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8月27日】引子
公元2001年1月23日，正是中國農曆的大年三十，“正當千家萬戶忙著掛燈籠、貼春聯，歡歡喜喜迎接新世紀第一個春節的時候”，北京的“心臟”天安門廣場上突然濃煙四起，烈火熊熊，上演了一齣震驚中外、史無前例的火燒活人的大慘劇。一男四女在身上澆上汽油，要慘烈地自焚而死。
火點起來一分鐘之內，一名女子當場死亡，其餘四人身上的烈火在“一分半”之內被盡數撲滅，然後警車“風馳電掣般”將被嚴重燒傷的四人送往“急救中心”……
兩個小時之內，“黨的喉舌”新華社即向全世界發布英文消息，稱五名“法輪功練習者”在天安門“自焚”；同日，位於紐約的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發表聲明，指新華社的自焚報導“栽贓陷害”。
在天安門廣場上集體“自焚”並當場死掉一人，這樣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聞所未聞，本身就是一條爆炸性特大新聞；而在事發之後如此短暫、根本就不可能進行調查的時間之內，新華社和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即分別信誓旦旦地肯定和否定了“自焚者”的法輪功學員身份一事，又為這一事件平添了厚厚的疑雲。他們雙方各自的依據是甚麼？“自焚者”是法輪功學員又怎樣？不是法輪功學員又怎樣？難道“自焚者”的身份比“自焚”本身還要要緊？
“自焚”之“必要性”
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不得不從九年前開始說起。
1992年5月13日，在如雨後春筍般地從中國大地冒出來的多達幾千種的各式各樣的氣功當中，一種名不見經傳的“法輪功”也開始在長春傳授了。參加第一期學習班的大約有200多人。
接下來的兩年多裏，共有54期法輪功學習班在全國各地舉行，參加人數大約在十萬以內。
95年起，法輪功停止了學習班的開設，但許多參加過學習班的人開始在公園裏煉功，自己拎著錄音機建起了煉功點，義務教任何願意來學的人煉。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在許多種氣功以跟它們出現時同樣迅速的速度銷聲匿跡、好多氣功師再辦學習班都很難招到人的時候，法輪功卻異軍突起，在短短幾年之中僅僅通過那些自發建起來的煉功點就吸引了七千萬到一億之眾的人來學煉。
俗話說，“樹大招風”，在一個一黨專制、黨要牢牢控制一切的社會，這樣大的一個人群豈能不引起當權者的注意？作為非民主選舉、踏著鎮壓“六四”的鮮血而上台的獨裁者，有的人甚麼都不怕，就怕寶座不穩。這麼多人在煉同一種功，他們要幹甚麼？
1997年起，公安部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國範圍內的秘密調查。許多公安人員裝作要學法輪功的樣子“打入”了法輪功的“內部”，一邊跟著煉功，一邊明察暗訪，看這些人到底在幹甚麼。
然而全國範圍的調查所搜集到的情報都是一樣的：法輪功學員除了煉功很投入、向別人介紹法輪功很熱心、遇到事情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向內找”、“修心性”、“重德”以外，沒有任何“劣跡”和“問題”。
不僅如此，一些“打入”法輪功“內部”的公安人員一來二去的還真的變成了法輪功的修煉者。據說這樣的現象更加大了某些人的恐慌，於是“搜集證據”和“輿論工具”的“旁敲側擊”一直沒有停止，直至1999年動用到了中科院院士級別的人物來寫文章攻擊法輪功，並因此導致了天津幾十名法輪功學員的被捕及99年4月25日北京法輪功學員萬人大上訪。
一無口號，二無標語的萬人大上訪雖然因為人數的驚人而引起了海外媒體的一片驚呼和猜測，然而在總理親自出面接待的情況下卻在當天就有了還算不錯的結局：被捕的天津法輪功學員得到了釋放，萬餘名上訪者秩序井然地安靜離去。海外媒體在將此事炒得火熱之後又盛讚“”開創了“中國政府開明接受民眾建議”以及“中國民眾素質提高”的先河。
