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幹部自述幾年來在看守所和洗腦班遭受的折磨

【明慧網2003年10月4日】我今年65歲,是退休的國家幹部。在沒有煉法輪功之前身患多種疾病:慢性結腸炎(83年就曾住院治療)、心臟病、三少(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頸椎病、腰椎病、骨質增生、子宮肌瘤、失眠、眼睛飛蚊等十幾種病症,特別是慢性結腸炎和頸、腰椎骨質增生壓迫神經,我吃不好、睡不好。看了不少的醫生,吃了不知多少藥總不見好,真是生不如死。就在這難熬的時刻,是法輪大法救了我。

93年3月25日我參加了師父兩個小時的講座。接著29日參加了師父的十天面授班。十天下來,就感到一身輕,神奇的功法使我從此告別了十多年的病魔,再也沒進過一次醫院,沒吃過一粒藥。不但我如此,我老伴也如此(也是修煉者)。十年來,我倆為國家節約了一筆可觀的醫療費用,同時使自己真正體驗了無病一身輕的幸福。

這麼好的功法,受到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歡迎。但是1999年作為國家主席的江××出於個人妒嫉,競在全國範圍內實施迫害,它「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的叫囂把上億修煉的群眾推到了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法輪功修煉群眾開始全面的迫害:抓、打、抄家、關、押、勞教、判刑、洗腦、送精神病院。我是受到迫害的一員,我多次被抓,姪兒被活活打死。

1999年7.20的下午,六個自稱是公安分局的警察闖進我家,把我強行帶到分局一科受審,8個多小時後,在我老伴強烈要求下才放回家。7月21日,我去省委找領導說理,領導不接見,也不理,反而強行把我送到我住地的派出所,非法關押審理了二天二夜。由於我沒交大法書籍,24日,街辦事處、居委會、派出所來了11人到我家抄家,搞得翻天覆地,甚麼都未搜到就灰溜溜走了。還要我每天早、晚去派出所「彙報思想」。當然我不會配合,他們又派人來監視我的行動,又經常打電話來干擾我們,把我的身份證非法扣押到分局至今未還。

1999年12月21日,我去北京上訪。在火車站,惡警把我綁架,關在火車站所在地派出所,與打架、小偷等犯罪人員關在一起。鐵籠子只有5個平方米,非法關押了七個人,裏面還有糞坑,臭氣熏天,別說不能坐,連站著都擠在一起。23日早二點多鐘,又把我送到市第一女子看守所,裏面關押著吸毒、販毒、賣淫的犯罪人員。惡警利用這些犯人來管我們這修煉真、善、忍的好人,還強迫我們與她們同床合被睡覺,又同廁所,而這些犯人中有不少是得了性病的。每天早上要我們與其他犯人一樣做體操,我們自己煉法輪功,惡警就把我們從隊列中拖出來,罰站12個小時,還用冷水灌腳。

12月25日晚6點鐘,惡警叫犯人把我們17名大法弟子拖到露天廣場上,把我們衣服、鞋子脫光,只留內衣內褲,三九寒天,把我們手腳綁起來強壓我們坐在水泥地上,還要我們不斷地移動位置。劉益萍、安基運、宋景秀等把內褲都磨破了,有的凍得全身發抖。到晚上10點多鐘,才讓回房間,洗的是冷水。第二天又強迫搞超負荷的勞動,從早上8點開始勞動,一直到晚上9點,甚至於11點,每天要勞動13-15個小時。有位叫鄧春燕的大法弟子不穿看守所的衣服,惡警叫女犯人強制剝光鄧的衣服,從一樓拖上五樓,往死裏打她,非要她穿上所裏的衣服不可。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15天,強行交300元的所謂伙食費,而吃的是豬狗都不願吃的伙食。

2000年元月份,我們找了一家能容納100多人的賓館開了一次法會。事後被惡警知道了,罰了賓館3萬多元,又把賓館的經理抓走(經理也是大法修煉者)。然後又要抓組織者,迫使我在外流離失所四個多月。由於我在外地與外地大法弟子接觸多了,被那裏惡警發現。我在那裏也呆不住了,臨走那一天,車站碼頭到處布滿要抓我的惡警,因此迫使我臨時改變路線,有家不能歸。

同年10月5日,我們一行20多人買了上京火車票,結果未上火車,在車站,被惡警以查身份證為名又把我們其中13人關到派出所一天一夜,強行要我兒子交200元,給抓人的惡警作獎金,又沒收一張100多元的火車票。然後,把我們送到洗腦班(即分局行政拘留所內)。在洗腦班,由於我不配合洗腦班的規定,10月19日惡警認為我與肖永雪、劉國芬、張惠芬等四人是所謂「頭兒」,對我們又是往死裏整。惡警高海(是拘留所裏有名的一號打手)把我從二樓樓梯口一拳打到樓梯中間,打下10步樓梯,我死命的抓住樓梯欄杆才站住。高海追下來又是一腳踢向我的腰部,我一頭栽下去,被站在下面的工作人員抱住,沒有栽死。高海還不解恨,下來又抓住我的頭髮朝頭上臉上身上用拳打、腳踢,當時打得我頭暈、耳鳴、鼻嘴流血,口腔粘膜脫落,舌頭半個多小時不能動,嘴角外邊打出一寸多長的裂口,鮮血直流。連與他一起工作的叫張靜的司法院幹部都看不下去。

