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10月4日】我今年65歲，是退休的國家幹部。在沒有煉法輪功之前身患多種疾病：慢性結腸炎（83年就曾住院治療）、心臟病、三少（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頸椎病、腰椎病、骨質增生、子宮肌瘤、失眠、眼睛飛蚊等十幾種病症，特別是慢性結腸炎和頸、腰椎骨質增生壓迫神經，我吃不好、睡不好。看了不少的醫生，吃了不知多少藥總不見好，真是生不如死。就在這難熬的時刻，是法輪大法救了我。93年3月25日我參加了師父兩個小時的講座。接著29日參加了師父的十天面授班。十天下來，就感到一身輕，神奇的功法使我從此告別了十多年的病魔，再也沒進過一次醫院，沒吃過一粒藥。不但我如此，我老伴也如此（也是修煉者）。十年來，我倆為國家節約了一筆可觀的醫療費用，同時使自己真正體驗了無病一身輕的幸福。
這麼好的功法，受到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歡迎。但是1999年作為國家主席的江××出於個人妒嫉，競在全國範圍內實施迫害，它“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的叫囂把上億修煉的群眾推到了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法輪功修煉群眾開始全面的迫害：抓、打、抄家、關、押、勞教、判刑、洗腦、送精神病院。我是受到迫害的一員，我多次被抓，姪兒被活活打死。
1999年7.20的下午，六個自稱是公安分局的警察闖進我家，把我強行帶到分局一科受審，8個多小時後，在我老伴強烈要求下才放回家。7月21日，我去省委找領導說理，領導不接見，也不理，反而強行把我送到我住地的派出所，非法關押審理了二天二夜。由於我沒交大法書籍，24日，街辦事處、居委會、派出所來了11人到我家抄家，搞得翻天覆地，甚麼都未搜到就灰溜溜走了。還要我每天早、晚去派出所“匯報思想”。當然我不會配合，他們又派人來監視我的行動，又經常打電話來干擾我們，把我的身份證非法扣押到分局至今未還。
1999年12月21日，我去北京上訪。在火車站，惡警把我綁架，關在火車站所在地派出所，與打架、小偷等犯罪人員關在一起。鐵籠子只有5個平方米，非法關押了七個人，裏面還有糞坑，臭氣熏天，別說不能坐，連站著都擠在一起。23日早二點多鐘，又把我送到市第一女子看守所，裏面關押著吸毒、販毒、賣淫的犯罪人員。惡警利用這些犯人來管我們這修煉真、善、忍的好人，還強迫我們與她們同床合被睡覺，又同廁所，而這些犯人中有不少是得了性病的。每天早上要我們與其他犯人一樣做體操，我們自己煉法輪功，惡警就把我們從隊列中拖出來，罰站12個小時，還用冷水灌腳。
12月25日晚6點鐘，惡警叫犯人把我們17名大法弟子拖到露天廣場上，把我們衣服、鞋子脫光，只留內衣內褲，三九寒天，把我們手腳綁起來強壓我們坐在水泥地上，還要我們不斷地移動位置。劉益萍、安基運、宋景秀等把內褲都磨破了，有的凍得全身發抖。到晚上10點多鐘，才讓回房間，洗的是冷水。第二天又強迫搞超負荷的勞動，從早上8點開始勞動，一直到晚上9點，甚至於11點，每天要勞動13-15個小時。有位叫鄧春燕的大法弟子不穿看守所的衣服，惡警叫女犯人強制剝光鄧的衣服，從一樓拖上五樓，往死裏打她，非要她穿上所裏的衣服不可。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15天，強行交300元的所謂伙食費，而吃的是豬狗都不願吃的伙食。
2000年元月份，我們找了一家能容納100多人的賓館開了一次法會。事後被惡警知道了，罰了賓館3萬多元，又把賓館的經理抓走（經理也是大法修煉者）。然後又要抓組織者，迫使我在外流離失所四個多月。由於我在外地與外地大法弟子接觸多了，被那裏惡警發現。我在那裏也呆不住了，臨走那一天，車站碼頭到處布滿要抓我的惡警，因此迫使我臨時改變路線，有家不能歸。
同年10月5日，我們一行20多人買了上京火車票，結果未上火車，在車站，被惡警以查身份證為名又把我們其中13人關到派出所一天一夜，強行要我兒子交200元，給抓人的惡警作獎金，又沒收一張100多元的火車票。然後，把我們送到洗腦班（即分局行政拘留所內）。在洗腦班，由於我不配合洗腦班的規定，10月19日惡警認為我與肖永雪、劉國芬、張惠芬等四人是所謂“頭兒”，對我們又是往死裏整。惡警高海（是拘留所裏有名的一號打手）把我從二樓樓梯口一拳打到樓梯中間，打下10步樓梯，我死命的抓住樓梯欄杆才站住。高海追下來又是一腳踢向我的腰部，我一頭栽下去，被站在下面的工作人員抱住，沒有栽死。高海還不解恨，下來又抓住我的頭髮朝頭上臉上身上用拳打、腳踢，當時打得我頭暈、耳鳴、鼻嘴流血，口腔粘膜脫落，舌頭半個多小時不能動，嘴角外邊打出一寸多長的裂口，鮮血直流。連與他一起工作的叫張靜的司法院幹部都看不下去。
