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2年9月21日】2001年1月1日我進京上訪在天安門廣場被抓，被抓後關在北京城區看守所，頭幾天我們被關在一個沒有暖氣的房間裏，當時的天氣很冷，和我關在一起的還有九個人都是大法弟子。一個公安只給我們三個褥子，我們十個人就靠這三個褥子取暖，他們還有意開著窗戶來凍我們，提審我的時候公安拿電棍來電我、打我，問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當時我不想連累別人，所以沒講自己的地址。當時因為抗議我們的被抓，我們進行了絕食，過兩天我們又被換了一個房間，要換房間的過程中公安讓我們抱著頭走路，我不聽他們的指揮，幾個公安用電棍電我，用警棍毒打我，我被打得行動不便，躺下休息和起來方便都很困難。又過了兩天我們十個人被分開了，我一個人被分在一統一所，公安讓我穿區別服我不穿，他們又用電棍電我，同室的犯人逼我說出我的地址和姓名，還不讓我絕食，用涼水來潑我，用辣椒水灌我，不讓睡覺。犯人說“我們也不想這麼幹，但公安逼我們。”
1月6日我絕食六天，公安為逼我進食對我用了電針，就這樣我也沒有進食，公安對我進行了灌食，同室的犯人說你絕食對我們壓力太大，我為了他們開始進食。一個犯人對我說：“你剛被分到一統一所時，公安對我說要讓你三天別斷疼。”
因為看到了我身上被公安用警棍打的傷，所以頭兩天他們沒有動我，過兩天公安又逼我說地址，這時同室的犯人已經不聽他們的了，他們都暗中幫我。
1月11日我被提審，公安先是開了門窗凍我，之後又不知羞恥地對我說你們上訪影響了北京申奧，我要替北京人民打你一頓，他用手打我的臉、用警棍打我，打完後把我關在別的所裏，所裏的犯人對我拳打腳踢，輪番對我進行毒打，我喊法輪大法好，公安聽到了用警棍毒打我，我被打得暈了過去，當時我被打得不能走路，坐下了站不起來，站起來坐不下，躺著睡覺不敢翻身。
1月17日我們當地的公安局來人接我，同來的還有我單位的領導，單位的領導跟我說，為接我回去，單位和家裏拿出了不少錢（單位和家裏各出了五千元人民幣，是被逼迫出的錢）。1月18日我回到了延吉，先是被拘留十五天，在這十五天裏公安讓同室的人逼我放棄法輪功。我和他們講法輪大法的好處，有一個朝鮮族老人和我說：“我以前對電視裏講的法輪功的事我相信，可現在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傷後，我對電視裏講的不相信了。”
2月1日我被關進了看守所，在看守所同室的犯人一連三天不讓我睡覺。我跟公安說他們也不管，一個公安說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我喊法輪大法好時公安都過來了。
2月19日他們把我關進了勞教所。在那裏他們逼著我們大法弟子幹活，逼著我們學習誣蔑材料，逼著我們放棄法輪功，逼著我們長時間的坐著，連動一下也不行。如果動一下，他們就打罵。他們把我的親人找來動員我，要我放棄法輪功，我沒有動心，科長李文斌竟然說我沒有人性，他用拖鞋打我的臉，把我嘴都打破出血了。
有一天我們出去幹活，當時下著雨我們身上都濕了，幹的活是清理髒水溝，中午吃飯的時候也不讓我們洗手，吃完飯後也不讓我們休息，讓我們在衛生間裏坐著。我們提出衛生間裏太冷，班長就罵我們，李文斌過來就打了一個大法弟子，我馬上跟教育科科長說：“科長就能隨便打人嗎？”
李文斌把我們三個人關了禁閉。後來我從禁閉室裏出來，還讓我們長時間的坐著不許動。因為長時間被懲坐，動也不讓動一下，所以很多人的臀部都坐壞了，當時我的臀部也坐壞了，像針扎的一樣疼，我提出換個姿勢坐班長也不讓，有一天因為坐不了，班長罰我站，我站了半天就暈過去了，李文斌叫去要看我臀部的傷，看完後他說你可以坐在地上，但是不能用坐墊，就這樣過了很長時間，因為我沒有放棄修煉法輪大法，他們每個月都給我們加期，最長的一個月給加20天。
12月19日我們被轉到吉林省九台勞教所。在九台勞教所裏他們讓我們幹活，還不讓我們跟其他人說話，如果發現有人說話，不是打就是罵。一天看電視新聞，我說電視台新聞的內容都是假的（新聞裏有誣蔑內容）。大隊長唐文波、幹士劉夕多、隊長趙奉山等五人輪番的打我，他們說現在要來嚴打法輪功，幾乎所有的人都被打了，只要是不放棄信仰就用電棍和用鞋抽打臉，趙奉山說讓你們過堂，要讓你們嚎叫，妥協的就被逼著寫“五書”。 有一天他們逼著我們大法弟子讀洗腦材料，我不配合，唐文波就用鞋底打了我一頓臉。
2002年4月1日我被非法勞教的期限滿了，勞教所也不放我，還給我加期兩個月，直到2002年6月11日才放我出來。
我在被非法關押期間，始終有一個信念，我要助師世間行、維護法、證實法。我是大法的一個粒子，不能給大法抹黑。
（2002年法輪大法亞太國際法會發言稿）