一件本來可以就此劃上完美句號的事情卻在當天晚上又出現了戲劇性的變故。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的江澤民模仿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手法，以個人名義親自寫了一封致政治局常委的信，要求召開緊急會議，並在會議上公開斥責朱鎔基“糊塗”，說“共產黨如果戰勝不了法輪功，那將是天大的笑話”。
三個月以後，一場史無前例的鎮壓開始了。全國所有煉功點的“骨幹人物”被“一網打盡”，電台、電視台、報紙開足馬力，二十四小時轟炸式地批判，流傳了七年多的法輪功一夜之間變得“罪大惡極”，電視畫面上，成堆的法輪功書籍和音像資料在熊熊烈火或輾壓機下被“消滅殆盡”，中共中央“不准共產黨員修煉法輪大法”通令、公安部“六禁止”通令、民政部“取締”通令、共青團通令……等等，一道一道地下發。多年的“運動”中積攢的一套駕輕就熟地使將出來，哪一個中國老百姓不明白黨決心在三個月之內就將法輪功滅得乾乾淨淨？
然而，更加令人驚異的是，一個據說主要是由想袪病健身的退休老頭老太太組成的煉功團體在史無前例的鎮壓中卻有了史無前例的驚人表現。從鎮壓令宣布的頭一天起，數以萬計、幾十萬計的煉功人便開始走向北京和各地方政府部門上訪。後來許多信訪辦乾脆將“信訪辦”的牌子摘了，將上訪的來一個抓一個，但上訪的還是沒完。
又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上訪無門的人開始到天安門廣場繼續“上訪”：煉功、拉橫幅、喊“法輪大法好”，多的時候一天能達好幾千。據新華社報導，鎮壓之後一年多的2000年國慶節，警方用了整整四十多分鐘才將廣場上的法輪功學員抓個乾淨。
在八十年“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上，黨甚麼時候遇到過將一種人“鬥爭”不下去的時候？十來年前的“六四”，上街遊行的人最多的時候能達到一天一百萬，坦克一進城、機關槍一掃射，還有誰再敢說個“不”字？就包括所有的“西方列強”，不也是過了沒多長時間又照樣跟中國恢復了一切正常往來嗎？
史無前例的鎮壓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困境。鎮壓後的第一天，加拿大即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了抗議信，譴責鎮壓法輪功；第五天，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呼籲中國政府在對待法輪功的問題上採取克制態度；三個多月後，美國參、眾兩院分別通過了要求停止鎮壓法輪功的決議案；人權組織和國際輿論也時不時對鎮壓表示強烈憤慨；中國老百姓，包括許多具體參與鎮壓的警察都怨聲載道，覺得這一場耗時耗力的鎮壓實在是師出無名。報紙電台雖然仍然一天天“邪教”、“邪教”地喊，但這空泛的口號已經讓許多人厭倦不已……
終於，“自焚”發生了！12歲的懵懂女童，19歲的花樣少女，聽信“妖言”，在“愚昧”的“邪火”中“點燃自己”，為了“昇天”而被燒成了黑炭，滿臉燎泡的女童痛苦地一聲聲喊著“媽媽”，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還伸著被燒得只剩半截的手念念不忘要去“天國”……
這樣的悲慘鏡頭一經播出，國民一片憤怒，已經相對沉寂了一段時間的宣傳機器再次全力開動，各色各樣的人等爭先恐後地在電視裏義憤填膺地“聲討”法輪功，再時不時再插上一兩個觸目驚心的“自焚”恐怖鏡頭……於是“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很“自然”、又很“自覺”地接受了新華社關於“自焚”事件報導中的最後結論：“如果沒有‘法輪功’，如果不相信邪教，這些無辜的人們、這些天真的孩子怎麼會有如此悲慘的結局！”
──誰還能說黨不“英明、偉大、正確”？！……
至此，我想我們已經能夠回答引子裏提到的問題了：“自焚”者是不是法輪功學員對於鎮壓者和被鎮壓者確實都非常重要。是，就說明“鎮壓有理”，或至少能讓更多人相信“鎮壓有理”；不是，那無論是“自焚”者還是因“自焚”而變得處境更糟的被鎮壓一方就更冤了。