惡警把我們四個人都打得半死，又把我們拖到露天下站著淋雨（那天是下中雨）。這時其他同修為了表示抗議也下樓來與我們並肩同站淋雨，我們由四人變成了13人。惡警氣得發狂，打電話到分局一科找來姓金的科長，金一來就對我們13人下毒手，一腳一腳地把我們踢倒，要我們跪著淋雨。還要按照他的要求，腰挺直膝不能彎，否則就用腳踢。一個65歲的劉月靜太婆當時被踢成小腿骨折，跪不了還要她跪，直到晚上8點多鐘才停手。但這時學員們被折磨得都站不起來了，只好就地坐著，連廁所都不允許上（這種殘酷的手段，連他們裏面的尚有良心的聶警官及食堂有一個工作人員也看不下去，這二人也陪著我們13人二餐沒有吃飯）。
在雨裏淋了十多個小時，真是飢寒交迫，衣服從裏到外全部濕透了，凍得發抖（13人中有6人是60歲以上的老人）。之後其他人回房間，而把我們四人又關在不到10平方米的鐵籠裏，禁閉了二個月，吃喝拉全在裏面，鐵籠外是男惡警的住房，他們來去要經過鐵籠子，我們解手他們都看到。
到2001年元月，被關進來洗腦的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有100多人，其中50-60歲的老人有半數以上，還有一個叫徐爺爺的70多歲。因我們都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轉化”，惡警就變著花樣來整我們。一天早上5點鐘叫我們起床，集合跑步，一直跑到中午11點40分還不停止，也不讓吃早餐，跑不動也不讓休息，不跑就拉出來拳打腳踢。到12點鐘開飯了，惡警才讓停下來，叫想吃飯的站這邊來，不想吃的原地站著不動。但我們100多人沒有一個動的，我們集體背誦師父的“論語”，把惡警氣得要命，就把一個姓韓的年輕大法弟子拉出來跪著，三個惡警用皮靴踢他的前後胸，又用釘子釘他手，把他的頭往牆上撞，殘酷至極。
晚上將100多人叫到北風口站了三個多小時，叫囂著訓話：“不轉化，就送到勞教所、判刑！”又抄床鋪、搜身嚴重違反人權。又有一次，幾個惡警對一位由部隊送來的年輕大法弟子抓住頭往牆上死命撞，又往死裏打。我們就制止他們打人，而惡警胡說他是強姦犯，我們要惡警說出強姦誰？為甚麼強姦犯搞到洗腦班來？惡警說不出來道理。我們為了抗議他們搞栽贓、陷害，就集體背老師寫的《論語》、《洪吟》。惡警喪心病狂拖軍人走，我們不准他們拖，第一天截住了，第二天來了40-50個防暴隊員，加上惡警共60-70人，對我們打的打，拖的拖，被打傷不計其數。就是70多歲的徐爺爺也被高海用長竹篙子打了三竹篙，被打腫了三個大包（腫塊）。到過春節時，惡警強迫我兒子交了2000元。這樣才算結束了一年零四個月的牛馬不如的生活。
2002年5月9日早晨，由於我發真相資料，再次被惡警劫持進洗腦班。這次惡警更加邪惡，用二、三個工作人員對一名大法弟子。三名洗腦班工作人員對我一個人進行強制性地洗腦。同修之間不能見面，不讓吃飽飯，以餓不死為原則。每晚深夜二點才讓睡覺，早六點就叫起床，中午不讓休息，不斷地灌輸邪惡的宣傳東西。由於長期不讓睡覺，許多人受不了，加上猶大的欺騙，又搞逼供，部份大法弟子寫了“三書”，有不少是不堪折磨違心表態的。到6月28日，只剩下二樓一個李婆婆，三樓也只我一人。惡人把我從三樓拖到一樓房間，要我站在寫滿謾罵我們師父的字上及站在誹謗師父的漫畫上，我不站，惡人就拖我站上。我抵制他們說：我們師父是偉大的。惡人就用香水精噴射我的眼睛，害得我眼睛難受幾個小時。
從6月28日開始50多個洗腦班人員只對我們二個人，他們二人一班，一班一個小時對付我們，日夜不讓我們閤眼。楊鳴鳳還強迫我到野外拔半人高的帶刺的野草，並限時限量，拔不完不讓吃飯，又讓我站在烈日太陽下曝曬。晚上，反綁著我的手，讓我在草地裏光腳不停地走；蚊子咬，下雨天讓我站在雨裏淋。有一次把我關在野外垃圾堆的夾縫幾天幾夜，手被反綁著，有意讓我不能驅趕蚊子，蚊子咬了不能抓癢。我被蚊子咬得滿頭滿臉滿身是包。我絕食抗議了三天，照樣要我跑，不跑就在地上拖，大小腿腫起來老粗，連鞋子都穿不進，照樣要我不停地走。一天到晚，白天黑夜叫我不停地光著腳走，站著不能蹲，更不讓我坐。6月天不讓喝水，不讓洗漱，連上廁所都限時間，派人跟著，每天不讓我吃飽。有一次一個叫朱臘香的洗腦班人員奪下我的飯碗，不讓我吃飯。到7月10日，只剩我一人，他們就威脅我，要把我送去勞教，要我兒子、女兒來洗腦班配合做工作。由於自己學法不紮實，加上內外壓力。兒子、工作人員抓住我的手寫下了違心的所謂保證[注]，這是一次沉痛的教訓。7月28日，我才回家。
﹝編注﹞署名嚴正聲明將歸類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