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1月4日】自由亞洲電台：全球華人關注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
自由亞洲電台2003年1月3日報導，香港基本法23條的來龍去脈，始於1984年中英關於基本法的談判，關於“顛覆罪”的條文，雙方無法談得攏，至於“分裂國家”和“叛國”罪倒容易好多，民主國家也有相關法律。而公民不能反對政府的“顛覆”罪，除了極權國家，此款條文斷難入法。當時，雙方同意擱置該項，否則基本法將陷於難產。又到1989年初，中方已同意抽出“顛覆罪”一款，不巧其後發生了春夏之交的大事件，香港被視為“顛覆基地”，於是，在1990年基本法最後修改定案時，23條便不可變更了；只不過，如何將之具體條例化，則交未來的特區政府自行立法。
去年，香港律政司梁愛詩被召往北京，在錢其琛的督促下，港府終於開始動作了。9月公布立法諮詢文件，旋即引起香港人及全球華人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關注。
基本法23條訂明危害國家安全之“七宗罪”，即：顛覆、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外國組織干預本地政治事務、與外國組織有聯繫這七項罪名。如具體立法完成，首先被扼殺的是香港人的人權與自由。按2002年9月港府草擬的立法諮詢文件，凡事涉中央和地方，傳媒未經過授權的，將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僅此一條就是對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扼殺。反顛覆法一旦確立為法律，香港言論自由恐懼之困窘，為漫長的殖民時期所未見。“煽動叛國”和“洩露國家機密”條款，賦予政府一種可怕的權力，就是可以任意將令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不悅的言行加以檢控入罪。
而且，香港民間組織與中國內地或國際社會的組織有聯繫，只要政府認為該組織有“反動”和“顛覆中央”的意味，無需法律判決，保安局長就有權取締。如此，香港民間組織的存亡，生殺大權從此掌握在政府手裏；民間組織對政府的監督、批評，從此要看權力者的臉色行事。更有甚者，按已公布的立法諮詢文件，凡香港公民，無論在任何地方（旅居外國），只要違反有關23條的法律，香港政府都有權追溯逮捕（指該公民重新入境香港時加以逮捕）。而旅居外國的香港人及其團體，與外國組織（包括被中央定義為“反動”的組織）有聯繫的，不在少數。如此恐怖的惡法，人權何存？實難怪，五年來已飽受民生困擾的香港人要發出自己的怒吼了，連一向不太發表政治意見的香港天主教陳日君主教也表達了教會鮮明的反對立場。
特別要指出，對香港現狀失去信心而且對政府批評至烈者，中產階級為其主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中產階級素來為社會中堅力量。在香港，中產階級佔人口四分之一，卻佔去納稅人的一半。因香港較其他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地區而言，稅率較低，收入低下的階層，納稅甚少。政府的財稅來源取自中產階級、富人和其他課稅，而中產階級的實際繳稅款，佔了香港課稅額的40%。中產階級為教育程度高的各界專業人士組成，這些棟樑之材向為社會穩定的因素。當他們都走上街頭，發出不平的呼號時，這個社會肯定出了大問題。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對社會貢獻之大，遠勝於為數有限的福豪，而以特區政府“商人治港”的架構，其中出將入相者，以及能不時朝覲北京，“直達天聽”者，多係富人。若論基本法23條，他們其實也不感興趣，畢竟他們喜歡的是一國兩制而非“一制”，但富人之尊口，是縫上了拉鏈的。要指望唯利者為民請命，那是做夢。倒是聽到三幾位“紅頂子”的愛國商人出來為“惡法”保駕護航。此係他們趨利避害之必然。
或有人說：其實香港政府現今諸位大員，並非兇神惡煞之人，23條完成立法之後，他們並不會劍及履及，趕盡殺絕，應能因時制宜，慎用“惡法”。這聽起來不無幾分道理，特首董建華、律政司梁愛詩、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確實比中國內地拘捕“不鏽鋼老鼠”劉荻、粗暴踐踏廖亦武等人的基本人權的那些機構來得心慈手軟。然而寄望“人治”，這恰是臣民社會的觀念，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怎能把自己的福禍吉凶託付給“清官好皇帝”？
所以，美國香港人聯合會和柏克萊加大“中國論壇”等10個民間團體，最近在舊金山召開了“關注香港基本法23條”研討會。本台特約記者夏蔚出席了這次會議，並採訪了美國香港人聯合會的副主席張志強先生、舊金山州立大學黎信成教授、法學家於浩成及《爭鳴》雜誌社長溫輝先生。
世界日報報導說國際商會關切23條立法
據世界日報2003年1月3日報導，擁有香港四大商會、銀行公會及煙草業協會為成員的國際商會──中國香港商務局，2日發表聲明，警告若港府落實現時《基本法》第23條立法諮詢文件的建議，後果堪虞，足以破壞香港成為頂尖國際商業中心。該會促請政府重新檢討整個諮詢立法程序，提供另一份諮詢文件包括白紙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