在國內媒體的一片“聲討”之聲中，海外的法輪功學員開始出面接受採訪、發表聲明，反復強調法輪功有明文規定，不能殺生、不能自殺，絕不會號召成員去“自焚”，而且煉法輪功沒有任何組織上的“入會”程序，只說你按法輪功的“心性標準”要求自己，就算是煉法輪功的，沒有做到就不算，哪怕你天天做動作，所以海外法輪功一聽“自焚”立即就知道這些人是冒牌貨；
他們苦苦地解釋著，然而這些說法聽來卻似乎不像“自焚”的恐怖鏡頭那樣“真實可信”；同情法輪功的人士則表態說如果人民已經被逼得去“自焚”，只能說明政府應該反過頭來檢討自己的政策。
不過，這些聲音國內的百姓是聽不到的，新一輪“反法”宣傳只管如火如荼地進行。不管怎麼說，死了人總是真的，“自焚”總是真的，只希望倖存者能保住性命，只希望不要再有新的悲劇發生，只希望“癡迷者”能早日清醒……
“自焚”之後續故事
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自焚”後的第二天，海外網站就有人撰文稱：天安門“自焚”與十年前的小說《黃禍》第二章中的情節有驚人相似。小說中安全部買通絕症病人製造自焚事件以便為鎮壓製造藉口：
……
只剩下一件事有人說過，至今沒有人做──自焚。
自焚不像絕食可以當面絕，背後吃。汽油一燃起來就要經受裏裏外外每個細胞每根神經每滴鮮血燃燒的過程。在這個利潤的時代，這種沒有一絲賺頭的殘酷獻身幾乎不可能想像。然而公安部長的想像力卻不那麼悲觀。他確實找到了一個，而且通知了外國記者，讓他們帶著所有記錄和傳播的工具，趕到天安門廣場。……
“她來了。”公安部長的聲音喜憂參半……
她是個癌病患者。兩個乳房被挖得乾乾淨淨。未婚夫嚇跑了。癌細胞擴散到全身。醫生斷言她只有半年好活。她等不及，自殺過兩次，都被家裏人及時發現，硬救她活過來。打著“人陣”招牌的公安部人員許諾，只要她用自焚的方式死，就給她家三百萬元錢……
“六四…… ”姑娘顫聲張開黑洞洞的嘴。交易規定她必須在點火前喊出口號，以證實她是為“六四”翻案而不是為別的事自焚。她背了無數遍擬好的口號，到頭來還是沒記住。“……翻案……”只出來兩個詞。
好在也夠了。火苗從打火機上竄出。那是事先一試再試絕對保證一打就著的防風打火機。然而就在火苗竄出的同時，一隻巨手已經抓住了打火機。陸浩然（註：小說中中共當局的最高層人物）幾乎要喊出聲來，功虧一簣！火苗沒接觸到汽油，姑娘沒有被點燃。另兩個大漢已經抓住她的身體。她再掙扎也敵不過三頭大猩猩。何況她半點掙扎的意思也沒有，一動不動。全部過程只有零點幾秒。打火機眼看著進了大漢的手。突然轟地一亮，姑娘化做一團爆發的火球。三個大漢被彈射的火燄撲面打翻。火團中發出一聲姑娘淒厲的長叫，如同野獸，只分辨出其中兩個字：“……騙──我──”她像颶風一樣撲向廣場人群。
需要順便提一句的是，已經暢銷十年的《黃禍》在“天安門自焚”之後不久就在中國大陸被“取締”了──“自焚”製造者之“此地無銀三百兩”由此也可見一斑。
接下來的幾天裏，海外媒體連續發布了從中央台“自焚”錄像和新華社報導中發現的“三大疑點”、“七大疑點”、“十大疑點”，包括：
1、警察先到位然後自焚者才開始點火；
2、天安門廣場並沒有滅火器，警察也不從背著滅火器巡邏，怎麼可能在火點起來一分鐘之內備齊幾十個滅火器及滅火毯？
3、“自焚”的畫面遠、中、近景俱全，多部攝影機多角度同時拍攝，最近的拍攝距離離“自焚”現場不到二十米。若非事先安排，豈能如此完備？
4、新華社對於敏感新聞的發稿向來需要經過多次審稿，但這次兩小時內就發了英文稿，動作快得令人起疑；
5、“自焚”的“王進東”全身燒得漆黑，卻能聲如洪鐘地坐在地上喊口號；
6、“自焚”中嚴重燒傷的12歲的小女孩劉思影氣管割開後很快就能唱歌，完全不合醫學常理；
……
十二天以後，著名的《華盛頓郵報》在頭版發表報導《自焚的火燄照亮了中國的黑幕──當眾自焚的動機乃為加強對法輪功的鬥爭》，裏面公布了菲力普。P.潘（Philip P. Pan）深入“自焚”中當場死去的劉春玲生前所在城市河南開封調查後所得的驚世事實：從來沒人見到劉春玲練過法輪功。
很快地，海外法輪功成員從中央台的“自焚”錄像中發現了若干漏洞，其中最明顯的是，電視錄像清清楚楚地顯示：“自焚”發生的時候，劉春玲的腦後結結實實挨了一悶棍，然後她才應聲倒地……與其說她是被燒死的，不如說她是被打死的！……
