沒有成功過。我在那期間發現那兒的輕便摩托車沒有一輛有牌照，都是從香港或海外其它地方走私來的。
大概在晚上9：00，阿J和阿K兩位朋友陪我登上一條小船，然後悄悄駛向在近海等待的香港漁船。我那天付的船費為7000港幣，是兩個人的費用。本來阿J答應跟我同行，但臨時改變了主意。阿K想隨我一起走，可阿J又有些不甘心。結果，我只好隻身前往。
阿K的父親和弟弟都在香港定居。他父親早年畢業於某名牌大學土木工程系。可在共產黨專制下沒有一天安穩過。1966年他年過半百，再次被趕進“牛棚”。他對阿K說：“我已被共產黨打入17層‘地獄’了，如偷渡不成，也只是再落一層‘地獄’，17層與18層已沒有甚麼不同了。”就這樣老人家頑強地游水，游到了彼岸，但筋疲力盡，多虧他人救起，從此絕地逢生。阿K的弟弟為我的事專門從香港回廣州一趟，對我在港的穿著提供了寶貴意見，並說服我遺棄了大陸產的近視眼鏡。
分手的時刻終於到了。我與阿J和阿K熱烈擁抱，感謝他們對我兄弟般的相助。我獨自爬上大船，和下面的阿J和阿K再次揮手告別。淚水一下子像開了閘似的流個不停。從89年6.4屠城之夜開始，兩年多來我期盼已久的這一時刻終於到來了！
船老大對我十分友善，請我坐在船頭與他家人一起飲茶，觀看香港電視節目。他問我去香港做甚麼時，我按事先的準備說去給患急病的親友治病。
起程時天氣很好，月明星稀，漸漸風起來了，濃霧迷漫，漁船發動機在海上吃力地轟鳴著。不知甚麼時候，船老大告訴我前面會遇到水警了，我隨他來到船尾，下到底艙。他連續掀起兩塊木板，叫我鑽進露出的一個黑洞。我一進去，上面就原樣蓋好。除了機器的轟鳴更吵人，一切依然如故。
風浪越來越大，我有些暈船，便用左手使勁擠壓右手的內關穴。
上邊傳來巡邏艇的馬達聲，一會兒又傳來皮鞋在甲板上行走產生的聲響。接著手電筒的燈光在上面搖曳著。就在這時，從我對面的方向傳來輕微的嘔吐聲。我一下緊張起來，腦子開始想一旦被發現，如何向港英水警提出政治庇護……所幸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很快離去了。
不知又過了多久，晨光透過木板的縫隙，折射到我們的空間。船駛進了香港海灣。停穩後，船老大領我們鑽出藏身的地方，然後拿著我們各自朋友的電話號碼，上岸聯繫去了。我們則分頭更換衣服。
接我的阿M是阿J介紹認識的。我曾幫他一家看過病。這天清晨他乘計程車來接我下船，然後帶到九龍的公寓。洗過澡，我用他的電話給海外的親友報了平安。打開電視，發現俄國政變失敗，政權依然在戈爾巴喬夫手中。休息一個多小時候，我告別阿M隻身前往美國領事館。
領事館地處香港島花園道。由於九龍的計程車保險有專門規定，九龍的計程車不肯帶我過海底隧道。沒辦法只好在隧道附近換乘香港島的計程車。那時我不敢講我的蹩腳廣東話，怕引起懷疑，只好講英語。就這樣我終於到達了花園道的領事館。
13、重返美利堅
8月23日，星期五，是領事館一週最後一個工作日。我避開裏面排隊申請簽證的人群，直接走到負責內部保安的美國士兵跟前，請他允許我與裏面的外交官直接接觸，我說我要尋求政治庇護。他遲疑片刻，便答應了我的要求。
見我的外交官，叫John，聽明來意，記下我的名字和背景後，請我稍候，匆忙離去。我只等了大約一刻鐘，可感覺時間彷彿停頓了似的，竟是那麼漫長，好像足足等了個把小時。他再回來時，示意我隨他走出領事館，保持大約10米距離。我十分不解，又不便請他解釋，只好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跟著走。在一個購物中心的通道裏，左拐右轉，穿過來走過去，直到走近中環的Marriott旅店才止步。幸虧John這時與我站到一起，不然，已尾隨我一段時間的一個當地保安可能會把我截住，盤查證件。
John領我進了41層的一個房間，告訴我他們只能這樣安頓我。從那時起整整一週，我幾乎沒有再出過這個房間。三餐全都在房內電話預定，請人送到。打掃房間時，我裝作上廁所，躲在裏面不出來。我當時猜想旅店服務員要是細心的話，一定覺得很奇怪。因為每次送來的飯都是兩份，卻從來只見一個美國人接過食物。而其中一份總是一大碗中國人喜歡的雲吞麵。
一天之後，John的上司來見我。他們已從華盛頓得到確認，知道我的身份，並轉告我會以最快的速度安排我前往美國。到了第八天，John的一位同事用了一上午的時間為我化裝，戴上假髮和假鬍子。等打扮停當，我對著鏡子已認不出鏡子中的“我”了。他們給我一個信封，告訴我上飛機前領取登機卡時，把信封遞給機組人員。
