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5月16日】我叫蔡英姿，是日本法輪功學員，於2003年1月24日帶著2歲5個月的孩子回大連的公婆家過年，行程共21天。在這期間除了陪老人上街買東西之外，幾乎是足不出戶。可是在我將要返回日本的前兩天，也就是2月12日下午兩點多鐘，我正哄孩子睡午覺時，有人敲門找我（一女三男），說是大連市安全局的，想跟我談談，了解了解海外情況，一會兒就送我回來，還特意讓我帶上護照。我信以為真，一分錢也沒帶便跟他們走了。轎車在大連市長生街附近的一所破舊日式兩層樓前停下，當我進了那扇鐵門之後，我意識到不對勁兒了。他們把我帶上二樓，有四名年歲不等的男子早已經坐在辦公桌前等著我們，一副審問犯人的架式。他們讓我坐在離他們不到三米的地方，並扣下我的護照，然後那個女人把我帶到旁邊一間毫無遮攔，玻璃破碎透風的小房間，搜遍我的全身；這是在沒有行使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進行非法行為的開始。之後他們把我帶回剛才的房間，開始了長達36個小時的拘留審問，整個過程所有窗口全部都用窗簾擋上，不分白天黑夜點燈進行，足見其見不得人的罪惡勾當。
當我坐下時，一名40多歲的男子很得意地告訴我說：他是廣西省梧州市國家安全局的人（我父母家在廣西省），特意從廣西跑到大連來找我。根本不是大連安全局的，聽審問我的那幾個人全是地方口音，我知道沒假，我趁去衛生間的機會，知道一樓會議室還有一些幹部和其他工作人員，大約十幾人吧；為了我這樣一位回家探親的兩歲孩子的母親，僅僅因為修煉法輪大法，帶了一些真相材料給親朋好友看，便如此大動干戈，實在令人費解，不知道這無聊的把戲要耗費人民多少財富。
他們審問的頭一句是：“你甚麼時候開始煉法輪功的”。我便借機會給他們講我修煉得法的過程，是怎樣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可是他們似乎無動於衷，只讓我“交待”在大連如何得的大法書，與甚麼人聯繫。我便告訴他們當時大法傳遍整個中國，大連市大小公園都有煉功群眾，那時到處都能買到大法書；由於他們手上沒有任何這方面證據，便不再追問。
接下來他們讓我把2001年往國內給甚麼人寄的是甚麼真相材料，寄了多少和2002年春節前後帶甚麼真相材料回家，數量，給甚麼人等細節“交待”清楚及這次回家都帶些甚麼東西。我說：“事情是我做的，但是我沒做違法的事，沒甚麼可交待的，我只是希望我的親朋好友能知道事實真相，不被謊言矇蔽。”他們見我不回答他們的問題便緊接著說：“你不要以為你不說我們就不知道，你去年幾號幾號回國，先回大連幹的甚麼，又在廣州呆了幾天，又回廣西父母家住幾天，甚麼時候走的，我們一清二楚……”我說：“既然你們甚麼都知道，我也沒甚麼說的”。但是他們一口咬定我帶大法資料是“違法的”，全然不顧事實，他們甚至揚言要去抄我公婆的家。於是我又給他們講了“天安門自焚”案的疑點和所謂的豪宅真相。他們長期被官方洗腦，中毒很深，表現出根本不相信所謂的自焚是少數當權小人製造的把戲，也不相信中央電視台會播放假東西騙人。我勸他們看看那些真相材料，看看法輪功的書。現在大法傳遍整個世界，試問不好的東西怎麼會如此受到各國人民和政府的歡迎呢？
到了晚飯時間，他們也沒有放人的意思，我拒絕吃飯抗議他們對我的扣留，他們就讓我坐在椅子上過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早上，看守我的那個女人威脅我說：“我們有的是時間，你熬不過我們的；你孩子那麼小，你不想她嗎？你有一個這麼好的家庭，你不想想自己的前途？我勸你不要抱任何幻想，不交待清楚，你走不了的。再這樣下去把你帶回廣西，到時候送你到勞教所，回頭那孩子都不認識你，整個不成人樣兒，那就不是現在這個待遇了，把你交給公安局，你就有苦頭吃了。”
我笑了笑說：“是你們把我騙來的，是你們不讓我回家，你們能幹出甚麼事來並不奇怪，我了解很多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事實。”看來他們並非像我所想的一點不了解事實。
早飯時他們勸我吃飯，我不吃並告訴他們，我不是犯人，我不吃這裏的東西，你們放我回家。他們不肯，又威脅我說：“你不配合政府，態度不好，不能放，把你帶回廣西交給公安局，他們可沒有我們這麼有耐心，隨便找個藉口就能判你一年勞教；只要你交待清楚，就放你回日本。”一副邪惡的嘴臉。
到了中午，飢餓開始折磨我，我又一次要求他們放我回家，心情也變得焦慮起來；我想起在日本自由煉功學法的日日夜夜，想到明天中午就要起飛的飛機，想到肚子裏才兩個月的胎兒，心裏不禁有些難過，勞教所裏大法弟子悲慘的經歷不時湧上心頭，我發現怕心開始動搖我，我真的很想回家……。