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更是於2001年8月14日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正式聲明稱：“中共當局並企圖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焚事件為證據來誣陷法輪功。然而，我們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錄像分析卻表明，整個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導演的。我們現有該錄像的拷貝，有興趣者可來領取。”
據說這份聲明公布後，參加聯合國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噤若寒蟬，連抵賴的機會都放棄了。
“自焚”事件兩週年，剛剛成立兩天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便宣布將“天安門自焚”列為其第一個追查對象並公布了第一批取證人名單；四個多月以後，該組織公布了委託台灣大學語音實驗室對中央台《焦點訪談》節目中前後出過三次的“自焚”倖存者“王進東”的語音鑑定報告，結果證明三次出現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
“自焚”背後之史無前例
也許，到此為止，對於“自焚”是真是偽已經不需要再作甚麼討論了。在“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我黨製造個把謠言和慘案並不是甚麼新鮮事。然而“天安門自焚”之所以可以被稱之為新世紀第一紅朝謊言，是因為它所掩蓋的這場迫害之慘烈以及被迫害者在迫害之中的表現之壯烈都是空前的；迫害與反迫害所挑戰到的社會倫理、社會道德和社會體制問題的廣度和深度是空前的，而法輪功問題的進一步處理方式甚至有可能關係到整個中共政黨和政權的存亡問題。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報導，迄今為止，能通過民間途徑被證實的迫害致死案例已達791起，而據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內部統計，拘捕中的法輪功學員死亡人數高達1600多人。被關押人次超過10萬，上億的法輪功學員及其家屬四年多來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迫害中家破人亡、為逃避迫害而妻離子散、流離失所者更是數不勝數。
僅僅是這些數字聽起來就已經夠驚人的了，但這一場迫害之慘烈並不停留於這些表面數字，而更在於迫害中所使用手法之殘忍和反人道、反人類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境地。
一般人認為，坐牢、失去自由就已經夠悲慘了；但對法輪功學員來說，悲劇卻不僅限於此。他們的坐牢與其他人坐牢所不同的是，其他的人坐牢時，所失去的只是人身的自由，而法輪功學員被送進牢房的目的卻只有一個：改造思想、放棄修煉法輪功。
在國內法輪功學員冒著生命危險傳到海外的不足冰山一角的迫害實例中，我們會讀到太多的恐怖故事：電刑、站刑、坐刑、火刑、跪刑、銬刑、注射精神藥物刑、放狼狗、毒蛇和蠍子咬刑、新時期炮烙刑、細菌刑、吊刑、灌辣椒水刑、灌屎灌尿刑、月經紙塞嘴刑、當眾強姦刑、十五天十五夜不許睡覺刑、電棍插入陰道放電刑、四把牙刷綁在一起毛面朝外插入陰道用手搓轉刑……
“日本鬼子”和納粹分子都不曾對自己的人民使過的慘無人道的酷刑每天都在用人民的血汗錢建起來的監獄、勞教所、拘留所裏“和風細雨”般地悄悄進行著，直至將活人逼死，或把逼不死的人逼瘋……
也許善良的人們難以相信這一切，但只迷信於暴力的鎮壓者卻認為只要加大“打擊”的力度，就一定能將被鎮壓者征服。在手握著整部國家的強大機器和所有國家資源的時候，這多麼年想打倒誰會做不到？