一切準備就緒，我隨他們上車前往啟德機場。在機場我戴上他們為我準備的機場通行證，直接來到候機通道。聯合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查我的機票和護照時，我掏出那個信封，她打開看看，沒說話，遞給我登機卡，示意我可以登機。
十幾個小時之後，飛機降落在舊金山國際機場，到達華盛頓杜勒斯機場時已是當夜10點多。美利堅，我又回來了！
在維吉尼亞一處莊園，來自台灣的Peter負責我日常生活。Jim，一位60多歲的老人，每天陪我聊幾個小時。記得第一次見面時，Jim打開一包香煙，用道地的中文請我吸煙，我忙用中文回答說，對不起，我不會，謝謝。他感到很驚訝，我猜他碰到的中國男性恐怕個個都吸煙吧。
有一天我跟Jim講起了慧菊居士為我算命的事。他聽後，給我講了25年前馬思聰告訴他的一段相似的經歷：原來馬思聰決定偷渡香港之前，也在廣東見過一位通曉命理的高人，請其指點迷津。當他知道全無危險時，才下定決心全家乘船偷渡來港。
還有一次我向Jim談起北京公安局內部關於於強生的傳聞。於調到安全部之前曾在公安局外事處工作過。據公安局的朋友講他們局領導曾向外事處的幹警傳達於的“結局”：他作過整容手術，以為不會被人認出了。有一次去台灣時，在那兒被人幹掉了。Jim笑了起來，說這是共產黨典型的Disinformation。他說於在美國活得好好的。看來共產黨為了控制人心只有靠哄嚇騙詐了。
與此同時，幫助我太太來美的準備工作已經展開。她按約定時間去辦簽證時還是被拒簽了一次。再次約定好時間，告訴她這次會有專人在那裏等候，終於讓她拿到了期待已久的簽證。買機票也有不少波折，但還是於11月30日抵達華盛頓，我們再次團聚。屈指一算，距算命之日正好6個月，再次讓慧菊居士提前說個正著。
生活重新恢復正常。半年後我們離開維吉尼亞，在風景如畫、四季如春的舊金山灣區定居下來。妻子生下孩子後，重返學校。我則一邊行醫看病，一邊照看孩子。96年她學業結束，並在東部找到工作，我們全家搬回東海岸。
14、初聞法輪功
我第一次聽說法輪功是在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民眾在中南海和平請願之後。當時美國的中、英文媒體對這一事件均作過及時的報導。因為這是6.4鎮壓民運後北京出現的第一次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我斷定共產黨絕不會善罷甘休的。共產黨總結6.4教訓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必須把任何“不穩定”因素窒息在萌芽階段。儘管之後，中共媒體一再引用國務院負責人和國務院信訪辦負責人的公開談話，保證不會對法輪功“秋後算帳”，這能欺騙誰呀？89年6.4鎮壓之前，共產黨不也宣布過對學生不“秋後算帳”嗎？！我感到這種表面的息事寧人的後面暗藏著磨刀霍霍的殺機。
果不其然，三個月後，中共政府突然在7月20日在全國狂捕法輪功各地負責人，並啟動全部輿論機器狂轟濫炸般地詆毀法輪功，大有文革時期“口誅筆伐”的味道。我當時想共產黨看來又得手了。記得90年中共在北京就是以這種陰毒的手段三兩下就把京城幾十萬××××功的練功者壓垮的。
誰知共產黨這一套招數這次居然不靈了。法輪功煉功人非尋常之輩。他們沒有退縮，沒有畏懼，挺身而出，前赴後繼地到國務院信訪辦和人大信訪辦和平請願。當這些合法渠道被中共徹底封閉之後，他們一批又一批地走上天安門和平抗爭。媒體天天都有這方面的圖片新聞報導。目睹著軍警和便衣在天安門廣場對和平的法輪功男女老少大打出手的圖片，我被堅持信仰和不屈不撓的精神震撼著。我情不自禁地在網上《紐約時報》的《中國論壇》為法輪功吶喊，抨擊中共的邪惡暴政。
在網上辯論過程中，我發現我對法輪功所知甚少，只能從維護他們的基本人權以及維護氣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角度去呼籲人們站出來關注和聲援法輪功。至於法輪功究竟為何可以在短短7年間傳遍大江南北，達到上億人修煉，為何被江澤民恨之入骨，欲不惜一切加以鏟除而後快，我無法解釋。帶著這些疑問，我決定對法輪功做一番實地調查。我當即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紐約時報》的《中國論壇》的網友。
就這樣我給當地的法輪功義務聯繫人徐先生打去電話，並於幾天之後，即99年11月感恩節前的週末，來到新澤西州Marlboro中文學校的法輪功煉功點。
關於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