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12月28日】我因99年10月到天安門煉功被非法關押判刑三年，於2001年4月被投入范家台監獄，剛到監獄，惡警們就安排了4名刑事犯對我進行24小時監控，不能自由與人交往，就在監區的範圍內都沒有任何自由與私人空間。當時的監區領導杜教導員找我談話，口口聲聲說不會強迫轉化，又要我學聰明點不要給自己找苦吃，何管教在對我的搜身時把我幾張剛滿月的小孩照片給搜走了，不許我自己保存，我不明白為甚麼其他犯人都可以保存相片我卻不能，到底是誰沒有人性。
對我做所謂的轉化工作最多的是教育科的張海斌和熊××，其中熊表現很邪惡。說不了幾句話，滿口罵人的話，每次談話他都生怕罵老師、罵大法少了，以為他罵人的話說的越多，我就會轉化。
經過多次洗腦我仍不屈服，惡徒們就開始不讓我睡覺，等到晚上它們就要我寫去天安門的經過，思想匯報呀之類的，每次我都把這當成洪法的機會認認真真地寫，所以一寫就是三、四點鐘，後來我才明白它們就是利用這不讓我睡覺。
6月1日我被調到五中隊。與我同在五隊還有一位大法弟子叫孟祥龍的，他比我早去幾天。只幾天時間，我發現孟祥龍全身曬的很黑，人也憔悴了許多，簡直是變了一個人。
剛到五隊由於我對邪惡認識不充份，天真的想，其他刑事犯能做的我也一樣能做，自己一開始心情還很輕鬆，其實新一輪的迫害已經開始了。
第一天出工，早上四點鐘就被叫醒。洗漱完後，馬上就是給一個饅頭，一點稀飯。饅頭還沒有吃完就要出工了，頭上還頂著月亮就到了坯場。當東方剛現魚肚白時，製磚機就隆隆地運轉起來，這時磚坯就源源不斷地運了過來，一天的苦力開始了。和我同時化洋車的還有另一名刑事犯，也是我的監督組成員中的一名。本來應是兩個人各一半的，而他只化了四分之一，其餘的都要我化，滿車坯都要在三四分鐘之內化完，這樣下來一天勞動基本沒有停頓的。記得那天下午，由於天氣不好，水坯車稍來晚了一點，其他人都在坐著等水坯車來，這時一個姓陳的警察來到我跟前，要我站起來，不允許我坐著休息，這時已經幹了十多個小時，人已經很疲勞了。由於自己有執著、怕心在，對這些無理要求也沒有做堅決的抵制。
終於到了八點鐘，磚機停了下來，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回到監室後，吃完晚飯，洗完澡後就已經十點鐘了。這時其他犯人都可以去休息了，而我和孟祥龍卻分別被關在了兩個屋子裏寫思想匯報。等到值班警察來收時已是深夜一兩點鐘了。第二天早上4點又要起來，重覆前一天的工作。就這樣堅持了十幾天，身體越來越疲倦，終於堅持不住了。
記得那天下午，天氣越來越熱，我實在做不動了，幾個包夾的犯人就前推後搡地強行要我繼續幹。每當這時，值班的警察就會悄悄離開工地。幾個包夾犯人彷彿是受到了鼓勵，有的拿棒子，有的折樹條，肆無忌憚的對我又是罵，又是打，手慢了打手，腳慢了打腳。他們五六個人把我圍在中間，稍慢一下就會有棍棒上身，直到我實在拉不動車子了，邪惡之徒猛地把車子往前一推，我一下子控制不住連人帶車栽倒在副巷子裏，半天起不來。就這樣他們也不放過我，把我拉起來繼續幹。當時是疲勞至極，棍子打在身上都沒有了感覺，甚至想一頭栽到排水溝裏去，只有死才能解脫這痛苦。自己的正念確實沒有了，都是常人的思想在指導自己承受。當時雙手腫的很厲害，右手小指也被打斷了。孟祥龍當時也和我有同樣的經歷，他右手臂肌肉切斷，縫了二三十針，是不能做重活的。可惡徒卻不管這些，不計後果的迫害著我們大法弟子。孟祥龍表現得不錯，沒有讓他們收到滿意的結果。就這樣我們在五隊做了三四個月。由於當時在八中隊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方隆超私發舉報信，監獄就剝奪了不屈服的大法弟子的郵寄信件等合法權利。我們進行戶外勞動的，全部收入室內勞動，這樣我和孟祥龍相繼調到了三監區。