下午進來一位幹部模樣的人，開始了新一輪洗腦攻擊。先是對我進行所謂愛國主義教育，把極端的民族主義推向我；還舉了很多例子，試圖引起我對日本民族的仇恨，引起我對美國人民的仇恨……。他走以後，原來審我的人偽善地過來勸說：“這是我們局長，說話算話，他都說了，你就把剛才的幾個問題交待一下就可以，說了就給你護照，讓你回日本，你考慮考慮，不要太固執，其實你不說我們也都知道，你把材料寄給了誰，我們大老遠跑來就是為了核實一些問題，你說幾句就完事，總得給我們一個台階下。”
就這樣，我被他們說動了，急於回家，回日本，急於離開這裏的念頭一下子佔據了我的心，我作了讓步，說了幾個同學的名字，回答了他們的一些問話。可是他們並不甘心，又追問我在日本平時都與誰聯繫，資料的來源，在哪兒發報紙，開法會時甚麼情況等等情況；他們甚至能說出幾位日本學員的名字來問我認識不認識。我借機會向他們講了大法在日本洪傳和世界洪傳的情況。由於實在問不出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也進行不下去了，從下午3點左右到晚上10點沒有人來問我話。我一個人坐在房間裏，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錯誤，對不起自己的同修和同學，更對不起給我健康身體、教我做好人的師父。這七個小時的安寧，對我而言是一種難耐的心理折磨。樓下不時傳來電視的音樂聲，那群人的笑聲，我覺得那像邪惡勝利後的笑聲，對我的恥笑；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去面對那些日日風吹雨淋、為呼籲國內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而奔波的日本同修，我的精神變得極度疲憊。到了半夜，他們又來審我，並要求我寫一份不違反國家法律的保證書，我麻木地簽了字，他們才把護照還給我。這兩天我共簽了6份問訊筆錄和1份保證書。
送我走時，他們給了我他們的聯繫電話和電腦網址，還要了我的電話和住址，並再三叮囑我：回到日本後一定要經常與他們保持聯繫，千萬不要把他們審我的事告訴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雙方父母和日本法輪功學員，否則後果嚴重。我知道他們想利用我，給他們提供海外情報。他們非常害怕自己的非法行為被世人知道。我告訴他們，我知道怎麼做，於是他們把我送回家。
因為上述的經歷，回到家裏，我並沒有得到安寧。公婆開始逼我放棄大法的修煉，說如果我不聽，為了丈夫的前途就讓丈夫與我離婚，讓我失去孩子和家庭。面對這兩位經歷過文革，飽受過難忘的心靈折磨的老人，同樣煎熬了36個小時為我擔憂的老人，我心如刀絞。中國的宣傳讓他們如此仇恨大法，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可憐的老人，又一次受騙，又一次為了保全家庭，做出不該做的事，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因為上述的經歷，回到日本，丈夫也開始逼我，不讓我和任何大法弟子來往，不讓我對任何人說自己是煉法輪功的，否則與我離婚，甚至要求我打掉肚子裏的孩子。對中國制度和運動的恐懼，使他父母和他變得如此殘酷，我不禁一陣傷心，更為中華民族的坎坷命運感到悲涼。我面臨著家破人亡的命運，這是我這個才學會、才心甘情願、懂得煉功做好人的普通人永遠也無法明白的殘酷現實，真不知道那些在國內的大法弟子又該是怎樣的遭遇。
從我離開大連，返回日本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法輪功一天不平反，我將一天不能回到中國。想起他們不讓我向任何人提及我受審一事，並讓我與他們經常保持聯繫，還鼓勵我繼續參加日本的大法活動的話，不難想像他們的險惡用心。是想把我培養成他們手中的工具嗎？如果我不提供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所謂情報，他們又將作出怎樣的回應呢？儘管我回不去我熱愛的祖國，無法再看望年邁的父母，我也絕不會出賣自己的良心，淪為他們的工具的。
借此我聲明2003年2月12日下午至2月14日0點30分在大連被廣西梧州市國家安全局審問期間所簽的一切問訊筆錄和保證書內容全部作廢。
蔡英姿
2003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