但這一次確實遇到了意外。獨裁者所不能理解和相信的是，存乎於人心的精神力量之頑強和強大是任何強制機器都不能比擬的。
在鋪天蓋地的謠言攻勢和所有的監獄都張開大嘴的時候，手無寸鐵，除了自己以外一無所有的法輪功學員曾經顯得那麼被動無助；而且他們還顯得那麼“天真”，執拗地認為鎮壓的發起僅僅是因為政府不了解法輪功，於是選擇了上訪這個途徑，想向政府“反映情況”，卻發現信訪局的門口蹲滿了警察，來一個抓一個，有去無回。
於是，不知從哪天起，法輪功學員的“講清真相”變成了面向民眾，方式是自製傳單、VCD光盤、標語等在公共場合張貼或散發。這種“講清真相”中所蘊涵的艱辛和驚心動魄也不是許多人能夠想像的。製作傳單的大多是流離失所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在經濟上已經被卡斷了脖子，而自掏腰包製作材料的結果面臨的可能是警察的當場射殺。
在追蹤和反追蹤中，數不清的秘密“資料點”遍地開花地運轉著，有的資料點一個點所製作的傳單就達到了百萬份之多；“資料點”被破獲後被處以十幾年重刑的人數也在不斷地增多；而特別要提及的是，曾被當局用來栽贓法輪功的“天安門自焚”，到頭來卻變成了法輪功學員“講清真相”的最有力工具。大名鼎鼎的光盤刻錄軟件“Nero Burning Rom”（尼祿焚燒羅馬）問世以後，個人使用它刻錄得最多的光盤既不是大腕歌星的專輯，也不是好萊塢的熱門電影，而是數以千萬計的“天安門自焚案真相”VCD；冒著殺頭危險插播有線電視節目的法輪功學員所播放的影片中，必定也有《是“自焚”還是騙局》！……
也許冥冥之中確有某種應該讓人類敬畏的因素。古羅馬的暴君尼祿故意在羅馬城縱火，然後嫁禍於信仰基督的人，使基督教遭受了早期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迫害。許多年以後，當歷史翻過那一頁，人們才意識到，“Nero Burning Rome”（尼祿火燒羅馬城）的那一刻，正是羅馬帝國的盛衰之交；那一刻起，凱撒的羅馬便滅亡了，便成了殉道者的羅馬。而當歷史的車輪駛進了21世紀，與新版“Nero Burning Rom”（尼祿焚燒羅馬）──“天安門自焚”這個新世紀第一紅朝謊言相關聯的一切卻還沒有結束。
紅朝謊言難以為繼
對法輪功的迫害挑戰了人類的道德基礎。面對謊言與虐殺，每個人在道義上做出甚麼樣的選擇？
迫害挑戰了中國的政治體系。當一個人的意志可以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而將整個國家拖入一場曠日持久勞民傷財針對上億修煉人眾的迫害、又因恐懼著迫害的後果而甘冒罵名死不下台的時候，整個社會的政治危機和政治風險正因新舊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而日益加劇；
迫害挑戰了中國的經濟體系。為維持這場大規模的迫害，四分之一的國力被投了進去。當國民經濟已經因為官僚腐敗、金融黑洞、銀行呆壞帳、巨額財政赤字、巨額國有資產流失、信用危機、統計數據造假、國有企業全面破產、城鎮農村失業率高企、貧富差距空前擴大而危機四伏、千瘡百孔之時，因維持鎮壓而造成的財力上的難以為繼隨時都可能引發中國經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而使之全面崩盤；
迫害挑戰了中國的法制體系。當專為鎮壓法輪功而成立的新時期“中央文革小組” ──“辦公室”凌駕於黨、政、公、檢、法、司之上，以口頭傳達、看過即燒的“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代替法律的時候，當身披警皮的“人民警察”們在“轉化率”的逼迫下“合法”地幹著土匪都幹不出的殘忍之事的時候，整個國家又回到了靠特務和恐怖統治的無法無天時代。為給法輪功學員騰地方，真正的罪犯被釋放回社會，全國公安、勞教、監獄系統的警察長時間超負荷運轉，都已經被迫害拖得精疲力竭，而不再有精力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迫害挑戰了中國的新聞體系。當整個新聞界再次像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樣充當打手和幫兇的時候，新聞界的良心、職業道德、新聞自由根本無從說起。本應由新聞從業者擔當的報導事實、揭露不公的任務卻正由法輪功學員冒著生命的危險在替他們承擔；