惡警把我們四個人都打得半死,又把我們拖到露天下站著淋雨(那天是下中雨)。這時其他同修為了表示抗議也下樓來與我們並肩同站淋雨,我們由四人變成了13人。惡警氣得發狂,打電話到分局一科找來姓金的科長,金一來就對我們13人下毒手,一腳一腳地把我們踢倒,要我們跪著淋雨。還要按照他的要求,腰挺直膝不能彎,否則就用腳踢。一個65歲的劉月靜太婆當時被踢成小腿骨折,跪不了還要她跪,直到晚上8點多鐘才停手。但這時學員們被折磨得都站不起來了,只好就地坐著,連廁所都不允許上(這種殘酷的手段,連他們裏面的尚有良心的聶警官及食堂有一個工作人員也看不下去,這二人也陪著我們13人二餐沒有吃飯)。

在雨裏淋了十多個小時,真是飢寒交迫,衣服從裏到外全部濕透了,凍得發抖(13人中有6人是60歲以上的老人)。之後其他人回房間,而把我們四人又關在不到10平方米的鐵籠裏,禁閉了二個月,吃喝拉全在裏面,鐵籠外是男惡警的住房,他們來去要經過鐵籠子,我們解手他們都看到。

到2001年元月,被關進來洗腦的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有100多人,其中50-60歲的老人有半數以上,還有一個叫徐爺爺的70多歲。因我們都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轉化」,惡警就變著花樣來整我們。一天早上5點鐘叫我們起床,集合跑步,一直跑到中午11點40分還不停止,也不讓吃早餐,跑不動也不讓休息,不跑就拉出來拳打腳踢。到12點鐘開飯了,惡警才讓停下來,叫想吃飯的站這邊來,不想吃的原地站著不動。但我們100多人沒有一個動的,我們集體背誦師父的「論語」,把惡警氣得要命,就把一個姓韓的年輕大法弟子拉出來跪著,三個惡警用皮靴踢他的前後胸,又用釘子釘他手,把他的頭往牆上撞,殘酷至極。

晚上將100多人叫到北風口站了三個多小時,叫囂著訓話:「不轉化,就送到勞教所、判刑!」又抄床鋪、搜身嚴重違反人權。又有一次,幾個惡警對一位由部隊送來的年輕大法弟子抓住頭往牆上死命撞,又往死裏打。我們就制止他們打人,而惡警胡說他是強姦犯,我們要惡警說出強姦誰?為甚麼強姦犯搞到洗腦班來?惡警說不出來道理。我們為了抗議他們搞栽贓、陷害,就集體背老師寫的《論語》、《洪吟》。惡警喪心病狂拖軍人走,我們不准他們拖,第一天截住了,第二天來了40-50個防暴隊員,加上惡警共60-70人,對我們打的打,拖的拖,被打傷不計其數。就是70多歲的徐爺爺也被高海用長竹篙子打了三竹篙,被打腫了三個大包(腫塊)。到過春節時,惡警強迫我兒子交了2000元。這樣才算結束了一年零四個月的牛馬不如的生活。

2002年5月9日早晨,由於我發真相資料,再次被惡警劫持進洗腦班。這次惡警更加邪惡,用二、三個工作人員對一名大法弟子。三名洗腦班工作人員對我一個人進行強制性地洗腦。同修之間不能見面,不讓吃飽飯,以餓不死為原則。每晚深夜二點才讓睡覺,早六點就叫起床,中午不讓休息,不斷地灌輸邪惡的宣傳東西。由於長期不讓睡覺,許多人受不了,加上猶大的欺騙,又搞逼供,部份大法弟子寫了「三書」,有不少是不堪折磨違心表態的。到6月28日,只剩下二樓一個李婆婆,三樓也只我一人。惡人把我從三樓拖到一樓房間,要我站在寫滿謾罵我們師父的字上及站在誹謗師父的漫畫上,我不站,惡人就拖我站上。我抵制他們說:我們師父是偉大的。惡人就用香水精噴射我的眼睛,害得我眼睛難受幾個小時。

從6月28日開始50多個洗腦班人員只對我們二個人,他們二人一班,一班一個小時對付我們,日夜不讓我們閤眼。楊鳴鳳還強迫我到野外拔半人高的帶刺的野草,並限時限量,拔不完不讓吃飯,又讓我站在烈日太陽下曝曬。晚上,反綁著我的手,讓我在草地裏光腳不停地走;蚊子咬,下雨天讓我站在雨裏淋。有一次把我關在野外垃圾堆的夾縫幾天幾夜,手被反綁著,有意讓我不能驅趕蚊子,蚊子咬了不能抓癢。我被蚊子咬得滿頭滿臉滿身是包。我絕食抗議了三天,照樣要我跑,不跑就在地上拖,大小腿腫起來老粗,連鞋子都穿不進,照樣要我不停地走。一天到晚,白天黑夜叫我不停地光著腳走,站著不能蹲,更不讓我坐。6月天不讓喝水,不讓洗漱,連上廁所都限時間,派人跟著,每天不讓我吃飽。有一次一個叫朱臘香的洗腦班人員奪下我的飯碗,不讓我吃飯。到7月10日,只剩我一人,他們就威脅我,要把我送去勞教,要我兒子、女兒來洗腦班配合做工作。由於自己學法不紮實,加上內外壓力。兒子、工作人員抓住我的手寫下了違心的所謂保證[注],這是一次沉痛的教訓。7月28日,我才回家。

﹝編注﹞署名嚴正聲明將歸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