後來我從包夾犯人嘴裏得知，它們打人時警察有意離開工地，並指使他們不管以何種手段都要叫我們轉化，甚至是監獄法明文不准毆打、體罰的規定，犯人都可以不必遵守，所以它們才敢這樣瘋狂。
2001年11月底監獄搞了一個反××展覽，在全監範圍內散布邪惡謊言。當時全監的警察、職工、犯人都被強制要求去看展覽。我覺得這種誹謗，污衊大法的展覽是要堅決抵制的。於是我寫了一份抗議書，要求它們立即停止展覽，並進行絕食抗議。就這樣我被它們連夜上手銬關進了禁閉室。第二天大法弟子方隆超也參與了絕食抗議。邪惡的展覽搞了三天就草草收場了。禁閉室條件極差，只有牆角處有個大便器，沒有水龍頭，喝水，洗碗都在大便器裏接水，每次送進來的飯很少，根本吃不飽。在禁閉室一關就是兩個月，由於我的抗議書，當時“包教”我的黃管教隊長被撤，帶班幹部、兩名包夾我的犯人的減刑也被取消。
2002年1月，我從禁閉室出來回到三監區，我覺得不能服於它們的邪惡政策，於是我有意與孟祥龍講話、交流，這下把它們的邪惡神經拌動不輕。先是包夾犯人阻止我倆講話，我們理直氣壯的針鋒相對，我說憑甚麼不讓我們說話，你們都可以自由與人交流，我們為甚麼不行。包夾犯人自覺理虧，去找警察匯報去了。於是監區領導“包教”幹部都來找我，不許我們講話。我義正詞嚴的跟他們講道理，我說“你們不讓我們講話可以那拿出依據來，有哪一條監規，哪一條《監獄法》規定了不許我們講話”。他們無話可說，最後急了就說“我們有文件，上面有文件這樣規定的”。我心想：一定要它們把邪惡的文件拿出來曝曝光，我就說“你拿給我看，看了文件我再執行。”其實文件對我們沒有制約作用，結果它們始終不敢拿出文件來，只好把孟祥龍調到另一監區去了。
當時的勞動是從事寶石生產，在強光下用放大鏡工作，由於沒有任何保護措施，而且工作時間很長，從早上6點至晚上10點，三月份視力開始下降。
2002年4月7日監獄把我們大部份法輪功學員集中到一起，成立了四監區，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轉化”迫害。這時法輪功學員已經增加到三十幾人，我看到廖元華耳朵上還包著紗布，傷勢很重，耳朵揪成一坨，據悉是在禁閉室被幹部指使犯人給打的。
這次集中“轉化”迫害，集中了沙洋局各大監獄管教幹部，他們剛來時還信心十足，想把這次任務當作自己管教工作中重要一課，運用自己幾十年的整人經驗，體現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們找我們的談話次數很多，我們也運用這次機會向這些做我們工作的幹警洪法講真象，從道理上他們完全站不住腳，所以談話每次他們都談不過我們，記得給孟祥龍的談話他們已經感到了自己理屈詞窮。
他們對我們進行了洗腦式的“學習”，把那些誹謗、污衊大法的各種新聞報告、講座從早到晚的播放，強迫我們收看。當這些起不到任何作用後，他們又回到了他們最擅長的整人老路上來。它們沒有事找事，要我們把曬乾的磚坯入庫，這些本來是用拖拉機運送的活它要我們每個大法弟子拉到坯庫，每車坯有一千五百斤左右，路上要跑幾百米入庫後還要卸下來擺放整齊，就這樣每天要往返五六十趟，有時它們又把我們拉到好多年沒有清理的排污溝裏去挖污泥，總之想盡辦法把些髒活，累活叫我們幹，但這些都是徒勞的。
當時我覺得應該抵制它們的一些命令要求，如：拒絕唱一些犯人的歌曲，背甚麼罪犯規範，於是它們惱羞成怒拿我開刀了。