迫害挑戰了中國的教育體系。當中小學生都被裹脅進了反法輪功“運動”、批判法輪功的題目被放進高考題的時候，“為人師表”、“百年樹人”的教育界所扮演的角色令人擔憂；
迫害挑戰了中國的文化體系。當文人、藝人們為政治任務拍出完全顛倒是非黑白、為劊子手鍍金、為酷刑殘殺喝彩的電視連續劇的時候，人們會再一次質問，中國的文化界、藝術界還有沒有擁有獨立人格和良心道德的可能；
迫害挑戰了中國的價值體系。當“真善忍”被宣布為“非法”，當嗜血的殺手將民眾用暴力征服一部份，用利益收買一部份人，用謊言欺騙一部份，用粉飾的太平麻醉一部份的時候，中華民族傳承了幾千年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體系正在被連根掘斷，“捨生取義”、“邪不壓正”的信念正在被“有奶便是娘”取代。在共產主義全面破產的今天，整個民族將信奉甚麼？
迫害挑戰了“一國兩制”和“和平統一”。引發香港回歸七週年紀念日50萬人大遊行及香港政治風暴的23條立法的真正原因其實就是因為與大陸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的法輪功活動讓鎮壓者丟盡了臉面，已經成了江某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一日不拔就看著難受，而承認“一國兩制”就只能眼睜睜看著香港的法輪功學員日復一日向每日裏來自大陸的川流不息的旅遊者發放揭露迫害中的謊言的材料，包括播放“自焚”疑點分析的錄像影片。而海峽對岸的台灣呢？修煉法輪功的人數已經從鎮壓之初的五千多人增加到今天的三十多萬。已經充份擁有了信仰自由和實現了民主選舉的台灣民眾願意投入那充滿了血腥之氣的“祖國”的懷抱嗎？這也很讓人懷疑；
迫害挑戰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鎮壓伊始，美國、加拿大等政府便紛紛表態譴責鎮壓，“國際特赦”等著名人權組織更是因江氏迫害法輪功等罪行連續幾年將之評選為“人權惡棍”。為躲避前來抗議鎮壓的法輪功學員和其它團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主席”外訪時卻不得不丟人現眼地從垃圾道出入下塌之處。最要命的是，鎮壓進行到兩年多時，法輪功學員開始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將包括江澤民在內的9名中共高官和“610辦公室”告上了國際法庭，並已得到國際頂級人權大律師的支持和幫助。成立類似於二戰以後專審納粹戰犯的特別國際法庭來對江氏的罪行展開審判的呼聲日高，“全球公審江澤民大聯盟”成立在即，“獨裁者最壞的夢魘”──被押上正義法庭，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街頭劇頻頻在各國上演……當初為了說服世界中國已與世界“接軌”而簽下的一個個國際條約今日也變成了“獨裁者最壞的夢魘”：按照這些條約，江氏及其追隨者足夠一千次地被押上法庭。為了“死要面子”，江氏號稱“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起訴案的繼續，中國司法部也公然違背海牙公約，不敢履行將法院傳票送達至被起訴於美國法庭的中國國安部、公安部和中央電視台等，還以為國際社會跟中國一樣，“法律”可以跟著“政策”走呢。種種“駝鳥政策”不但讓國際法律界嗤之以鼻，也讓國際社會不得不質疑，中國有沒有走出“文革時代”；
……
迫害中盡失的民心就不用說了。如果新一屆政府沒有勇氣和果敢與江氏的錯誤決定徹底決裂而結束這場荒唐的迫害的話，那麼隨著新世紀第一紅朝謊言及紅朝建政以來的無數謊言被一個一個地揭穿，由謊言支撐、靠謊言統治的紅朝體制也將難以為繼。
（原載人民報）
關於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