那天上午我們三組的人被集中到一個監室，警察也一個個進來與我們相對而坐，房間擠滿了人，氣氛很緊張。我們還沒有搞清楚怎麼回事，這時李“博士”開始講話了他故作鎮靜的說：“今天開個批鬥會，批鬥的對象就是張愛民。”它們命令兩個包夾犯人把我像文革中批鬥地主、反革命那樣把我架飛機，我拚命掙扎它們就上來幾個警察幫忙。李“博士”還在一旁指揮“把腳抵著”“把手抬高”，就這樣我被它們架著開始了批鬥，李“博士”先講了一大堆雷鋒事蹟，又講到要學雷鋒，中心結論是：不唱雷鋒歌就是不學雷鋒，最後給我扣上了與人民為敵的大帽子。帽子扣上了，接下來就是包夾犯人一個個的表態，然後是一個個幹警批判。整個鬧劇演了一個多小時，我就被它們一直架著。我始終頭轉向一邊，沒有向它們低頭。等整個批鬥會開完，我的腳已經失去了知覺，不能站立。這時惡警命令我把手放在膝蓋上坐正，我對此置之不理。有名的打手張百毛（警察）跑過來對著我的手就是一腳，踢得我的左手頓時腫了起來。我這個年齡的人，沒有經歷過文革式的迫害的滋味，這就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上演的又一次文革。
當然迫害不僅僅是這些，幾天幾夜不讓閤眼，是經常的事。我看見廖元華五天五夜不讓睡覺，而且晚上被強迫罰站，一站就是一夜，沒有任何理由。它們把大法弟子王均震雙手像架飛機那樣反銬在雙層床的上層床架上，腳尖巔起，就這樣吊著，一吊七個多小時。
在這期間我們視力開始急速下降，我多次找到監區領導要求它們給予檢查，但是都被置之不理，不予以任何治療和理睬。
經過了進三個月的“轉化”，它們在我這沒有甚麼收穫，於是以我不認罪伏法為理由，又一次關進了禁閉室，和我同時關禁閉的還有廖元華，在禁閉室裏他也受到了包夾犯人的毆打。
到這次“轉化”風浪的後期，李“博士”也沒有當初的神氣了，談起話來都是哀求學員，它好交差。除特別邪惡的少數人以外，大部份幹警對我們也有了重新認識，後期他們只不過是為了敷衍工作罷了。
2002年9月底中秋節剛過，邪惡不甘心失敗，把我、孟祥龍、趙詢、廖元華挑出來，成立了一個嚴管組，想用這來嚇倒學員，阻止寫嚴正聲明修煉大法的浪潮。
成立初期邪惡很猖狂，烏雲壓頂，幾個邪惡的包夾犯人一下子來了精神，彷彿又有用武之地了，但我們心裏清楚，這時的邪惡已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多久了。
嚴管組的作息時間是早晨五點起床，六點不到就到八隊去分級。分級是八隊最辛苦的工種之一，日曬雨淋，沒有休息。晴天一身窯灰，雨天一身泥。到下午收工後，馬上進行列隊訓練，到晚飯後開始“上學習”，“上學習”到11點子才能休息。
這時我們已經不像入監初期那樣完全受邪惡擺布了，正念上來，邪惡反倒不敢把我們怎樣，幹起活來不緊不慢，走起隊來也是應付，所以不覺得怎麼難受。只是天氣已經入冬了，每天得洗個冷水澡（八隊的犯人幹完活可以洗熱水澡），體溫半天恢復不上來。惡警們也有意整人，洗完澡馬上要我們到風口上去站軍姿，北風呼呼吹在我們身上，操場上就我們站著，其他人都躲在室內禦寒。於是我們就利用這機會背經文，交流共勉，這難得的包夾犯人不在身邊的機會對我們太珍貴了。
到了後期，嚴管組只是個虛名，許多大法弟子也都相繼寫了嚴正聲明重新修煉大法，整個形勢在向好的方面轉化。邪惡也知道這次成立嚴管組的圖謀又落空了。於是，今年1月份，嚴管組就不了了之了。
進入今年以來，整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大法弟子們都堅定地以各種方式揭露著邪惡，邪惡也沒了精神，沒了精力，很多大法弟子都堅決的抵制邪惡的一切命令。大法弟子們的正念對邪惡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如：今年6月，邪惡之徒剛要強打精神，在監區大會上規定不完成生產任務的中午就要嚴管、走隊列，想用這來強制我們勞動。而我們幾個，如：趙詢、廖元華、李發兵等大法弟子根本就不買它們的帳，嚴管也不予理睬，結果這個規定還沒實施，就流產了。
在幾年的被迫害中，我們與絕大部份有良知的包教幹警都相處得不錯，他們也知道這種“轉化”是徒勞的，根本改變不了大法弟子對大法堅定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